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英文)   Korean(韩文)
 
 
  您当前所在的位置: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 少奇一家 > 内容阅读   
 
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1898--1969)
作者: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发布时间:2013-08-23 浏览次数:
分享 |

  1898年 诞生

  11月24日 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一个农民家庭。名绍选,宇渭璜,因在叔伯兄弟九人中排行最小,当地人把最小的孩子叫“满仔”或“满妹”,故家人称他为“九满”。

  宁乡东屏长沙,北邻益阳,南连湘潭,西翼安化,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炭子冲是个依山伴水的小山村,距宁乡县城三十多公里,离湖南省会长沙约五十公里。这里山多田少,历史上人们曾以烧木炭为生,故名炭子冲。

  刘少奇祖辈以“老成持重、耕读传家”著称。父亲刘寿生(1865——1911)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民,读书明理,为人忠厚。他并不热心于积钱买田置房,而是希望子女多读点书。母亲刘鲁氏(1864——1931)是个心地善良、勤劳俭朴、善于持家的妇女。刘少奇亲兄弟姐妹六人,大哥刘绍源(墨卿),二哥刘绍远(云庭),三哥刘绍达(作衡),大姐刘绍德,二姐刘绍懿。

  刘寿生继承了父亲的六十亩土地,自己耕种三十亩,将远离住地的三十亩租给别人耕种,另外又在附近租种土地十五亩。农忙时雇请一些零工帮助。

  l906年 八岁

  到离炭子冲不远的柘木冲上私塾,照例先读《三字经》、《千字文》,接着读《论语》等。

  1907年 九岁

  到罗家塘上私塾,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

  1908年 十岁

  到月塘湾上私塾,读《诗经》等。

  1909年 十一岁

  到离炭子冲十公里的粉铺子洪家大屋读书。洪家是大地主,请来的老师叫杨毓群(曙云),上过师范学校,有些新知识。刘少奇在这里学国文、算术等。洪家女子不缠足,可以同男子一起上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国文课选读了鹬蚌相争之类的寓言,而不像私塾专读“四书”、“五经”,父亲很不满意,命他转学。

  1910年 十二岁

  到红米冲上私塾,对老师思想封建不满意。未学几个月,父亲去世,自己又得了痢疾,即休学回家。

  刘少奇有个要好的同学叫周祖三,其父周瑞仙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日本,家中藏书很多。刘少奇常到周家看书,从而接触到一些新的文化科学知识。他喜欢阅读历史、地理,对于富有爱国思想和反抗精神的书籍尤感兴趣。一个寒冷的冬天,看书入了迷的刘少奇,被炭火烤着了棉鞋都没察觉,周家因此风趣地叫他“小书柜”。因他排行第九,又爱好读书,从此,同学和乡人选他一个雅号, 叫“刘九书柜”。

  1911年 十三岁

  在堂姐家寄读,学《左传》等。

  10月10日 辛亥革命爆发。武昌新军在革命党人的发动下,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在两个月内就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 十四岁

  因不满意私塾式的教学,坚决要求进新式的小学堂读书,经说服母亲和兄长,进入芳储乡小学补习班 (相当于初等小学毕业的程度),学习了半年。

  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本介绍辛亥革命始末的小册子,刘少奇读后很受启发。在他再三坚持下,姐姐帮他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以表示对清政府的反叛和对辛亥革命的拥护。

  1913年 十五岁

  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亦称玉潭学校),编入第十一班。学习国文、史地、数学、物理、修身、体育、音乐、图画等课程,对数学、史地、国文颇感兴趣。考试成绩常得第一。爱好体育,经常参加足球、篮球、武术等项运动,还喜欢吹笛子、拉二胡等。

  1914年 十六岁

  继续在玉潭学校上学。假日回家,帮助家里放牛、割草;有时长兄让他照料一下粜、籴稻米的事,他对贫苦农民便常常多给一点稻米,少收一些钱。

  1915年 十七岁

  5月 得知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非常愤恨。玉潭学校举行讨袁游行,刘少奇和几个同学胸前挂着“毋忘国耻”的牌子,手持“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带头高呼“严惩卖国贼”、“不当亡国奴”、“坚决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随后又和同学一起,到各商店检查和封存日货,劝导商人不要继续贩卖“仇货”。

  12月 袁世凯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定次年为洪宪元年。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

  本年 为表达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将字“渭璜”改为“卫黄”。

  1916年 十八岁

  1月 湖南将军汤芗铭命令长沙各报改用“洪宪”年号,并要全市张灯结彩,庆祝袁世凯“登基”。长沙各界罢市罢课,讨袁驱汤。玉潭学校掀起讨袁驱汤的斗争浪潮。刘少奇与同学们一起,坚持罢课,上街游行,反对复辟帝制,要求驱逐汤芗铭,坚决声援蔡锷等人的讨袁义举。直到三月下旬,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玉潭学校才逐渐恢复正常上课。

  夏 在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毕业考试名列第一。与同学任克侠、贺执圭一道,带上史地老师梅冶成写给何叔衡的介绍信,步行到长沙报考中学。先后报考长郡中学和一中,都被录取。后因驻省宁乡中学校长黄锡类(原为玉潭学校校长)要他们到驻省中学就读,此校名气虽不及长郡与一中,但师资强,读书空气浓,收费也较低,他们便进驻省宁乡中学,插入二年级二期五班学习。

  秋 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报考谭延А在长沙开办的陆军讲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讲武堂学制一年半,半年补习文化,一年学习军事。由于没有校舍,直到第二年三月讲武堂才正式开学。

  本年 被兄长谎称母病从长沙骗回,由母亲作主,强迫与邻村麻雀塘周氏结婚。刘少奇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不久,即向周氏提出断绝婚姻关系。

  1917年 十九岁

  3月 在湖南陆军讲武堂上学。除军事训练外,学习几何、代数、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

  4月中旬 参加湖南各界祭奠黄兴、蔡锷的活动,抄录一些挽联,以表达对黄、蔡的崇敬心情。

  10月 讲武堂解散,离开学校,回到家乡。

  1918年 二十岁

  在家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复习和自学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和一部分大学课程。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和《御撰资治通鉴纲目》等历史书籍。

  1919年 二十一岁

  年初 为取得报考大学的中学毕业文凭,插入长沙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学习。

  5月4日 北京爆发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湖南,群情激昂。长沙各校学生举行罢课游行,受到军阀张敬尧所派军警的阻挠与破坏。五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各校派出学生代表多次举行会议,商讨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行动问题。五月底,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六月初,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刘少奇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罢课游行,开展爱国宣传活动和抵制日货的斗争。

  夏 在育才中学毕业后,没等到发毕业证书便奔赴北京,并与北京大学(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心)的同学取得联系。这时,五四运动已近尾声,但街上仍有游行活动。天津的学生代表接连许多天与北京学生代表一起,在新华门、天安门前举行声势很大的请愿示威活动,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惩办镇压爱国群众运动、杀害爱国人士的山东戒严司令马良,并释放在这次请愿活动中遭军警拘捕的天津学生代表马骏等人。这使刘少奇真切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北京考了几所大学,均被录取。但因有的学校学制长,学费贵;有的学校专业不合心意,都没有上。这时国内正掀起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刘少奇也产生了留法的念头。于是,他找到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李石曾等,联系入留法预备班学习。

  9月 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学制一年,半工半读,主要学习法文、机械学和木工、钳工、锻工、翻砂等技术。育德中学是一所有进步传统的学校。五四运动中,学校许多师生投入了反帝爱国洪流。在这里可以看到《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老师和学生们还自办校刊,介绍国内形势,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的情况。这些对刘少奇都有很大的影响。

  1920年 二十二岁

  6月 在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到北京,筹措不到去法国的费用,也找不到赴法留学的其他办法。

  7月 欲返长沙,因直皖战争爆发,南下火车不通,滞留北京,寄宿在鼓楼大街一个同学家里。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极端困难。

  8月 返回长沙。听到一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工作学习上碰到了困难,有的被遣送回国,因此打消了去法国的念头。这时,又听说可以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去苏俄学习,于是萌发了留俄的想法。

  10月 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一九二○年九月创办的,主要为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做准备。刘少奇在这里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 也阅读《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同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

  1921年 二十三岁

  夏初 由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介绍,与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一行十几人从上海出发,经日本长崎、苏俄海参崴 (今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今布拉戈维申斯克 )、赤塔、伊尔库次克前往莫斯科。因俄国革命后,战争创伤和敌人破坏严重,火车缺乏煤,要烧木柴,铁路也要边走边修,所以一路上,火车开开停停,前后走了三个月。

  7月9日 到达莫斯科。适逢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与其他中国同学轮流参加大会旁听。

  7月23日——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最后一天移浙江嘉兴)举行。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8月3日 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编人中国班。该校于一九二一年二月成立,是专门为苏俄东部和东方各国培养政治干部创办的。 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国际工人运动史、《共产主义 ABC》、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冬 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党员和团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刘少奇任支部委员。年底 东方大学组织新年联欢晚会,刘少奇与几个中国同学自编自演了一出反映中国军阀、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的戏,在戏中扮演一名工人。

  1922年 二十四岁

  1月17日 填写“团员调查表”,在“现在愿做何事”栏目中写:“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在“对于现在社会作何感想”栏目中写:“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在“对本团意见”栏目中写:“注意训练,提高团员对团体的责任心,要使团体是对外发展的行动的。这些训练都建筑在军事上,方能成为革命的团体。但办法须由当时环境定夺。”

  1月21日—2月2日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为大会做一些文书性质的工作。

  春 根据组织决定,带领一部分同学回国。回到上海后,经组织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7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陈独秀接见了刘少奇,并派他回湖南工作,临行前还把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交给他带给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

  夏 回到湖南。在长沙清水塘会见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两人进行了长谈。毛泽东介绍了湘区中共组织的情况;刘少奇谈了去苏俄学习的经历。当即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8月17日 湖南省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工学商各公团联合会,选举李立三、易礼容、刘少奇、夏明翰、李六如等为联合会干事。

  8月20日 湖南工学商各公团联合会组织游行大会,公推李立三、易礼容、刘少奇等为代表,向省议会进行交涉,递交请愿书,声明省长选举,要尊重民意,反对武人军阀为第一任省长。

  9月5日 李立三、易礼容等出席长沙土木工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言说:织造工人发出罢工宣言,请求各界援助。我们都是工人,所感受的痛苦与受资本家的压迫都是相同的,故必须竭力援助他们得到胜利。援助办法是:一、致信织造工人,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我们永远愿作后援。二、在外面发散传单,引起各界对织造厂东的公愤。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赞同上述办法。

  9月9日 参与领导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工人罢工斗争。

  9月11日 受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毛泽东委派,到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在此之前,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曾到安源考察情况,进行活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主任。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到九月间,俱乐部成员发展到七百多人。九月十日,安源路矿当局勾结萍乡县知事,强令工人俱乐部自行解散。工人异常愤怒。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了保护工人俱乐部、按月给俱乐部以津贴、发清欠饷三项要求,限十二日中午十二时以前答复,否则,即行罢工。

  9月12日 晚,出席工人俱乐部紧急会议,与李立三等一起布置罢工斗争。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秘密策应;刘少奇任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会后,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罢工的最后准备。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收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信。信中指出:“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

  9月13日 与李立三研究防止红帮破坏罢工的对策。决定通过工人中的红帮小头目去找红帮头子,利用他们讲义气、重然诺的特点,争取他们不做破坏罢工的事情。得到了他们的允诺。

  9月14日 凌晨,安源路矿一万二千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煤矿停工,火车停开。工人俱乐部发表罢工宣言说:“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宣言提出了包括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等内容的十七项条件。工人俱乐部同时函告路矿两局:“如欲调商,请即派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并致函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说明罢工原委。路矿当局也立即报告萍乡县知事与赣西镇守使,由赣西镇守使派兵进驻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准备镇压工人。

  上午,接待在俱乐部与路矿当局间充当调停人的商会代表及地方绅士代表,提出以十七项条件为基础协商。晚上,商会及地方绅士代表带来路矿当局回信,称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工人先上工,再磋商条件。刘少奇指出:“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答,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9月15日 李立三与路矿当局全权代表到商会谈判。路矿当局仍以先开工后商条件为辞,工人俱乐部方面予以拒绝,谈判无结果。

  9月16日 应路矿两局邀请到戒严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刘少奇仍声言不从磋商条件人手无解决之希望。戒严司令多方恐吓说,如果坚持罢工,就将他“先行正法”。刘少奇毫不为动,严辞驳斥说: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就是把我斫成肉泥仍不能解决问题。此时,数干工人把司令部包围了,声言谁敢动工人代表半根毫毛,就要打得路矿两局片瓦不留。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部不得不软下来。

  9月17日 安源煤矿锅炉房存煤即将用尽,并有工人冲进锅炉房,硬要熄灭炉火,矿井面临被淹没和烧毁的危险。路矿当局不得不答应再与工人俱乐部谈判。当晚,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同路矿当局及地方商会、绅士代表谈判复工条件草约至深夜。

  9月18日 工人俱乐部和路矿两局的全权代表签定协议,共十三条。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承诺不得随意开除和殴打工人,答应发清拖欠的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至此,罢工取得胜利。

  下午,路矿工人举行罢工胜利庆祝大会,李立三、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大会发表上工宣言,指出: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已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的权利去奋斗。会后,由李立三、刘少奇为前导,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

  10月上旬 罢工胜利后,安源万余工友纷纷加入工人俱乐部。俱乐部重新选举各级代表及职员,李立三任总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任,刘少奇任窿外主任,余江涛任窿内主任。

  到长沙向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毛泽东汇报安源工人斗争的情况。

  10月 安源煤矿的工头对于工人的罢工胜利十分愤恨。他们一方面故意不负责任,并挑拨一部分工人故意捣乱,将生产中的问题推到工人和俱乐部身上;另一方面,联络被俱乐部摒退的工人和与工头有亲密关系的工人,准备成立“游乐部”,与工人俱乐部对抗。同时策划刺杀正在长沙将返安源的李立三。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人们把几个为首的工头抓起来送到司法课,质问他们破坏俱乐部的事实。各工头矢口否认,只说开会是讨论加入工人俱乐部和将包工制改为合作制的事。包工制改合作制,是俱乐部早想实行的。工人们抓住这个机会,迫使工头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由工头包工改为工人合作,打破了已实行二十多年带封建性的包工制。同时在工人的强硬要求下,矿局不得不开除六名为首的工头,其余工头则被吸收为工人俱乐部的成员。成立“游乐部”的计划随即被粉碎。

  11月 应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代表刘东轩的请求,派俱乐部文书股长蒋先云、经济委员会委员谢怀德等四人,到水口山矿帮助那里的工人建立俱乐部。俱乐部成立后,向矿局提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承认俱乐部地位等要求,矿局未予答复。十二月五日,工人俱乐部发出罢工宣言,三千多名工人全体罢工。最后矿局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坚持二十三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

  12月10日 汉冶萍总工会在湖北汉阳举行成立大会。刘少奇被选为汉冶萍总工会执行委员。

  12月23日 同窿内主任余江涛到矿长李寿铨处,代表工人交涉要求增加半月工资(即年终夹薪)事。工人俱乐部与路矿当局签定的协议中,有“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的内容。但路矿当局以“公司无复电”、“矿局经济困难,难于照发”为辞,推诿搪塞,甚至连十一、十二两月的工资也迟迟不发。工人情绪愈逼愈烈,纷纷怠工,并酝酿新的罢工。经过刘少奇等人的多次交涉,路矿当局答应发给年终夹薪,但以当时经济困难为由,先发给夹薪之一半,余一半缓发。十一、十二两月工资下月补发。

  年末 应邀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机关报《工人周刊》特约通讯员。之后,为《工人周刊》组织和撰写稿件,并组织安源工人俱乐部多次向该报捐赠印刷经费。

