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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故里景区外景导游词
 

  花明楼--刘少奇故里景区讲解词

  刘少奇故里景区位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地处湖南省会长沙市湘江以西,与韶山毛泽东故居、乌石彭德怀故居相距约30公里,形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伟人故里文化生态旅游金三角,已成为湖南省最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和旅游观光区之一。刘少奇故里景区占地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核心景区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占地1300亩,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主要景点包括刘少奇故里门楼广场、刘少奇同志铜像广场、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刘少奇同志文物馆、炭子冲民俗文化村、刘少奇同志故居、生态文化公园花明园等景点。

  刘少奇故里景区自1959年首次开放和1980年重新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海内外游客3000多万人次。特别是从2008年3月18日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以来,游客逐年上升,每年平均接待海内外游客两百多万人次。胡锦涛、江泽民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曾来这里参观,2011年游客总量接近300万。

  开放时间:全年 9:00--5:00

  票务信息:免费领票,凭票参观,一人一票,当日有效。

  联系电话:0731-87094027

  官方网站:http://www.shaoqiguli.com

  官方微信:微信号 liushaoqiguli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shaoqiguli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

  邮编:410611

 

  “刘少奇故里”门楼

  “刘少奇故里”门楼,是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之际建成的。门楼高12.4米,宽15米,颇具江南古建筑风格。“刘少奇故里”五个苍劲大字由全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沈鹏先生题写。

 

  刘少奇同志铜像广场

  刘少奇同志铜像是1988年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时落成的,由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亲自揭幕。广场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包括踏步)。两边山头青松傲立、杂树生花,石级中央一条苍翠的匍地龙笔直前伸,广场视野开阔,四周山头连绵起伏,幽远深遂。广场正前方,整齐的小松柏簇拥着一个庄严肃穆的平台,平台中央,少奇同志铜像威严地矗立着。铜像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捐建,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和他的高徒程允贤精心制作。铜像加底座共高7.1米 (像高3.0米,座高4.1米),这个数字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七一”是党的生日,少奇同志一生致力于党的建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是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第二,少奇同志享年71岁。铜像座西北朝东南,面部神情似微笑,似沉思,满怀沧桑地遥望远方;拿着烟头的手自然摆放;飘逸的风衣将衬托得更加伟岸。再现了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少奇同志风尘仆仆、日理万机的光辉形象,使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和亲切感。1998年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名。

  刘少奇主席铜像广场敬献花仪式程序

  (仪式开始前,献花嘉宾列队铜像广场中央,礼宾戎装护卫花篮)

  向刘少奇主席铜像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主持人庄重诵读献花词)

  惟公元××××年×月×日,××××××××敬备鲜花于刘少奇主席铜像前,以致缅怀和敬仰之情,曰:

  少奇主席,学贯中西;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服务人民,奉献自己;修正错误,坚持真理;

  治国安邦,顺应民意;名垂青史,功盖天地;

  三湘怀恩,九洲感泣;一瓣心香,虔诚奠祭;

  佑我中华,腾飞崛起;科学发展,和谐统一;

  国富民强,拓新世纪。

  尚飨

  (音乐响起,礼宾面向献花嘉宾敬礼后,抬起花篮转身步入铜像1米处落地,嘉宾尾随直至铜像前5米处肃立,音乐停)

  向刘少奇主席铜像敬献花篮,请嘉宾(首长)××××××××上前整理花篮缎带。向刘少奇主席铜像行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毕!

  (音乐响起)请嘉宾(首长)从左至右绕刘少奇主席铜像一周(向嘉宾介绍刘少奇同志铜像,音乐停,献花嘉宾留影)!

 

  怀念亭

  这个栗色圆柱、黄色琉璃瓦的建筑名为“怀念亭”,是1988年刘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时,由长沙市总工会捐建的。“怀念亭”三个大字出自国务院原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之手。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是我国唯一一座完整、系统展示和介绍刘少奇生平业绩的传记性专馆,1988年11月24日开馆,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剪彩。2008年刘少奇诞辰110周年之际,进行了扩建和重新陈列布展,占地面积由3000多平方米扩大至7000多平方米。建筑为自由分散型园林式风格,与炭子冲的山水田园风光相映成趣,浑然一体。纪念馆正门上悬挂的“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匾额,由邓小平同志于1987年题写。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共有5个展厅。以“伟大的探索者,卓越的领导人”为主题,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刘少奇的生平思想和丰功伟绩。

  序厅正中是一组玻璃钢材质的红色主题雕塑,背景为浮雕,着力体现刘少奇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行进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主题雕塑左右两侧分别设计成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用大理石浅浮雕刻画了刘少奇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的情景,寓意刘少奇是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序厅南北两面乳白色大理石墙壁上分别粘贴着金光闪闪的刘少奇语录,其中南面是:“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进行建设——摘自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面墙壁上是:“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摘自1957年4月27日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有力证实了刘少奇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远见卓识;后者充分说明了刘少奇不愧为“共产党员的典范、人民公仆的楷模”,同时也是刘少奇一生的真实写照。

  第一部分 不懈奋斗 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第一组 寻求救国道路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今花明楼镇炭子冲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母亲鲁氏是一位宽容善良的农村妇女,一生相夫教子为后辈称赞。父亲刘寿生忠厚勤劳,受过严格的私塾教养,为旧时有文化的农民。刘少奇从小在知书达礼、勤俭持家的良好氛围中成长。他自幼勤奋好学,总是如饥似渴地读书习字,为了获取新知识,他经常去同学周祖三家看书。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曾留学日本,从国外带回了很多进步书刊,受过明治维新思想影响,回国后在长沙兴办教育,家里藏书琳琅满目、种类繁多,除了传统的线装书以外,还有国文、算术、地理和有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新式书籍,刘少奇嗜书如命,经常在周家看书看到忘我境界。有一次他在周家火盆旁边烤火边看书,连鞋子被炭火烧着了竟全然不知,在邻里间传为笑谈。因刘少奇酷爱读书,凡事能够讲出一番道理,又因为他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乡亲们送给他一个“刘九书柜”的雅号。

  1913年夏,刘少奇考入宁乡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深受进步人士黄锡类校长、地理老师梅冶成先生的影响,使他了解到中国虽然地大物博,却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灾难深重。老师的教诲和国家的局面,使他在心灵深处确定了救国救民的理想。在学校,他积极参与讨伐袁世凯和反对丧权辱国条约签订等爱国运动。自此,他把自己的学名“渭潢”二字改为“卫黄”,表达了誓死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他把这个名字刻在笔筒上,写在书本上,作为座佑铭勉励自己为捍卫国家、拯救人民而奋斗。

  为了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1916年夏,刘少奇辗转长沙驻省宁乡中学、育才学校、陆军讲武堂等地求学,1919年5月在长沙未等到中学毕业典礼,他一腔热血赴北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当年9月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在这里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因为没有筹措到留法路费而放弃了赴法国里昂勤工俭学的机会。1920年经新民学会贺明范老师介绍,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参加留俄预科培训班学习,并在这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使他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1921年8月刘少奇来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在这里,刘少奇两次聆听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有关“国家与革命”的讲演,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熏陶,系统地学习了共产主义知识。1921年冬天,在留俄期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曾经回忆:“当时,我们学的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从此,刘少奇由一位普通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位坚定执着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二组 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1922年春,刘少奇从苏联留学回国,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工人运动,刘少奇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中央委派,来到湖南长沙清水塘,向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传达中央指示,在长沙郊外的清水塘农舍里,两位有志青年慷慨激昂地就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未来发展进行彻夜长谈,这是刘少奇与毛泽东首次见面。随后,刘少奇被派到江西安源路矿,领导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

  此前,安源路矿的工人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几次争取利益的罢工均告失败。1922年9月,刘少奇到达安源路矿后,和李立三一起,采取有理有节的斗争方式,领导一万三千多路矿工人举行了安源大罢工。刘少奇作为工人代表只身进入戒严司令部谈判,他英勇无畏、沉着机智、义正词严地与敌人进行唇枪舌战的交锋:“如不能达到万余工友的合理要求,就是把我刘少奇剁成肉泥也解决不了问题。”数千工人包围了司令部,声言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就要把路矿当局砸得片瓦不留。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部不得不由硬变软,答应了工会提出的工人复工的十三项条件,使罢工取得全面胜利。刘少奇被工友们称为“浑身是胆的刘代表”。

