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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楷模刘少奇
作者:罗雄
 发布时间:2014-2-06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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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楷模刘少奇

罗 雄

 

 

导 语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严峻复杂、承担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七十年前,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路线”。

1957年4月7日,刘少奇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指出:“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

从刘少奇的论述中,让我们从中领悟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执政理念。

 

公   论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业绩、崇高风范、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刘少奇大辞典》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毛泽东

  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他从来都把自己放在组织之中,尊重集体领导,服从组织决定。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格。——邓小平

   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少奇同志思想和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刘少奇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对我们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江泽民

   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品格。刘少奇同志为人忠诚坦荡、光明磊落,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同时他也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鼓励别人讲真话,坚决反对弄虚作假。他不隐瞒任何错误,常常主动承担责任。——胡锦涛

  刘少奇同志是一位真正的无产者,连骨灰都撒向了大海。他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的经济思想、治国理念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理论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应该好好学习、研究和宣传。——习近平

  刘少奇提出的党的群众观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向人民群众学习。这就是我党建党以来的群众观和方法论。

一、相信群众坚持白区斗争

  1922年,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就投身于中国工人运动,在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和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中,他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推动早期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一)领导安源大罢工

  1922年8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赤色职工国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来到湖南长沙郊外的清水塘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这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第一次会面,随后前往江西萍乡安源路矿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在安源,他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主任、总主任的身份,深入到工人之中,了解路矿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周密部署,于9月13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斗争中,刘少奇挺身而出,作为工人代表只身进入路矿当局戒严司令部谈判,为工人群众争取了十三项权利! 

  刘少奇号召安源工人组织起来,打破“包工制”、采取“合作制”,通过建立代表会议制度为工人办实事。他还大力发展了党团组织,1924年秋天,刘少奇在安源创办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所地委党校,主要培训工人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这一时期的安源,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300多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3,被誉为“小莫斯科”。 刘源同志说:“是安源的工农群众培养教育了我父亲,使他从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工运领袖。”

  1、成立消费合作社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刘少奇提议成立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发行股票的形式筹措合作社基金,向工人提供廉价生活用品。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行最早的一支股票。由于消费合作社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周转资金严重不足。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刘少奇提出增资扩股和设立储蓄部的措施。消息传出,工人踊跃投资,很快就筹集一万多元股金。从此工人们从消费合作社买到了价廉物美的生活用品,不再受中间商的盘剥,极大地增强了工人俱乐部的凝聚力。

  1923年8月,合作社已发展3家商店,经营管理人员达40多人。到1924年12月,合作社基金达28300余元,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地方货币在安源应运而生。

  2、筹建工人俱乐部

1923年8月16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换届,李立三调中央工作,刘少奇当选为俱乐部总主任。为了使工人俱乐部有一个活动场所,刘少奇带头并发动工人捐款,主持修建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礼堂,以丰富工人的文化生活,。他从图纸设计到材料准备、施工监督,都事必躬亲。

刘少奇为工会工作付出了辛劳,工人俱乐部代表提议给他每月发放200元工资,刘少奇却坚持只要15元。他说:“要召开党内外积极分子会议,给工人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搞革命是为了要解放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道理讲清楚了,工人才相信我们。”刘少奇这种处处为工人群众着想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安源工人的爱戴和拥护。

  3、创办文化补习班

安源路矿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也是民族工业的标杆,当时有产业工人一万三千余工人,但“不识字者占四分之一”。为了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刘少奇从1923年开始在安源创办七所工人夜校、五个工人读书室、一个工人图书馆,主办文化补习班,除了工人以外,还吸收了七百余名子弟入学,大大提高了工人及其家属、子弟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在安源工作期间,刘少奇经毛泽东、杨开慧介绍,与进步青年何宝珍结婚,先后生育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三个孩子,他的大儿子刘允斌是中国两弹一星功臣,于1924年出生在安源。

(二)组建全国总工会

  1925年春,刘少奇离开安源来到广州,着手进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当选为全总委员长,刘少奇当选为副委员长。在此期间,刘少奇领导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工人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崇高威望,逐步使他从地方工会负责人成长为全国工运领袖。

  1、领导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产业工人反帝大罢工,史称“五卅惨案”。受全国总工会委托,刘少奇于6月初赶赴上海,负责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并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大游行。

  在领导上海工人罢工斗争中,刘少奇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斗争策略。同李立三、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一起,深入工厂、码头、租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及时指导工人的罢工斗争。为了粉碎敌人从内部瓦解工会的阴谋手段,刘少奇抓紧群众的思想教育,十分重视基层工会组织建设。随着斗争的发展,上海总工会虽然遭受帝国主义及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威胁,由于组织严密,反而使斗争力量日益增强,共有二十多万产业工人参加罢工斗争。刘少奇依靠工人阶级为中坚力量,以上海工商业联合会为组织形式,执行“民族的各阶级的联合战线”的斗争策略,掀起了沉重地打击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大革命高潮。

  2、组织省港罢工

  1926年初,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患病不能工作,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负责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一起领导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持续了七八个月,有几百个单位、几十万人参加。针对罢工队伍内部出现的纪律涣散、各行其是、派系纷争的现象,刘少奇以很大的精力推动各行各业工人的大联合,努力使各级工会巩固起来。他多次指出:工人阶级联合有四个政治步骤,一是精神的联合,二是物质的联合,三是行动的联合,四是组织的联合。革命的工作就是联合的工作,联合成功即革命成功。为了加强工人群众的团结和联合,刘少奇先后主持成立了广东省济难总会、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香港青年工人大会、省港女工大会等,他都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讲话,一再强调“赶快联合,紧密团结。”

  在省港罢工斗争中,刘少奇积极促进工人大联合,形成了强大的斗争力量,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开幕式,并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

  3、收回武汉租界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杀害我无辜同胞。当时,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汉口召开,主持大会的刘少奇和李立三得知消息后,立即动员全体代表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参与反帝大同盟的洪流中,并于当晚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提出了请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六项要求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五项办法,立刻得到了国民的拥护。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长期郁积在武汉人民心中的熊熊怒火。在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下,湖北省总工会和各行业工会纷纷发表通电,揭露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号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收回汉口英租界而斗争。1月5日,在刘少奇、李立三带领下,武汉全城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和示威大游行。群众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汉口租界”口号,向英租界行进。工人纠察队率先冲进租界,迅速拆除沙包、电网组成的防御工事以扫清障碍。随后,群众冲进英租界,包围了巡捕房和工部局办公楼,驱逐了租界内的巡捕。愤怒的群众登上办公楼顶,扯下英国国旗。租界内的英国官员和巡捕、水兵纷纷逃往长江边上的英国军舰。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下,被英帝国主义霸占60多年的汉口租界一举收回,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1927年2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从广州迁往武汉,刘少奇集全总秘书长、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两职于一身,全身心投入到工运中。

  (三)谱写白区新篇章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从公开到隐蔽,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秘密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刘少奇行走在白区的明枪暗箭之中,为党的建设出生入死。他坚持“防御为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指导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活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1、上海沪东区委书记

  1928年冬至1929年春,刘少奇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他讲究策略,利用时机开展合法斗争,有力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二十年代末期上海城区韬朋路、杨浦路上,有一家英国人办的老怡和纱厂,是夏衍《包身工》的创作原型,有3000多工人。工人每天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要工作12小时以上,中午只能停机30分钟,吃完自带蒸饭之后又马上开工。1929年春季的一天,厂方忽然以节约能源为借口,取消蒸饭制度,工人得知后非常气愤,以消极怠工表示反抗:“我们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厂方竟要我们吃冷饭冷菜,我们为什么要为资本家卖命呢?”怠工的风潮迅速扩大,刘少奇主持召开区委会议,研究如何引导这一斗争向有利的方向发展,把工人的自发斗争转变为党的领导。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4·12”事件后,革命形势跌入低潮,斗争口号的正确直接影响工人运动的成败,如果提得过高,就会吓退群众,使党脱离群众;如果提得过低,又将落后于群众,使党成为群众的尾巴。区委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要求恢复蒸饭”的斗争口号作为罢工理由
在讨论过程中,刘少奇介绍了他在安源煤矿领导工人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他说。“斗争口号可分两种,一种是鼓动口号,我们提出‘要求恢复蒸饭’这个口号,就是鼓动口号,群众在此口号鼓动下,可以马上起来斗争。因为这个口号是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一触即发。还有一种是宣传口号,我们提出‘恢复蒸饭’这个口号的同时,还可以提出‘停机一小时回家吃饭’的口号,对资本家施加压力,让资本家考虑恢复蒸饭损失小,还是停机一小时回家吃饭损失小?这是动摇资方的一种策略。此外,斗争形势不断发展,在新形势下应该提出新的斗争口号。如果在要求恢复蒸饭斗争中资方开除工人,则应随时提出要求某某复工的口号,作为新的鼓动口号,鼓动工人把斗争坚持下去。”在讨论“蒸饭”斗争应采用何种斗争方式的问题时,刘少奇指出:“目前斗争尚未扩大,部分怠工方式的斗争,应扩大为全厂斗争的方式,不使细纱车间孤立无援。斗争如果继续发展,要作部分罢工或全厂罢工的准备。”

刘少奇在区委会上的精辟论述,使大家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斗争的目的、口号和方式。合法谈判在进行,罢工斗争仍在扩大,厂方在 “两手”夹攻中,终于达成了协议。厂方同意恢复蒸饭,而且在协议书上还写上一条厂方不能因工人怠工而藉口开除工人。“蒸饭”斗争终于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中共顺直省委自1927年8月1日在天津成立起,就存在“极端民主化”、“闹经济主义”等问题,致使顺直省委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为了尽快扭转局面,1928年3月下旬,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解决“顺直问题”。

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刘少奇于9月7日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最近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将情况如实报告中共中央。随后,和陈潭秋一起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不久经中央同意并发出。11月,刘少奇编辑出版顺直省委党刊《出路》,为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政策水平、加强党的组织观念,为改造顺直党组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2月下旬,他又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会上恢复了顺直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并统一了党内认识, “顺直”问题得到解决。

  2、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1928年底,管辖黑、吉、辽、冀、蒙的中共第三、四届满洲省委机关相继遭到严重破坏,省委班子成员先后被捕,使东北区党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中央巡视员谢觉哉巡视东北后,向中央建议:“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经过相当时日,不难有很好的成绩出来”。