  1923年 二十五岁

  1月 因事离安源去长沙。所任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一职,由陆沉代理。

  2月7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工人被杀四十多人,伤几百人,被捕入狱四十多人,被开除一千多人。 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林祥谦、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先后遭杀害。此后,全国大部分工会遭到军阀的严重摧残。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营业。这个消费合作社由工人捐助部分款项并入股参加,主要为工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和兑换矿票,使工人免受商人和钱铺子的重利盘剥。

  4月 由长沙返回安源。这时,李立三因事离开安源,刘少奇代理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同时兼窿内主任的职务。

  主持工人干部代表会,欢迎毛泽东来安源视察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苏联情况和国内工人运动的情况,并对安源工人运动作了指示。

  4月中旬 与何宝珍(又名保贞、葆珍)结婚。何宝珍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教员兼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

  5月1日 组织安源工人举行集会游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并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6月 萍矿总局私自增加了少数工人的工资,牵动多数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酿成风潮。萍矿总局只得请工人俱乐部出面解决。刘少奇同萍矿总局谈判,指出此次风潮是萍矿总局造成的,俱乐部不能承担责任。 经过十余日磋商,七月十一日,刘少奇代表工人俱乐部与萍矿总局签订协议。规定 :凡薪资每日在一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加工资者,照原薪增加百分之五 ,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一千元(原有二百元之津贴在内) ,从当年七月起付给; 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等。工人俱乐部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8月10日 与朱少连合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文章回顾了工人俱乐部的历史, 着重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和大罢工后工人斗争的情况,认为这次罢工秩序极好, 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 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指出:“ 安源路矿工人过去的胜利,一面是靠着工友坚强的团结,得时的反抗,以及对自己的团体——俱乐部——之悦意的服从与热诚的拥护;一面乃是由于路矿两局前此森森的黑幕与此时不智的应付。”文章最后强调:“ 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体,为我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 我们更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

  8月16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选各级代表及负责人,刘少奇任俱乐部总主任。

  将工人纠察队改为纠察团, 扩大纠察员到二百人,明确了任务,加强了领导。 同时,又通过组织,派遣党员到矿警队工作,以维护矿上工人的利益。

  8月20日 为纪念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一周年,撰写《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 文章指出,我们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我们所主张的是: (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 (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 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 所以,罢工并不是工人斗争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这种经济的奋斗, 在工人将来全部的利益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须做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才能使工人目见利害的关系团结起来, 才能训练工人的奋斗能力及方法。这是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 关于俱乐部将来的计划,文章指出: 除保持以前的成功不使失败,并竭力增进工人直接利益外,具体还要做三项工作:(一)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二)扩大组织 ;(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水平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文章还对俱乐部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文章载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出版的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8月22日 工人俱乐部干事会举行会议。会议在讨论主任团分工时决定,总主任刘少奇担任对外一切交涉及内部整理、 训练等项工作。

  9月18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举行纪念罢工胜利一周年庆典。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十四个工团,或派代表、 或致函电以表示热烈祝贺。 刘少奇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演说。 中共中央教育委员会高君宇、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等到会讲话。 为纪念罢工一周年,安源工人创作了长篇叙事歌谣《劳工记》 (又名《罢工歌》),该歌谣共八百多行, 热情颂扬了安源工人的斗争和李立三、刘少奇的事迹。

  9月 出面调解安源农民与大地主贾旸谷的争端,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事后,农民高兴地说:“工人俱乐部还为我们农民说话!”“工农到底是一家!”

  10月10日 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李求实撰写《俱乐部组织概况》一文。 文章指出:在资本主义支配的社会里面,工会的意义是: (一)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二)反抗资产阶级的作战机关——营垒; (三)加深工人的“阶级觉悟”,训育工人抵抗的能力与产业管理的知识。 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和军队一般, 才能完成它的使命。安源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原则是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 采用民主的集权制。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 即部员每十人(或十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 再由十个十人团(或十个以下)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 总代表、百代表由各处十代表选举。由各处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 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再由各百代表组织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 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窿外主任、窿内主任、路局主任各一人)组成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部务,在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 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

  冬 帮助料理工人谢福山的丧事,提议成立故工抚恤会,每人每年捐一个工的钱,作为以后工人非公死亡的善后费用。

  1924年 二十六岁

  1月 出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5月1日 参加安源工人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两周年,同时举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礼堂落成典礼。这个礼堂是安源工人从罢工斗争得到的年终夹薪中,捐出一半钱建筑起来的。刘少奇参加了审查图样、监修等工作。

  6月 撰写《救护汉冶萍公司》一文。汉冶萍公司是一九○七年由湖北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二处企业合组而成。后因经营不善,借款无着,面临破产停工。文章略述了汉冶萍公司的重要性,指出:百万人民的生计和中国实业的发展都要求汉冶萍公司存在下去。汉冶萍公司是因为“市场恐慌”和“办理不善”两种原因而弄到“无办法”的地步的。但我们国民就让它这样停工破产,这样断送给外人而一声不响吗? 应该起来救护汉冶萍公司,使之不致破产。怎样救护汉冶萍公司呢? 文章指出:第一,不能使它停工,要汉冶萍宣布公司内情,让国民设法救济;第二,竭力改变过去办理不善的地方 ; 第三,利用日本和美国对汉冶萍的争夺,使汉冶萍存在,并逐渐脱离日本之羁绊而独立;第四,扩充萍矿收入。如以上几个办法都不能奏效,补救办法就是使萍矿脱离汉冶萍公司而独立。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新建设》第二卷第二期上。

  夏 组织安源工人捐献钱和衣物,支援遭受水灾的株洲地区的灾民。并亲自赴株洲,帮助工人和居民脱险。

  8月 选派安源煤矿窿内党支部书记、俱乐部经济委员会委员刘昌炎到苏联学习。

  9月 汉冶萍总工会在安源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

  秋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安源地方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党、团合办党校。课程为:政治经济浅说、俄共党史、少运史三门,每周上课三次(六小时)。党校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分别训练工人和学生。

  11月 撰写《整顿萍矿意见书》。指出煤铁事业为一切实业之基础,国家之盛衰,国民之生死均系之。“汉冶萍存在与否既关系国民之生死与国家之兴亡,故凡中国国民皆应尽责救护。”救护之法,可分为:第一,不再向日本加借外债。第二,缩小汉阳、大冶厂矿范围,以节省开支。第三,扩充萍煤生产,以增加收入。认为萍矿产量极富,煤质极佳,交通便利,运费低廉,煤的市场形势甚好,销售极为容易。为了促进工人工作之热心,增加煤的产量,还提出“凡每工头(矿局方面以一工头为一单位)出煤能超过额数百分之五以外,则按其所超过之数全部赏给工人花红。”如此,“每日超额五百吨事实上亦不难做到。”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的长沙《大公报》上。

  12月 为了便于从事革命工作,与何宝珍商量决定,将不满周岁的儿子刘允斌托六哥刘云庭带回老家抚养。

  本年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 二十七岁

  1月15日 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举行第二次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因矿局拖欠工人工资,不发年终夹薪引起的。罢工之前,工人俱乐部曾向矿局提出:(一)当欠饷未发清时,萍矿运往汉冶及轮驳的焦煤一概停售,若售以发工饷者,则照常运驶;(二)当欠饷未发清时,须多出煤售卖以发工饷,卖煤之经济,并须公开;(三)欠饷每月二分五之息,须由一月十五日算起。矿局对工人的要求不加理睬。罢工两天后,资本家被工人包围,只得请求与工人代表谈判。刘少奇偕同陆沉、黄静源代表工人与矿局进行谈判。矿局答应在两星期内发清拖欠的工资,照发年终夹薪。安源工人又一次取得胜利。3月12日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春 离开安源前往广州,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4月初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4月12日 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出席广州各界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国民尤其是工人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山先生领导我们向帝国主义进攻。帝国主义倒了,我们国家才可以独立自由。中山先生虽然死了,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义是永远不死的。从今天始我们要更加联合起来去完成此革命事业。

  4月21日 和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孙云鹏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启事:“近日有人宣传全国铁路、汉冶萍尚无正式组织工会之消息,闻之不胜骇异。全国铁路总工会及汉冶萍总工会,已成立数年,所属各工会有组织会员二、三万人,为中国大产业团体,自来向外发表各种文件、宣言甚多,全国各报纸刊物均有详细记载,何得谓尚无正式组织工会之消息。近日所宣传各种谣言,实系故意诬蔑,淆乱社会听闻,而欲阻碍此次劳动大会之前进,故特登报声明。”

  4月29日 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预备会议。代表筹备处简要报告参加本次大会的团体、代表人数以及经费筹集等情况,并提出全体代表五月一日参加群众示威游行活动,晚上同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工农联欢大会;以大会名义致电赤色职工国际;通电全国各工会团体等,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

  4月 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一文。文章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差不多都被封闭,或无形消灭。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工会处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不独没有被资本家取消已得的利益,并还争得不少的胜利条件,如矿局每月津贴工会教育经费,给工人增加工资等。俱乐部还创办了不少事业,如设立工人学校七所、工人读书处五处、工人图书馆一所,建筑大讲演厅一所,办有消费合作社二所,还组织有青年部、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各种大的会议和示威运动,仍是继续公开的举行,并无一时停顿。安源工人不独强固了自己的工会,而且竭力向前发展,大力支援各地工人斗争。文章指出,安源工会所以能在“二七”失败后办得这样好、主要原因就是“工友能够齐心,能够奋斗,又能够看清环境”。在军阀、资本家向工人进攻时,能够立取守势,团结内部,教育工人不要骄傲,不给敌人以破坏之机;又能乘着资本家与军阀勾结未深,内部党派分歧之际,拿拢地方绅商,制止资本家之破坏。文章最后说:“我相信,无论哪处的工友只要能够齐心、奋斗,并能服从指挥,看清环境,也一定能够致胜,能够办得安源工会那样好或还要更好。”

  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悼孙中山先生》一文。文章称孙中山先生是为中国民族谋独立自由、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行猛烈攻击之国民革命领袖。他尊重劳工利益,颁布工会条例,发表辅助工人团体发展的宣言。他的逝世加重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后的责任。我们要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依照中山先生的策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整齐队伍,不断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奋斗。中山先生的主张,工人阶级的胜利,仍然在我们的努力奋斗中实现。

  5月1日 上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出席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及广州工人、四郊农民、革命士兵、学生共十万余人,举行盛大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下午,工农兵代表联席会议在广东大学举行。会议通过的《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指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

  5月2日 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开幕式,并与苏兆征、廖仲恺、王一飞等被推选为大会主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讨论今后中国工人运动的策略方针及谋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到会代表二百七十八人,代表各地工会一百六十四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余万。

  5月3日 与苏兆征、邓培、邓中夏等十二人,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名义致电赤色职工国际: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参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

  5月5日 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报告。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每个经济斗争同时一定要成为政治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完全解放,只有在推翻资产阶级,自己掌握政权之后。”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这个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应该参加这个革命。”争自由运动是工人阶级目前应做的工作,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这个议案被大会一致通过。

  5月7日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大会通过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铲除工贼、工人教育等决议案,并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苏兆征、刘少奇、邓中夏等二十五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日,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伟民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

  出席广东各界举行的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到会工人、农民、军人约两万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廖仲恺、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刘少奇、广东省农会代表黄学曾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

  5月11日 同林伟民、邓中夏、张国涛、苏兆征等出席中国海员工会为欢迎俄国火油船工友举行的宴会,并发表演说,感谢俄国工友为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而运油来华,指出:帝国主义用种种手段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独有俄国主张联合世界被压迫阶级,共同向世界帝国主义进攻,以解除人民的痛苦,援助我国工友,故我们极为欢迎。

  5月15日 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开枪打死著名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从而酿成了爆发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5月中旬 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托,到上海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到上海后,被中共中央派往青岛领导日商纱厂的工人罢工。到青岛后,中共中央又电令他立即返回上海,参与领导上海的工人罢工斗争。

  5月30日 上海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代表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巡捕开枪镇压,死十多人,重伤几十人,造成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随后,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6月1日 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兼组织科主任、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主管文牍、庶务等五、六个股的工作。

  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宣布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学生举行罢课,商人举行罢市。

  6月7日 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协调和领导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斗争的统一组织。工商学联合会发表宣言,提出惩凶、赔偿、取消领事裁判权等十七项交涉条件。此后,上海各个工厂纷纷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职工达二十五万人。

  6月15日 上海总工会发表启事:“救济工人需款甚钜,请各界更为拥跃输捐为幸,本会会址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二号。”

  6月19日 携款往闸北新民路,给英美商电车罢工工人发放补助费,有一千零六人领款。

  上海总商会宣布将于六月二十六日单独提前开市。

  6月20日 主持上海总工会代表大会,报告大会讨论事项:一、总商会将于六月二十六日开市,工界应持何态度;二、发放工友救济费应有良好秩序;三、工人罢工须有良好的组织,否则一经外来压迫,即行涣散,我等应讨论如何使组织严密而坚固。会议议决,不管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要坚持罢工到底。

  6月26日 上海总工会发出紧急启事称:商界决于今日开市,并发布宣言,表示援助停工工人,本会代表大会早已议决,无论商界开市与否,若不达完满目的,誓不上工,并已宣告全国。现全国已一起奋起,罢工扩大。我工界深知爱国之责任重大,痛愤之余,更当奋发,惟罢工日久,处境日艰,希望全国各界熟察此情形,更予充分援助。

  7月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开始办公,负责指导北方及长江流域的工会工作。上海办事处是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成立的,并指定刘少奇、李成、孙良惠等负责组织。

  7月7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向全国各工会发出快邮代电,反对北京政府草订的工会条例中,规定职工作工三年并在三十岁以上者方能入会等无理限制。指出:“工会为保障工人利益之机关,凡属工人自应有一律加入工会为会员之权利,不应以从事职业时间及年龄而加以限制。”代电要求各地工会趁此条例尚未正式决定公布之时,群起奋争,务期达到修正之目的。

  8月1日 上海总工会接待来访的全俄职业联合会代表。在与俄国代表谈话时指出:中国工人现处被压迫地位,从最近情形看,已有解放希望,现正奋斗以求达到目的。这次罢工,实为求民族解放的运动,参加者有商人、学生、工人,尤以工人为主力军。尽管帝国主义常用种种方法及利用流氓来破坏工人组织,但上海罢工仍能坚持下去。

  8月10日 上海总工会根据中共中央改变斗争策略的指示精神,发表宣言,提出九项复工条件:“(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堂;(二)租界内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之参政权利;(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五)工人一体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六)发给罢工期间工资百分之五十;(七)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工资一律发给大洋,(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上列条件如能满意达到,则当一律复工。”

  8月20日 下午,接待岳州路经纬纺织厂女工三十余人。由于工部局停止供电,该厂五百余人已有三个月未做工,急需救济。刘少奇一面派人向济安会交涉发给该厂工人补助费,一面派人往该厂工会调查确切人数。

  8月22日 上海工团联合会指派工贼、流氓持手枪斧刀等凶器闯入上海市总工会,打伤工作人员,捣毁办公室。总工会被捣后,在会人员一面保持现场,向当局报告被捣毁及殴伤、失款等情况,请予查缉;一面发出传单,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李立三、刘少奇等仍坚持照常到会办公。

  8月24日 上午,同李立三、刘贯之、杨剑虹等应邀往淞沪戒严司令部,谈工人罢工及流氓捣毁总工会事。下午,陪同上海地方检察厅派出的检察官,勘查总工会被毁情况,要求检察厅依法究办。

  8月26日 上海市总工会被捣毁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向全国各工会、农会、学生会发出通电,以唤起各组织对破坏者的声讨。同时上海市总工会组织了八十人的工人纠察队,日夜维护市总工会的安全。

  8月29日 上午,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提出华商纱厂快要复工。复工以前,必须对厂主提出一些要求,否则,厂主将会有不利于工人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举动。但是所提条件应当能够做得到,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不得解决,不如先提较小的条件,以得胜利。