  安源罢工胜利后,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讲究斗争策略,注重组织建设,发挥骨干作用,保护党的力量。刘少奇将工人以十人为单位进行管理,十人中选出一个代表,百人中选出十个代表,千人中选出一百个代表,“百代表”中选出刘少奇为“总代表”,使松散的工人组成为有机组合体,形成了与敌人斗争不可抗拒的力量。

  为了捍卫工人的胜利果实,刘少奇在安源建立了工人纠察队,还秘密派遣党员代表到矿警队工作,以维护工人的利益,并为以后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安源工人师与矿警队,被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革命武装力量。

  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力于给工人办实事办好事,在全路矿开办了七所工人学校、五个工人读书处、一个工人图书馆,为提高工人的文化修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大提高了基层党员骨干素质。刘少奇还主持创办了两个工人消费合作社,由工人捐资认股,并且在俱乐部发行股票,成为我国最早自主发行的股票之一。工人消费合作社不仅使工人免受中间剥削,而且还培养了工人自主管理经济的能力。

  1924年秋天,刘少奇在安源创办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主要培训工人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这一时期安源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达到250余人,据1925年1月中共四大统计,全国党员人数为944人,而安源党员人数多于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

  在爆发“二七惨案”后的严峻形势下,刘少奇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却“一枝独秀”,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一面旗帜,刘少奇也凭着其卓越的领导才华成为中国著名的工运领袖。

  在安源期间,刘少奇相遇知音,完成了喜结良缘的婚姻大事。1923年4月,他在安源路矿与何宝珍结为革命伴侣。何宝珍家住湖南道县梅花镇桂头村,1902年出生在湖南道县城关镇一个小商贩家庭,早年因在衡阳女师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经学校党组织联系,她于1922年9月来到长沙郊外清水塘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经毛泽东和杨开慧介绍,何宝珍认识了刘少奇。1922年10月,她随刘少奇来到安源从事革命斗争,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负责书报科和工人夜校教育工作,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跟随刘少奇辗转东北、华北、武汉、广州、上海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了刘少奇很大的支持和帮助。1932年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机智勇敢,面对严刑审讯坚贞不屈,1934年冬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2岁。刘少奇评价何宝珍同志:“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1925年春,刘少奇离开安源来到广州。1月,组织领导并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正式组建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在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实际主持全面工作。

  5月30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托,刘少奇于6月初赶赴上海,负责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并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声讨当局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刘少奇作为上海总工会领导机关核心成员之一,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和决议,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始终处于主力军地位,使反帝爱国运动深入开展。刘少奇在复杂的环境中从容不迫按计划开展地下斗争,加大力气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积极改变斗争策略,在全面罢工的局势下,有条件地组织工人复工,沉痛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把大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

  1925年9月底,刘少奇因为操劳过度导致肺病复发,无法正常坚持工作。11月,经党组织安排,刘少奇回到湖南长沙治病休养。因为当时湖南革命运动正处于高潮,12月16日,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为了防止刘少奇发动学潮,在文化书社将刘少奇逮捕。消息传开,全国各地革命团体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1926年2月上旬,在党组织、亲友和社会各界多方的营救下,刘少奇获释。刘少奇出狱后又赶到达广州,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邓中夏在欢迎会上致辞:“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开幕式,并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工作报告。刘少奇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挥师北伐,9月初,攻占汉口、汉阳。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10月21日,刘少奇到达武汉,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负责领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六省的工人运动。

  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把新发展起来的工会组织建设好,刘少奇根据几个月来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撰写了三本指导全国工会建设的小册子:《工会代表会》、《工会组织法》、《工会经济问题》,这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制造杀害我无辜同胞的惨案。1月5日,在刘少奇的得力领导和亲自指挥下,武汉30万群众举行反帝大会和示威游行。在武汉各界的支持配合下,工人群众一举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60多年的汉口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刘少奇的工运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为我党早期训练干部队伍发挥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他不愧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杰出领袖。

  第三组 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强调要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组织失去了领导中枢,工作陷入半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思想混乱,对党组织失去了信任,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这种状况在中共顺直省委表现得尤为突出。1928年3月,中央派刘少奇参与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刘少奇到达天津后,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给中央写了《关于最近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系统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10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发表了《论口号的转变》等文章,一针见血的批评了职工运动中不切实际的错误做法,提出要根据“群众的要求和需要,来规定各种口号。”刘少奇经过一段时间对顺治省委的整顿,初步扭转了北方党组织名存实亡的状态,重新改组了中共顺直省委。

  1929年春,东北地区的革命处于十分困难时期,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在巡视东北后,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于是,中央任命具有卓越领导才能和丰富斗争经验的刘少奇赴长春担任第五届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直接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刘少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开展革命运动。他选定军阀张作霖的骨干企业奉天纱厂作为工作重点。8月22日,刘少奇在工厂了解工人罢工的准备情况时,不幸被捕。但后来由于刘少奇沉着应对复杂局面,与敌人斗智斗勇,顺利出狱。出狱后,又直接领导了收回中东铁路权益的斗争,推动了整个东北地区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刘少奇在满洲省委虽然只工作了八个月,但迅速开创了局面,取得了显著效果,为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8月,刘少奇出席了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发言,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会后继续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他主张赤色工会的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存在来开展党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黄色工会中的下层工人群众。刘少奇的这个正确主张,受到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的指责,并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刘少奇在困境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1931年秋回国。

  回国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他以“仲篪”的笔名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刊物《工运指南》上发表多篇文章。后来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刘少奇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秘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他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组织工人生产自救,支援前线,并有效开展同白区的经济贸易活动,为共产党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主持筹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全师约12800多人,这是中共革命史上第一支以“工人”命名的正规武装,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的“围剿”部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10月10日,刘少奇随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撤离中央苏区。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先后担任了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和中央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集中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刘少奇在会议上揭露和批评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0月19日,刘少奇随中央红军到达陕西保安县吴起镇。历时十个月,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秋,侵占了我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华北扩张,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去华北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到达天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刘少奇在华北进行积极的统战工作,争取阎锡山、宋哲元等华北实力派人物。宋哲元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在正确估计形势的前提下,指示游行队伍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巧妙地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顺势敦促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转向抗日。

  为了充实北方党的力量,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少奇组织北方局营救了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名干部出狱。他们出狱以后,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华北的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推动了华中和华南党组织的建立和恢复。刘少奇在北方局的工作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被称为“我党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白区工作一针见血的医生”。

  第四组 领导创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全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加强华北抗战力量,受中共中央委托,刘少奇赶赴华北,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积极配合八路军,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7月28日,刘少奇到达山西太原抗日前线。在这里,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托重新组建北方局,并担任北方局书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确定了动员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路线,为此,刘少奇在华北领导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大力宣传抗日主张,鼓励青年学生成立抗日武装组织。在刘少奇的指示下,薄一波在山西创建的山西牺牲同盟会和青年决死队等,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解决抗日游击战争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由解放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公开出版。文章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以及前途、条件和各种政策,这是党内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有力地指导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它与毛泽东随后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受到重创。八路军经过战争实践锻炼,逐渐成为华北抗日战场的主力军。此后,刘少奇更加注重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1日,在刘少奇的指示下,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建立起来,共产党成为华北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刘少奇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三次发言批评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1938年10月,徐州和武汉失守。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撤销了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成立了由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这样,“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落到了刘少奇的肩上。