  1929 年6月4 日,中央采纳谢老意见,刘少奇临危受命,接替陈为人第五届满洲省委书记,秘密前往沈阳旧址。为尽快打开满洲工作新局面,刘少奇将恢复和整顿满洲各级党团组织作为省委的首要任务。刘少奇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在重建后的省委班子中,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内部团结,健全规章制度,恢复党团组织生活;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各级党组织。在刘少奇的艰辛努力下,满洲省委由原来“异常脆弱”变得逐步坚强起来,省委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大大提高,为领导东北革命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到1930 年3 月底,满洲省委配备了5名委员,下辖宣传、组织两个工作部门及职工、军事、少数民族三个专门委员会,组织机构日臻完备;地方组织有哈尔滨特委及大连、抚顺等10个特支,共30个支部和206名党员。抚顺特支书记杨靖宇就是刘少奇从河南省确山县委书记岗位上选调东北工作的青年骨干之一,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司令员。

  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曾两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领导了中东路工人运动。第一次是1929年9月26日,刘少奇到哈尔滨领导反对“中东路事件”的活动;第二次是1930年1月11日,刘少奇到哈尔滨领导了中东路失业工人复工运动。在他的领导下,哈尔滨的革命活动和工人运动出现了高潮。同年3月底,刘少奇离开哈尔滨去上海,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三万余字的《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

  3、中共北方局书记

  1936年4月初,为了贯彻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再一次临危受命,来到天津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当时,刘少奇以南开大学"周教授"的身份为掩护,成功领导了北方局和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了党组织,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此写出了许多指导党在白区斗争的文章和著作。

  北方局机关设立在法租界石敦士路(今天津市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楼下是一间叫惠兴德的裁缝铺,楼上是刘少奇居所,陈设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木床、一个方桌、一把木椅。虽地处闹市,为城市居民量体裁衣的裁缝铺巧妙地成为中央与北方局的秘密联络点。刘少奇在这里重新组建了北方局(原北方局与河北省委是一套班子)。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刘少奇根据中央精神和北方各省的具体情况,批判和纠正了“左”倾路线错误,从理论上、政策上、工作方式上为北方局党组织指明了方向。

  1936年5月28日,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天津数千名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大游行,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到1936年底,北方局的党员由原来的几十人发展到四百多人,成为我党在华北地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刘少奇主持北方局的工作虽然只有一年,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当时党中央对刘少奇在北方局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二、依靠群众保障红军长征

1934年春,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身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从上海秘密来到红都瑞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维埃执行局委员长,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劳动部副部长。刘少奇在中央苏区后亲手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领导了苏区国有企业和军工生产,为保卫中央机关和支援反“围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长征途中,刘少奇兼任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他与副主任杨尚昆一道,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从红区、白区和海外侨胞中,筹集了大量军需物资,支持红军走过了2500里长征。

  (一)红都瑞金委员长

  1932年冬,刘少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从上海秘密前往中央苏区根据地——江西瑞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委员长、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劳动部副部长。他在苏区国有企业率先实现厂长负责制,组织工人努力生产军需用品支援前线,开展同白区的贸易,打破了国民党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刘少奇还亲自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后命名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全师1.3万人,分编成3个主力团和1个预备团。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支以“工人”命名的正规武装,在历次反“围剿”中战功卓著,为巩固壮大红军中的工人阶级骨干力量、抵御国民党的“围剿”、保卫党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

  1、实行厂长负责制

中央苏区在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同时,逐渐建立了一批国有军工企业。到1934年,拥有军工、被服、印刷、造纸、纺织、通讯器材、生活用品、卫生用品等行业在内的国有工厂32家,还有钨砂矿以及其他各行业生产合作社。这些工厂和矿业的发展,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改善了人民生活。

但是,由于这些工厂诞生在战争年代基础差,生产力低,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训练得力的管理干部,搞经济工作的同志缺乏经验,在国有工厂管理上存在混乱状况,极大地妨碍了生产发展。如何管理好已经建立起来的工厂,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已经成为苏区领导机关的迫切任务。

  刘少奇进入中央苏区后,多次到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很快了解到当时国有工厂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存在“许多不可忍耐的状况”, “许多工厂尤其是军事工厂每月的生产计划不能完成”,“生产品质劣,兵工厂的子弹,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枪修好后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被服厂做好的军衣不合尺寸,不好穿,扣子一穿就掉”等等。刘少奇及时与苏区的厂长、工会干部及工人谈心,寻找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他强调,要办好工厂,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厂规厂纪,完善各种管理制度。

  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1934年3月31日,刘少奇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53期上发表了《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针对苏区国有工厂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刘少奇提出了建立完备的工厂制度,科学地组织与有计划地生产等国家企业管理方法,首次提出并建立由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组成的“三人团”工厂管理制度,并在厂长负责下,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讨论各项工作和提出建议。他指出:“必须把工厂中完全的个人负责制建立起来。”厂长对于全厂的生产与行政,负有绝对的责任,因此他有权力来决定和支配全厂的一切问题。“在不违反劳动法的范围内,关于工资、工作时间、生产数量,以及调动、处分和开除工人职员等,厂长是有完全的权力决定与执行的。但厂长在决定各种问题时,必须事先与党的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商量,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配合党与工会系统一致执行。但党的支书与工会主席不同意时,厂长有最后决定执行的权力,并同时提到上级机关来讨论。”刘少奇强调,一定要用这种“三人团”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工厂。对工厂中各科的科长与各生产部门的主任(即工头),也必须清楚规定他们的责任与权力。刘少奇还提出要制订完备的厂规,严格劳动纪律,组织与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热忱,精密地科学地制订生产计划,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采用计件工与包工的工资制度等一整套科学管理国营企业的思想与方法。

  同年4月份,刘少奇主持制定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苏维埃国有工厂支部工作条例》等。他提出在工厂的管理中要吸取传统管理的有益经验,还认为“我们现在来管理我们的工厂,不能不从资产阶级的工厂中来摄取一些管理的技术与方法”。这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 ‘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盛行苏区的情况下,是相当宝贵的。

  刘少奇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关于苏区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的思想,不仅为苏区发展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刘少奇在苏区,还主持制定了我党历史上首部《劳动法》。

  2、开辟水上交通线

  为了更好地利用瑞金至赣江这条唯一的水上物资流通渠道,1933年6月,刘少奇决定把苏区的船工和苦力组织起来疏通河道。此前,针对日益严重的水路运输缓慢情况,刘少奇曾深入到瑞金基层船队进行调查,和船工们同吃同住,了解沿江两岸木船、竹排、船工和造船工人的数量,考察赣江通向苏区的水路。

  刘少奇指示赣南木船工会成立瑞金河流修理委员会,发动苦力工人疏通瑞金河道,破除迷信思想,炸掉了坐落在瑞金武阳区河道中心的“龙颜石”,以疏通瑞金和外地的水上运输。刘少奇还组织造船工人制造了三百条木船,以壮大水上运输量,增强了苏区自治和反经济封锁能力。

  3、组建苏区工人师

  1933年,为了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面前党的紧急任务》,其中,首当其冲的紧急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巩固与扩大主力红军,在全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刘少奇努力指导各级工会组织,动员工人群众报名参军,保卫苏维埃政权。

  2月17日,刘少奇在瑞金主持了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工会筹备会,在会上,他提出“3月份要动员2000名会员参加红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 2月27日,苏区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筹备会在瑞金沙洲坝枣子排村召开。会议决定在3月份征调1000名会员参加红军。根据与会同志的意见,刘少奇批示成立“苦力运输工人师”。

  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先后于4月1日和5月1日在瑞金召开。刘少奇分别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农业工人的任务》和《关于革命形势和工会工作任务》的报告,再次向中央苏区的工人兄弟发出号召:带头行动起来加入红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口号感召下,中央苏区工人很快掀起参加红军的热潮。尽管群众参军热情高涨,但刘少奇还是要求各级工会做好扩红宣传教育工作,务使每名工人都能够真正懂得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意义,让全社会形成“当红军光荣”的共识。

  (二)福建省委刘书记

  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极“左”错误路线影响下,苏区政权遭受严重挫折,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陈兵10余个师于松毛岭下朋口地区,对苏区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刘少奇又一次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征集兵源准备长征

  刘少奇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后,一方面领导苏区军民积极响应 “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号召,开展扩红支前工作,千方百计抵御敌人的进攻;另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做好转移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破坏敌人后方运输线,牵制干扰敌人向苏区进攻,刘少奇大力支持红八军团在福建、永定、龙岩、漳平、南靖、平和等县边界建立游击区;大力支持红九军团在岩连宁建立根据地。这时,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命李延年纵队率领6个师,配备飞机、大炮围攻长汀。 
    为了保卫汀州、保卫瑞金,中革军委调遣中央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先是夜袭温坊取得胜利,而后在东线大门松毛岭展开激战。在战局形成对峙状态的危急时刻,刘少奇将刚训练4个月的1600名新战士补充到红九军团,支援红九军团夺回了松毛岭制高点阵地。 

  2、筹措军需保障长征

  在松毛岭保卫战7天7夜的日子里,刘少奇动员组织成千上万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洗衣队和慰劳队支援前线,在前线和红军一起修工事、挖战壕、抬伤员、运弹药、送饭菜和送茶水,鼓舞了士气,提振了信心。 

  为了提早做好到长汀四都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刘少奇还亲自组建了一支由30多只木船,80多人、40多杆枪的水上游击队,其主要任务以濯田水路为战场,将宣成、涂坊、三洲各区的粮食从水路运输到濯田,然后运输队肩挑到四都。水上游击队和运输队经过3个多月的奋战,共抢运了50多万斤粮食到四都,为福建省委、中央苏区游击战争储备了充足的粮食。 

  3、节约粮食支援长征

  为了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紧急动员群众筹借24万担粮食供应红军,刘少奇动员省委机关工作人员每月节约3升米支援前线,并将省委机关原吃大锅饭改用布包蒸饭 “包包饭”。一天中午,大家吃饭时没看到与大家谈笑风生的刘书记,心生疑虑。后来从炊事员口中了解到,刘书记为了节省粮食,把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刘少奇忍饥挨饿节衣缩食支援红军的消息传开,大家竞相效仿,不仅推动了福建、苏区支前工作,而且成了广大干部、红军战士克服困难、英勇作战、反攻围剿的精神力量。

  1934年9月,刘少奇由长汀回到瑞金,10月又跟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他在福建长汀工作虽然只有三个多月时间,却留下了与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的永久记忆。

  (三)红军长征指挥员

  1934年10月初,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0月10日,刘少奇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10月22日,中央电令: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领导工作,任中央代表。刘少奇到第八军团后,一边同大家一起艰苦行军,一边督促检查工作。11月下旬,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严重损失,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刘少奇担任中央代表。1935年1月,刘少奇出席了遵义会议,他在会议上批评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不久,刘少奇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有效解决了红三军团战斗力不强的问题。