  下午,继续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宣布李立三赴京催促颁布工会条例, 会议讨论了复工问题, 议决六项复工条件:(—)承认工会有代表之权;(二)停工工人一律复还原职;(三)发给停工期内工资(总工会决定每人六元);(四)工资尾数照大洋发给;(五)增加工资十分之一与日本织厂一律;(六)男女工赏平等。如厂方承认,即可按时上工。

  9月6日 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在报告中说:上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六项条件,经过连日磋商,除罢工期间工资一项外(厂方只承认二元),其余五项总商会业已承认担保,现因时间迫促,若再坚持原议,事实上窒碍殊多,特召集各厂代表前来商议,希望此事务须在电力末通以前解决。

  9月8日 主持上海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代表大会,报告七日在爱多亚路(现延安路)示威游行时,工友被英巡捕打伤的情形。会议议决:由总工会派代表往各团体,请一致援助;由总工会联合各团体,派代表向官方请愿,要求提出严重交涉;坚持并争取扩大英商工厂的罢工,不达胜利目的不止;所有已上工之工厂工友,每人每月捐一日工资,帮助英商工厂罢工工友。

  9月10日 主持英商工厂工人代表大会。在讲话时指出:罢工以来,我们又有许多同胞惨遭杀害,九月七日,英巡捕又在爱多亚路枪杀工人。因此,尽管华商工厂和日商工厂的工人都已上工,英商工厂工人不得不继续坚持罢工。

  9月12日 召集日商工厂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现在要进厂做工了。但各工友不要以为有了工会就骄傲起来,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会还未十分稳固,现在资本家还是想使用种种手段来破坏。所以我们要对工会加以整顿,努力使工会更加坚固。

  9月13日 出席上海铁厂总工会成立大会,报告上海总工会成立经过,报告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议决组织上海总工会,五月八日筹备会时仅有二十四个工会,现已达百数十个,共有工人二十三万人,今后更须组织得紧密、团结坚固。

  9月18日 下午,接待洋务工会工人数百人。这些工人因久未领到救济费,生计困难,到总工会要求救济。刘少奇告诉他们,现正筹款,将在最短时间内发放救济费。

  晚,淞沪戒严司令部奉北京政府密电,强行封闭上海总会,逮捕工会职员刘贯之等,通缉总工会领导人,并限令上海总工会所属的一百二十多个分会即日自行取消。随即总工会致电北京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及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指出上海市总工会“乃上海二十万爱国工人所组织,成立已四个月,参加国运动,维持罢工秩序,严守法律,绝无轨外行动。兹当外交垂危,正赖民气为后盾,乃地方长官无端加以摧残,使二十万工人失其维系,贻地方治安以隐忧,且予爱国运动以重大之打击,使外强得以乘机施逞。为此迫切,恳请主持公道,予以实力之援助。”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及上海各工会、各界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和淞沪戒严司令部,要求启封上海总工会,并且致电全国各界予以声援。

  9月25日 在香山同乡会馆内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对于总工会被封,刘贯之、杨剑虹被捕及工人被开除等事的抗议办法。

  10月16日 《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发表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报道:“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严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中接洽各种事件。”

  11月 因患肺病,同何宝珍回湖南养病,住长沙文化书社。

  12月16日 在长沙被湖南省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刘少奇被捕后,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中共组织立即奋力营救。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这样的通电有时一天就达四十多份。刘少奇的妻子何宝珍、六哥刘云庭也加紧四处奔走,托请亲友、同乡,设法营救。

  12月17日 中共湖南省执行委员会何叔衡、肖述凡等,将刘少奇被捕消息立即通过长沙《大公报》披露,以防敌人暗中加害,并动员社会舆论声援。报载:“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为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之领袖云。”

  12月25日 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出版的《工人之路特号》第一百八十二期上发表消息说:“中华全国委员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在第二次劳动大会后,即回上海组织上海办事处。五卅惨案发生,刘君日夕奔走,尽力尤多。近因积劳成疾,回原籍湖南养病,不知为何被赵恒惕忽派人加以拘捕。现上海办事处已来电乞救。”

  12月 中华全国总工会致电赵恒惕:“长沙赵省长鉴,敝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此次回湘养疴,闻被贵处误加拘捕,乞即查明释放。”

  1926年 二十八岁

  1月4日 国民党河南焦作市党部、河南焦作煤炭工会、道清铁路工会、河南焦作厨司工会联名发出通电,呼吁援救刘少奇。通电说:最近孙传芳在上海秘密枪毙刘华,赵恒惕在长沙无故逮捕刘少奇。这是帝国主义雇得新工具后,对我求解放的民众进攻之第一步。刘华、刘少奇二君,乃最忠实的工人领袖,“五卅”后废寝忘餐地指导工人同帝国主义奋斗,致积劳成疾,犹继续工作不怠。这样热烈的爱国同胞,乃横遭杀戮逮捕。全国同胞应一致起来,声讨秘密枪毙工人领袖刘华的孙传芳,援救无故被捕的工人领袖刘少奇。

  1月上旬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通电营救刘少奇。通电说:最近上海孙传芳指示戒严司令秘密枪毙刘华君,湖南赵恒惕无故捕去刘少奇君。这并不是偶然而发生的,乃有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历史的关系。到了革命高潮,他们势力濒危之时,必要来进攻我们。刘华、刘少奇两君以洁己奉公,不辞劳苦疾病,而为工人阶级争自由,为中华民族谋解放。望全国同胞速起声讨此反动军阀,援救爱国志士。

  1月20日 全港罢工委员会发表通电:“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同志,自五卅惨案发生以来,本其爱国热忱,四处运动罢工,揭露帝国主义与之侵略政策,藉以唤醒国人之觉悟,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奔走数月,积劳成疾。近返湖南养病,竟被万恶军阀赵恒惕扣留。”“深望各界同胞一致奋起,实力援助,敝会同人愿为后盾,务须达到恢复刘同志之自由为目的。”

  1月 正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电赵恒惕:“据报载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同志,因回湘养病,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逮捕? 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并盼电复。”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影响下,一些国民党知名人士如汪精卫、谭延凯等,还有不少地方党部,也纷纷致电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

  湖南学生联合会与中国济难会湖南省总会联合召集湖南各群众团体代表会议,决定:一、发出救援刘少奇君之呼吁书;二、联合各团体向政府保释刘少奇。宁乡玉潭学校的校友联台会、宁乡全县的各公法团体,也联名向省政府保释刘少奇。何宝珍、刘云庭通过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等宁乡籍人,又由洪康扬疏通了赵恒惕手下的宁乡籍师长叶开鑫、贺耀祖,一起出面以同乡身份保释刘少奇。

  2月上旬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经各方面设法营救保释,获准出狱,但赵恒惕要他“迅即离开湖南”。然后,前往上海。

  2月19日 由上海乘船到达广州。

  2月下旬 因林伟民患病,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邓中夏、苏兆征等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3月2日 主持中国济难会广东省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分会会员大会。在会上讲话:近年以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已日盛一日,革命战士亦牺牲甚多,特别是在“二七”、“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坐监者无数,不可不设法救济。救济此等革命战士,即是救济中国革命运动,亦即是救济自己。刘少奇、蓝裕业、罗锡章在会上被推举为该会干事。

  3月3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欢迎刘少奇出狱的大会。到会群众一千五百多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宣传部主任邓中夏在会上讲话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他以前在湖南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还组织汉冶萍总工会。曾率领安源工友罢工,提出条件十三条使资本家屈服,得到胜利。去年劳动大会他是主席之一,极为努力,各种议案多是他起草的。但他身体孱弱,当时已经生病了。大会闭会后,他回到上海,适五卅惨案发生,他和李立三等几位同志领导上海二十多万工友与帝国主义奋斗。我们知道上海因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最厉害,工人组织极为幼稚。惨案发生后,他能将工人组织强健起来,与帝国主义作强硬的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因此积劳成疾,不得已回家调治。到长沙时为赵恒惕所捕,入狱五十二日。经全国人民大众一致电援,赵军阀知民气不可欺,才把他释放。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对工友及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上海和北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然后指出,帝国主义要来解决省港罢工,一定要与我们工人来订条约,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我们内部应团结象铁一样,将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3月5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中国济难会广东省总会成立大会,与林祖涵(伯渠)、蔡畅、郭寿华等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电指出:广东济难总会的成立,是为了使参加解放运动而被难的同志得到精神上、物质上和法律上积极的帮助。

  3月8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广州各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到会群众一万多人,何香凝为大会主席。会上,妇女解放协会代表蔡畅、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代表刘衡静、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俄国女士玛玛夫人等先后发表演讲。

  3月10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广州各界青年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大会。同青年军人联合会段子中、广东省农民协会彭湃等相继发表演说。

  3月14日 约请华侨机器十科和机工联合会代表座谈,说明“工会不只为改良工人生活及联络感情,其最大作用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作经济斗争,用以团结训练工人;打倒资本主义后,还有建设新社会等。责任既大,故不能不严密其组织”。

  出席省港罢工委员会为欢迎汕头各界慰问罢工工友的代表而举行的集会,并发表演说,阐明工人阶级联合的必要性,指出:“联合有四个步骤:一是精神的联合,二是物质的联合,三是行动的联合,四是组织的联合。”认为联合在国内就是联合工农商学兵,在国外就是联合各弱小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苏俄。并指出:“革命的工作就是联合的工作,联合成功即革命成功。”

  3月16日 出席广州洋务总工会为欢迎刘少奇而举行的联欢会。在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工人阶级肩负革命重任。要打倒我们的敌人,就“必须组织工人、农民及各种人民团体并互相联合,再组织人民的军队——武装工农,并有领导工农的革命党,实行组织工农政府,利用政权铲除一切反动派,然后建设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才是真胜利,敌人方是真打倒。”

  3月21日 出席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大会决议,拥护广东革命政府,巩固香港总工会与全国运输工人实行的大联合,通电参加赤色职工国际运输委员会。

  3月28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省港青年工人大会,并发表演说。到会各界青年二千多人。

  3月30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省港女工大会,并发表演说。到会各界女工一千多人。

  4月1日 出席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致词说,庆祝你们在世界革命的高潮中联合一致以取得胜利,你们以后的责任,是应该怎样的整理自己的内部,巩固这个战线,延长这个战线,以及于全中国全世界。大会于四月八日闭幕。会后不久,广州各派工会成立了统一的工人代表会,有二百一十多个工会组织参加。

  4月3日 在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全国职工运动报告》。

  4月4日 主持香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总工会所拟的筹备委员会组织法及负责人名单,请与会者讨论。

  出席机工联合会为欢迎参加运输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举行的茶会,并发表演说,指出我们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可说就是我们联合的工作。我们联合香港的、全国的、全世界的工友和被压迫民族,便可以打倒帝国主义。至于工会的联合团结,不只是罢工期内的,而是长久的。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之后,仍靠之去管理一切生产消费事业,所以是永久的。还说,罢工胜利后,工友回港,帝国主义者很容易反过脸来,再来压迫我们。所以,我们要赶快联合,团结得紧密,以反抗之。不要再蹈海员罢工复辙。

  4月8日 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于本年五一劳动节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决定组织筹备委员会,以刘少奇、戴卓民、陆沉、孙良惠、刘尔崧为委员,即日开始大会筹备事宜。会议电告全国各工会准备派代表出席。会议还邀请赤色职工国际、苏联、德、法、英、日、印度、爪哇 (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工会届时派员参加。

  4月9日 出席香港总工会筹备会在广州召开的香港工会代表大会,就筹组香港总工会作报告:“香港工人甚多,但是未有系统。如果我们不能统一力量,就不能一致地与帝国主义奋斗,就不能战胜敌人,所以要组织这个统一的总工会,作为一个总司令部。”十五日,香港总工会宣告成立。

  4月12日 出席在广州召开的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全国职工运动报告》。报告指出:一年来职工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五卅反帝运动中,全国参加罢工人数达五十万以上。在职工运动最盛时期,全国工会会员已达一百万人。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本有与工人阶级合作之可能,但一当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时,或要求其经济利益时,资产阶级就马上站到反动地位上去了。上海总工会刘华被杀,安源工会被摧残,就是资产阶级反动的事实。今后中国职工运动的方针应该是: (一)工会应得到社会上之承认和法律上的保证,要争得工会条例的颁布;(二)全国工人之组织应尽量扩大,各地工人要互相联合,更加严密;(三)在一切斗争中应确实联合农民及学生、商人等,建立联合战线,以免孤立;(四)工人应切实进行经济斗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职工运动的发展;(五)中国工人阶级应联合世界工人阶级共同奋斗,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各种大的斗争中,应有互相援助的行动。大会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报告议决案》。

  4月13日 出席省港罢工委员会第一百零四次会议,报告全国总工会对罢工工友施行政治训练及分区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等活动。

  4月14日 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前往广东省总工会,商谈有关广东各工会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事宜,获得园满结果。

  4月16日 主持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了广东省总工会案,决定修改劳动大会代表选派法:“凡工会有会员五百人至一千人者,得选一代表,以外每增加会员二干人,得加派一代表,在五百会员以下之工会,可联合数工会选派一代表,如发生困难时,该数工会可每工会选一代表,同时出席大会,但该数代表只有一个表决权。”会议还讨论了廖仲恺部长纪念碑案、执行委员会报告案以及整理广州各工会案等九项议案。

  4月18日 出席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作《全国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议决香港总工会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

  4月19日 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广东省农民协会联席会议。在会上报告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情况。会议议决: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于五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联合举行开幕典礼,正午十二时参加五一节纪念大会。晚七时举行工农联欢大会。

  4月23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等六团体召开的欢迎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代表的集会。代表全国总工会,将写有“革命前线大炮台”的旗帜授予香港总工会。

  4月29日 主持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预备会议,在会上提出大会的三项议程:一是总结一年来的工人运动;二是确定工人运动的方针;三是改选全总执行委员会。次日,会议推选刘少奇为大会临时主席兼秘书厅长,并推选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5月1日 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开幕式。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共有五百零二人,代表全国六百九十九个工会团体、一百二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

  5月2日 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长身份,主持廖仲恺先生纪念碑奠基典礼。出席典礼的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六百余人。由邓中夏朗读碑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发表演说。

  5月5日 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的中国职工运动概况及其趋势,指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之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的进步。各种奋斗事实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报告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工人阶级应同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不能彻底的,工人阶级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要与资产阶级合作,但要防备资产阶级的骗卖。报告认为,今后职工运动的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工人斗争不能离开经济利益,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应在各种行动及组织中,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更亲密的联合,促进世界革命。这个报告的第五部分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

  5月6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向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一年来的工作。大会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大会决议指出:“执行委员会这一年的工作,能够非常勇猛的遵照中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努力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向压迫阶级奋斗。如进行统一广东、香港工会运动,发展广东各县工会组织,指导长时的反帝国主义的省港大罢工、上海大罢工,统率中国南部有组织的各工友参加国民革命。在宣传工作上,也能按照实际需要努力,对于北方各工会的关系因交通的自然阻碍,组织的指导虽未十分的密切,但在精神上已能集全国工人阶级的意志而奋斗。大会对于执行委员会这一年的工作,表示满意”。

  下午,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长身份,向大会报告会议议事日程,宣布在七日下午全体代表到国民政府院内,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

  5月10日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所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后,作出《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地位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尤以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中国职工运动的潮流更为高涨。三个月内统计全国工人同盟罢工反抗帝国主义者,有五十余万人,几成全国总同盟罢工的形势,全国工人组织在工会之内者,达一百余万人,尤以上海大罢工及省港大罢工,工人的坚苦奋斗精神,几为世界职工运动史上所少见。帝国主义者受五卅运动之打击,以工人罢工为最利害。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死伤最多,牺牲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最为伟大;即在广东肃清反革命战争中,及反奉战争中,工人阶级均能积极参加,表示其力量。五卅运动之所以能惊动全世界,及为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之反帝国主义运动者,即因有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发展,中国国民运动的发展,中国职工运动也随之而发展。中国职工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中之主要运动。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已从过去一年的奋斗事实中得以确定。”