  抗战初期,在华中地区由于王明推行右倾错误路线,在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时,我党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发展武装力量,敌后斗争没有打开局面。刘少奇出任中原局书记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迅速开创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把敌占领区变成打击侵略者的前沿阵地。1939年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来到河南竹沟,以此作为中原局驻地,立即部署发展抗日武装和建立抗日根据地。抗战时期的竹沟有“小延安”之称。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疯狂凶残的竹沟惨案。由于刘少奇很有预见性地提前部署反击,极大地减少了惨案造成的损失。12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抵达皖东。他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健全了领导机构,确定了新四军东进的战略方针。这三次会议,对合理制定新四军的战略战术,扫除抵制东进的思想障碍,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扭转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抗战中的不利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华中,面对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刘少奇改变了一贯妥协的做法,而是以武装斗争求团结的方式,领导新四军取得了以保卫半塔集为中心的反摩擦斗争胜利,创造了在对方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打守卫战的成功战例。正如陈毅后来所说的: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1941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苏北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大运河以东直到黄海边的广大地区,都被我军控制。在打响黄桥战役的同时,八路军第5纵队也南下东进,一路冲破顽军抵抗,直取苏北重镇盐城,南北两师在东台以北的白驹集会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抗日根据地。至此,东进的战略方针基本实现,南北对进共同开辟苏北战区的任务基本完成。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开始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官兵苦战七个昼夜,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失散或牺牲。“皖南事变”后群情激愤,军民同仇敌忾,中央各高级领导纷纷提出军事上和政治上全面反击的主张,刘少奇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后,向中央提出“在军事上暂缓进攻,政治上大举反攻”的建议,被中共中央采纳。

  为了重整我党的武装力量,刘少奇先后两次向中央提出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建议,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向全国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的身份同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在江苏盐城召开。重建后的新四军建制为七个师,以崭新的面貌纵横驰骋在中原抗日战场上,成为继八路军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抗日劲旅。

  1941年4月,中共中央将东南局和中原局并为华中局,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统一领导华中地区抗日武装斗争。华中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了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自卫队三者相结合的抗日武装体制。

  1941年7月,日军一万七千多人进攻江苏盐城,企图消灭新四军主力。刘少奇与陈毅领导了反“扫荡”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沉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巩固了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增强了华中军民消灭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在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华中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至1941年底,华中地区抗日武装发展到15万人枪,根据地面积25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1500万。我军根据地不仅拥有乡村,而且拥有城镇,有了巩固的后方,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1941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正酝酿开展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检查战争期间领导路线问题,为召开党的七大作思想准备。毛泽东需要刘少奇回中央负责七大筹备工作。这时,刘少奇离开延安已经两年多,党中央交给他“发展华中”的任务也已基本完成。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局一百多干部奉命奔赴延安,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开始了九个多月的“小长征”,从江苏新四军军部出发,经过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六省,行程数千公里,穿越敌人103道封锁线,于1942年12月底到达延安,毛泽东将杨家岭的团年饭改成了欢迎宴。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从此,刘少奇正式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第五组 参与领导解放全中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为了迷惑全国人民,打出了和平建国的幌子,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8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抢占大城市,刘少奇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东北是两党必争之地。因为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又是重工业基地,而且背靠苏联、蒙古、朝鲜。我党一旦占领东北,就能打破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刘少奇适时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实施这一方针,刘少奇决定成立东北局,并从各解放区调遣部队十一万多人,干部两万多人进入东北,比国民党的队伍提早两个月抢占了先机,使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从东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改变了分散被动的状态,取得了有利的战略态势。后来,刘少奇又根据形势的变化,极速调整战略部署,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到广大的农村建立根据地。

  1947年初,国民党调集兵力大规模“围剿”延安和山东两个解放区。3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实施战略大转移,由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建立中国革命指挥所,完成中央委托的土地革命工作、财经工作和军队协调工作。1947年8月刘少奇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启了废除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的序幕,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翻农民分得了田地和生产工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军参战、支持解放战争的积极性,出现了“父母送子保家乡,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喜人局面,使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建设新中国、开创新纪元的伟大征程。

  

第二部分 艰辛探索,为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一组 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设想。他主张在一定时期内,甚至用15年至20年的时间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加强国营经济,鼓励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大力组织以农村供销合作社为重要形式的合作社经济,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刘少奇提出:“我们不能过早消灭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消灭了,将来还得请回来。”

  1949年初,刘少奇提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但国营经济居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

  1949年1月,天津获得解放。当时的军管会、市政府成立后,没人理会私营工商业老板,既不见面也不谈话,更谈不上帮助和支持。有些党的领导干部认为,如果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有些不懂政策的军管会成员甚至还鼓动工人用批斗地主的方式批斗资本家,还有的人主张采取分田分地的模式分工厂、分商店、分房屋、分机器。解放初期,天津市的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百分之三十。全市经济滑坡,上百万人生活无着落。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实地考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表了多次讲话,认真细致的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从而使天津的资本家们打消了顾虑,提高了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天津市委迅速落实刘少奇的讲话精神,采取一系列措施:设立机构调解劳资关系,组织恢复生产,平抑市场物价,救济失业工人等等。刘少奇的一系列讲话调动了工商业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天津市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经营户由4月的292户增加到12月的5000多户,有效解决了城市管理的迫切问题。

  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此次访问历时48天,获得极大成功。刘少奇秘密访苏,不但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如何进行互助合作达成共识,还得到苏联给中国政府提供3亿美元低息贷款,并承诺向中国派遣经济、军事技术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援助新中国经济建设,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了外援,也为毛泽东同志正式访苏作前期准备。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9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建国初期,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主持土地改革工作;提出了新中国经济发展步骤,他主张首先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再大力发展轻工业,并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第二组 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深刻阐述了我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在此次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56年,我国拟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前完成。刘少奇适时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中共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刘少奇先后约请国家计委、机械部、电力部、煤炭部等三十多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积累了很多有关我国工业布局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作了充分的准备。

  由于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盲目冒进,物资短缺,财政入不敷出。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他还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撰写《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该社论稿后经刘少奇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不看了”三字。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该社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切实际的盲目冒进行为。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阐述了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即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论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总方针。这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光荣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组 主持国民经济大调整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1958年,全国上下掀起了高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热潮。1958年的《人民日报》,作为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党报,上面赫然刊登的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的报道,水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甚至大肆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当时全国的城乡居民纷纷拿出自己家的锅、碗、瓢、盘等铁质生活用品,支援国家大炼钢铁。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使得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刘少奇很快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59年七八月间,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因为种种原因,“庐山会议”突然转向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导致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尽管庐山会议后中央不断号召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但是,到了1960年下半年,“大跃进”再也难以为继了。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全党和中央逐步冷静下来,决定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刘少奇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回到家乡湖南长沙进行了为期44天农村调查。他轻装简行,拒绝住招待所,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大队养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了七天;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住了18天;在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自己家里住了六天。他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在故居的横堂屋里,他找来幼年时的好友和乡亲促膝谈心。他脱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向父老乡亲鞠躬,请求农民讲真话。经过实地调查,刘少奇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清醒地认识到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在天华大队果断做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使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成了全国解散公共食堂第一村。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印发了书面报告,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了口头发言,客观分析了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缺点成绩三七开,三分缺点和错误,七分成绩;二是困难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为全党统一思想认识、调整国民经济、扭转困难局面奠定了基础。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讨论和研究经济调整工作。会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陈云任组长,统管全国经济工作,有力地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2年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决定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发展生产。

  由于采取这些果断的措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很快见效。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1962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结束了连续4年赤字的状况。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成功,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四组 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

  (一)变革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它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如: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工人没有生产积极性,商品没有交易市场,物资供需矛盾突出等。刘少奇提出要改革单一的计划经济运行机制,主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指出:国家不能对企业、单位管得过多过死,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灵活性,要利用自由市场;并且提出只有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

  刘少奇非常关心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生存状况,他对我国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多次强调农业生产关系要跟生产力水平相适应。1957年2月,刘少奇在河南新乡农村调研时指出:现在的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他赞同在农业生产管理中实行劳动生产责任制,对新乡地区实行的“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事实证明,改革和完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能够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经济得到稳步发展。