  1、红八、五军团党代表

  长征前夕,刘少奇随苏区中央执行局编入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即“红章”纵队。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第二天,在于都南部的仁凤、小溪地区,刘少奇接到周恩来、秦邦宪电令:“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领导工作,任中央代表。”
    红八军团,是中央红军中最年轻的一个军团,诞生于出征前一个月。八军团下辖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三师,其中第二十三师就是刘少奇在苏区亲自组建的工人师。
    长征以来,红八军团与红三军团一道,担负全军右翼掩护任务,天天都是急行军,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重兵围堵,加上中央纵队“大搬家”式的突围,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刘少奇在湘江战役中和他的战友们一道,以自身的顽强牺牲精神突破了蒋介石第四道封锁线,保障了中央机关渡过湘江。
    中革军委于1934年12月23日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编入红五军团序列,刘少奇为红五军团党代表。 
    刘少奇到红五军团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在部队实行轻装减负。湘江战役证明,搞“大搬家”式的行军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刘少奇经中央同意后,立即在红五军团做轻装减负工作,向全体官兵讲清道理:今天主动丢掉一些包袱,是为了今后更大的发展。刘少奇自己带头,忍痛割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个人用品主动销毁。经过彻底轻装,红五军团轻装上阵,增强了战斗力。 

  2、出席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央决定在遵义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3日,周恩来代表中央电告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党代表刘少奇:“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

  刘少奇和李卓然接到电报,于14日按时赶到遵义城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总结了中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工作,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但博古、李德却拒不承认错误,反而把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客观。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会议上发言,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严重错误。 

  刘少奇在会议上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指出,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路线造成的。因为“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才有今天的结果。他在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与军事决策。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遵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和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到三十七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刘少奇高兴地说: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3、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遵义会议不久,中央调刘少奇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到红三军团后发现,部队政治工作非常薄弱:因战斗激烈,减员严重,一些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牺牲后,没来得及补上,使党支部不能正常活动;部队新提起来的干部多,工作没有经验,战士中还存在混乱思想,新参加红军的战士,不明白红军宗旨就当了兵。

  针对这些问题,刘少奇决定召开一次团以上干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935年3月,会议在贵州鸭溪举行。这是一次专门解决干部战士思想问题的会议,刘少奇就党的干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等问题作了系统发言。他提出了在行军打仗中部队减员严重、支部成员更换频繁的情况下,如何健全支部、加强支部的工作问题的办法;针对新战士多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新干部经验不足和加强对新干部教育的方法和措施。刘少奇提出的这些方法、措施,对于巩固红三军团的党组织,加强红三军团的思想政治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之后,刘少奇把红三军团的思想政治工作现状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电告中央,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 

  1935年6月,刘少奇与红三军团一起来到冰雪覆盖、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下。刘少奇认为跨越雪山,是对红军的一次严峻考验,因此必须预先做好各项准备。当部队驻扎在雪山下时,刘少奇刚刚放下行李,就到各连队去检查翻越雪山的准备情况。他要求:干部战士所带的衣服都要穿上;脚上的单鞋外面要包上棉布或套上草鞋,每个连队要煮上一锅辣椒汤,强制战士过雪山之前每人喝上一碗。他要求当夜宿营后,战士们要休息好,积蓄过雪山的体力。刘少奇特别对过雪山时干部的组织领导责任和分工情况进行了检查,确定了连队的宣传动员口号,要求干部、战士携手并肩过雪山。

  第二天,刘少奇把战马让给了体弱的战士,自己和普通战士一样喝了一大碗辣椒汤后,手拄木棍、一步一步向雪山攀登。刘少奇一边行走一边鼓励战士说:手拉着手,一定要一鼓作气紧跟队伍,不能泄气,最累也不能坐下,因为山顶空气稀薄,一坐下来就有可能起不来了。 

三、武装群众首创修养理论

  为了保持党内纯洁,抵制党内因为队伍不断壮大而出现的各种思潮,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少奇适时从共产党员自身修养和党性锻炼角度首创党的修养理论,对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修养”历史背景

1、抗战全面爆发

日本军队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夜,驻卢沟桥日军在未通知中国当局的情况下,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谎称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后,日军野蛮地向卢沟桥对岸开火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全民族抗战开始。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军队和团体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钢铁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从此中国人民抗战全面爆发。

2、六中全会召开

为了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各部门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任务。全会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能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体党员必须解决“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的问题,要加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全会还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了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和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

3、党的队伍壮大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热血青年出于爱国之心,不愿当亡国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这样一来革命队伍就增添了大批新生力量。因为新生力量出身不同,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不同阶层的各种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也带到了延安,使党员成分更加复杂起来。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吸收新党员。全国各地大批热血青年、知识分子、进步人士纷纷被加入党组织,党员数量迅速增加。

抗战开始时,山西省只有党员360余人,到1939年春,仅晋西北的党员就达1万余人,晋察冀边区的晋中、冀西两区的党员在一年之内就由几十人发展到8000多人; 1938年9月,河南省党员也已达8000余人,有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1938年底到1939年初,上海的党员人数达到2300人,广东省党员人数达7500人,四川党员人数达3250多人。截止1939年底,全国党员总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猛增至50多万人。

党员队伍的壮大,党的思想状况也更加复杂起来了。如何树立正确的建党思想,怎样在党内发扬革命传统,妥善地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就成为当时全党的一大政治课题。面对新形势,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刘少奇同志,体会更加深刻,认识更加清醒,为此,他多次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做过深入交谈,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志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既是民心所向的体现,也是革命事业蓬勃发展十分必需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也表示出了担心和忧虑,害怕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影响到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和民族解放的艰巨任务。

  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的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重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于是,刘少奇在奔赴中原任职途中,就开始酝酿思考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员的政治学习教育材料太少,尤其是能够适应形势发展、指导实际工作的政治学习教育材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在少奇同志思想深处产生强烈的共鸣,更坚定了写作论述“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决心。

  (二)“修养”形成过程

1、渑池写作提纲

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率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秘书栗在山、副官李拓、会计郭金林、保健医生钟毓、译电员熊景钊、警卫员严昌辉、苏登科、王炳忠、卢佑德等一行17人,离开延安到达西安,与河南省委副书记郭述申、鄂豫边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分别后,奔赴中原局任职。他途经潼关改乘火车,11月27日到达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会盟古城、仰韶文化发源地河南渑池,这里也是八路军兵站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卫立皇驻地。刘少奇在渑池的油灯下,根据自己多年以来对党内生活的观察,在六张土制宣纸上用毛笔撰写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

1939年1月初,刘少奇亲自指导豫西省委在渑池兵站窑洞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训练的对象是河南、陕西、山西部分中心县的县委书记,也有一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代表。在第一期训练班上,刘少奇以讲授党课的形式,首次宣讲了 “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刘少奇指出:一定要建设一个好的党,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加强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提高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的自觉性,更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刘少奇在报告中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

2、竹沟完成初稿 

1939年1月21日,刘少奇一行从渑池出发,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停留一周后,经南阳、泌阳,1月28日到达确山竹沟。

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原局和鄂豫边省委在竹沟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区、县以上党组织负责人和游击骨干。为了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党性教育,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以“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为基础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稿,并在“提纲”的题目加上“论”字,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内容上进行了再一次完善和补充。刘少奇在竹沟每天晚上都坚持看书学习,常常彻夜不眠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党建理论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初稿)。

3、延安公开发表

1939年3月底,刘少奇又从竹沟回延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应时任中央总书记、中宣部长、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邀请,于7月8日、12日分两次在蓝家坪向马列学院向学员作了专题辅导报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刘少奇的报告,在延安引起强烈反响。张闻天提议刘少奇将报告整理成文,送《解放》周刊总编辑吴黎平。吴黎平如获至宝地将文章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这是一篇好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该快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于1942年在《解放》周刊第81、82、83和1943年第84期连载。其主要内容包括:(1)马克思主要理论修养,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及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2)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修养,包括具有正确的公私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3)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修养,即能够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同党的组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党员个人之间的关系;(4)文化科学知识修养,即具有广博的知识,精通业务工作,办事能力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为延安整风必读文献印发全党,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纯洁党员队伍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三)“修养”社会价值

1、传承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是我党思想建设的重要资源。刘少奇在写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认真学习了随身携带的《孟子》、《论语》等。刘少奇在党员修养理论中,比较完整地借鉴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形成了既富文化内涵、又具政治特色的党性修养理论。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他用古人“修身养性”观作为共产党人自我改造的借鉴,以“慎独”、“自省”等作为基本概念和思想范畴,把“党性”与“修养”相结合,实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党性理论的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达到了传统美德与共产党人高尚情操的和谐统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性修养理论,丰富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在引用了“修养”、“慎独”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运用了大量的古代传统道德文化理念,论证了共产党员思想道德修养的意义、要求、目标和方法,具有极强的思想性。

关于共产党员思想道德修养的意义,刘少奇指出:“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他以孔子为例,说明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自身修养,不断完善自己。他特别引用了孟子关于凡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了一个艰苦的修养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并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刘少奇还分析了党内存在的放松修养和世界观改造的倾向,指出一些党员把马克思、列宁等看成是天生的神秘人物,认为他们的思想道德品质“高不可攀”,是学习不到的,自己也不可能具有那样高的思想道德品质,因而放松了自己的修养。刘少奇以“人皆可以为尧舜”为例,要求党员要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努力学习他们的思想品质,绝不能自暴自弃,畏葸不前,否则就会成为“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

在思想道德修养的要求问题上,刘少奇的传统道德思想最为丰富。他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最进步的美德,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应具有的共产主义道德应该是涵盖人类一切进步的、高尚的美德,其中也包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主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理想境界和奋斗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气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革命牺牲精神;有如“日月之食”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浩然正气;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宽容和“委曲求全”的广阔革命胸怀等。这些都形象地概括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境界,实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产党人思想道德观的有机结合。

在思想道德修养的目标方法问题上,刘少奇提出了“慎独”、“自省”等概念。“慎独”出自《礼记·中庸》,是古人修养的基本方法,也是所要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慎独”原意为,在个人独处时,自己的言行也能谨慎不苟。刘少奇借用这一概念指出:作为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要达到这种修养境界,就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在心理上达到诚恳、坦白、愉快、无私,除了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私利。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方法上,刘少奇借鉴了“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反省方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互相帮助、相互批评等,为共产党员正确地进行自我修养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孕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汇集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精华。这篇著作是一部把传统道德文化思想与共产党人科学的世界观、革命的人生观、奉献的价值观有机结合的典范。

2、陶冶思想情操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每个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和党性修养,确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从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答问题,这对于党的建设具有永恒性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党员修养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永久性课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理论体系,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杰出贡献。