  参加广州各界欢迎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集会,并发表演说。

  5月12日 下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选举林伟民、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等三十五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晚,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典礼,在会上报告大经过,指出:我们代表要依照议决案去奋斗,那就是我们工人莫大的成功。在这次大会中我们的责任固大,大会闭幕后,我们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要努力奋斗。

  5月13日 主持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及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公祭黄花岗烈士的祭礼。

  5月14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朱少连、何耀全、刘文松、项英、陆枝为常务委员。苏兆征为委员长。

  5月16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议,被推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部长。李立二为组织部长,邓中夏为宣部长。

  5月17日 下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待来访的英国前工党议员迈朗,致欢迎词说,此次迈朗先生来华,必能携带英国工人久与资本主义奋斗的经验来指导敝国工人,我们十分欢迎,希望尽情指教。晚,出席国民党中央党部为欢迎迈朗而举行的宴会。

  5月21日 出席广东全省油业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全国职工运动报告。

  5月2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香港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五团体开会欢迎广东全省商民协会代表,推举刘少奇、何耀全、冯敬、陈君权、原顺鸿五人为主席。刘少奇致欢迎词说:“五团体欢迎商民协会代表有四个意思:一、欢迎商民代表,引导全省商民参加国民革命;二、巩固工农商学联合战线;三、打破帝国主义的谣言;四、使工商减少无理的争执。”

  5月26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广东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说。

  5月30日 出席广东各界二十多万人举行的纪念五卅惨案周年大会。这次大会分搭工农、商学、军警三个讲演台,刘少奇在军警台报告五卅惨案经过。

  晚上,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北方铁路工人代表。北方铁路工人代表作五卅以来北方铁路工人的奋斗经过的报告。最后,刘少奇作结论发言。

  6月3日 出席侨港海陆理货工会代表大会,作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次日,大会根据这个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宣传教育决议案”。

  6月16日 出席广州工人第二次代表会议,在会上作经济斗争方法的报告。

  6月l9日 出席省港工学界举行的省港罢工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

  6月24日 出席广州各界民众三十万人举行的沙基惨案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会后列队游行。

  6月27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决定,请刘少奇在劳动学院讲授中国工会组织法,肖楚女讲授中国政治状况,邓中夏讲授省港罢工,黄平讲授世界工运,并聘请邓中夏为劳动学院院长。

  6月28日 出席劳动学院开学典礼,并致词,指出我们来此读书,有着特别的责任和目的,是为了解决工人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得到做工会领袖应当具备的知识,诸君也要把此劳动学院当作一个大火炉,自己却当作一枝很粗的坚强的钢铁,把自已投到炉火中去锻炼。炼成一个坚强不挠能够担当伟大事业的革命家。

  7月9日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8月8日 出席广东各界在中山大学操场举行的反对重开关税会议示威大会。到会团体五百余个,人数约十五万。大会分别设工农、军警、学商三个演讲台。刘少奇在工农台发表演说。

  8月15日 与苏兆征、邓中夏等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劳动学院、工人补习学校、劳动妇女学校、工人子弟学校等十多所院校的总的开学典礼,并在典礼上讲话。

  8月19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为纪念廖仲恺先生遇害一周年举行的演讲会,并发表演讲。

  8月20日 在《工人之路》第四一二期“廖仲恺先生殉难周年纪念特号”上发表《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可成功。”中国的工农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要得到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来参加革命,为革命拼命,必定要使这个革命与工农群众发生切身利害关系。工农群众不是可以骗得来参加革命的,一定要真确地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继续不断地增加工农群众的利益,真确地谋得工农的解放,这样自然可以得到工农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烈参加,革命成功的希望自然不远。”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8月26日 以各界代表名义,赴省港罢工代表大会慰问罢工工人。被各界慰问代表公推为主席团成员。

  8月下旬 出席广东各界拥护省港罢工周 (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 的群众集会,并发表演说。指出:罢工一年多以来,取得了很大胜利。要想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走不屈服地奋斗到底这一条路。为此,提出要求:“(一)扩充武装纠察;(二)按月捐助罢工工友伙食;(三)对英经济绝交;(四)继续开展排斥英货运动。”

  10月10日 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

  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

  10月21日 到达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作准备。

  10月24日 出席湖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为欢迎广东省工农代表团召开的会议。会议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主持,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许白昊致欢迎词,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致答词。在答词中说:武汉工人目前急切的工作,在于促成各工会成立,巩固自己的力量。

  10月28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在武汉各委员会议。会议议决: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主任由李立三担任,秘书长由刘少奇担任。会议还确定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六省工会,由汉口办事处管辖。

  12月26日 编写《工会代表会》小册子,并写了序言。这本小册子具体规定了工会代表会的性质、代表之产生、代表之组织、召集会议及会期、职权、记录及议决案、代表任务、会议规则等内容。指出: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但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所谓民主集权制,就是工会的权力集中在大多数人的会议上,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即凡事须经过大多数人的会议决定。一决定以后,即必须实行。”并指出工会的代表会是集中工会一切权力的机关。一个工会,如果没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就不可能把工会的权力集中起来。所以,“ 代表会是任何工会不可缺少的组织。 没有代表会,工会就危险;有了代表会,工会就坚固。” 这本小册子和《工会基本组织》的序言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工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12月27日 编写《工会经济问题》小册子,并写了序言。这本小册子规定了工会的入会金、常月捐、基本金、预算及决算、职员津贴及生活费等二十个方面的问题,阐述了工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如果经济问题处理不好,会使工会分裂、塌台。指出:“工会的钱,是在工人身上抽取来的极苦的血汗钱,工会办事人拿了这个钱,应该怎样的小心谨慎来使用! 那里可以在门面上形式上浪费一文?那里可以把自己的津贴及生活费定得很多?领袖是为群众谋利益的,牺牲自己,努力作事,努力奋斗,是应该的。作事比一切人多,拿钱比一切人少,这才是工人的真正领袖。”

  12月28日 编写《工会基本组织》小册子,并写了序言。这本小册子分为总纲、支部、小组、工厂委员会或分部委员会、会议五部分,对工会的各级组织及作用作了具体的论述。指出:“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工会的群众很多,若无支部等基本组织,而仅有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的招牌,那会员愈多,愈加散漫。这样的工会,是不能奋斗的。”

  12月 撰写《怎样罢工》一文。文章对罢工策略的运用作了论述。指出:“罢工是工人的武器,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制胜敌人,争取利益。但罢工既然是武器,就必须谨慎地去使用它,用之得当,固然是很好,若用之不得当,即不独不能保护自己,制胜敌人,或者还要被敌人借了这个武器来危害自己。罢工如刀枪一样,我们不能随随便便遇着人就以刀枪相向,必定是逼迫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一用之。所以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遇着一点小事就以罢工来对待。”文章还对罢工前的准备和罢工中、罢工后应注意的事项作了论述。

  1927年 二十九岁

  1月1日 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到会代表五百八十余人,代表工会三百四十多个,会员近三十万人。

  1月3日 在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组织报告。大会根据报告作出的 《组织问题决议案》 指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要求各级工会给以正确的指导。武汉各工会及省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为此,每个工会要有一个真正的经常的工人代表会,要有很严密的基本组织。决议还指出,今后,要使武汉工会的组织完全统一起来,需赶快组织各产业总工会;在产业及职业上性质相近之工会应合并组织,并使每个工会都加入其性质相近的总工会;改组各不合组织法的工会;集中工会的经济,各支部及分会不可单独支配工会经济。

  下午三时,为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讲演。英租界当局调大批英军水兵登岸寻衅,枪杀一人,伤二十余人,制造了一三惨案。武汉市民群情激愤,聚集江汉关前,抗议英军暴行。

  1月4日 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出《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通电说:“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二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 ”通电提出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等六项要求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等五项办法。

  出席武汉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会议根据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电提出的要求与办法,提出解决一三惨案的八项要求:(一)请政府立即向英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二)令英领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三)令英领将行凶水兵交中国政府依法惩办。(四)撤走驻汉英舰及英界的沙袋电网等作战物。 (五)撤销内河航权。(六)英领向中国政府道歉。(七)英界巡捕缴械。(八)由政府管理英租界。会议还决定于五日下午举行对英示威大会。

  1月5日 出席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武汉二十万群众集会抗议英军暴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冲入租界,赶跑巡捕。

  晚,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汉口江汉路普海春大酒店招待全省工人代表,刘少奇出席并发表演说:“党部同志及工人同站在革命战线上,所以我们要站住立脚点。立脚点是什么?就是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 工人革命,有很光荣的历史。”“现在虽然解除了一部分的束缚,但是还有帝国主义者及未打倒的军阀,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准备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血,往前奋斗。“欲完成革命,必须先解除农民的束缚。农民的束缚是什么? 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及一切封建势力的基础。打破这个基础,农民就得解放,生产力即随之增进,工商利益俱可进步。到此,革命就能成功。我们应当联合力量,共谋此种共同利益。”

  1月9日 在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工会章程的报告。

  1月10日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式。大会通过关于执行委员会会务问题、组织问题、宣传及教育问题、经济斗争、纠察队等二十七项决议案和大会宣言。大会选举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等三十五人为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为向忠发,外交主任李立三,宣传主任林育南,组织主任项英,秘书长刘少奇。

  1月21日 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开课,至二月二十四日结业。期间,刘少奇讲授《工会组织工作》和《工会经济问题》,李立三讲授《劳动运动史》;陈潭秋讲授《中国民族运动史》;董必武讲授《国民党农工政策》;李汉俊讲授《三民主义》。

  1月22日 代表湖北全省总工会出席武汉市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决议案,指出,这次大会所得成绩很好,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纠正了以往的错误,最重要者有如下四点:(一)组织产业总工会;(二)性质相近的工会合并; (三)各工会经济集中; (四)不合法的工会改良或改组。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了京汉路问题、停业问题、办事细则、组织计划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迁鄂问题等。

  2月1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开始办公。

  2月19日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第四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作有关常委会决议案的报告。会议通过组织职业介绍所、办理职业教育事业、由总代表委员会选举产生基金保管委员会及本月二十四日召开欢迎全总由粤迁鄂的群众大会等决议案。

  2月20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一个星期,通过了《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等三十多个决议案。会议确定全总常务委员未到齐之前,由朱少连、项英、刘少奇、李立三和新选举的委员申耀、邓少山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日常工作。会议还决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拟于五月一日在汉口举行。太平洋劳动会议亦于五月一日在汉口举行。届时请赤色职工国际、美国职工联合会以及澳洲、爪哇(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南洋群岛各地工会派代表来华参加。

  2月23日 主持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的有一千五百余人参加的大会,声援上海工人为反对英军派兵来华及军阀孙传芳的压迫而举行的罢工。刘少奇报告开会意义,李立三报告了上海工人总罢工的经过。会议议决:(一)各工会一致拍电援助;(二)代表大会拍电援助;(三)各工友每月捐工资一天援助;(四)各工会各工友一致服从总工会命令准备最后行动。

  3月6日 同李立三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为欢迎全国邮务总工会代表及全国电报工人代表而举行的宴会,并分别致欢迎词。

  3月9日 出席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身份,报告全总执委扩大会议经过及《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

  3月10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为欢迎湖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代表而举行的宴会,致欢迎词说:“我们工农的痛苦是一样的。你们是受地主的压迫,我们也受厂主的压迫。所以你们的要求是耕地农有,我们的要求是工厂工有,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以达到此目的。我们联合的方式,第一,你们在乡村努力打你们的敌人,我们在城市努力打我们的敌人。如果你们的敌人跑到城里来,我们把他们赶下乡间去,我们要不分彼此地打倒共同的敌人。第二,军队是我们农工养活的军队,要拥护我们的利益。如军队能拥护我们的利益,我们可做运输,做侦探,尽可能地去帮助它。如不能这样,我们工友农友要极力地破坏它,并准备力量将它打倒。”

  3月17日 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的代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于六日被驻赣州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下令秘密杀害。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坐镇江西。文章指出:“现在江西反动派十分猖獗,已经在总司令的面前有军官枪毙工会委员长,这件事的发生,值得国民政府及全国革命民众严重注意。蒋总司令如果没有改变他前此拥护工农拥护民众利益的主张,断不能纵容一班反动派如此凶横残杀工人领袖。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枪毙凶手,肃清一切反动派,保护真正工人的工会,并从优抚恤死者。如其不然,那我们不能不怀疑现在总司令所坐镇的江西了。”文章认为,这件事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致起来奋斗,督促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党部肃清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达到国民革命的完全成功。

  3月20日 代表湖北全省总工会出席在汉口血花世界总理纪念堂举行的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成文大会,并致词。

  3月25日 出席武汉印刷工会举行的各机关团体代表招待会。代表湖北全省总工会发表演说,表示支持武汉印刷工人的反帝罢工,认为这次罢工与上海政治罢工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指出:“工人阶级是实际奋斗之领导者,站在一切知识阶级之前”。“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方法,分硬软两种。硬即炮舰政策,软即教堂、学校、报纸宣传等等来麻醉离间中国人。”英文《楚报》、《自由西报》极力奖励赣州、九江反动派的行为,挑拨革命战线之分歧,实较炮舰政策为尤凶。当国民问用何法对待,该两报工友即举行罢工,使两报无形停版。总工会对诸工友的奋斗牺牲精神非常钦佩,敬视工友们取得最后胜利。

  3月30日 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团体代表四百人前往码头,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抵达武汉。这个由共产国际组织的有英、俄、美、法等国工人参加的代表团,其成员有汤姆(英)、多理越(法)、白劳德(美)、施端理(俄)及其随员等,共十一人。他们是在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引起国际无产阶级广泛注意的情况下,前来中国参观的。

  4月3日 主持武汉各界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及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委员长大会,参加的群众有五十万人。刘少奇致欢迎词说:这次国际代表团到中国来,对于中国工农的解放以及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热烈的欢迎。他说: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西方的无产阶级,亦是要反帝国主义的。西方的无产阶级同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要联合他们,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对于为什么要欢迎苏兆征,欢迎词说:“苏兆征委员长是一个海员工人,他有着很长久的革命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他指导了伟大的省港罢工,并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与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作斗争。这次到武汉来,指导全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指导武汉的工人运动,所以我们武汉的工人,应该特别热烈地欢迎他。同时,他是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长,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去参加政府的,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领袖,代表我们的利益去奋斗。”大会通过致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公电及致全国宣言。

  4月4日 出席武汉各团体紧急会议,报告对四三惨案遇难人员的安置及对日租界采取的办法。会议决议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等十七个团体组织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并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即刻撤退日本水兵;(二)收回日租界;(三)凶手交中国法庭严办;(四)赔偿死伤损失与日本政府正式向国民政府谢罪;(五)日本不得因此次事变封锁工厂,辞退工人;(六)日本担保以后不得有惨杀中国人民事件发生。

  晚七时,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的各工会联席会议,报告武汉各团体紧急会议经过。会议通过三项决议案:(一)工人阶级应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同胞之惨杀。拥护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所提出之六项要求,及我们所提出之“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服从总工会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所收买之反动派的圈套。(三)拥护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赖政府办理四三惨案的一切交涉,我们一致作外交的后盾。

  4月8日 应邀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会上报告四三惨案中日双方斗争现状,提出:(一)中央对日提出抗议;(二)拨款救济工人;(三) 日人已走,将所存货物暂时保留,如不解决实行扣货;(四)日人工厂虽是停工,但原料机器皆有,中央及各团体令其继续开工。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

  4月17日 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讨伐蒋介石的通电。通电列举了蒋介石镇压工人运动、强行解散工人纠察队、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六大罪状,表示决心率领全省四十万有组织的工人,打倒叛党叛国残杀工人的新军阀蒋介石,以期北伐早日成功。