  (三)改革流通体制

  长期以来,受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我国工业实行以行政调拨的生产资料分配方法,事实上违背了生产资料是商品的经济规律。生产单位由于没有经营自主权和独立核算权,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首次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不属于商品的观点提出了疑问,他指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理论恐怕还值得研究。”他认为,物资管理办法要改革,要像商业部门管理生活资料一样,必须充分发挥商品交换的功能。经过几年的改革,到1966年上半年,我国省、地、市、县各级普遍建立了专门负责生产资料流通的管理部门和经营机构,理顺了物资流通体制。

  (四)实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教育规模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我国许多地方出现学生升学难、就业难的问题。刘少奇提出并大力倡导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即:一种是工厂、机关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和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 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和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他对“两种劳动制度”的含义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实行固定工、临时工、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推行,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和就业形势向广泛性、多样性方向发展。到1965年,全国有半工半读学校4000多所,学生80多万人。这些做法,对扩大就业面,提高劳动生产力,普及国民教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五)实行两种住房制度

  1957年3月,刘少奇在株洲331厂视察时,针对职工住房难的问题提出了改革住房制度的设想,他认为实行国家、集体和职工共同出资建设住房,既能够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也能够有效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这就是刘少奇最早提出的两种住房制度。

  (六)改革分配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分配体制上,一开始就实行的“大锅饭”体制,分配上强调平均主义,刘少奇对此早有警觉。1957年,他曾建议“要较多研究我国的分配问题”,他认为“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1961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湖南调研时,提出在农村要采取多种分配形式,并多次指出“不要把平均主义当做共产主义”。

  (七)试办托拉斯

  早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就曾设想学习西方企业先进管理经验,组织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在视察河南洛阳轴承厂和上海电机厂时,又提出要通过试办托拉斯来管理经济。1963年10月24日,刘少奇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生产情况时,做了《组织专业公司,减少行政干预》的讲话,同年12月26日听取薄一波、余秋里汇报工业生产和全国工业会议的情况时,又做了《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不行》的讲话,两次讲话都强调要建立现代工业组织形式。

  党中央同意刘少奇提出的试办托拉斯的建议,于1963年批准成立了第一家托拉斯企业——中国烟草公司。之后,我国又试办了22家托拉斯企业,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不仅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有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八)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在我国这样一个封建的、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

  1951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时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概念,主张“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3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2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

  1954年3月至9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9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6月11日,刘少奇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7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是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今天的民主法制建设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尤其是经济建设思想,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来源。

  

第三部分 殚精竭虑 为了建设一个好的党

  第一组 创立共产党员修养理论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诸多论著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特别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党的先进性建设有机融合,首次利用历代圣贤典故,从共产党员个人修养角度论述党员标准,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的言行,是新时期永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

  共产党员的修养理论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全国各地的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纷纷涌向延安解放区,并且带着各种目的要求加入共产党。一方面体现了共产党人心所向、海纳百川,吸引青年才俊,壮大党的队伍;另一方面则出现鱼龙混杂,使革命队伍的人员成分和思想意识更加复杂起来。如何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修养,成为我党当时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1939年7月8日,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宣部长、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的提议,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广场上,给学员作了3个小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从九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和方法,第一次提出加强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刘少奇引经注典的学识水平和以理服人的演讲口才,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在延安产生了强烈反响。毛泽东读后评价“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好文章,应当快登”。随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解放》周刊第八十一期至八十四期连载。后来该书以不同的版本和50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3000多万册。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要更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

  第二组 倡导党内正确思想斗争

  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教育,倡导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1941年4月,刘少奇在江苏盐城创办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亲自兼任校长。1941年7月2日至3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作了《论党内斗争》的重要讲演,系统阐述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努力倡导在党内进行积极而正确的思想斗争。他明确提出:党内斗争的性质“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在党的建设理论中,像刘少奇这样全面系统地论述党内斗争还是第一次。

  1942年刘少奇从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奉命回延安途中,代表中共中央调解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之间的分岐和矛盾。刘少奇在山东干部会议上,做了《党内斗争问题》的报告,系统分析了党内生活中存在的偏向,深刻地揭露了党内过火斗争的种种表现及其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再次阐述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经过几个月耐心细致的工作,他妥善调处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之间的矛盾,开创了山东根据地工作新局面,模范实践了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

  第三组 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

  随着中国革命迅速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作指导。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阐明了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的必要性和权威性,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四组 致力于执政党建设

  早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就开始考虑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当时他兼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班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刘少奇十分重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他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告诫全党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健全党内生活,端正党的作风;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在1980年刘少奇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曾高度评价:“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刘少奇同志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作出了重要建树。他写的党的建设方面的著作,特别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是我们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领域作出许多理论建树,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深入总结和提炼我们党治党治国的重要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2011年3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时指出:“刘少奇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思想很有特色,对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思想和理论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好好研究和宣传刘少奇的思想与精神,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第四部分 共和国主席的风采

  第一组 人民公仆

  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时刻将人民群众记挂在心上,时刻注意履行“人民勤务员”职责。刘少奇非常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走进农村、工厂、学校、部队进行调研,与全国各地的群众亲切交谈,与人民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建国后,刘少奇分管青年工作,在孩子们眼中,他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在青年朋友眼中,他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在身边的工作人员眼中,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

  1959年10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上,刘少奇亲切接见全国劳模代表——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他紧紧握住老时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还把一支“英雄”牌钢笔送给老时,鼓励他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中国把10月26日——国家主席和清洁工人握手的日子定为“环卫工人节”。

  刘少奇每次外出时都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必须做到“四不准”:不迎送;不请客吃饭,搞铺张浪费;不收别人礼物;参观时不搞前呼后拥的陪同。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的人民的心。”

  第二组 外交使者

  刘少奇说过:“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往来。”为了增进中外合作,繁荣外交事业,赢得发展机遇,刘少奇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不辞辛劳地行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争取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为了增进中外合作,发展国际友谊,刘少奇频繁接见了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国家元首和国际友人。

  1949年至1960年,刘少奇曾先后四次出访苏联。

  当时由于社会主义阵营面临新的挑战,国际环境处在冷战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孤立我新生的红色政权,为突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开启我国外交关系的新局面,刘少奇冒着生命危险出国访问。1963年4月至5月,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1966年三四月间,刘少奇应邀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刘少奇的外交实践为维护我国主权,争取世界和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向世界展示了共和国主席的风采。

  第三组 务实求真

  为了准确了解国民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家乡湖南长沙,进行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当时,他坐着一辆普通的吉普车回到了家乡。他调查的第一站是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万头猪场”。63岁高龄的国家主席把生产大队养猪场的饲料房当作办公室工作和居住了七天七夜。在这里,他看到所谓的“万头猪场”只有两头病猪,意识到“浮夸风”的严重性。当拨开风干的人粪,见到的尽是树皮、草根和粗纤维,他深深感觉到农民吃饭已经成为了大问题!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施家冲生产队开座谈会时,国家主席恭恭敬敬的站了起来,脱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躬下八尺身躯,深情地向群众三鞠躬,请求大家讲真话、道实情。

  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5月3日,刘少奇回了令他魂牵梦绕四十年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他盛情邀请炭子冲部分农民、亲友和基层干部在旧居开会座谈听取大家对中央工作的建议。他曾找来幼年时的好友李桂生陪同他到儿时游泳的安湖塘了解干旱情况。李桂生开门见山地对刘主席说干旱不是主要原因,造成农村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是“大跃进”、“瞎指挥”、“浮夸风”,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经过深入的调查走访,刘少奇真正了解了农村、农业、农民的真实情况,为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将军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深情地说:“我父亲坐在国家主席这把椅子上,心里头想的却是老百姓的小日子。”

  第四组 亲友情深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任弼时、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多次重要会议和紧要关头相互肯定和支持,刘少奇是毛泽东同志的坚定支持者,并曾经三次代理党中央主席的职务。

  1948年11月24日,朱德曾为刘少奇五十寿辰作诗祝贺。

  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 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

  献身于革命,群运见英姿。 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

  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 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

  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 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