邓小平在评价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杰出贡献时说:“刘少奇同志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捍卫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为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为确立党的生活的基本准则,为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世近70年来,仍然魅力不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员的修养,已成为关乎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修养是中国共产党以及每一个党员自身建设的永久任务,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是在践行这一永久性任务中,将长期地发挥作用。

3、誉为东方圣经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于1939年初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在延安重印了3次。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也不断翻印。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华中新华书店、中共胶东区党委宣传部、冀中导报社、辽东建国书店、晋绥新华书店、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山东新华书店、太岳新华书店、大连大众书店、渤海军区政治部等都先后翻印过这一著作,各地翻印的版本不下40种。1945年新加坡新民主文化服务社以《1939年7月8日在马列学院的讲演》为题进行了翻印;1949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也予以翻印。此外,一些地方在翻印过程中,为了避免版权纠纷,连著作的名称也发生了改变。1948年大连大众书店翻印为《论革命家的修养》;还有一些版本没有署名出版社, 1948年翻印的署名宣传部的《党员修养》,1940年翻印的《论修养》等。从数量上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中共领导人单行本著作中发行量最大的。1962年刘少奇第二次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进行修订。经过这次修订,结构更加合理,语言更加流畅,对重大观点的表述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党员修养的需要。因此,1962年后发行量更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巨大的发行量,体现了广大党员群众发自内心的学习需求和著作的内在价值。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恢复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地位并重新修订出版,这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刘少奇的第一部著作。1981年,经过20年的曲折,《刘少奇选集》上卷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收入其中。从新中国成立到2008年,人民出版社、新知上海三联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前后27次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4000万册,国外出版机构也将其翻译成英文、日文、捷文、荷文、西班牙文等几十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发行,被称为共产党的“东方圣经”。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影响了几代人,“狼牙山五壮士”的遗物中,焦裕禄的枕头下,雷锋的驾驶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熠熠生辉。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论党》、《论党内斗争》并称为“党建三论”,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重温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论党内斗争》的精彩演讲耳目一新:“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

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领导开创和发展了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及时向中央提出正确的应对措施,领导重建新四军,巩固和壮大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继八路军之后又一支重要抗日武装力量。

  (一)巩固华北根据地

  华北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东北后扩大侵略范围的第一站,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及时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不负众望的成为担当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重任。

  1、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17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刘少奇任中央驻北方代表,去华北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刘少奇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后,遵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并向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阐明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党的任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刘少奇先后以陶尚行、吕文、KV等笔名在党内外刊物上发表了《白区职工运动的纲领》等一系列理论文章,从政治、思想上清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全面总结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党在白区斗争的正确思想,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极大的提高了全民抗日意识和积极性,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深入人心。

  在开展党内思想教育的同时,刘少奇还从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进行华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首先,对北方局进行了组织调整,把支持正确路线、熟悉北方党组织情况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及彭真调到北方局工作。改组后的北方局领导河北、山西、山东、绥远、河南、内蒙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此外,北方局根据中央的指示,派出黄敬等一批干部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其次,为一大批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统治时期受到错误打击和处理的党员干部予以平反。

  1936年6月,经中央批准,北方局设法将王若飞、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名党的领导骨干从北平草岚子监狱营救出狱,随即将他们派往华北各地加强北方局党的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北方局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36年底,北方局党员数量已发展到5000人左右。其中,天津党员数量由年初的30人增加到400余人,在许多工厂、大中学校和一些群众团体中建立了党支部,为进一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随着北方局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加强,党在天津和整个北方地区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策略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在党的领导下,天津民众救国会、天津工人救国会、天津农民救国会、天津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形成了华北地区各阶层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刘少奇的部署下,中共天津市委还发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五二八”反日示威大游行,并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气焰。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在华北地方实力派中开展统战工作。刘少奇提出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成“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以争取宋哲元、傅作义等国民党将领加入抗日阵营,并在二十九军军官中开展统战工作,对推动二十九军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2、成立青年决死队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全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16日,刘少奇奉命从延安出发,前往华北,再次出任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朱瑞任军事部长。7月28日,刘少奇到达山西太原抗日前线。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新组建北方局,担负起领导华北抗战重任。北方局领导机关重建后,立即组织和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刘少奇十分重视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组织。在他的指示下,薄一波在山西创建了山西牺牲同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两支队伍在华北抗战中屡建奇功。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下设四个纵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的一支新军。

  1936年12月,薄一波在刘少奇的指示下,着手训练1000名“临时村政协助员”,规定三大任务:一是广泛进行宣传鼓动,唤起民众抗日热情;二是发展牺盟会员,以十人为一组招募100万会员;三是挑选爱国热情高、工作积极努力的会员,介绍他们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1937年4至7月下旬,薄一波开始在山西组建新军决死队,分别集合在忻州、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处,组成10个团进行训练。各团政治部主任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担任,团以下的政治工作人员亦由薄一波选派,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就是在这10个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总队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布八月一日为新军诞生日。

  1938年4月,决死队一、三两个纵队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配合八路军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一个旅,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粉碎了日军的9路进攻。从1938年底开始,决死队进行了“西林整军”,在八路军总部的帮助下,在沁县的西林办了3期军政训练班,培训排、连以上干部和优秀政工人员。八路军总部负责人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给训练班讲课。1939年上半年,决死队发展到50个团约五万余人,占阎锡山150个团的三分之一。决死队成为一支驰骋晋绥疆场抗日劲旅。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以决死二纵队不听从指挥为由,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军。事变后,决死队公开和八路军站到一起共同抗日。

  3、组建边区人民政府

  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日军侵占太原后,刘少奇更加注重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党对边区抗日战争的领导,1937年11月16日,刘少奇指示聂荣臻建立晋察冀边区政府。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1938年1月11日,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
    晋察冀边区政权的成立,标志着以五台、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边区政府管辖华北地区热河、察哈尔省的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省东北部、绥远省东部、辽宁省西部广大地区,下辖108县,约2500万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主政权的一种形式,也是华北人民政府的雏形。边区政府成立后,既领导抗日战争,又进行减租减息、土地革命,还颁布了婚姻条例,对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改革进行了尝试。1946年国军占领张家口,晋察冀边区政府转移阜平。1948年春,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合并,组成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政府建制撤销。

  (二)发展华中大本营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领导开创和发展了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及时提出了正确的应对措施,领导重建了新四军,巩固和壮大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1、中原局书记

刘少奇出任中原局书记后,主要任务是开创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把日占区变成打击侵略者的前沿阵地。1939年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来到河南竹沟,并以此作为据点发展抗日武装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多次致电朱理志(中原局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陈少敏(1939年6月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兼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政委)、李先念(时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等人,要求“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

中原局在竹沟主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源源不断地向抗日前线输送军政干部,中原地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小的竹沟镇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赢得了“小延安”的美称。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平江惨案”相机发生。刘少奇预感到国民党革命根据地的武装进攻即将开始,决定采取应变措施。从10月3日开始,刘少奇沉着冷静地指挥中原局各机关、部队和鄂豫边区有计划地撤离竹沟。11月10日深夜,国民党军队突然围攻竹沟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杀害了因抗日受伤的200多名干部、战士和家属,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由于刘少奇提前部署,使中原局避免一场更大的灾难。

  2、新四军政委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经中共中央同意北上,6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官兵苦战七昼夜,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官兵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途中遭遇叛徒枪杀,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作出全面反攻,救援新四军,击退反共高潮。刘少奇冷静地权衡利弊后,向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进攻、在军事上暂缓进攻”的建议被中央采纳。

  1月17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刘少奇于17日、18日两次向中央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军长”。1月20日,中革军委员会正式向全国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兼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任命刘少奇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在江苏盐城召开。重建后的新四军建制为七个师,共九万余人,以崭新的面貌纵横驰骋在华中苏、鲁、鄂、豫、皖五省的抗日战场,成为继八路军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武装。

  3、盐城保卫战

  1941年6月,日军一万七千多人进攻盐城,企图消灭重组后的新四军主力,刘少奇与陈毅领导了华中军民反“扫荡”斗争。

  6月中旬,日军迅速攻占兴化、东台、泰州水网地区,气势汹汹向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所在地盐城扑来。刘少奇同陈毅一道,指挥了这场反“扫荡”战役。作战前,刘少奇、陈毅制订了战术原则:主力部队分散,避免正面决战,选择敌之间隙,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部队采取小部队动作,分散作战,就地游击。战斗打响后,为避敌强攻锋芒,刘少奇、陈毅“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于最近移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7月20日,日军出动17000兵力分4路大举进攻盐城,寻歼新四军主力。刘少奇、陈毅下达“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进攻”的作战命令。

  各部队按照刘少奇、陈毅的要求,“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河道伏击战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之汽艇为主。村落夜袭战应以捕捉敌之步哨并歼灭敌之薄弱据点为主”。同时,刘少奇、陈毅命令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跳出敌人包围圈,南下苏中,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据点,迫使日军回援。在新四军南北两路夹击下,日军于8月21日停止“扫荡”退回原地。在一天一夜的反“扫荡”战役中,新四军共战斗135次,打死打伤日伪军1932人,击沉敌汽艇13只,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三)开辟山东抗战新局面

  1941年,中央酝酿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重点检查领导路线问题,为召开党的七大作准备。毛泽东迫切需要刘少奇回中央帮组工作。这时,刘少奇离开延安已经三年多了,党中央交给他“发展华中”的任务已基本完成。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局一百多干部战士,毛泽东电令沿途各交通站重点警卫。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经过九个多月的“小长征”,途经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六省,行程数千里,穿越103道封锁线,于1942年12月底到达延安。山东沂蒙山是刘少奇回延安的必经之路,也是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部和山东省政府所在地。刘少奇按照中央要求,顺道解决了山东党政军领导之间的意见分歧,实现了山东分局、山东省委、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统一思想、团结抗日,开创了山东抗日新局面。

  1、穿越敌伪封锁

  1942年11月,刘少奇一行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出发,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白晋铁路和公路,到达刘邓大军所在地太岳军区司令部。从太岳区到晋西北,中间有100多公里宽的大平原。这里是敌占区,日军沿同蒲铁路和汾河、太汾公路,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用来分割晋东南和晋西北两大抗日根据地,企图以此来隔断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越过这道封锁线,只能夜行昼伏。为护送刘少奇过封锁线,平遥县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在敌占区设置了两个地下联络点:大良庄和上贤庄。

  当时正值日军集中六万兵力“扫荡”太岳根据地,刘少奇一行随同太岳军区部队参加了反“扫荡”斗争。在反“扫荡”斗争中,刘少奇听取了军区参谋长毕占云的汇报后说:“趁敌人仍在大举‘扫荡’的时候,从他们后面穿插过去。这是个有利的空子,把我们送出去了,也可以减轻军区在‘扫荡’中的负担。”毕占云担心这样行动太艰苦,怕刘少奇身体吃不消。刘少奇说:“革命本来就是艰苦的,特别是在敌后反‘扫荡’斗争中,我们全党全军谁不是在极端艰苦的斗争中过日子呢,不要把我看得特殊!”