  4月27日——5月9日 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以及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办法。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继续被推选为总书记。

  5月14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在讨论太平洋劳动大会工作问题时,认为刘少奇担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和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两项工作,任务太重,很困难。决定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职务由林育南接任,刘少奇着重做湖北全省总工会和汉口市总工会的工作。

  5月15日 湖北全省总工会发表巩固北伐武装工友宣传大纲。大纲指出:“敌人用枪炮毫不客气的打杀我们,我们自应用革命的武装势力去回答敌人。革命的武装是什么? 就是我们全体工友武装起来。”我们要知道一个教训:广东的工农为什么易于受军阀的摧残? 因为从前广东的工农仅有工会农会的组织,而没有武装的准备,所以一旦有事,就横遭杀戮。上海的工人为什么能被蒋贼压迫? 也是因为上海工友的武装太少和太迟的缘故。革命的工友为什么还不起来要求武装呢? 况且在敌人快到来打我们的时候。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京汉铁路江汉工会改选大会,并发表演说。

  5月1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议决定:秘书长刘少奇因湖北全省总工会职务重大,改配林育南担任;宣传部长由刘义担任;组织部长由李立三担任;太平洋劳动大会秘书长由林育南担任。

  5月16日、22日 湖北全省总工会全体执行委员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全体执行委员举行联席会议。会议通过改良店员待遇等十五个决议案;决定召集工商联合代表大会,发表工商联合宣言,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和商民协会各推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办理。结果,湖北全省总工会推派向忠发、刘少奇、董锄平参加;汉口商民协会推派刘云生、刘一华、毛晋阳参加。

  5月17日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欢迎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及太平洋劳动大会代表的大会,并致词。

  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叛变,率部进攻武汉,直抵距武昌二十公里的纸坊。武汉卫戌司令叶挺率部平叛,于十九日将叛军击退。

  5月18日 出席武汉店员总工会非常代表大会,到会四千多人。大会决议:发表拥护太平洋劳动大会宣言;要求中央党部及政府下令讨伐夏斗寅;将今日的非常代表大会,改为讨伐夏斗寅大会,到会同志须报告参加讨伐夏斗寅军事行动,并武装起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彭泽民、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秘书长刘少奇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5月19日 参加在汉口举行的声讨夏斗寅大会,与苏兆征、向忠发等同为会议主席。大会一致决议:要求国民政府下令拿办夏斗寅,以伸公愤,号召革命将士和革命民众一致团结,灭此朝食,巩固后方,完成北伐。

  5月20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太平洋劳动大会开幕式。发表演讲:因为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向反革命派进攻。一方面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变为世界革命的生力军。但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军阀,联合反动派,向中国工人阶级进攻,不许工人有正当的要求,但这样只能增长中国工人革命的勇气。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太平洋各国的无产阶级,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下午,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汇报工人纠察队、裁判委员会等十三个问题。会议确定刘少奇为经济斗争问题负责人。

  5月21日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二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和其他革命团体,解除工农革命武装,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

  5月23日 同向忠发等出席湖北工商联合代表大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于五月二十八日召开工商联合代表大会,报告工商联席会议决议案,发表工商联合宣言。宣言由刘少奇负责起草。

  5月26日 出席武汉店员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工商联合的意义及工商联席会议决议案作报告。

  5月27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湖南政局及军事工作。

  5月28日 出席工商联合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发表演说。大会通过的工商联合宣言指出,在国民革命中,“我们工人和商人利害是一致的,中国的工人在革命成功之后要得到解放,中国商人也要得到解放。我们工商联合,是有我们共同利害,共同敌人,共同奋斗的目标,并不是任何人凭空想象的虚空的联合,而是社会进化的历史决定我们要联合。我们能够坚固的联合,双方解放的前途都有保障;我们不是坚固的联合,只有使我们身受的痛苦和压迫继续不断的延长下去。”宣言最后强调:“我们从今日起,工商坚固的联合起来。我们的联合,是向我们的朋友让步,向我们的敌人示威。”

  5月29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地军事工作和群众工作问题。

  出席国民政府外交劳资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有关救济及安置失业工人的决议案。决定将湖北全省总工会所拟的救济及安插失业工人计划书呈请政治委员会审议批准后,交各省关系机关分别酌量办理。

  5月30日 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林育南、苏兆征、项英、刘少奇、王荷波、许白昊等七人组成。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联席会议,讨论贯彻执行工商联合代表大会议决案及筹建工商俱乐部问题。会议决定:由省总工会和市商民协会推派代表组成工商俱乐部委员会;凡工商间问题,较为重大者,由工商俱乐部解决,发生困难时,由省总工会和市商民协会联席会议解决。

  5月 湖北全省总工会将刘少奇关于工会组织的讲演汇编成册出版。此书内容包括:(一)工会的作用及其组织的范围;(二)工会的组织系统;(三)工会的基本组织;(四)工会中的各级组织的职权;(五)工会可举办之事业;(六)经费问题;(七)工会的变相的组织与组织工会应注意之点。

  6月1日 列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有关“马日事变”的汇报,并讨论处理办法。会议议决,用中央党部名义致电军事委员会和湖南省政府,不准农工与军队接触,听候查明处理。

  6月3日 湖北全省总工会通电声讨许克祥。指出:长沙事件真相系许克祥抢劫纠察队枪枝,包围省总工会及农会,枪杀工农三十余人,解散省党部,另组非法团体。此不但反农工,根本是反革命、反政府、反党部,与蒋介石如出一辙。

  6月6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湖北工作问题。在会上汇报了湖北省工会工作情况。

  6月10日 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召集的手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6月14日 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夏斗寅、许克祥等人的叛变,应一致反对,“立即削平湖南事变”。会议通过《武汉工人目前政治主张》的决议案,提出明令拿办许克祥、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发还工人纠察队与农民自卫军的枪械、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八项主张。

  6月18日 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预备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产业工会决议审查委员会主任、负责起草组织决议案的组织委员会委员。

  6月19日 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式。到会代表二百七十二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全国工人,团结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破坏革命和蒋介石的叛变,挽救革命。

  6月23日 下午,向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报告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委会能够认清革命的环境与时机,对于全国工人阶级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有适当的指导。如组织工人支援北伐战争;领导省港大罢工;领导上海工人二次武装起义;领导全国工人举行一小时总罢工;指示各地工会通过斗争不断改善工人生活等,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有组织的工人为一百二十万,到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时,已增加到二百九十万。报告指出,尽管工作做出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兼职过多,不能集中力量主持全总工作,因此使全总的工作不能统一起来,表现出不活跃的现象。希望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能够选出优秀的同志,加强全国总工会,集中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与会代表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的决议案》。

  晚,湖北全省总工会、湖北省农民协会在汉口普海春大酒店欢迎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蔡以忱、刘少奇、向忠发等先后致词。

  6月27日 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提出工会组织问题案,被会议决议通过。决议案指出:各地工会组织虽有进步,但尚存在着某些散漫、混乱的状况。大部分工会仍未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因此,必须集中工会组织,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决议案强调,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已进一步与工人阶级的敌人短兵相接,并已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政治的武装斗争,因而工人的武装组织更为重要。

  6月28日 陈独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就中央军事部紧急报告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准备暴动商讨对策。会上,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和张太雷、谭平山都反映有何键即将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的消息。周恩来还报告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军事部已决定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调到武昌去加入第四军。由于何键散布总工会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械的谣言,会议决定,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率性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

  根据中央紧急会议的决定,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布告: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闻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深恐外间不明真相,致滋疑窦。为此布告,即各界人等一体知照。

  6月29日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公布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结果,并举行闭幕典礼。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少奇、项英、苏兆征等三十五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6月30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届执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王荷波、邓中夏、陈寿昌、罗珠、郑复他、林育南等九人为常务委员,刘少奇、董锄平、杨人杞、马超凡、黄钊等五人为候补常务委员。选举苏兆征为委员长。

  6月 中共中央鉴于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决定将聚集在武汉的干部实行疏散。刘少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新调进一些政治面貌没有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

  7月2日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向忠发主持会议并报告会务及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原因和经过。

  出席中国国民党工人部、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议,整理工会组织系统案由刘少奇起草,交下次会议讨论。七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时,因刘少奇生病未能出席。关于整理工会组织系统问题没有讨论。

  7月上旬 肺病复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离开武汉去庐山养病。

  7月15日 汪精卫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中旬 中共中央临时常委派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到庐山,将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通知刘少奇。

  8月1日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北伐部队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10月 病情稍有好转。化装成水手,从庐山脚下星子县乘船秘密去上海。这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由武汉迁回上海。

  10月26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刘少奇留在上海医院养病。

  1928年 三十岁

  1月7日 与许白昊致信中共中央,请中央清查大革命时期湖北全省总工会存于中共湖北省委的款项。许白昊原负责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经济工作,在离开武汉时,把经手的工会现金和存折全部移交给湖北省委。据说该款已被湖北省委尽数用光,且帐目不详。

  2月7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议: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刘少奇等十一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会议在讨论目前职工运动形势时,认为:“现在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并认为,“刘少奇的政治观点似乎尚未完全改正,他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

  2月16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周恩来召集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泽楷四同志谈话会,征求对于党的一般策略的意见,以备六大会议参考。刘少奇在会上说:八七会议后,我们对湘鄂及各地的暴动的条件(群众)尚未估计到。我们的暴动计划应照群众的力量来决定。决定暴动除目标是政治外,其行动可能全系军事的。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我们不应失掉一切机会来集聚群众的力量。我们应多给群众以训练,使其在失败时能够坚韧不拔。关于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他说:依乡村来看是高涨的,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但是乡村中革命潮流的高涨,还不是群众有意识的行动,农民的革命是向上涨的,但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关于贯彻党的策略问题,他说:中央发表的东西文字太深,不能普播到群众中去。要使党的策略达到乡村,更成问题。中央的政策,根本是要达到各地下级党部。照这样下去,如何可能?他还说:现在我们党领导暴动尚不能走向有组织的方式。我意最好作一“农民暴动的政纲”,由各省修改后正式决定。以后农民暴动不论是自发的还是我们发动的,都照这个政纲去做。同时须出一本普通的农民均能看懂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使农民能明了党的很浅的理论。中国革命进展中,常发生许多特殊的现象,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同志注意。我们对农民、工人实际生活中的特殊现象,应有很深的了解,才能深入群众。关于联合战线问题,他说:认为机会主义的来源,是由于联合小资产阶级,我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错误是只有上级的联合而缺乏下层的联合。

  3月24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顺直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同时,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

  3月 到达天津。参加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会,对顺直党组织内存在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批评。当时,顺直党内一些同志对顺直省委能否维持下去产生怀疑,认为中央给顺直党的经费太少。省委某些负责人认为中央不想承认顺直省委,便攻击中央存在着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刘少奇告诉省委的同志,中央的经费也很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指出,中央虽然有错误,但还不能说中央存在着机会主义派别。至于维持顺直省委,他明确地说:这不成问题,自然要竭力维持。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天,即须维持一天。会后,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又召集天津活动分子会议,继续煽动与会同志反对中央。刘少奇即派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张昆弟去找王藻文谈话,并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批评了王藻文的错误。

  5月4日 与蔡和森长谈顺直工作,认为顺直党有了相当的基础,但在小资产阶级意识支配下,省委本身缺乏组织领导力量。主张立即改组中共顺直省委,省委只留三人,其余同志分散到各地去开展工作。

  5月15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研究顺直工作,听取蔡和森报告在天津期间了解到的顺直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根据蔡和森的报告,中央认为顺直省委当前工作紧张,领导力量薄弱,决定以中央名义写一封信给顺直省委,并决定刘少奇参加顺直省委常委,以加强顺直党的领导。

  6月上旬 奉军退出京津地区返回东北,国民党军队先后进占北京和天津。顺直党内不少人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认为“革命成功了”。王藻文甚至提出停止宣传反对国民党的口号。顺直省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生了争论。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王藻文的意见,认为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不能根本放弃,但宣传的言词和态度的技术要注意,要能为各种工人所接受。

  6月18日—— 3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未出席这次会议,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6月底 中共中央根据陈潭秋巡视顺直工作后提出的处理顺直问题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指派陈潭秋、刘少奇和韩连会为特派员(代号潭少连),代行顺直省委职权。

  7月22日 与陈潭秋、韩连会一起主持召开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听取并讨论了中央政治报告、关于顺直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顺直省委党务工作报告,通过了“顺直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兵士运动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会议决定改组省委,由韩连会任省委书记,傅茂公(彭真)、郝清玉等七人为省委常委。刘少奇、陈潭秋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常驻顺直省委,以加强对顺直省委的领导。

  夏 代表中共顺直省委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省委扩大会议情况。中央经过极详细的讨论,认为扩大会的精神非常正确,各种决议案虽有一些小的缺点,但是在总的路线上是与中共第六次大会没有矛盾的。

  9月7日 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顺直党内情况。报告分析了一九二八年一月顺直省委改组会后顺直党的工作和组织状况,指出省委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导,时而消极;顺直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严重,个人不服从组织,下级组织不服从上级组织;有的同志闹经济主义,做工作就要钱,没有钱就不干。报告对现任顺直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的长处和缺点分别作了分析,并作了自我批评。

  9月10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系统地汇报了顺直省委的工作,指出,顺直党的工作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省委缺乏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对机会主义认识不清,把个人互相攻击也称之为机会主义。(三)发展了极端民主化,党的意志没有了,中央、省委的威信被打破。(四)经费支配不得当,不少同志闹经济主义。(五)消极地责备过去。(六)党内存在着派别纠纷,反对中央也是在派别上来反对的。(七)省委组织不健全,基层支部也很少开展工作。(八)省委负责同志犯了一些错误,存在较多的缺点。汇报中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初到顺直时有点盲动主义的倾向,有一时期也存在群众落后的观点。

  9月18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顺直问题。蔡和森在会上作关于顺直工作的报告,表示对刘少奇九月十日的报告“大体同意”。

  9月2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信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信中说,全总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对于铁总今后的工作策略提出如下意见:要坚决放弃从前浅薄的浮夸的主观的工作方法,很刻苦地重新创造铁路工作。一切工作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一切斗争都要使群众认识其意义,而成为真正的群众自己的行动,从而树立铁路工作的牢固的雄厚的基础。全总还决定健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以五人组织常委,常任工作三人,即刘少奇、纪六、昆弟。

  1O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布尔什维克》报编辑委员会组成名单,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刘少奇等三十七人为编委委员。会议还决定,给顺直省委的一些同志以处分,王藻文、王仲一调离顺直省委。

  10月5日 撰写《论口号的转变》一文,在十一月一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在群众一切争斗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它包括争斗中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它使群众的精神特别振作,特别一致,发生强有力的行动。因此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换,要依争斗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文章强调,“当我们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文章指出:“口号有不同的性质。有宣传的口号,鼓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最后就变成指令。凡代表一个比较长时期的争斗任务的口号,总是要经过从宣传到鼓动到行动的步骤。”文章还指出:“各种行动口号,应该恰如其时地提出,不可过早或过迟。行动口号要极简短,极明显,极通俗,而且是代表普遍群众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10月中旬 从上海返回天津。这时,“京东问题”已经发生。唐山、乐亭、玉田、遵化等地党组织的某些负责人认为,七月召开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省委是“不合组织的”,因而不承认新的省委。他们派代表到天津请愿,要求向中央报告省委的问题。并自行各推代表,组织了赴中央控告顺直省委的“京东护党请愿团”。