  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 今年虽半百,胜利已可期。

  再活五十年,亲奠共产基。

  刘少奇和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刘少奇十分敬重和关心宋庆龄,宋庆龄对刘少奇也非常信任和尊重。“文化大革命”中,当刘少奇遭受错误批判时,宋庆龄依然对刘少奇一家十分关心。1966年11月《宋庆龄选集》和《孙中山选集》出版时,宋庆龄冒着风险,将这两本书送给了刘少奇,并亲自在扉页题写了“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宋庆龄”赠言。

  刘少奇十分注重和民主人士的联系和交往,他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黄炎培、王光英、李济深、程潜、何香凝、廖承志等人以诚相待、肝胆相照。

  刘少奇少小离家,南征北战几十年,他仍旧没有忘记家乡的山山水水,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1961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时,亲切接见了家乡的干部群众。这次回家乡调查,刘少奇还和王光美同志一道,专程步行去赵家冲看望了姐姐刘绍德,久别重逢,送给姐姐的礼品是:大米5斤、饼干2斤、糖果2斤、猪油2斤、盐蛋9个。临别时,姐姐无奈地拉着弟弟刘少奇的手渴望地说:“老弟啊,吃完了这些东西,我到哪里去找你呀?”刘少奇安慰姐姐:“现在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您要和社员们同甘共苦,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刘少奇既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一位儿女情长的凡人,同样有着普通人的桑梓情怀,普通人的骨肉亲情。

  1948年秋,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柏坡结成恩爱夫妻,是同事眼中的幸福伉俪。他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舟20个年头,在工作中互相帮助,在生活中互相关心,在旅途中相互照顾,在事业上相互勉励,堪称革命伴侣的楷模。刘少奇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的严格要求给子女们以深远的影响。他说:“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儿女们也没有辜负父母的厚爱和人民的期望,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了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父母,无愧于人民的事业。

  尾声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遭受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始终坚信“历史是人民写的”。

  1966年8月,刘少奇被迫停止工作,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骤然降至第八位。面对“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刘少奇坚持顽强抗争,但无济于事。1967年8月5日,在又一次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拿出一本195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举在手中,面对造反派声嘶力竭地抗议说:“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讲话?”但是,在那人妖颠倒、日月无光的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保护不了国家主席的尊严。

  “文革”期间,尽管全国上下充斥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但仍有人挺身而出,为真理与正义而奔走呼告。长春市的干部史云峰,在“文革”期间冒险在街头张贴传单,要求为刘少奇平反。辽宁省委的女干部张志新写下了《不能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加罪名》一文,为刘少奇鸣冤叫屈而被枪决。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通过决议时拒绝举手。刘少奇被审查期间,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后来经过认真复查,这些罪名完全是“四人帮”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冤案。

  1969年10月17日,专案组以战备转移为由,将重病中的刘少奇用毛毯包裹着身体,从北京秘密押往河南开封,关押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大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的金库地下室里。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7天。11月12日清晨6时45分,刘少奇含冤逝世,享年71岁。当时,他身边既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束鲜花,更没有他视为生命的党旗。14日凌晨,专案组为掩盖罪行,把刘少奇的遗体当作“烈性传染病人”在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专案组擅自冒称他的儿子刘源,在火葬申请单上“死者职业”一栏中,填写的竟然是“无业”。一个具有七亿人民泱泱大国的共和国主席,呕心历血为党的建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奋斗了一辈子,死后竟换来“无业”二字!

  但是,刘少奇即使身处危难境地,始终都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他对夫人王光美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农民罗德明在文革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了一张标准像,他先把画像叠在毛主席像后面,后来又把画像折成小方块藏在阁楼上的帐本里,几经周折,保存完好。全国各地的群众在“文革”中冒险保存下来了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

  真理不可欺,民心不可辱。真理永放光芒,公道自在人心。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光辉而伟大的一生,并恢复了他生前的名誉。邓小平说:“刘少奇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宋庆龄向王光美及全家表示亲切慰问。邓小平同志紧紧握住王光美同志的手,深情地说:“是好事,是胜利!”

  刘少奇生前说过:“将来,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遵照刘少奇同志的遗愿,1980年5月19日,在山东青岛黄海刘少奇生前视察过的101号驱逐舰上,亲人们将他的骨灰撒向大海。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一生坚持真理,真理又还原了刘少奇光辉而伟大的一生。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深切缅怀一代伟人刘少奇。1998年在刘少奇同志百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亲切会见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及家属,对刘少奇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2008年11月11日,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肯定了刘少奇在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的杰出贡献,高度评价了刘少奇的光辉思想和崇高品德。

  

刘少奇廉政思想与实践展览

  刘少奇同志一生呕心沥血致力于党的建设,执着践行党员标准,既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有许多精辟论述,又对我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过许多有益探索和成功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廉政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刘少奇廉政思想,学习刘少奇的廉政风范,对于我党在新形势下建立健全教育监督、惩处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部分 反腐倡廉的开拓者

  刘少奇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积极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的艰难探索。

  第一组 建党初期的反腐先锋

  安源罢工胜利以后,刘少奇果断领导和开展了一系列反腐倡廉实践活动,保证了安源工运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中共五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提供了最初的实践基础。

  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取得胜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蓬勃发展,少数工人干部产生了自满和骄傲情绪。刘少奇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与将来的计划》中指出:(代表)……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和威风,因此自己习惯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说话,多骄傲不和悦;渐渐只有牺牲没有权力就不快活了。

  安源工人俱乐部由于经济机构缺乏管理经验,被少数人钻了空子,导致工作秩序和经济管理一度出现混乱,其中较为严重的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和俱乐部会计股。当时俱乐部的李立三、朱少连等几名干部向工人消费合作社借款长期不还,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刘少奇专门组织在俱乐部领导干部之间开诚布公的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为了健全工会组织,俱乐部设立由主任团和七个股构成的俱乐部组织机构,形成了总代表、百代表、十代表的工人代表制和行使权力的模式。

  为了规范俱乐部的制度,1923年7月,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代理总经理毛泽民主持制定了《办事公约》。对总经理和各股经理的权限与职责、营业员的聘任和辞退、财经制度和作息时间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使消费合作社日常事务管理条理化和制度化。

  1923年7月,俱乐部针对在内部和合作社经济账目清理中发现的问题,通过《最高代表报告》,制定了涉及职员生活费、设立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分红规定等经济事务方面的决定达13条之多。俱乐部对各种违纪事件及时追查,妥善解决。对于俱乐部部员、干部参与赌博案件、陈梅生经济案件、李立三和朱少连挪用公款案件等,俱乐部制定了一系列处罚办法,多次开会查明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作出严肃处理。1924年俱乐部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了俱乐部的管理。

  为了加强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提高思想素质、文化修养和管理能力,1924年12月,在刘少奇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地委党校——中共安源地委党校。

  第二组 新生政权的反腐机构

  中央苏区时期,刘少奇先后担任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全国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他始终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设廉洁政权的思想,在工会组织中设立“轻骑队”,并通过发动群众,在机关单位和企业中惩腐肃贪,取得显著成效。

  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会上,专门成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监察机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由王荷波担任监察委员会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监察委员会机构不复存在。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取消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由刘少奇为书记,孙津川、阮啸仙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履行党内干部审查和权力监督的部分职能。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工运基础较好的江西苏区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领导全国苏区的工人运动。1933年1月全国总工会与苏区执行局合并,更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刘少奇担任委员长。毛泽东同志对苏区工会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工会是苏维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它又成为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照片5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会组织系统表)

  新成立的专门惩治腐败的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照片52-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临时最高法庭的判决书。)

  第三组 红色苏区的肃贪斗士

  1933年,为了惩治腐败,在刘少奇领导下,苏区工会与工农检察部、少共中央紧密配合,共同抽调力量组成联合肃贪机构——“轻骑队”,开展肃贪调查。侦查工作从12月15日开始工作,经过轻骑队员的努力,县苏维埃贪污浪费的事实大部分被检查出来。随后,在瑞金县城召开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大会,通报“轻骑队”的工作经过和检查结果,并以《轻骑队通讯》为题,在1933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报第138期予以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中央机关反贪污浪费斗争的总结。