  刘少奇一行在毕占云的护送下巧妙前行。敌人在山下过,他们从山上走;敌人在前村“扫荡”,他们在后村煮饭,等到敌人向后村搜索时,他们已吃完了饭,又转到敌人后面去了。

  一天,刘少奇一行在傍晚从山区下到平原,从平遥县城北五里地的一个口子越过同蒲铁路、渡过汾河。当夜行军上百里,黎明前抵达预先安排好的联络点大良庄隐蔽下来。这次护送的是平遥县委书记和武工队长。县委书记预先和晋西北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杨秀山联系好,请他安排部队接应,并派联络参谋到太汾公路距离上贤庄五里地一座古庙里等候。

  晚上,刘少奇一行按照预定计划,急行军越过太汾公路,到达预定联络点上贤庄古庙,等候三分区联络参谋的到来。大家在荒凉的古庙旁一直等到半夜仍无消息,当临时派去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上贤庄前后左右死一样的沉寂,县委书记发愁地向刘少奇汇报,不知道三分区的部队是否按预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如果按计划到达,我们在这儿继续等下去反而会暴露目标,如果冒冒失失地过封锁线,三分区没人接应后果不堪设想。

  刘少奇听了县委书记汇报后说:“你是了解情况的,又是和群众有联系的,我们对这儿的情况完全无知,因此,还是要你下决心。联络参谋没来,可能是派的部队还没到达。据我们了解,敌人对三分区的活动较为频繁,反反复复地实行了极端残酷野蛮的‘三光政策’。三分区临时遇到什么情况也是可能的。我们经过了这么大的敌占区,很难保证不走漏消息。”“我以为还是按照原来预定的步骤行动好一些,可以回大良庄去。现在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再隐蔽一天是可以的。”讲到这里,他略停了一下说:“你只把我的意见作为参考,不要动摇你的决心。在这里,我们是服从你的。”

  当夜,刘少奇一行返回了大良庄。第二天又去侦察,没发现什么动静。刘少奇决定当夜即过太汾公路。第二天拂晓,顺利地到达了三分区并和杨秀山率领的部队会合。杨秀山向刘少奇汇报说:“据侦察报告,您到达古庙的前一天晚上,有180多名日军,在上贤庄埋伏了一夜,他们谣传朱总司令要经过这里。第二天拂晓就撤走了。”刘少奇听了后笑着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他和我们捉迷藏,敌人总是要输的!”

  2、调整山东分局班子

  1942年2月初,刘少奇离开苏北返回延安时,毛泽东多次电告,委托他在回延安途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山东党政军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并电告山东方面的领导人朱瑞、陈光、罗荣桓:“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

  1942年4月10日,刘少奇来到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沂蒙山区南麓的诸繁村。刘少奇到达山东以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真细致地了解和研究山东党政军工作情况,连续找了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等几位主要负责人谈话。之后,刘少奇组织分局委员加上115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参谋长陈士渠召开专题会议交换意见,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不久又召开了一次分局和军政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和主要干部的配备等问题。随后,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山东分局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全面地总结了山东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为了帮助山东干部统一认识、增进团结,从4月26日起,刘少奇分期分批地、有针对性地向山东的高、中级干部作了八个报告:《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论党内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在刘少奇指导下,山东分局在政治、军事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使山东根据地工作有了明显的转变。

  刘少奇用四个月时间缜密调查、分析和研究,采用个别谈话、民主协商、会议动员等方式实施了事关山东发展的两大措施:一是建立山东党政军群“一元化”领导;二是开展以“减租减息”运动,拓展统一战线。刘少奇决定将朱瑞调延安学习,115师政委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四大家合署办公,实现了“一元化”领导。1942年8月下旬,刘少奇离开山东。刘少奇在山东虽然只停留四个月,却为改变山东面貌、开创山东抗日新局面立下了不朽功勋,毛泽东评价:“用了一个罗荣桓,山东这盘棋就活了;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这盘棋就活了。”。

  3、指导山东减租减息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山东农民背负着封建土地的沉重枷锁,生活十分困苦。刘少奇来到山东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减租减息运动。“双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刘少奇早有准备。他就“双减”工作与朱瑞、罗荣桓交换意见后,又在山东分局召开了扩大的干部会议进行专门动员。刘少奇在报告中反复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华中地区的经验,讲明了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方法。针对山东的具体情况,刘少奇郑重指出:“双减”群众运动以农民为中心,在这里就是要落实到以减租减息和改善雇工待遇为重点的工作上来。刘少奇到达山东以前,群众工作是最薄弱的环节,他严肃地指出:“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山东的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他认为山东根据地群众工作没有做好,主要是领导干部主观上的错误,是主观上忽视群众运动的结果。为了开展“双减”群众运动,刘少奇结合实际有针对性的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在刘少奇的启发下,山东分局领导提高了认识,并且很快行动起来,先后颁布了多个有关群众运动的文件,组织了两个共有200多名干部参加的大型工作团,分赴莒南和临沭两县。刘少奇、朱瑞等也亲自到一些村子了解减租减息运动的进展情况和政策执行情况,并把秘书、通讯员、机要员等身边工作人员派下去帮助工作。使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群众工作如火如荼。

五、组织群众阔步走向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成功指挥了抢占东北战役。解放战争期间担任中央工委书记,率领中央机关转移西柏坡,领导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一)指挥抢占东北

  东北是中国的粮仓和工业重镇,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地域辽阔,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从1945年8月底开始,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及时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彰显了刘少奇卓越的军事才能。

  1、代理党中央主席

  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正式向党内宣布:“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由此至翌年春,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赴渝前,初步决定中共在广东、河南、江南、江北分批实行让步,在陇海路以北则采取争取优势的方针,而对于东北的战略部署,还没有成熟的思路。8月28日上午,刘少奇送别毛泽东后,就密切关注着东北的形势,认真思考我军的对策。他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分局着手准备大批干部派往东北,邻近山东的部队迅速整装待发,尽快控制东北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之后,刘少奇不断调兵遣将,督促山东和晋察冀、华中局迅速派部队向东北进军。

  2、实施“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战略

带兵进入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来延安汇报东北情况后,刘少奇更加敏锐地感觉到,我党的现实任务就是要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明确调整中央战略发展方针非常必要。刘少奇与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紧急磋商后,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

刘少奇当机立断,立即组成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为成员的东北局,指示华北、华中立即抽调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随部队赶赴东北,并命令南下支队第二梯队掉头北上。17日,刘少奇同朱德联名发电,向在重庆的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由于明确了集中力量抢在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之前占领东北各战略要地的战略方针,全党全军士气高昂。

  为实施这一方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华北、华中、山东、浙东、苏南、皖南、冀东等各解放区调遣11万精兵强将,2万多干部进入东北,其中包括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5名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10名中央候补委员。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既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又及时将驻扎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各个击破、被动挨打危险。 

  从全国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局面。后来在苏军撤离东北,国民党军抢占山海关、锦州、沈阳等地的严峻形势下,刘少奇根据变化,急速调整战略部署,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部队迅速从大城市和铁路沿线退出,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逐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三大战役首先从东北发动准备了条件。

  3、率领中央工委转移西柏坡

1947年5月,蒋介石调集50万精锐部队围剿延安,毛泽东、刘少奇兵分两路撤离延安。受中共中央委托,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为副书记的中央工委从延安来到西柏坡,承担中央交办的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和筹备建国三大任务。

初到西柏坡,刘少奇就紧锣密鼓地筹备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白天下乡调查,了解情况;晚上伏案起草、批阅文件,办公室的灯光照亮了山村的夜晚。毛泽东曾于6月14日致电,“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刘少奇重任在肩无法离岗休息,一直带病工作。7月10日,他在向中共中央报告土地工作会议准备情况文件中说:“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朱德走村串户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走遍了中央工委驻地周边的村庄。据他的卫士李长有回忆:有一次,少奇同志病倒在调查途中,我跑到附近老乡家中找了辆小推车,才把他送回西柏坡。

  会后,刘少奇针对华北各地情况,全面部署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他亲自抓平山县土改试点,在考察指导土改工作中,发现基层党组织存在许多问题,报请中央批准后,在各解放区党组织开展了自上而下的 “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活动。在整顿基层党组织时,他采取邀请党外人士列席会议的方式改善党群关系,被毛泽东同志肯定为“平山经验”。通过整党,提高了干部队伍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推动了土改运动深入开展。

  (二)领导土地改革

  从西柏坡土地改革会议开始,刘少奇先后主持修订了《五四指示》、《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三个里程碑式的政治法规,一步一步领导中国农民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翻身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1、颁布《土地法大纲》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团结全民族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战胜利后,这一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中共必须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1946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商量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随后,刘少奇又同任弼时、薄一波、邓子恢等人逐条研究,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初稿。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史称《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是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重大举措,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转变。当时,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多人口。《五四指示》的贯彻,使解放区农民获得了土地。在解放战争中,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坚决地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一新形势的出现,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月至9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讨论《土地法大纲》。 

  7月17日,由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正式开幕。选择西柏坡村恶石沟西岸的山坡作露天会场,在临时搭建的布棚下,摆一张条桌蒙上白布做主席台。来自全国各地解放区和军队的代表席地而坐听报告,会议开了两个月。首先,会议集中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刘少奇一再叮嘱负责会议联络工作的卫士李长有:“跟代表们说话要客气,不能和下命令一样。要客气地说,少奇同志请你们到他那里去坐坐。”他把所有了解到的情况认真归纳整理后,向毛泽东汇报并提交中央研究。

  在刘少奇的精心组织和严格要求下,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开得非常认真,经过近两个月的讨论和修正,《土地法大纲》于9月13日在会上通过,会议胜利结束。《大纲》公布后,全国各解放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新高潮,一亿多翻身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参军参战积极性空前高涨,成为革命胜利之源。

  2、深化解放区土改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拥有1亿多人口的老解放区已经按照《土地法大纲》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但占全国人口一大半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中央明确由刘少奇分管土地改革。1950年1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2月12日又为中央人民政府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步骤。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方针以及关于富农土地问题的政策。全会通过刘少奇的报告,同时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彭德怀、习仲勋等参加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指导全国土地改革工作。