  10月28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共同签发通告,宣布停止顺直省委的职权,并停止京东各县党组织的活动。通告指出:顺直党完全为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机会主义遗毒仍在党内继续存在发展,省委能力非常薄弱,毫无工作表现,下级基础又幼稚不健全,中级干部很少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观念。京东唐山、乐亭、五田、遵化所组织的“京东护党请愿团”,并没有积极地站在组织上政策上提出建议帮助省委,而是消极地在个人的小问题上反对、攻击省委,这显然有分裂党的倾向。因此,“我们共同决定一方面停止省委职权,停止京东各县的活动,一方面请求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顺直工作及一切问题。除京东以外,各级党部在省委停止职权后、特委未成立以前,由我们三人直接指导管理。”通告说,现在顺直党组织的唯一出路,只有从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支配中逃脱出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的真实基础。通告要求各级党部接此通告后,进行认真的讨论,认清顺直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坚决地执行,并将讨论结果很诚实地客观地报来。

  韩连会、陈潭秋、刘少奇致信傅蔚如:我们已经决定即刻停止省委职权。但是京东同志反对省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只是消极地在个人的小问题上反对省委,没有积极地全盘地在党的政策上和组织上提出建议,存在着极端民主化、闹个人纠纷等倾向。“这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充分表现”。因此,我们决定暂时停止玉田、唐山、遵化、乐亭等地党部的活动,并停止你个人的活动。

  10月29日 陈潭秋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原因和经过。顺直党的工作暂由刘少奇、韩连会负责。他们分别找京东各同志谈话,并讨论改造顺直党的问题。

  10月30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联名发出关于纪念十月革命十一周年的通告。通告说:中国无产阶级正处于豪绅资产阶级政府的残酷压迫之下,丧失一切的自由利益和无数的生命。中国无产阶级想起当时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英勇的斗争而受到加倍的鼓舞,因此纪念十月革命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已发出十月革命纪念的宣传大纲,望各地党部领导同志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

  11月8日 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顺直党的情况。报告说:在天津方面,党的纠纷问题现在停止了,党内气象较好。“京东护党请愿团”几个人对停止京东几处党组织的活动是不满意的,但他们也声明在组织上接受我们的办法。报告说:我们拟出一党内刊物,公开讨论党内问题,第一期专为顺直党的改造问题,在一星期内可出版。主要文章为:怎样做一个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怎样工作?怎样改造顺直的党务?关于各同志的意见,不论是正确与否,通予发表,但对不正确之意见按篇给以批评。

  陈潭秋致信中共中央常委会,建议在中央致顺直信中,还应加进对于京东四县停止活动问题的解决办法。再刘少奇解除铁总工作,专任党的工作,亦应明示。信中说:京东各县过去曾有拒绝省委巡视的意见,并对我和少奇表示不满,今后省委在行使职权上是否有障碍尚难说定,如有障碍应如何处置? 请示。上面意见盼即商决示知。

  11月13日 陈潭秋由上海返回天津,向刘少奇、韩连会传达了中共中央不同意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指示精神。刘少奇和韩连会表示对此不能接受。

  11月16日 与韩连会致信中共中央,陈述他们对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理由。信中说,目前在顺直党的基础上来改造顺直党,是产生不出领导核心的,需要中央来作中心与主动力。只有在中央正确路线的推动和直接领导下,顺直工作才有希望。信中提出目前仍应实行十月二十八日三人通告的路线和方法,同时请求中央予以批准。

  为中共顺直省委内部刊物《出路》写出版绪言,指出顺直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出路只有以无产阶级意识去战胜种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现在一切纠纷都要马上迎刃而解,决定新的政治路线,建设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因此,凡关于改造党的意见,集合起来编成这本《出路》,以便同志们研究和讨论。

  撰写《“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 ”》一文,署名赵启,在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出路》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对一些悲观失望的同志进行了批评。指出党的出路是由革命的客观环境来决定,革命的客观环境既然很好,党就一定有很好的出路,如果认为环境很好,党无出路,这是一句矛盾的话。实际上党有很好的出路,只是落后的同志不愿走这条出路罢了。因为这条出路是很艰难的血路,而不是平坦大道。同志们一向走惯了平坦大道,一遇到高山峻岭艰难的血路,是发愁而不愿前进的。别的平坦大道寻不着.高山峻岭不愿意爬,又眼看着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在不顾生死的奋勇的爬上革命斗争的山路,自己站在山脚下还跟不上去,只是在丧气地说:“环境很好,工农群众大家要革命要争斗,党不去领导他们,不能参加进去,党没有出路”。文章指出:如果认为群众是进步的争斗的,自然在这些进步的群众中可以铸造出进步的党。目前顺直党虽然是落后,但是,我们自己只要是进步的,我们参加到进步的群众中去,建立进步的基础,就可把落后的党改造。党的出路终究是会很好的,但是要进步的同志才能走。

  11月17日 以赵启的笔名,在《出路》第一期上发表《怎样改造顺直的党?》一文。 文章分析了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提出改造顺直党的策略是:“(一)由中央组织顺直特委或指定几个人组织临时省委,担负改造党及指挥工作的任务,有绝对的权力,只对中央负责;(二)对于一般无进步希望的落后和反叛的分子,立即毫无顾惜的肃清;(三)对于有进步希望的旧同志,纠正他们不正确的思想与倾向,用说服的方法,推动他们进步:(四)对于党的下层群众尽可能的恢复关系,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策号召他们回党,在新的政策之下重新组织起来推动他们工作;(五)用最大的力量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新组织,介绍新同志,创造新基础;(六)用极爽快的办法,立即解决党内各种纠纷;(七)训练党的新干部;(八)省委解散,各地党部在特委巡视工作中,必要时分别解散或改组或重新登记;(九)各地工作有了相当的基础,走上了正轨,筹备召开全省代表大会;(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明显的确定党的最高原则,为所有同志共同的目标,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意识,在党内最高原则之下才有民主;(十一)严格党的组织秩序与纪律,扩大党的教育宣传工作。”

  中共中央致信顺直省委,不同意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指出顺直党内纠纷以及目前一切坏的现象,是长期历史所造成的,是许多不正确倾向的结合,是没有正确的党的生活、积极的党的工作和党的政治路线没有深入党的下层群众的结果。解决顺直党内的问题,“决不是用机械的纪律去制裁,尤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可以解决的。” 中央决议: (一)即刻恢复省委职权,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工作,刘少奇脱离铁路总工会,完全做省委工作;(二)少数同志组织的“护党请愿团”应立即解散,因为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破坏党纪的行为;(三)省委应在二个月内召集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会前,须积极改造各级党部,引进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去负责;(四)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禁止一切关于党内纠纷的讨论;(五)京东四县党部立即停止活动,并由省委派巡视员去巡视并实行改组。

  11月20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联名发出通告。指出党的组织社会化、党员职业化,对于顺直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非常重要。过去顺直党组织不能领导群众,对各种运动不能有正确的方针策略,工作同志向党闹经济问题等,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各地务须详细讨论,议决具体办法,切实执行。

  11月27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顺直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等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调张金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会仍任顺直省委书记,省委恢复职权,改组常委。

  11月29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发出通告。指出目前顺直党的总路线,是将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的党转变成无产阶级的党。要完成这个转变,必须竭力去发展几个大的产业区域——如天津、唐山、北平、张家口、石家庄的工作,吸收大量的无产阶级的成分,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意识。必须特别注意发展新的同志,对于旧有的同志,并非一概不要,但必须严格地考查和选择。只要是向上的,求进步的,对党忠实的,不故意闹问题的,都是我们的好同志,都是顺直党新基础中的分子。必须尽力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对于闹个人问题、经济问题应立即淘汰,对落伍的不求进步不做工作的分子,或者消极、畏缩、投机的分子,必须设法洗刷干净。

  11月30日 就解决顺直省委党内纠纷问题,向中共中央写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指出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能够到下层群众中去坚决运用正确路线的指导机关。认为中央的指示大部分是注意到怎样把党的正确路线运用到群众中去的问题,而对于谁去、谁能够去、谁去最好的问题没有十分注意。并且表示“坚决不赞成‘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的指示,因为目前这些纠纷并不是有系统有是非的公案,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一些同志去准备更大更多的纠纷在代表大会来爆发,而不是整个的反对一切无谓的纠纷和个人意气,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报告说,中央认为我们处置京东代表团事件及停止顺直省委职权,是缺乏说服的精神,陷入命令主义的错误,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对于恢复省委职权,用省委去执行中央决定与用别的机关去执行,两相比较,我认为省委的工作效能是要弱的。报告最后说:“北方同志中有些对我确实有了些成见,最好中央能够调换我的工作。”

  与陈潭秋、韩连会发出关于纪念广州暴动的通告。通告转述了中央关于纪念广州暴动的宣传要点及其纪念方法,要求各地党部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形,订出具体方法,务使纪念宣传活动普遍深入,让广大群众了解广州暴动的意义和教训。

  11月下旬 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顺直党的情况。

  12月2日 撰写《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怎样使全党同志深切地了解和执行这一决议。“有了很正确的策略还是不够,一定还要有执行策略的工具——党及群众。”因此,目前党内的严重问题是党的组织问题。文章提出,引导大批工人同志到党内担负各种工作,是目前党内最必要的任务。“中央及各地党部应经常为工农同志开训练班。党应特别帮助有决心、能吃苦的学生同志进工厂及学习一门手艺,使他们到工厂中担负党的工作及培养自己无产阶级的意识和资格”。文章认为,党内纠纷现在有更加严重的趋势,而大半是非政治的无价值的个人意气。中央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表示出来,想法来解决党内纠纷,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反对和肃清这些无价值的个人意气的非政治的争斗和鼓动。文章说:“我感觉到过去党内的领袖同志缺乏公开自己错误的勇气。”“我觉得为党内的教育,为革命的利益,对于自己的错误用不着有丝毫隐讳的必要,并且还有公开自己及党的错误的必要,使同志们大家认识清楚。”

  12月初 从上海返回天津。

  12月6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通报“京东护党请愿团”傅蔚如等近期活动情况,提出傅已去上海,请中央严肃指出他们的错误,并对傅就近直接处理。

  12月9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以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发出关于军运问题的通告。通告指出:(一)目前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二)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三)士兵生活太苦,如能运用阶级的切身利害宣传他们,他们很容易到革命方面来;(四)士兵运动的基本口号与农民相同,他们的特殊口号是改良生活和待遇;(五)士兵运动最主要的方法是派革命的工农及同志去当兵或学兵,以影响士兵组织士兵;(六)军队中党的组织必须特别慎重与秘密,在领导训练士兵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七)为实现士兵运动,各市、县委应马上建立军事科与士兵运动委员会。

  12月上旬 与韩连会、陈潭秋共同研究制定保北工作计划。主要内容:保北成立县委,管理完县、清苑、徐水、易县、满城、唐县等县工作,同时与新安、容城、高阳等县工作发生关系,顺直省委对于新安等县的工作指示及文件,由保委转达。保北目前的工作任务是:改造党的组织,发动城市职工运动,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创造工农群众的组织基础,指示工农贫民的出路,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及军阀,将群众组织在我们的领导与影响之下。改造党的组织,应该借着旧同志的线索,坚决地去找新的进步的工农分子入党,党的基础应建立在这些进步分子身上。对党的旧同志应该很普遍地施行教育训练工作。党的组织秩序及纪律应该严格起来。工作的布置切忌虚夸。

  12月11日 周恩来从上海到达天津。

  12月12日 同陈潭秋、韩连会一起,参加周恩来召集的谈话会,汇报顺直党的工作情况。

  12月l3日 出席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顺直问题的意见。 会议接受了中央的意见,通过了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的议案,并决定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12月15日 撰写《职运须知》第一节《找线索和工人谈话》,署名赵启,刊于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出路》第二期。文章着重介绍在白区如何发动群众的问题。

  12月17日 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加强顺直省委领导的具体意见。提议“中央除派张金刃同志外,必须再派一得力的工作同志,尤其是要有工人运动经验的同志来顺直参加常委工作。因为现时顺直除潭(陈潭秋)、郝(清玉)、刘(少奇)三同志可留在常委外,余不够胜任”。

  12月18日 在《出路》第二期上发表《错误观念的纠正》一文,署名赵启,检讨对顺直党在认识上存在的错误。文章说,一度认为顺直党内现有的干部找不出一个比较很正确的进步分子,因此顺直党的本身产生不出一个能够很正确地到下层去运用正确政治路线的指导机关。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是落伍了腐烂了,不能在这样的旧基础中找到出路了”。由于这种错误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命令主义的错误,如停止省委职权及停止京东各县党组织的活动等。后来经过和陈潭秋辩论,又到中央经过长久详细的讨论之后,认识到把现有的干部认作顺直党的基础是错误的,认为现有的同志都腐烂了也不是事实。虽然每个同志的脑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观念和麻烦问题,但这是长期历史所造成的。因此,“纠正这些错误观念也只有在长期工作的历史中才有可能。改变现在的旧基础,也只有在长期工作中才有渐进的新陈代谢的路径。”文章认为,错误观念是历史造成的。错误观念的纠正,不是简单机械地执行纪律开除某几个坏分子就能肃清的,只有在积极工作中去纠正同志的错误观念,在工作的纪律中去肃清妨害工作、障碍新精神和新路线发展的坏分子,才是正确的路线和出路。如果停顿工作,专门去肃清障碍,不独不能把障碍肃清,客观上会走到取消一切的路上去。12月22日——12月底 同陈潭秋主持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参加中共六大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顺直省委委员及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石家庄、京东、直南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共四十三人。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陈潭秋、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等。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恢复顺直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改组后新的常委由韩连会、陈潭秋、张金刃、郝清玉、王德振等五人组成。12月29日 撰写《坏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文,署名赵启,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出版的《出路》第四期上。文章批评了有些党员到农村去开展工作时存在的一些错误行为,指出:“同志们到农村中去工作,实际上就是在这部分农民群众之中代表党,甚至代表无产阶级,幼稚诚实的农民正是切望我们去帮助他们,领导他们解除他们的痛苦,我们在工作方式上行动上稍有不慎,都足以引起农民的怀疑,都足以种下长期的坏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慎重,应该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态度和精神在农民群众中很正确地表现出来,使农民群众信仰和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1929年 三十一岁

  1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巡视顺直经过和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会议批准顺直省委常委名单,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

  2月7日 在《出路》第五期上发表《革命职业家》一文,署名赵启。文章批评了“革命职业家就是在党内领生活费,因此革命职业家太多了”的说法,认为:凡是他的精力心血通通用之于革命事业,他就是革命职业家。文章指出:作革命的文章,著革命的书,办革命的报纸,在革命的工会办事,他一生的职业,是革命的职业,但他并不要党的生活费,而且还向党交党费。所以革命职业家并不怕多,而是只怕少。

  2月8日 写《巡视北京工作报告》,介绍北京党的工作情况。报告分为六部分: (一)工人部分; (二)农民部分;(三)兵士部分;(四)学生部分;(五)思想争斗;(六)市委本身。报告认为,南口、西直门、门头沟等地区和邮政、电话、电灯、印刷、电车、地毯、火柴等行业,总的看,党的组织很薄弱,有些行业没有党的组织,有的行业虽有党的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进行有效的工作。报告指出,三家店、西郊、通州等地农民党员数量很少,也没有开展工作,通州虽有区委和四个支部,但大都是新党员,对党的主义、策略可说是完全不知。北大、法大、师大、朝大、民大、中大等学校,都有一定数量的同志,也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斗争的策略性不够。此外,还有农大、燕大、工大等校有我们的同志,召集他们未到,情况不明。报告指出,市委同志在政治上、工作上均甚弱,须中央派一人去指导思想争斗及参加市委工作。

  3月5日 在《出路》第七期上发表《“国民党不给工人好处,共产党要给工人好处”》 一文,署名赵启。 文章说,群众的好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要到,群众的利益,只有群众在不断的争斗中才能保障和增加,共产党不过是在群众中计划争斗的策略和战术,如何才能使群众的争斗切合科学,得到最大的效果和最快的成功,同时领导群众按照已定的计划和策略作不断的争斗。所以,共产党只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参谋部,并不是群众以外的救世主,也不是替群众打抱不平的英雄豪杰,更不能使天上掉下好处来给工人。所以我们应该说,国民党不许工人要好处,压迫工人要好处的争斗,工人应该打倒国民党;共产党领导工人要好处,领导工人为自己的利益去争斗,工人应该拥护共产党。