  第二部分 廉政思想的奠基者

  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极为重视预防贪污、腐败。他多次提出要加强预防工作,并对各种腐败现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对腐败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全面反思,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

  第一组 警惕腐败滋生

  对于腐败现象,刘少奇早在1939年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就已经敏锐地预料到,共产党执政后会有部分党员腐化、官僚化。他郑重指出:革命胜利后,有些党员会“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他多次在讲话和报告中提出要警惕和防范,从而预防腐败的发生。1948年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提到:“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到天下后同国民党一样腐化……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

  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他指出:“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违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第二组 剖析腐败危害

  刘少奇对党内政治上的腐败现象有过诸多深刻的剖析,其中他论述比较集中、论述次数较多的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等内容。

  刘少奇还在《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论党内斗争》、《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章中,着重分析了贪污浪费、命令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等的危害和解决方法。

  第三组 反思腐败成因

  作为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善于思考的理论家,刘少奇从必要性、彻底性、长期性三个方面对反腐败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正确的估价,揭示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反腐斗争的特点。

  刘少奇1941年在《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一文中指出,个人享乐主义是腐败的根源。1951年4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1954年2月6日《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不足和一部分干部思想政治状况的复杂,就助长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于我们党的侵蚀。”

  第三部分 制度建设的探索者

  刘少奇极为重视从制度上遏制腐败。他对廉政制度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提出的法院独立审案、四大监督思想、限制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废除领导人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下基层四不准等主张,对我们党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1962年4月,刘少奇在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强调:“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级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

  1954 年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张难先委员的信中提到:“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认真履行国家监督的职能。

  在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刘少奇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条例》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的廉政建设法规,规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原则,从而把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1954年6月,刘少奇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9月,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对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作了系统说明。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提出要限制领导人员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员的监督,并提出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他提到:“华盛顿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当过总司令后,又当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然后才去竞选总统”;“马歇尔当了国务卿之后,又去当红十字会长”。“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

  第四部分 廉洁从政的带头人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品质和人民公仆本色,带头做端正党风的表率,在党内享有“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的美誉。

  第一组 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家里,刘少奇穿着朴素,冬天常是一件穿了几十年、长得拖地的老式旧大衣,工人们戏称它是“唱古装戏的旧龙袍”。在安源时,刘少奇穿的袜子只有筒子,没有了袜底。刘少奇担任新四军政委时穿的布鞋,鞋帮子和鞋面子打满了补丁,鞋尖被磨穿,穿着时连脚趾头也露了出来,被战士们叫做“狮子口鞋”。1960年前后,刘少奇粮食定量不高,为了度过困难时期,刘少奇要求一减再减,常常不吃肉,经常工作到深夜,晚上常常是由王光美把中午的饭菜倒在锅里热一热,来个一锅烩。时间一长,工作人员就给王光美起了个“烩饭厨师”的外号。

  1952年到1968年间,刘少奇常穿着一件蓝灰色羊毛衣,共有20多个小洞,袖口和扣眼已经破烂。

  这把破旧的藤躺椅曾放在刘少奇中南海办公室,伴随刘少奇工作过十多个年头。刘少奇同志穿过多年的睡衣和袜子,打满了补丁。 1961年4月,刘少奇回乡调查时,在故居睡过的木床。(照片组图:57-1:藤躺椅;57-2:睡衣;57-3:袜子;57-4:回湘调查时睡过的木床)

  第二组 严于律己的言行

  在安源时期,尽管刘少奇工作十分繁重,患有严重的肺病,却和其他干部一样只领取15元的生活费,坚决拒绝任何补助。为了节省开支,常用纸卷将平常吸剩烟头合在一起,卷成“喇叭筒”抽。有一次,刘少奇去萍乡县衙门磋商公务。工人们给他找来了一顶轿子,被刘少奇婉言拒绝。 刘少奇一贯倡导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亲民爱民的工作作风,他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每次都要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做到“四不准”的规定:不准迎送;不准请客吃饭,搞铺张浪费;不准收别人的礼物;参观时不准搞前呼后拥的陪同。

  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后,王光美及其子女遵照刘少奇的遗愿,将其补发的稿费作为党费,全部上缴中共中央组织部。

  第三组 人民公仆的典范

  1923年,刘少奇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拒绝工会将三哥刘作衡照顾安排在井外账房做写算工作,做好三哥的工作,主动下井挖煤。1950年,北师大附中党支部征求家长刘少奇对刘爱琴入党转正意见时,刘少奇实事求是地指出女儿存在的不足,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建议将刘爱琴的党员预备期延长。刘少奇儿子刘丁初中毕业报考北京市重点高中时差两分,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议,准备利用刘少奇的名义去学校讲情,给予适当照顾录取。刘少奇知道后,专门召开家庭会议,告诫儿女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绝不能利用国家主席的影响搞特殊。刘丁后来按照父亲的指示,选择报考北京市房山县良乡农业机械学校读书。1957年,刘少奇侄女刘维孔高考落榜后,刘少奇苦口婆心做工作,要她立志改变家乡面貌,回家乡做个有文化的农民。刘维孔愉快地接受了叔父的意见,安心回到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当农民。刘少奇在文革中猛兽冤屈时还告诫儿女:“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刘少奇一贯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1956 年 3 月,刘振德调到刘少奇办公室当秘书。到任那天,刘少奇找他谈话时宣布“约法三章”,严格规范工作纪律。尽管刘振德在文革中遭受牵连,也对刘少奇忠诚不渝。

  第四组 共产党员的楷模

  刘少奇说过:“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深情地说:“我的父亲刘少奇,坐在国家主席这把椅子上,心里头想的,却是老百姓的小日子。”

  1961年5月,刘少奇回到家乡调查,在家中与乡亲们座谈。了解到乡亲们没有房子住,就主动向当地政府提出,故居的陈列不要搞了,将故居的房子分给村民居住。他还到炭子冲大队临时医院看望病人。天华大队察看山林被毁情况。亲自为冯国全、刘桂阳等平民百姓平反冤案。去社员家里揭开锅盖、察看油盐坛子,嘘寒问暖,深入了解人民生活。

  2008年11月11日,在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廉洁奉公、无私奉献,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刘少奇同志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忠诚于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一日。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把党和人民放在第一位,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安排。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和人民公仆本色。

  一代伟人刘少奇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精神不朽,风范犹存,特别是他1940年7月1日关于《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一段讲话,在我们耳边久久回响:“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党员,为了党,为了社会进化与人类解放,为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共同长远的利益而奋斗到底,直至终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最引起人们敬仰,最为万世子孙所怀念所歌颂的,这在我们的党内已有无数的先烈,他们就是最值得,最为大众所景仰的人。”刘少奇用一生的奋斗,赢得了人民的崇敬!

  

刘少奇文物馆

  从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出门往北走一百米,便来到刘少奇文物馆,这是刘少奇同志诞辰百周年之际建成的,为江南园林式庭院建筑,集刘少奇文物收藏、保管、修复、研究于一体,分为一栋库房和三个展厅,库房中收藏和保管了有刘少奇、王光美的重要文物以及书画艺术品和图书资料。展厅中,每年定期举办各种临时展览,包括全国各地博物馆、纪念馆和名人故居的专题展览。

 

  炭子冲民俗文化村

  从刘少奇文物馆再往北走,步入林荫大道,只需五分钟时间,便可到达刘少奇同志故居。这条路是刘少奇纪念馆景区最美的一条生态路,树木遮天蔽日,四季鸟语花香,两边青翠欲滴的香樟是长沙市的市树。置身森林从中,使人联想起刘少奇小时候写下的一首励志诗:“小树两边栽,浓荫绿上阶,他年成大树,便是栋梁材!”如今,刘少奇的这首励志诗已被谱曲,成了一首悠扬悦耳、朗朗上口的儿歌。

  池塘边这两颗枝繁叶茂的桂花树,是2006年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亲手栽下的。右边是炭子冲民俗文化村,由王光英同志题名。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南农家小院为原型修建,里面陈列了湖南农村生产、生活用具,既展示了江南农村的习俗,又反映了青少年时代农耕文化的历史背景。