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目的、历史经验和方针政策。他还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的起草情况向大会作说明,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法》是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文件,它总结了建国前《五四指示》、《土地法大纲》及其实行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切合建国初期实际的新政策。它明确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规定保存富农经济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1952年冬至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及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 

  3、为解放全国准备条件

  1947年9月13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指出:“解决土地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发言,他指出:“打到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了。锦州、济南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于我们最有利的。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
    九月政治局会议后,革命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迅速发展。我军已由全面内战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壮大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国民党军队则由430万人减至365万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国民党土崩瓦解,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

  (三)研究新中国建设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他高瞻远瞩、除旧布新,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艰辛探索。

  1、进京赶考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一道,风尘仆仆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继续北上,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赶往北京的路上,幽默地形容是“进京赶考。”并发誓不当李自成,决心考出好成绩。刘少奇进驻北京后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筹备新中国成立事宜。

  刘少奇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合作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刘少奇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的系统理论思考。

  毛泽东十分重视刘少奇的这篇讲话。他在作会议结论时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他还委托刘少奇继续考虑经济成分的分析,以便在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用。

  1949年年初,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中提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但国营经济居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国家争取用10到15年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

  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经济问题的探索,是他在进京赶考进程中向人民提交的一份合格答卷,在建设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天津讲话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后,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中央写了《平、津财经情况报告》,由于城市企业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生活无着落,中央要给北平、天津每月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1949年4月,薄一波又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详细列举平、津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之外,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也是突出问题。  

  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去天津解决问题。他在天津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和考察,走访了几十家厂矿企业,主持召开了十多次私营企业主座谈会, 他的“天津讲话”具有深远影响:“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今天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则是犯了错误……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他还说,“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有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

   “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4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企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的很多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靠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

刘少奇着重批评了一些“左”的做法。他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资本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刘少奇还强调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消除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我们不能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消灭了,将来还得请回来,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

  3、深入开滦

  1949年5月7日,刘少奇在河北唐山听取开滦煤矿军代表王林、王涛江关于开滦煤矿生产经营情况汇报:军代表进入矿区后,矿区主管、英国人寇如祥一再向军代表试探政府是否接收开滦、何时接收、怎么接收?尽管军代表向他们亮明了人民政府监督生产的政策,并帮助资方解决了一些生产经营上的困难,可资方还是以无理要求作为停产理由。工人失业,面临生活困难。

     刘少奇听完汇报当即指示:第一,要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开滦。要监督资方按时给工人发工资。同时,又要向工人讲清楚实际困难,发动工人同 我们一道克服和战胜困难。第二,对待中外资本家要讲究策略。第三,开滦的企业性质发生了变化。解放后的开滦,已不再是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开滦,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已经被剥夺,开滦不同于一般的私营企业,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军代表要对开滦实行监督生产。要置开滦于国家监督之下,开滦的生产计划、产品分配、价格政策、材料供应要遵循国家方针办事,要推动资本家生产。只有维持生产,开滦五万职工的生活才有保障。

  刘少奇同志还指示华北贸易公司,以每月15万袋面粉换取等价煤炭,用以维持职工生活。中央银行向开滦贷款,以支付资方长期拖欠的职工工资。政府还采取以现款购煤,以杂粮、油盐、坑木换煤的措施,帮助开滦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刘少奇离开开滦后,开滦党委、军代表、工会认真组织广大职工贯彻落实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在特殊困难时期,有效维持了矿区生产和职工生活,稳定了人心,调动了职工积极性。1952年5月,中央政府正式宣布代管开滦,矿山所有权完全回到人民手中。

六、关心群众开展南北调查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并将1961年定为全党调查研究年。为了了解农村实情,刘少奇带头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会后,回到家乡湖南省长沙进行为期44天农村调查,看清了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工作失误,而不是自然灾害。196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实事求是地指出造成农业减产、工业后退、物资匮乏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必须调整农村政策、缩短工业战线、减少城市人口、加强农业和轻工业。1961年七、八月份,为了进一步了解实情,刘少奇又风尘仆仆地深入东北大小兴安岭和内蒙区林区进行考察,发出了“既要后继有人又要后继有林”的忠告。

  (一)湖南农村调查

  1961年4月1日,刘少奇回到了阔别近四十年的家乡湖南长沙,进行农村调查。他的调查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进行调查?怎样进行调查?怎样利用调查成果为群众排忧解难提供了有益启示。尤其是刘少奇主席当年为揭露、批评和制止“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 )切中时弊的话语,仍然是我们兴利除弊、端正党风的警钟。刘少奇44天调查,有34天吃住在农村,其中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7天,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18天,炭子冲旧居7天,湘潭县韶山公社2天。他头戴布帽、身披棉衣、脚踏胶鞋、手撑雨伞,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故乡的土地上留下了他清瘦的身影。

  1、住宿养猪场

刘少奇从广州乘火车来长沙,就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我们这次回乡调查,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

随行的工作人员要给县委通电话,都被刘少奇制止了。他说:“你们不要帮倒忙。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

  1961年4月3日,刘少奇在回家的途中路过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时,看到醒目的“万头猪场”只有3头骨瘦如柴的老母猪,执意把养猪场的饲料房当做“总统府”,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了七天。白天下乡,晚上在煤油灯下批阅文件,睡的是铺稻草的临时床;在这里,他从 “万头猪场”假象中看到虚夸浮报、农民饥寒交迫的真相;在弯弯的山道边,他拨开风干的人粪便,见到粪便中尽是消化不良的粗纤维,深感农民吃饭已经成为大问题!因为在这里听不到真话,他改变调查策略,决定韶山参观,去湘潭调查。

  2、蹲点天华村

1961年4月12日,刘少奇在省委书记张平化的推荐之下,来到了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没想到在这里一住就是18天。刘少奇在天华召开了20多次座谈会,作了6万多字的笔记。其中包括中央调查组、省委、县委、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和社员大会、手工业工人座谈会。通过调查,刘少奇发现天华大队“不敢说真心话”的现象同样严重。 

开会听不到真话,刘少奇就登门走访和个别谈话,从社员群众口中获得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在天华,他督促公安部门实事求是为“破坏耕牛案”当事人冯国全父子鸣冤平反;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队原党支部书记段树诚恢复名誉和职务;果断做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写就了《关于天华大队山林问题调查报告》印发全国。

  1961年4月17日,刘少奇在天华召开长沙县三级干部会,果断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天华大队是全国率先解散公共食堂第一村。为了让走出公共食堂的农民过上温饱的日子,省委印发了刘少奇在天华提出了的农民兴家立业“十个一”的指导思想,即:“一栋好房屋,开门亮窗粉壁墙;一套好用具,农具、炊具、副业工具样样俱全;一栏好猪,自养、自繁、自食又有卖;一群好家畜,有鸡、有鸭、有狗、有猫;一园好蔬菜,大蒜、韭菜、香葱品种多样化;一塘好鱼,鲢鱼、鲤鱼、鲭鱼、鳙鱼、草鱼水中游;一块好柴山,用柴自给;一天三餐好饭菜,饭甜菜香、讲究营养;一人有几套好衣服,床单、被帐换洗不愁;房前屋后一片好风景林,棕、竹、桃、李样样有,春温冬暖夏天凉。”这是刘少奇为父老乡亲和天下百姓描绘的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图画。

  3、鞠躬炭子冲

  1961年5月3日,刘少奇回到了阔别近40年的家乡炭子冲,上次回家,是大革命时期的1925年,作为一位年轻的工运领袖不幸在长沙被捕,党组织和社会各界把他营救出狱。这次回家作为党的领袖、共和国的主席,没有历代帝王衣锦还乡的风光,只有心存愧疚的酸楚。“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刘少奇和王光美盛情邀请乡亲们到家里做客,一支香烟、一杯清茶,拉家常、叙旧情、问长短,偏僻的山村洋溢着浓浓的春意。刘少奇在家里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在父老乡亲面前,他脱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敬恭敬地向大家鞠躬,恳请讲真话:"我将近 40 年没有回家了,现在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作为国家主席,我深感对不起大家,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老百姓懂得“真菩萨面前不能烧假香,真人面前不能说假话”,纷纷道出了埋藏多年的心里话。儿时伙伴李桂生告诉他:“去年(1960年)粮食减产,天灾有一点,但只有三分,安湖塘里还有半塘水可以作证;七分是人祸,都是‘五风’刮的人祸!”李桂生还对刘少奇说:“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面对社队干部,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当刘少奇了解到因为办公共食堂拆掉了一些农民住房,很多村民无家可归,立即把无房户召集在一起,请乡亲们搬到自己家里居住。村民们摇头摆手不肯接受,说国家主席的旧居有外国人参观,少奇主席说:“我向省里说今后有人参观都到韶山去,这里停止办纪念馆。”乡亲们还是不肯接受。少奇主席恳切地说:“拜托大家帮我守屋好不好?”主席向大家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村民无法推辞,先后有六户村民搬进了刘少奇旧居。这也是刘少奇同志故居经过文革浩劫而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

  (二)东北林区调查

  1961年7月,刘少奇深入东北林区调查,了解国家森林资源林业工人生产生活情况,指示林业部门要抓好森林资源的培育更新和综合利用,要重视林业可持续发展。

  1、温暖林业工人

  刘少奇不知疲倦地攀登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林区,白天到林场调查采伐情况和工人劳动状况,晚间召开座谈会,同工人群众交谈,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林区生活物资供应紧张,林业工人工作辛苦、生活清苦。听到黑龙江丰林林业局林业工人喝不到酒容易犯风湿病时,刘少奇当即指示商业部门为林区紧急调运白酒。当听说林区工人在-40℃的冰天雪地生产而缺乏棉衣、手套、套靴、垫肩和护膝时,马上吩咐身旁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范五尽快减少商品流通环节,改三级进货为二级进货,保障劳护用品供应。刘少奇同志视察林区后的那个冬天,东北林业工人每人领到了国家发给的三十多尺布票和三十多元生活补贴。第二年,工人们又领到了棉鞋、棉衣、棉手套。

  为了不给基层添麻烦,刘少奇与当地负责人约法三章:不住招待所,不要陪同,不许当地请客送礼。他和同行人员吃住在列车上,在车厢里与林业技术人员交谈。在听取根河林业局党委书记达呼巴雅尔的工作汇报后,召开根河林业局各工种代表座谈会。当他听说林区吃蔬菜困难,部分职工患水肿病时,当即指示各林业局要自办农场种菜,以解决林区工人吃菜难的问题,并指示供销社给林区工人和居民每人每月供应1斤黄豆。刘少奇对半边户工人说:“你们是林业生产的主力,要把家属接来在林区安家落户,林区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你们。” 座谈会开始时,大家比较拘谨,刘少奇的和蔼消除了大家的顾虑,你一句我一句地争相发言。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11点多钟。会后,代表们感到格外兴奋,有的说,做梦也没想到能在深山老林见到国家主席;也有的说,刘主席没有大干部的架子,与林业工人心连心,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辜负刘主席对林业工人的期望。