  春 从天津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沪东区委书记。

  6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6月7日 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研究东北地区形势和任务的满洲工作会议。

  6月8日 中央批准中共第五届满洲省委组成名单:赵子琪、孟坚(孟用潜)、李易山、任国桢、刘少奇、王立功、张子安为省委正式委员;韩西平、大李、张一修为省委候补委员。赵子琪(书记)、孟坚(组织)、李易山(宣传)为省委常委;任国桢、刘少奇为候补常委。

  7月10日 中东路事件爆发。蒋介石执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指使东北当局以武力夺占中东铁路,解除中东铁路苏方局长、副局长的职务,驱逐任职的苏方人员,并封闭苏联驻哈尔滨的外交和商业机关以及职工同盟会。

  7月14日 同何宝珍一起到达奉天(今沈阳)。三天后,与中共满洲省委接上关系。

  7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东路事件伪满洲省委的指示信》。指出,中东路事件不是蒋介石或张学良某一军阀的单独行动,而是他们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共同行动,中苏共管中东路,在于不使中东路单独交给国民党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国民党军阀所谓收回中东路自管,是欺骗群众,真意是想利用中东路事件掩盖其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从而转移群众视线,使群众走上反苏的道路。指示信要求,省委必须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对付这一事件。

  7月20日 中共满洲省委就中东路事件写给中央的报告指出,经过几次讨论,省委同志认为:(一)中东路事件虽然是由国民党军阀出头,但它仍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二)那种认为帝国主义加紧同苏联的矛盾,会减轻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三)这一事件的前景会促进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战争的准备时期更加缩短。二十二日,省委把对形势的分析意见写成政治通讯,发给各级党组织,并责成各级组织和党团同志除了秘密的宣传、鼓动外,还要利用公开的可能,通过出版刊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各种形式扩大宣传,以启发群众的觉悟。

  7月29日 致信中共中央并转全总党团,报告奉天、抚顺、大连、鞍山铁矿、窑山煤矿(吉林北部)、营口等地党团组织和工人运动等情况。并就计划办一出版物(工人旬刊),以及在纱厂办包饭馆、读书班,抚顺办工人学校,兵工厂办学校等事,向中央作了汇报。信中提到,奉天纱厂党团支部能活动有作用,并相当能领导斗争。在这前后,刘少奇派孟坚和省委组织干事杨一辰负责联系该厂党的工作,组织工人斗争。

  8月20日 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讨论制定八月半至九月底的工作计划。确定今后的工作路线是:(一)改变过去和平发展的工作路线及工作方法,号召群众进行各种斗争;(二)深入群众,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去进行宣传鼓动及组织工作;(三)抓住中心工作,集中人力财力去建立中心工作及中心组织。计划还对省委常委工作做了安排:一人常驻哈尔滨,一人主管组织部和奉天市工作,一人主管宣传部工作,并有一人轮流出外巡视。在这前后,刘少奇曾派孟坚、杨一辰、李易山等干部到市内各处做恢复整顿党组织的工作。

  8月22日 下午六时许,和孟坚到奉天纱厂,了解该厂预定在二十七日举行罢工的准备情况。两人在纱厂北门外,正准备与厂里的同志接头时,被厂卫队扣押。几天前,孟坚到纱厂同厂里中共支部商定了斗争方案,并在工人中进行了宣传。厂方得悉工人因工资问题正在酝酿罢工,就四处寻找所谓“煽动者”。他们根据叛徒崔风翥告密,先将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逮捕,继而将刘少奇、孟坚作为煽动工潮的嫌疑分子扣押。

  8月23日 同孟坚一起,被解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三分局,押在临时看守所。

  8月24日 警察局对刘少奇和孟坚的所谓“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在审讯中,刘少奇说,他是因为失业没有出路才来到奉天的,没想到在奉天大白天就无故被人抓来,真是不知道这是哪家的王法。因警察局没有掌握到确凿的证据,审讯没有结果。

  8月25日 警察局将刘少奇、孟坚、常宝玉一同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在看守所,刘少奇利用放风机会同孟坚谈:既然将我们解到地方法院,案情就不十分严重。问题的关键是那个工人(指常宝玉),要对他做工作,说明大家都是为工人作好事。现在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进监狱的,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要说服那个工人也否认煽动工潮。经过做工作,常宝玉翻了供。

  8月29日 在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帮助下,中共满洲省委由李易山、任国帧、饶漱石三人组成临时常委,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临时常委决定,要尽快营救刘少奇、孟坚出狱。

  8月31日 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常委向中央报告刘少奇、盂坚被捕经过。被捕原因是“叛徒崔某(即崔风翥)与厂中阴谋勾结”所致。同时,向中央汇报了近几个月来满洲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现有党支部十九个,近期可增加到三十八个;现有党员一百八十二人,其中产业工人七十九人,手工业工人六人,农民二十一人,其他职业七十六人。

  9月1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刘少奇、盂坚被捕事件给满洲省委的信,指出刘少奇、孟坚到满洲省委后的工作,“在精神上路线上迥然与前异,的确创造了满洲党之斗争的精神”;并分析了他们被捕的原因和应记取的教训,指示省委要“用全力去营救”刘少奇、孟坚二人。

  9月上旬 奉天高等法院开庭,对刘少奇、孟坚所谓“煽动工潮”一案进行审讯。由于刘少奇、孟坚沉着应付,坚持被捕开始时的一套说法,加上常宝玉翻供,不承认认识刘少奇、孟坚二人,法院在既无人证又无物证的情况下,只好将审讯就此结束。

  9月中旬 奉天高等法院下判决书,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孟坚出狱当天,同临时常委派来的人见了面,并回到省委秘书处。

  出狱后,前往哈尔滨巡视党的工作和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对哈尔滨市的党组织状况和活动方式,工人的生活、思想,以及各阶层群众的情绪等,都做了深入了解。还针对中共哈尔滨市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9月19日 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常委写报告给中央,介绍刘少奇、孟坚被捕情况,指出刘少奇、孟坚被捕事在工作上虽然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的思想倾向方面,没有多大的影响。同时还介绍了奉天、抚顺、辽阳、哈尔滨以及其他各地党组织的情况。

  9月21日 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满洲党当前的工作路线是抓住中东路问题为中心,去进行各项的基本工作;应把中东路问题看作中国党特别是满洲党当前最严重的政治任务,其他的任务必须附属于这个政治任务之下,一切工作必须与这个政治任务联系起来。自然这决不是忽视其他工作,如各中心区域工作的建立。对反帝运动、反对军阀混战、士兵工作、农民运动等都要全面布置。同时指出,“现时省委既已恢复,临委取消”。

  9月26日 在哈尔滨和中东路巡视后,向中共满洲省委并中共中央写报告。在报告中说:三十六棚斗争发动后各支部同志积极起来了,市委干部的情绪也高了,糖厂工人和学校的学生也有一些活动。市委目前的计划是努力发动各种工人斗争,并取得联络,要把工人的反对待遇恶化的经济斗争和拥护苏联、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的政治斗争逐步结合起来。这里同志要求了解拥护苏联及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必要,拟发告全路员工及全国工人书,详细向同志们解释,以扩大我们的影响。

  9月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报告。省委决定:刘少奇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李易山任组织部长兼管奉天工作,唐宏经管职工运动,三人组成省委常委;孟坚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省委候补常委;任国帧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省委候补常委,团省委书记参加省委。

  10月18日 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讨论通过《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决议案》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特别是满洲地区的形势,指出满洲党目前总的政治任务与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领导群众的斗争,加强党的政治影响,壮大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力量,推翻国民党及满洲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建立民主的政权,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还指出,根据目前满洲客观环境的必要与可能,必须坚决的尽可能的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 (但须防止合法的公开主义的错误),同时与党的秘密工作发生很好的联系。《决议案》认为,满洲的职工运动现在处于开始时期。因此要在铁路、海员、矿工、兵工厂开展工作。主要策略是要了解群众,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来制定我们的纲领,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但同时不要因为日常斗争,限制了大的斗争的领导。《决议案》要求,在各大城市近郊、各重要铁路沿线、中俄边境的区域和党原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发展农会,领导农民特别是雇农的日常斗争以及一般贫民的抗租抗税斗争。至于党的土地革命纲领的宣传,须按照各地土地关系的特殊情形,提出适合于实际的土地革命的口号,如在关东州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没收中日地主的土地;在南满提出没收地主土地,肃清封建残余;在北满提出没收地主王公土地归农民,牲畜归牧民。此外对兵士运动等也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说明。

  10月下旬 对中东路工人斗争做了具体部署后,离开哈尔滨返回奉天。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在哈尔滨巡视党的工作和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情况。

  10月29日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刘少奇的汇报,发出《关于中东路斗争问题给哈尔滨市委的指示信》,重申刘少奇在离哈尔滨前对市委的指示。指出:(一)目前须避免白色恐怖的摧残,及时转变群众的斗争方式及我们的工作方法,注意保密工作。这一点在省委决议上是没有详细指出的,刘少奇关于这点的指示,补充了省委决议的不足,是非常必要的。(二)发动中东路各部分群众斗争是目前主要的斗争策略。(三)建立群众组织是目前迫切的任务,三十六棚是全路工会的雏形,使他们能够派代表派工人到各路去联络、鼓动。(四)深入政治宣传,扩大影响。

  11月11日 主持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最近一个月来全国及东北的政治形势、党团组织工作及今后的计划。会议指出,今后要正确认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分开与联系;发动日常斗争,要联系到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联两个主要任务。规定今后每月召开一次秘密工作讨论会,以总结工作经验和制定工作计划。会后,将常委会讨论情况整理成《满洲省委最近一月来工作的总结与今后的计划》,报告中央。

  11月14日 中共满洲省委写信给中央。指出:满洲的工作是开始发展的形势,党和团的工作都有相当的进步,但目前的省委不能充分应付这一形势,孟坚和任国帧在哈尔滨,李易三专力奉天工作,只有刘少奇一人在政治上策略上注意全盘工作,许多稿件文章以至对中央报告等都要刘少奇担负。因此,希望中央加强省委的工作力量。

  11月16日 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听了陈潭秋同志巡视报告及省委的历次报告,中央认为满洲省委给哈尔滨市委一般工作的指示是对的,省委应注意督促他们执行,并考查他们的执行结果。

  11月17日 中共满洲省委起草为秘密工作事的通告。通告指出:公开群众工作的路线,是开展满洲工作的唯一出路。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更加紧注意秘密工作,使我们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很艺术地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公开工作的同志在号召领导群众斗争时,秘密工作的同志要在群众中积极地推动群众,但勿公开去号召领导群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同志,要严格的划分,这不仅是在工作的分工上,并且必须在行动上、言论上及其一切的日常生活上都要严格注意。党的秘密机关来往人员不宜过多;秘密文件要注意保存;在秘密机关内做文字工作的人要注意保守机密;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外出携带文件时必须注意携带的技术;带记事册时,不可随便记载秘密内容。

  11月30日 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通知刘少奇来中央汇报和讨论满洲工作。

  11月 指示杨一辰设法同《冰花》刊物取得联系,并在办刊原则、编辑方针上加以指导。《冰花》是由哈尔滨东北大学附中几位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的“冰花社”出版的文艺刊物。刘少奇提出要联系这些青年学生,把他们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办好刊物。

  12月初 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满洲工作。主要内容:(一)派学生(干部)到上海进训练班,接受训练,培养干部;(二)组建满洲省委军委问题;(三)如何开展满洲军事工作。

  12月底 由上海回到奉天。

  1930年 三十二岁

  1月4日 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此次刘少奇来,中央对于满洲党怎样进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军事工作,有所讨论。党在满洲,要加紧军事工作。信中要求满洲省委建立军委,健全军委的工作系统,要在中心区域的地方党部建立士兵运动委员会。

  1月11日 再次抵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和巡视觉的工作。同市委领导分析了中东路工人运动的形势,总结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目前要领导失业工人开展复工运动,并且使失业工人的斗争得到在业工人甚至其他各行业工人的支持,使失业工人的复工要求成为全体工人的共同要求,在此基础上组织中东路全路工人的总罢工。

  中东铁路管理局下令裁人,凡是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 (中东路事件爆发日) 以后上工的中国工人全部裁减。三十六棚总工厂的裁人名单已公布,李梅五和许多工人积极分子均被裁减,厂里已经没有党、团员,组织联系中断。三十六棚厂方下令所有被裁工人于次日进厂算账。

  1月12日 按照刘少奇指示,郭隆真、李梅五利用被裁工人进厂算帐的机会,串联失业工人拒绝算帐,集合到路局请愿,要求复工。随后失业工人成立了“东铁工人失业团”(简称失业团),举七委员办事,每十人一代表,组织代表会。还组织体育队、讲演队等,设立办事处。失业团发表了《告全国父老书》、《告全路工友书》、《致俄局长信》,号召失业工友速来失业团报名,呼吁各界对失业团予以援助。

  1月13日 通过中共哈尔滨市委派全总特派员孙秀峰担任失业团秘书长兼党团书记,李梅五担任失业团总代表,郭隆真和其他五、六名党团干部担任讲演队、体育队、外站巡视员等项工作;让分工主管职运工作的省委常委唐宏经协助市委指导在业工人的斗争。并向省、市委领导干部指出,三十六棚总工厂是目前发动北满群众斗争的中心,失业团尤其是中东路全路总罢工的组织者。复工运动的目的,不只是限于争得失业工人的复工,而是要开辟我们工作顺利的条件,利用失业团的公开机会去发动全路以及其他各厂各业的工人斗争,树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旗帜,建立自己的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

  1月15日 与孙秀峰联名向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央发出《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问题及哈市一般群众斗争报告》。指出哈市已经起来了的群众斗争,有可能汇合成为一个高潮。党的任务就是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此种形势往前发展。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兼管省委军委及宣传部工作。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满洲革命形势,重新布置满洲工作。提出要加紧对兵工厂、铁厂、炭矿, 以及重要市政工人的工作,除哈尔滨、大连、抚顺外,还要加紧进行延吉、吉林、长春等地的工作。决定派一些同志到中央训练班接受训练;抽调一批同志分派到各地去开展士兵、农运工作。

  1月16日 指导总工厂失业工人联合中东路各站、段失业工人,成立失业工人复工团。

  1月18日 中共中央写信。指出三日来这里的形势发展很快,高潮的形势业已具备,中东路即日有总罢工的实现,学生正在酝酿反帝游行。斗争的中心,不是经济要求条件,而是裁减白俄工人的问题。群众斗争的实际就是拥护苏联的斗争。

  1月19日 中东路“总工厂失业工人后援会”(简称“后援会”) 宣布成立。后援会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由郭隆真组织和领导的在业工人的组织,它的成立有力地支援了失业工人的斗争。

  1月27日 由于后援会的支持和失业团的不断斗争,铁路当局被迫答应了失业工人的要求。先给以前曾在中东路作过工的一百余名中国工人复了工,后又有三十余名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以后进厂的工匠复工,余下一部分小工以捐款来救济。

  2月初 指导郭隆真等组建三十六棚总工厂委员会。总工厂委员会由九个分厂推举十五名委员组成,机器分厂工人张明德任主席。总工厂委员会在成立声明中宣布,不承任东铁督办公署操纵的工业维持会代表工人的资格,由总工厂委员会负责办理厂内一切日常有关工人事宜。

  2月上旬 得知李梅五等违背中共哈尔滨市委的决定,拉上工人代表去参加工业维持会的选举活动后,以失业团等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了三个启事:(一)声明失业团不是工业维持会办的。(二)李梅五参加工业维持会的选举不代表任何工人组织,纯属个人行动。(三)以三十六棚总工厂全体工人的名义,否定李梅五等人的代表资格。提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