  游客可以在这里参与一些活动,如自由提取山泉井水,现煮现卖刘家老酒、动手操作加工食品、现泡绿茶、擂茶等等,大家可以走进民俗村自由体验一下!(照片61-1:炭子冲民俗文化村)

  

刘少奇同志故居

  刘少奇同志故居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农村民居,为对称形的土木结构、两进两横四合大院,坐东朝西,前临绿水,池塘碧波荡漾;背靠青山,周围树木参天,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风景独好,四季如春。1959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这栋普通的农舍也和刘少奇一起见证了坎坷的岁月,保持了永恒的本色。故居朝门上悬挂的“刘少奇同志故居”门匾是1982年冬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的。(照片62-1:刘少奇同志故居)

  走进这栋四合院子,正堂屋门楣上方还有一块“刘少奇同志旧居”的门匾,这块门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它原是1959年故居第一次对外开放时悬挂在朝门上的。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蒙受不白之冤和无情打击,故居很快被封闭,门匾也被造反派摘了下来,作为“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造反成果堆放在花明楼公社食堂的角落里,准备作为做饭炒菜的柴火烧掉。花明楼公社食堂的炊事员周思九怀着对刘少奇的深厚感情,偷偷地把这块门匾从杂物中拣了出来,拿到厨房翻过来作为切菜的案板使用,经过五任炊事员的巧妙保护得以保存完好。1980年2月,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以后,故居重新对外开放,乡亲们又欢欢喜喜地敲锣打鼓、吹着唢呐将这块门匾悬挂在故居的门楣上。

  这座四合院里曾经住着两户人家。当年刘少奇的祖父分家的时候,以堂屋正中为界,左右各一半,南边分给了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北边分给了刘少奇的伯父刘丙林;正堂屋两家共用,供奉了刘家列祖列宗的牌位。因刘少奇的伯父不善持家,逐渐走向衰落,于1930年将属于他的那一半房产变卖给了一户夏姓人家。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勤劳节俭、持家有道,人丁兴旺。家也不断扩大。共有房屋21间半,其中青瓦房16间半,茅草房5间。刘少奇的兄弟姐妹6人,都出生在这栋四合院里。

  刘少奇共有兄弟姐妹六人,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刘少奇最小,按堂兄弟排行第九,俗称“九满”。

  从右边进入正房,就是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的卧室。刘云庭生于1887年10月。二哥刘云庭作为湖南新军参加过辛亥革命,担任过班长、排长、连副等职,见多识广、思想进步、胸襟宽广,曾送一本《辛亥革命始末记》给刘少奇阅读以灌输革命思想。刘云庭还亲自带着儿子刘允明、侄子刘允斌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青少年时代的刘少奇因为受到二哥进步思想的启蒙,逐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1949年9月,二哥刘云庭去世,享年62岁,刘少奇亲撰挽词以表感激之情:“你是我幼年时期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

  接下来是刘少奇的卧室,他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61年回乡调查时,他坚决拒绝了省委和县委为他安排的条件较好的招待所,在这间简陋的土砖房子里住了六天六晚。他说:“我是回乡搞农村调查的,住在招待所的高楼大厦里与人民群众疏远了,住在自己家里,乡亲们来去自由,非常方便。”简单的木床,这张陈旧的书桌,这把平常的靠椅,这盏古朴的煤油灯,就是当年国家主席临时办公室的全部用品。他在这里批阅一份份治国理政的公文,他在这里接待了一批批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他在这里起草了一页页有关国计民生的调查报告。

  刘少奇同志的父母都是勤俭持家的种田人。刘少奇从小就跟随父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春种秋收,早出晚归,刘家的小日子过得舒舒适适。好客的刘家,每年还将略有节余的粮食用来酿造米酒招待客人。这间房子就是当年用来储酒的地方。

  靠东南角的这间房子是刘少奇的大哥刘墨卿的卧室。刘墨卿生于1885年,忠厚老实,按照长兄当父的规律,是父亲去世后家庭的主要支撑者。大哥于1943年因肺痨去世,享年58岁。如今,镇上还有一家生意红火的酒店,叫“刘正山大酒店”,是他的孙子刘正山及后人经营的。

  刘少奇父母的卧室。墙壁上镶嵌的这幅这位满面慈容的老人画像就是刘少奇的母亲鲁氏。她是一位善良贤慧、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生于1810年,是一位忠厚、能干而且善于持家理财的在乡下人眼中有文化的农民,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千方百计给子孙创造读书机会,父亲46岁因病辞世后,靠母亲鲁氏承担起抚养六个子女的重担。刘少奇非常尊敬他的母亲,作为一位救世济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虽然没有报跪乳之恩,但努力尽儿子之孝。在白色恐怖的1925年,刘少奇从上海回到长沙,专门把母亲接到城里治病,并替她置办一桌酒席,补做60大寿,还专门请了画师为母亲画了这张标准像。当母亲发现儿子为革命东北吸走、危机四伏、性命难保时,泪雨淋淋地跪着恳求儿子,不要出去干这份危险的事情。刘少奇也跪在母亲面前钱就而坚定地向母亲磕头:“娘啊,其他事情儿子都可以依您的,唯独这事不行,请原谅儿子不孝!”刘少奇的母亲于1931年病逝,享年66岁,当时他正在阴云密布的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没有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留下来永远的遗憾。这张母亲画像陪伴着刘少奇南征北战,度过了他坎坷而辉煌的人生。

  横堂屋是农家的客厅,与东西两个天井相连,显得特别宽敞明亮。1961年4月间,刘少奇轻车简从回家乡作调查,为了听到家乡的人民的真话,主动把家乡的泥脚杆子请到自己家里来作客。国家主席和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聊天、拉家常,并诚恳地对大家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现在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感到对不起大家,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在基层干部座谈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在这里,他真实地了解到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正如乡亲们所说的那样,不是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这里,他告诫党员干部要刻石立碑,吸取教训,不能让历史重演。也就在这里,他还办理了一桩“私事”:他回乡时,当地政府就修缮故居和建纪念馆之事向他请示,他坚决拒绝。当他看到因为办公共食堂拆掉了一些民房,炭子冲有六户村民无家可归,他将这些无房户召集在一起,说要把房子分给他们居住,村民们个个摇头摆手不敢接受。刘少奇恳切地说:“拜托大家,帮我‘守屋’好不好?”刘少奇的诚心诚意感动了乡亲们,村民们只好服从安排,六户无房户先后住进了刘少奇旧居。这就是为什么旧居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的原因。

  与横堂屋相连的西边是刘少奇的三哥刘作衡的卧室。刘作衡生于1892年6月,能写会算,在种田人中是个文化人,在安源煤矿当过矿工,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做过文书工作。“文革”中受到批判,多次接受造反派揪斗游街挂黑牌,1971年逝世,享年79岁。

  旧时农村因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影响,家里来了客人,妇女和小孩只能到厨房的角落吃饭。1961年,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回乡调查时,就是在吃饭屋就餐,当时刘少奇风趣地对王光美说:“你了不起哟,以前我家来了客人,母亲和小孩子都只能在厨房里吃饭咧,现在是妇女半边天了……”

  这间宽敞而亮堂的房子是碓屋,既是加工粮食的场所,也是储藏粮食的仓库,这里有舂米的推子、碓子,还有去屑的风车、筛子。这是斛桶和斗桶,是旧时的谷米量具,一斛30斤,一斗12斤。青少年时期的刘少奇非常同情贫困农民的疾苦,他用这些斛桶量米给邻居时,总是堆得满满的,有时还有意偷偷地把钱埋在米里边,乡亲们都说这九满伢子心肠太好了(刘少奇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九)。1961年,王光美随刘少奇回湘调查时,刘少奇亲自给王光美讲解,在斛桶旁留下了这张珍贵照片。

  这间僻静的小屋是刘少奇的书房,窗外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园子,少年时代的刘少奇经常在这看书学习,由于他酷爱读书,博闻强记,被当地誉为“刘九书柜”。1917年,刘少奇考入了湖南陆军讲武堂,决心投笔从戎,救国救民。读书学习之余,少年刘少奇便在窗外的院子里练棒习武、强身健体。