  2、呼吁后继有林

  刘少奇为了深入了解林业生产情况,在哈尔滨约请了东北林学院周重光教授同行。东北林区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鸟语花香、心旷神怡。7月的林区,湿热难耐、蚊虫叮咬、风雨无常,刘少奇身穿雨衣、手柱木杖,坚定地穿行在茫茫林海。

  7月22日,刘少奇视察了小兴安岭带岭林业实验局胜利林场。他观看了刚刚伐倒的一棵红松,已有200年的树龄,只有20多厘米的直径。刘少奇深情地望着一棵棵参天大树,不无担心地说:“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些参天红松呵?我们这一代人把它采光了,下一代人怎么办?我们的事业不但要后继有人,而且要后继有林啊!”他转身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如果这些森林被我们采伐光了,不仅后代没有木材用,而且还会改变生态平衡,到那时,历史会无情地审判我们这些败家子的,我们造下的孽,惩罚的恶果会让我们的后代去承担的。我们绝不能享祖宗的福、做造孽子孙的傻事。树木采伐后,森林更新必须跟上,人工育林要与天然更新相结合,要以人工育林为主。”

  3、强调采育并重

  刘少奇看到林区腐朽的树木和砍伐后留下的过高的树墩,心情非常沉重,深感林区采育比例失调,育林跟不上采伐,造林欠账越来越多。采伐不计成本,对森林资源造车了很大浪费。他一再明确指出,要充分认识林业生态恶化的严重性,要下决心改变过度采伐的现状。他进一步指出:采伐基地更新,无非是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两者应当结合起来。各林业局应该总结一下造林更新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天然更新、封山育林,路子是宽广的。人工更新要在条件优越的地方搞,把劳动力投到收益大、见效快、效益好、交通方便的地方去。

  刘少奇同志在林区考察,科技方面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就虚心向周教授请教。在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上,他提出:“森林采伐要有技术人员,要有工程师。林场主任、工段主任要进行培训,逐步提高到技术员、大学毕业生的水平。林场和工段要有个副主任懂技术,晓得坡度多大,哪些宜采,哪些不宜采。”

  他遵循合理的规章制度。当听到伊春市干部汇报一些林业局将适用的检尺、领料、“八大员”等制度逐渐荒废时说:“过去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经过上级批准,没有说废除就不执行了,这恐怕也是自由主义吧!今后决不能这样搞,规章制度未经请示批准,决不能随便废除。”

  在刘少奇的倡导下,东北林区率先实行了飞机播种造林。

  (三)探索制度改革

  刘少奇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刘少奇还指出,要改革单一的计划经济运行体制,主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家不能对企业、单位管得过多过死,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灵活性,要利用自由市场;只有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刘少奇出生农民家庭,熟悉人民的生存状态,注重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对我国的分配制度、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农村经营管理制度、城市职工住房制度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举措。

1、两种分配制度与两种劳动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对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分配问题折射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制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分配问题就突出地摆在面前,单一的分配制度既与所有制不相适应,又与经济规律格格不入。

刘少奇适时提出:对两种所有制内部的劳动者,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就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如果分配不公,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公平合理地按劳分配,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认为,有些东西产量少,不能大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需要一部分实行配给制。

刘少奇说: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形成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不能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高兴兴、一心一意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严重错误,搞得一部分人不高兴或党内的团结不那么好,情绪不那么高,那就损害了经济基础。实行按劳分配与部分配给制相结合,是刘少奇基于当时实际得出的结论,是他高度重视分配制度的体现。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刘少奇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性提出并大力倡导实行两种劳动制度的设想。所谓两种劳动制度,就是采用固定用工与合同用工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国家、企业包揽工人一切的制度设计。他不但主张实行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并存,还主张在一个时期内,要逐步用合同工制度代替固定工制度。

据当时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回忆,1958年下半年,刘少奇同志最先向劳动部提出应该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一种是固定的,一种是合同的,并要求劳动部派人考察苏联的劳动制度。考察回来,由劳动部写出了考察报告。当时苏联的劳动制度比较活,如果工厂不用你的话,一个月前就提前通知你,一个月后你要离开工厂,工厂不需要你了,你可另找工作。工人本人不愿意干,也要提前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告诉工厂,说我要走,请另外找人。后来劳动部专门开会讨论实行合同制的问题,并专门报告中央批准实施。刘少奇关于改革劳动制度的主张,也得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赞同,所以开展得比较顺利。

有一件事情说明了刘少奇的主张非常正确且极富远见。1958年“大跃进”,一下招了两千几百万人。开始精简一千万是非常顺利的,因为有合同约定,工人无话可说。精简第二个一千万困难就更大大,很多都是固定工很难精简下来。

2、两种教育制度与两种就业制度

刘少奇认为,新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教育制度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一套。他就此提出了实行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一种是老的教育制度,同时应该推行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即半工半读的形式,这样学校不仅是学校,还是工厂;学生不但是学生还是工人。从高中以上包括大学,都可以这样做。这样的一种改革,使得学生既学习到书本知识,又学到实际操作本领,将来学成之后,他既有文化知识,同时有实际经验,可以成为有用人才。不然的话,他只学到书本的知识,实际的工作经验没有。这样做就可以形成两种就业制度:一种是全职就业,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半职业化就业。可见半工半读不但是一种教育制度,同时是一种就业制度。

1957年11月 8日,刘少奇建议试办半工半读学校。1958年5月27日,天津市创办了第一所厂办半工半读学校。同年5月30日,刘少奇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即一种是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全日制的工厂、机关工作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此后,1964年 5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与两种就业制度的建议。 

在刘少奇的提议下,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很高。有些省市为了加强对半工(农)半读教育的领导,相继成立了第二教育厅(局)。1965年,教育部先后召开了半农半读和半工半读教育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制定规划。原高等教育部也召开了半工半读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半工(农)半读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据教育部统计,1958年半工半读在校学生200万人,到1965年,已达443.3万人。 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就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理论与实践联系不足和工人缺乏文化知识的弊端。

3、两种经营制度与两种住房制度

农村经营体制对于农民生计问题意义重大。建国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经营分配体制也逐步走向“一大二公”,越来越单一。刘少奇曾提出农村采取两种经营体制的设想,即在原有的单一国家经营、集体经营体制下,放开对个体经营的管制,农村采取“三自一包”的经营管理制度。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三年。这一时期,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热,国民经济急速下滑。 1960年至1962年,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计划时,围绕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作出了巨大努力。

刘少奇大力支持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

1961年3月15日,刘少奇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指出:搞家庭副业、自留地,这是经济民主。3月21日,他表示要领导自由市场,光靠行政办法不行,要采取经济竞争的办法。这一政策对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种住房制度是指工人的住房除了由工厂分配外,实行自建公助的住房制度。1957年3月,刘少奇在湖南株洲331厂视察时,针对当时住房困难的现状,提出要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打破国家包揽的局面,并要求该厂先行试验。

1957年3月25日,刘少奇到达株洲,先后在331厂、市委机关大院、601厂、株洲麻纺厂等单位调研。刘少奇参观了331厂车间之后,亲临职工生活区,察看职工宿舍和食堂,并先后听取了工厂、湖南省委、株洲市委的汇报。刘少奇对工厂职工“自建公助”住房很感兴趣,认为这是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好办法,表示支持。

所谓“自建公助”住房,就是由职工在厂区及周边自主建房,厂里给予一定补助。当时工厂单身员工占多数,都是住集体宿舍。随着年龄增长结婚生子,住房问题成了工厂的突出矛盾。有些职工节衣缩食积蓄资金,在厂区和周边选择闲置土地,因陋就简自建住房,工厂给予适当补助,工人的积极性很高。

刘少奇指出: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国家对于职工住房问题,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工人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我看青年工人能办到。”“自己盖房子,就会节省很多材料,不仅土坯房子可以住,就是杉皮房子也可以住。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工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刘少奇是最早探索住房制度改革的领导人之一。

331厂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进一步探索了职工住房制度改革,并将其经验材料送到了北京,。1957年12月18日刘少奇审阅后批送《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因为极左路线影响,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入困境,自建公助住房成为泡影。刘少奇当年提出的“民办公助”住房改革思想对今天仍有启示。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指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人的特点,采取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

七、忠于群众践行党员标准

(一)自觉廉洁奉公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的修养》中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他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共产党员的标准,而且用一生的努力去践行。

1、“狮子口”鞋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临危受命新四军政委,和陈毅担起重振新四军的重任。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刘少奇总是穿一双被战士们叫做“狮子口”的布鞋,鞋帮子和面子上打满了补钉,鞋尖被磨穿,连脚指头也露了出来,好似狮子大开口。

当同志们看到刘少奇总是穿着这双“狮子口”鞋子时都劝他换鞋。而身为新四军主官的刘少奇总是笑着说:“这双鞋子跟我从陕北到华中,劳苦功高,有感情啦!舍不得丢,补一补还是可以凑合着穿嘛!”并嘱咐同志们:“大家以后不要把心放在我身上,要时刻想到四万万同胞的苦难生活。”

  一天,刘少奇和新四军首长们一起开会研究工作。他不自觉的翘起了二郎腿,“狮子口”鞋成了一道醒目的风景线,幽默风趣的陈毅军长计上心来。三天后,陈毅拎着一双新鞋来到了刘少奇的住处。一进屋就指着刘少奇脚上的“狮子口”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你这是啥子鞋哦,该进博物馆了呀!”刘少奇低头看了看,不禁笑了起来,说:“打了多年交道,老交情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舍不得丢呀!”陈毅把新鞋子往他面前一放,说:“来,换双新的,给大家一点面子。”见刘少奇推辞,陈毅佯作严肃地说:“我是军长,现在我就以军长的身份命令你,赶快换上新鞋!”刘少奇见陈毅严肃起来,微笑着说:“你是军长,开口就是命令,做思想政治工作一点耐心都没有,我不服气。”说着,两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样酣畅淋漓。陈毅又指着刘少奇脚上的“狮子口”鞋说:“少奇,你看,它也张开了大嘴巴在笑咧!” 