  书房的东头是杂屋,西头是农具房。刘家有60余亩耕地,耕种农具十分齐备。今天的农业的现代化,让这些古老的农具渐渐变成了文物。

  这里是刘家的猪舍,隔壁还有牛栏屋,对于自然经济时期的农民家庭来说,“养牛为犁田,养猪为过年,养鸡养鸭换油盐。”

  在故居迂回曲折地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又与碓屋隔井相望了。这中间隔着的是个小天井,是农家用来采光和排水的,汇集到天井里的屋檐水排全部流进了门前塘,再循环利用于养鱼和农田灌溉,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刘少奇家里人口多,厨房比较宽敞,锅灶炊具齐全,还有一间专门存放腌菜的杂屋。满屋里摆放着大缸、小缸、坛坛罐罐,装满了品种繁多的腌菜、泡菜,可以四季新鲜。这里存放着雨伞、木屐、斗笠、蓑衣等雨具,是刘家的日常用品。

  烤火屋是冬天取暖的地方,一家人围炉向火,其乐融融。火盘上方悬挂的是梭筒钩,它利用杠杆原理,下端可以挂水壶、炉锅,用于烧水、煮饭、热茶、温酒,根据火力大小还可以上下调节。梭筒钩上方横着一竹竿,用于悬挂鱼肉,经过烟薰火烤,时间一长,就变成了金灿灿香喷喷的腊鱼、腊肉了。靠墙摆放的是茶壶、茶篓、酒罐,属待客必品。这里还有一个草鞋马櫈,茶余饭后,供男女主人围坐火炉边编织草鞋。刘少奇从小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勤劳、俭朴而又较为殷实的普通农家里,“熟悉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使他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仍然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炭子冲学校

  我们沿着刘少奇故居北边的这条小道径直往前的方向,就可以看到炭子冲学校。炭子冲学校位于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罗家塘组,坐北朝南。学校始建于明末清初,原为朱氏宗祠,清末朱氏族人在此开馆办学,一直延续至今。学校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662平方米,一院三进宗祠建筑,共有教舍21间,青砖杉木结构,小青瓦屋面,为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

  1906年,8岁的刘少奇被父亲刘寿生送到这里接受启蒙教育,这里的私塾老师朱赞庭先生给他取了学名“渭璜”,刘少奇在这里度过了一年的学习时光,先后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启蒙书籍。学校见证了刘少奇聪慧灵敏、品行端正的良好素质,是进行中小学生和未成年人教育的重要基地。炭子冲学校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家祖坟

  刘少奇故居正前方的树木丛中,就是刘家祖坟,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再洲的灵寝。“文革”时期,刘家祖坟面临“造反派”的破坏,经附近村民闻讯赶来制止,墓穴才得以保存,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2002年,经刘家后人修复,2004年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花 明 园

  花明园既是一座文化公园,还是一座生态公园,建设花明园,是为了让游客入园养精神,漫步赏花卉,进亭读修养,登楼看太极,观机思故人,品德知荣辱。

  为了实现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的有机结合,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景区在规划建设以游客中心、门楼广场、铜像广场、纪念馆、故居为核心景点的文化旅游区的同时,还精心打造了以花明楼、万德鼎、一叶湖、修养亭、柳叶湖为重要景点的生态旅游区。花明园是集树木、花卉、水塘、楼台于一体的生态主题公园,占地面积400多亩。于2003年11月24日刘少奇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建成开放,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儿子刘源参加了开园仪式。

  花明楼

  花明楼,是一栋百尺高楼。根据宁乡县志记载“昔有齐公择此筑楼,课其二子攻读其中,闻楼上书声琅琅,楼下柳暗花明,花明楼由此得名”。花明楼共五层,建筑面积2030平方米,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题写“花明楼”匾额。一楼正厅的《花明楼记》由时任长沙市市长谭仲池撰写。楼内陈列“宁乡八景”壁画和“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四羊方尊、人面纹鼎、大铙以及“湖湘文化名人”版画和“青年刘少奇”青铜雕塑,向大家展示了物华天宝的楚沩风光和人文荟萃的湖湘文化。花明楼还装饰了梅、兰、竹、菊玻璃窗花,象征着刘少奇“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学贯中西,德誉古今”的精神品格。

  

万德鼎

  花明楼下的正前方,有一个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的德育文化广场,以花岗岩雕塑万德鼎为中心,九龙柱顶天立地,一叶湖波光粼粼。万德鼎由十六块方形花岗岩和一万个德字组成,鼎身以宁乡出土的国宝级文物“人面纹鼎”为模型。四面正中分别镌刻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书写的凹“德”字。其余的9996个凸形“德”字均为历代名家集字。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撰写《万德鼎铭》。万德鼎气势恢宏,是花明园的点睛之笔。

  龙是中华民族腾飞崛起的象征。广场周围耸立着九根龙柱,每根龙柱上雕刻有栩栩如生的盘龙。“九龙”寓意为九九归一,久盛不衰。环抱文化广场的这片水域叫一叶湖,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取名于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先生“一枝一叶总关情”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一叶湖寓意着刘少奇心中只有国家和人民的博大胸怀。与一叶湖配套的是石拱桥、假山、凉亭、杨柳、紫薇、樱花、桂花等,使整个园区显得简洁明快、春意盎然。

  

修养亭

  花明楼的对面是一座仿古建筑——修养亭,亭子周围长廊环绕,为重温刘少奇的光辉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建。“修养亭”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军事博物馆李铎将军题写。修养亭配有楹联:“德才配天地,修养冠古今”。长廊内以碑刻为主,分为东西两院,东院南墙上镌刻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评价。东院北墙镌刻了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的孔子、孟子等历史名人名言。

  东院的西走廊正中安放着刘少奇坐像,为河南省襄县农民牛志远捐献,为黄铜雕塑,重3吨,高两米,取材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时的工作照。刘少奇坐像背面的白色大理石墙壁上,镌刻着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手稿。

  修养亭西院为松、竹、梅“岁寒三友”园林景观,西院走廊墙壁上镌刻当代书法名家缅怀刘少奇的诗词书法和题词。

  

刘少奇坐过的飞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刘少奇同志坐过的飞机”。为伊尔18-240型飞机,是前苏联生产的涡轮螺旋浆中程客机,机身长36.9米,翼展37.4米,自重32吨,是我国1959年购买的第一批共5架苏联客机中仅存的一架。飞机保存较为完整,机内的座椅和休息舱内的军用床是飞机上的原物。

  伊尔18-240号飞机作为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专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都曾乘坐过,曾伴随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各国,在发展友好关系、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有过光辉的历程。1963年 4月12日至5月16日,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促成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乘坐这架飞机亲自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中苏论战前夕,为征求友党的意见,我国曾邀请朝鲜、越南等国领导人来华共商大计;1963年5月28日,刘少奇曾专程陪同金日成乘坐该机从北京去武汉会见毛泽东……

  这架飞机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民航局鉴定,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和最大的可移动文物,具有较高历史价值,这架飞机于2003年9月2日从四川彭州运抵花明楼。

  

柳叶湖

  在花明园东南侧,葱茏的树木丛中,横卧一湾碧水,周围花木扶疏,柳树环绕,被称作柳叶湖。柳叶湖西北面,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尊汉白玉纪念雕塑,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雕塑家学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教授张得蒂设计创作,也被称作无字纪念碑。整座纪念碑由白色汉白玉和红色花岗岩组成,用红色花岗岩构成的两只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大手紧紧握住,托起一座由汉白玉构成的高山,高山之上,一对熟悉的背景在展翅高飞的白鹤簇拥下,走向远方。(照片74-1:雕塑纪念园)

  参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景区暂告一段落,为了学习和弘扬刘少奇精神,特将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为导游讲解结束语:“一切共产党员,不论地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艰苦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只有打掉这些官气,彻底纠正了这些恶劣作风,党同群众的关系才能够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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