2、“烩菜厨师”

 1960年前后,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刘少奇的粮食定量本来就不高,却要求一减再减。刘少奇每天都有工作到深夜,饥饿难忍时,王光美就将中午剩下的饭菜一锅烩当夜宵。时间一长,大家就给王光美起了个“烩饭厨师”的外号。  

 1961年7月,刘少奇去东北林区调查。每到一处,他就跟管理人员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吃饭有小米粥、窝窝头、酸菜汤就可以了,不要做荤菜。

3、退夜餐费

刘少奇虽然身为国家主席,却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刘少奇家里人口较多,靠他和夫人王光美两人的工资维持生活,日子过得总是紧紧巴巴的,尽管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一家人其乐融融。
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年事已高的国家主席为国事日夜操劳,伙食却如此之差,十分不安,就想到给他和王光美领取应有的夜餐补助费。但他们知道刘少奇的脾气,如果让他知道,万万行不通。于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一次党小组会上,经集体讨论决定,到中央办公厅帮助他俩领取每人每晚5角钱的补助费,用来改善伙食。

三年之后,此事被刘少奇察觉,交待王光美核实伙食帐,结果发现在他俩每月的伙食费里多了30元。刘少奇查清余额来源。事后,他十分认真地对工作人员说:“这样是不应该的,我的生活由我自己负责,不能要国家补助。请你们把补助的钱退回去,从我每月的工资中扣除。补了多少,退还多少。”
工作人员十分为难,虽然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扣还这笔钱后,刘少奇的家庭开支更加紧张了,而刘少奇则心安理得地说:“一个人每天就是吃三顿饭嘛,我白天吃也好,夜里吃也好,反正是三顿,何必再给国家添负担呢?”

(二)严格管教亲属

1、做人民的好儿女

刘少奇同志经常对儿女们说:“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党走,永远为人民。”

1962年夏天,刘少奇的儿子刘丁报考北京市重点中学差两分,几天来闷闷不乐。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给招生部门说情照顾,优先录取。刘少奇闻讯后专门召开家庭会议,严肃的对大家说:“丁丁能不能上高中,应该由学校根据他的成绩决定”。“我是国家主席,是为国家、为人民办公事的,没有权力为自己的孩子办私事,更不应该为了孩子的升学问题徇私舞弊”。后来,刘丁在父亲的支持鼓励下,报考了北京市农业技术学校,1966年下放到北京郊外的延庆山区教书,2006年在长沙市商业银行北区支行退休。

他要求自己的孩子5岁开始生活自理;10岁参加劳动或到食堂帮工;15岁独自外出办事,寒暑假到工厂、农村、部队锻炼。他先后要求儿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刘丁到边疆和农村工作,要求刘源从14岁开始,每年到部队锻炼一个月。

2、权力不能乱用

刘少奇的亲戚和老乡认为,他在京城做了大官,找他办事容易。特别是1959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为了不徇私情、秉公办事,有一天晚上,刘少奇召集全家人和找上门来的亲戚开了个家庭会。会上,刘少奇坦诚相待的说:“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随随便便,不好好工作。我的权力不能乱用,决不能用它为个人谋私利”。在坐的亲属们听了,虽然觉得不讲情面,但句句在理,无言以答。

1962年4月1日至5月15日,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回家乡调查,看望阔别近40年的姐姐刘绍德,带的礼品是5斤大米,2斤猪油,2斤饼干,2斤糖果,9个盐蛋。姐姐紧紧握住弟弟的手,双眼噙着泪水说:“老弟啊,你在京城做官,要给人家饭吃啊!”少奇同志深情地说:“国家正面临困难,你要和乡亲们一起共度难关,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3、下基层“四不准”

刘少奇经常外出视察、调研、开会,为了减轻地方领导负担,防止不正之风,他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规定了“四不准”。即:不准让当地领导迎送;不准收别人的礼物;不准让当地政府、部门和单位请客吃饭;不准在参观时让当地搞前呼后拥的陪同。每次出发前,刘少奇总要向随行的工作人员重申这四条,他自己和大家共同遵守。

  在旅途中,刘少奇严格遵守铁路规定,从不搞特殊化。有一次,刘少奇由广州返回北京,列车途经保定车站停车时,刘少奇在车厢门口同当地负责人谈话,开车时间到了,值班站长见他们没有谈完,发车晚了几分钟。刘少奇知道后,主动向列车工作人员说:“对铁路的规章制度要自觉遵守。不能因为我在谈话而推迟发车,打乱铁路运输秩序。”

  刘少奇在其他场合,都是自觉遵守有关规定。有一天,他在某地视察时,工作结束后到住地附近散步,信步来到一个部队的高炮阵地。刘少奇准备进去看看,被执勤的哨兵挡在门前。随行人员立即上前对哨兵说:“少奇同志想进去看看。”哨兵还是坚持不肯,并说:“上级有规定,要有我们上级的指示才能进。”随行人员很生气,但刘少奇却转身往回走。

  事后,这个部队领导知道了,批评了这个战士。刘少奇听说后,让随行人员转告部队领导说:“这个战士认真执行规定,不但不应批评,而且还应该表扬。”

(三)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小日子

少奇同志虽然身居高位,却从来都是以“人民的勤务员”自居。他提倡:除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这些习惯称呼外,“党内一律称同志”。因此,“少奇同志”这个称呼沿用至今。刘源同志说:“父亲坐在国家主席这把椅子上,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的小日子。”

少奇同志十分注意听取群众意见,指出要虚心向群众学习,要勇于承担责任,要杜绝“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一切不良作风。

1、聘请农民通讯员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暑假回乡。刘正山是刘少奇的大哥刘墨钦的孙子。离京前,刘正山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聘请几位农民通讯员,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少奇同志隐隐感觉到,很难直接听到来自基层群众的真实声音,了解下情全靠间接汇报、看材料、读报纸、听广播,而且都是报喜、不报忧。

刘少奇想与人民群众建立直接的通信联系,请他们经常用写信的方式向他反映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干部作风情况以及农民的愿望、困难和要求。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通讯员既是真正的翻身农民、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是敢于讲真话的老实农民。他对即将返乡的侄孙刘正山说:“你是大学生,暑假回乡也作点社会调查,顺便帮我办好这件事。我相信你能办得好!”

刘少奇要在家乡聘请农民通讯员消息传开,靳江河畔的小山村沸腾了,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一件好事、一件喜事,人们以空前的热情积极参加推荐遴选。刘少奇提出的通讯员条件由乡亲们具体化了:牛皮哄哄的不要,游手好闲的不要,叫化子烤火只往胯里扒的不要,尤其是漫天撒谎、油嘴滑舌的人更不能要……只有老实本分、发奋生产、大公无私、敢于讲真话的作田人,才有资格担任刘主席的通讯员。

名单汇集到农会主席王升平那里,竟有十几位之多。经过反复协商、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邓子卿、王升平5位特邀通讯员定期向刘少奇主席反映家乡情况。1953年,他们还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

2、把法庭办到基层去

当刘少奇在家乡调查时,了解到社会治安混乱,冤假错案不断,农民上诉艰难的现状,从1961年4月18日开始,同湖南省政法机关和公安厅负责人多次交流意见,提出了在区乡一级设立派出所和人民法庭的想法。

刘少奇认为,依法办事难的主要原因,一是法制还不健全,有些事还无法可依,这是要由中央研究的。二是我们的执法机关都设在城里,群众要告状,就要跑到城里去,不但路远,而且交通不便,还要花去不少路费,去一次很难。就是去了城里,东南西北那么大,也很难找到。因此,我建议你们,省、市、县考虑研究一下,以区乡设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这样路近易找,群众告状就方便多了。司法机关办案查明情况、处理案件也及时了。

调查组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及时同有关部门研究落实。1961年5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批转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设置区法庭的报告”,要求一区一庭,方便群众,有利生产。长沙县于4月底5月初建立了13个区法庭。6月9日,长沙县人民法院写了“关于建立区人民法庭的工作报告”报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对报告几乎逐段作了批示,并转彭真、谢觉哉阅。不久,全国各地推介了长沙县的经验,普遍建立起区人民法庭,这对于调解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农村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增强干群法纪观念,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都起了重要极作用。

3、鼓励掏粪工人学文化

1959年10月26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环卫局掏粪工人时传祥。刘少奇一见时传祥,就像老友久别重逢,一见如故,握着时传祥的手说:“老时啊!这几年生活过得怎么样?清洁队的工人同志工作累不累?”时传祥简要地作了汇报说:这几年掏粪工人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工作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但大家并不满足,还要为社会主义多出几把力。

  刘少奇听了称赞道:“大家的干劲真够足啊!可是光你们先进还不行,还得加把劲把全市的清洁工人都带动起来。”随即把时传祥拉到身边坐下。接着说:“老时,过去的掏粪工人识字很少,你们现在学了没有?学得怎么样?”时传祥见刘主席问到学文化,就详细汇报了工人们进业余学校学习,不少人已能看报写信等情况,然后惭愧地说:“就是我差点,现在才认识二三百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刘少奇关切地说:“老时啊!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发展,没有文化哪行呢?我这么大年纪了,现在还学习。你才45岁,更要学,时间还不晚。”说着,随手拿出一支“英雄”牌钢笔送给老时说:“以后要好好学习,阳历年的时候给我写封信,好不好?”时传祥手捧“英雄”牌钢笔,激动得热泪盈眶。刘少奇紧紧握住时传祥的手温和地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都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八.诤 言

少奇同志一生勤政廉洁、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始终践行“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准则,始终保持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尚品格,他是当之无愧的共产党员的楷模和人民公仆的典范。他那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一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明镜。

  刘少奇说:“共产党员,不论地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从艰苦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只有打掉这些官气,彻底纠正这些恶劣作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才能进一步加强。”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从来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刘少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一生心系百姓,广开言路、从善如流;他躬身实践,深入基层,注重调查;他求真务实,敢于担当,雷厉风行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他把“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无限敬仰。

  “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在学习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同时,弘扬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对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4年3月4日于花明楼

 

作者简介

 

  罗雄,男,中共党员,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现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     先后撰写了理论文章、调研报告、诗词散文1000多篇,出版了《党委书记的理论与实践》、《花明楼诗钞》、《讲述刘少奇》等专著,主编了“刘少奇故里与风范”系列丛书。先后在《长沙晚报》、《湖南日报》、《新湘评论》、《中国统一战线》、《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中国旅游报》等报刊发表调研文章,其中《用廉政文化导向文明创建》、《以创新的精神做好改革过程中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荣获全国公路职工征文一、二等奖;《对中标工程的监管需有章可循》荣获2005年中纪委、监察部、国资委举办的“构建惩防腐败体系”全国征文三等奖;《仰望花明楼》获“全国党刊建党九十周年征文二等奖”《长沙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获“中华民族精神大家谈”全国征文一等奖;

现为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生平思想分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理事、湖南省文联委员、湖南省诗词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湖湘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沙市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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