  2月中旬 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名义,召集总工厂委员会成员开座谈会。在会上发言,讲述失业团斗争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并对工会的建立、争取工厂委员会的代表权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还提出中东路工人组织起来的五种形式:(一)成立“护工团”,挑选勇敢坚决的分子组成,担负保护工会和维护工人利益、打击工贼的破坏等项任务; (二)组织工人互济会,负责对疾病、死亡、被捕、失业工友的救济工作;(三)成立小报社,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四)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五)召集哈尔滨市工人代表会,成立哈尔滨市总工会。然后召开中东路工人代表大会,建立全路总工会。 由于李梅五等人的干扰,刘少奇的这些主张,“实际完全未执行”。

  3月13日 以之启的化名,向中共中央提交《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情况和经过,全面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一个月前,北满以中东路工人的斗争为中心,爆发了各种群众斗争。假若中东路工人总罢工能够实现,无疑的北满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的斗争,定会风起云涌地爆发起来。但是,这次斗争不幸在中途被机会主义所葬送,总厂失业工人后援会的领导权被东铁督办公署操纵的工业维持会所篡夺。所以,这一次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教训,是全党尤其是满洲党最可宝贵的教训。它证明,党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取消派的策略路线完全是过去武汉时期党的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报告认为,现在满洲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正在发展,形势还是很好的。党所领导的群众反帝运动正在向前开展,并已影响到许多城市。今后只要党的路线正确,肃清党内不正确的倾向,坚固地团结起来,是能够领导广大群众走上革命高潮的。

  3月14日 就大革命教训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反对中国党内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在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对机会主义领袖加以清算和处理。因此,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在中东路工人斗争中,也存在着忽视对于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问题。

  3月20日 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满洲省委对中东路工人斗争的决议一一反对托洛茨基机会主义取消派》,井决定开除李梅五的党籍。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召集各种会议,配合刘少奇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详加讨论,务必使一般同志都深切了解取消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错误。

  3月下旬 在中共中央接连来信催促下,离开满洲回上海。

  4月9日 致信中共中央,总结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教训。认为中东路工人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暗藏在党内的反对派违反党的指导机关的正确策略决议和指示,用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了党的领导机关的路线。反对派在群众中的组织力量,超过了党的力量,群众的领导权落在反对派手里。而党的组织涣散软弱,在思想上存在着右倾调和倾向,在工作中忽视了党内斗争,未能及时地坚决地在组织上清除取消派分子。

  4月上旬 到原来工作过的沪东区从事工人运动。先后在恒丰纱厂、公大纱厂建立党支部,并逐步扩展到杨树浦自来水厂等工厂进行活动,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6月 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从上海出发,途经大连、哈尔滨去苏联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7月 到达莫斯科。

  8月15日—27日 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五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刘少奇当选为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期间,在讨论关于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问题时,与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发生争论。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根据当时德国职工运动的经验,主张中国赤色工会会员应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赤色反对派,公开打出旗帜与黄色工会对抗。刘少奇不赞成这个办法,认为中国情况与德国不同,黄色工会力量强大且合法存在,赤色工会力量弱小且不能合法存在,在黄色工会里面搞赤色反对派不现实也不可能。主张赤色工会的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存在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黄色工会中的下层工人群众。刘少奇的这个正确主张,被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指责为“反决议”,并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10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刘少奇回国前,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由陈绍禹(王明)代理。

  1931年 三十三岁

  1月7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以陈绍禹 (王明) 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刘少奇未参加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3月31日 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第九次会议。在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时指出,与一九二五 —— 一九二七年革命相比,当前中国革命的特征是,没有资产阶级参加,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中国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它采取苏维埃形式,为确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斗争。它能保证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并能为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它现在已拥有一支工农红军,即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武装的人民。同时指出,中国各地区革命运动发展得不平衡;工人运动远远落后于农民运动;在苏维埃地区,还没有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红军中还没有建立起坚强的党的骨干队伍,共产党目前还不够坚强,党的领导在紧要关头犯了严重的、盲动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认为党必须实行布尔什维克式的团结,坚持不懈地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努力巩固自己的队伍,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进一步提高,并培养和补充新干部,同时还需要共产国际各支部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支持和援助。

  3月 校阅《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录》,并为该书作序。序言说:这本小册子的价值在于有系统地叙述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后几个重要地方的工人运动的情形,这些材料在中国有许多是散失了的。但这本书上面的统计表一般的是不正确的,不过现在无材料校正。又,对工人的生活状况不是按照产业部门来叙述的,还有许多矛盾的地方,并且极不完全。此外,对北方的顺直、山东等省,尤其是满洲,作者还看不见这些地方对中国革命职工运动的重要性。比如在满洲有将近五十万的产业工人,二十万森林工人及广大的雇农群众等,在作者是完全看不见的。这将引起读者继续轻视满洲及北方职工运动的心理。这是希望阅者注意的。

  夏 以刘祥的笔名,给赤色职工国际写《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在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危机更加深重、工人斗争继续高涨的情况后,指出国民党施行工厂法、工会法,解散和改组工会,禁止工人罢工及一切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是与其进攻红军和召集国民会议的政策不可分离的。报告认为,应该向工人提议联合所有的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用同盟罢工示威的方法,在经济斗争中联系到政治口号,联系到争自由的口号,去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反对国民党解散、改组、干涉工会的一切行动。那种认为国民党解散赤色工会我们就反对,解散黄色工会我们就不反对,是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报告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有两点:第一,在经济斗争中没有运用下层联合战线,在黄色工会群众起来作经济斗争时,我们的口号总是“组织工人自己的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而没有提出别的办法,使工人的经济要求得到胜利。第二,把各种纪念节的工作,作为赤色工会的中心工作。不是把纪念节的工作,服从领导经济斗争,提高群众的情绪,建立赤色工会的基础,而是把纪念节工作的目的,当作是游行示威。报告强调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统一战线;用赤色工会的口号代替黄色工会的口号,揭破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和叛卖,与黄色工会领袖争取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9月18日 日本侵略军进占沈阳,九一八事变发生。

  秋 由莫斯科回到上海,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

  10月5日 以仲篪的笔名,就《关于工运的意见》写信给中共临时中央,对目前工人斗争的形势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确定工人斗争形势是防卫的、反攻的或是进攻的,应根据下列三点:(一)资本进攻的形势,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在斗争中力量的对比关系,(二)工人在斗争中提出的要求和口号;(三)斗争中力量的重新组合。列举事实指出,目前在中国,资本继续进攻还是严重的,国民党黄色工会和雇主与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向工人阶级继续进攻也还是严重的。当前工人最迫切的要求是反对减工资、加工时、加重工作,反对开除、裁减工人,反对解散工会和剥夺工人自由等,对“改良工人生活”的纲领口号,认为“好是好,可是目前做不到”。这是与武汉、广州时代不同的。同时,因为工人组织不够和敌人的压迫,工人还没有如“五卅”时期那样广大的参加和表示自己在反帝运动中的威力。如果我们承认最近许多工人斗争是为反对资本和国民党的进攻,同时又承认工人斗争“绝不是防卫的,而是反攻的与进攻的”,这是不是矛盾呢?

  10月上旬 中共临时中央派人同刘少奇进行了两次谈话,对他作了一个“总的批评”,认为他“站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10月10日 以仲篪的笔名,就工运问题致信中共临时中央。信中对中央给予他的“总的批评”,表示不理解。信中说,我从赤色职工国际回来后,站在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的立场上,的确提出了许多工作上的政治上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被采纳,都在党的组织。但中央对我的这些意见,并没有个别的具体的指出错误在什么地方?要如何才不错误?就对我下了一个“总的批评”,要我接受。这就使我不能明了我的错误之所在,也就无法纠正错误,无法接受中央的批评。请求中央再派一个人来和我谈话,具体的指出我的错误之所在,以便纠正。信中还表示,我将继续积极的向中央提出在各种问题上的意见,来和同志们讨论,并将继续平日的工作。

  10月21日 和黄平共同署名,给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去信,报告中国赤色工会的领导、组织状况及目前的工作部署。

  11月7日——20日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刘少奇未出席会议,被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1月 撰写《建立辅助组织问题》和《反对国民党管理海员新章》两篇文章,署名仲篪,发表在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工运指南》第一期上。《建立辅助组织问题》一文认为,工人阶级除了建立基本组织如政党、工会外,还必须建立辅助组织,如工人合作社、俱乐部、及其他文化的、互助的工人团体等。这些辅助组织,是工人群众在某些利益需要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借着这些辅助组织,可以取得公开半公开的机会,来进行赤色工会所要做的一些工作;可以利用这些团体团结一部分工人,扩大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在这些团体的群众里面和会议上,可以扩大我们的宣传影响,用赤色工会的纲领来教育工人,并可在这里面吸收会员等;在罢工中或准备罢工时,发动这些组织来帮助罢工。《反对国民党管理海员新章》一文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压榨海员的血汗和镇压海员的斗争,颁布管理海员新章。这是国民党压迫工人阶级、反对革命斗争整个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海员要组织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国民党的压迫和进攻,联合红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撰写《加紧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一文,署名仲篪,在《工运指南》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指出,领导目前工人的自发斗争,来反对资本家的进攻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治反动,是赤色工会目前特别重要的任务。赤色工会必须面对日益发展的工人斗争,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组织自己的独立领导。文章认为,目前工人的自发斗争,只有在赤色工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他们的要求和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上去。也只有在领导斗争的过程中,才能扩大我们的组织,强大我们的力量。“赤色工会应使自己的工作不拘束在狭小的秘密组织之内,必须逐渐使工作发展到一切企业中和斗争的群众中去。”文章号召:加紧领导目前工人日常的切身利益的斗争!不要放过任何的机会!

  12月11日 撰写《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一文,署名仲篪,发表在十五日出版的《工运指南》第二期上。文章认为,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要领导群众运动走上更高的阶段,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就必须实现工人的总罢工,建立群众组织,充实民众救国联合会的群众基础,努力发展民众武装。工会应努力动员工人群众来参加一切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派代表参加民众救国会及其所召集的一切会议,参加请愿,并将请愿转变为示威,使工人成为群众运动主要的领导成分。工会应努力组织反帝反国民党的罢工,使罢工和示威汇合起来。应使工人的经济罢工与反帝反国民党的罢工联系起来, 坚决揭穿“劳资合作,一致救国”的反动理论。赤色工会要与黄色工会里面的工人群众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赤色工会应在群众中提出并广泛宣传自己的独立主张和口号,并善于利用公开来作非常有效的活动,使我们的主张能够广大的普遍的传播到群众中去。上海工联、海总、铁总及天津等地,工会应出版经常的日报,并保证报纸的发行能够大部分到工人手上。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1932年 三十四岁

  1月1日 在《工运指南》第三期上发表《罢工策略》一文,署名仲篪。文章指出,当着中国的经济恐慌继续发展,资本家更加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机关结合起来,向工人阶级疯狂进攻的时候,一方面机会主义取消派在罢工困难面前投降了;另一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看不到罢工的困难,异常轻率地玩弄罢工,使工人斗争遭到失败。文章强调说,罢工策略,一方面要能够击破敌人的一切进攻,组织群众的反攻;同时又要调集群众的力量,向敌人举行进攻。要“了解客观的形势,庄严的估计群众的情绪,精密的计算敌我两方的力量,了解自己的弱点,选择恰当的时机,寻出敌人的要害并利用敌人的弱点分配群众的力量,拿住一切转变的关头,来领导群众,指挥群众作战”。在不利的情况下,要善于适时地结束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退却的时候,“不使群众的情绪消沉,不使群众的组织瓦解,并能继续加强,继续的准备下一次的斗争”。文章认为,要恰当地提出罢工的要求,过高的包括一切的大要求,在目前是很不适宜于进行罢工的。提出罢工的要求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一)要是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二)要简单明了,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能懂得,而且要是中心的要求;(三)要是资本家多少能够答应的要求;(四)最重要的部分要求。”同时,应选择于工人最有利的时机提出要求,并使群众坚决为这些要求而斗争。

  1月17日 撰写《国民党封闭水安二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 一文,署名仲篪,发表在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三十期上。上海永安第二纱厂工人为了争得四个月的花红金而举行罢工,工厂资本家勾结反动军警进行镇压,死伤多人。工厂工会本来是黄色的,但国民党怕这个黄色工会被工人阶级赤化,变成对付资本家的组织,因而在逮捕工人代表的同时,也封闭了工厂的黄色工会。文章针对那种认为被捕的工人是黄色工会的委员们,封闭的工会是黄色工会,我们不应反对的观点,指出:国民党资本家并不因为这些工人是黄色领袖而逮捕他们,也不因为这个工会是黄色工会而封闭它,而是因为要进攻工人阶级,惩罚工人的暴动,如果我们不反对,就恰恰是帮助了资本家。“我们应反对国民党资本家逮捕任何工人,封闭任何工人团体,不管这个工人和工会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或是否是赤色工会的会员”。如果仅仅因为逮捕的工人是黄色工会的委员,封闭的工会是黄色工会,我们就不反对,那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资本家有逮捕工人封闭工会的权利。这自然是国民党资本家所欢迎的。我们不能承认国民党资本家有任何逮捕工人封闭工会的权利,黄色工会不好只能由工人自己来改组,绝不能由资本家国民党去改组。惩办工贼改组工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丝毫不能假手他人的。

  1月18日 在《红旗周报》第二十八期上发表《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一文,署名仲篪。文章批评了要工人“退出黄色工会”的错误做法,指出退出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实际上就是要使我们脱离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让这部分群众去受黄色工会领导的欺骗和愚弄,结果也就是维持了黄色工会的存在。文章认为,觉悟的工人不仅不应该退出,而且应该加入到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去,因为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反对派,更容易接近群众,更容易揭破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更容易反对黄色工会领袖出卖工人利益,更容易争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1月21日 在《工运指南》第四期上发表《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 》一文,署名仲篪。指出在黄色工会里面做争取群众的工作,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面,当着还没有一个或者只有几个散漫的赤色工会的拥护者时,我们的组织任务就是在这些工会里面建立能够执行赤色工会任务的小组或支部,使之成为我们在黄色工会中活动的核心。在某些黄色工会里面,当着已经有了能够执行我们任务的赤色小组时,我们的组织任务就是团结黄色工会里面反对黄色工会、赞成赤色工会主张的会员群众,组织革命职工反对派。在某些黄色工会里面,已经有了强大的革命反对派时,反对派的组织任务,就是夺取领导权,以改变其性质。

  撰写《某某兵工厂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一文,署名仲篪,发表在三月十八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三十二期上。文章总结了河南巩县孝义兵工厂罢工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出该厂党支部及其上级领导机关,在领导罢工斗争中,不是在切实地分析群众的不满情绪之后.提出群众的迫切要求,而是从自己脑筋中幻想出十四条纲领。他们以为要求愈多愈好,愈革命。以为把经济要求与政治口号写在一起,就是经济与政治联系,就是罢工政治化。这种坐在屋子里写成的“佛经”,拿到工人中去念上千万遍,也是不会“显圣”的,恰恰相反,它只会葬送罢工。因为,这些条文把群众目前的迫切要求和宣传鼓动的政治口号,混淆到一塌糊涂,使工人不知道为哪一个要求而斗争,而且在看了这些“苏维埃、红军”的口号之后,连经济罢工都不敢发动了,甚至会离开我们,怕和我们接近。当我们脱离了工人群众之后,厂主就可以很简单地把我们几个“光干”开除了事。

  1月24日 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汇报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情况。指出:因反对资本家取消工人的月赏掀起的罢工,日本纱厂是关键,如果日厂工人斗争失败,其他厂是很困难的,因此必须坚持。至于日厂是否会关门,我以为不会,因为这样他们损失太大,同时招收新工人亦不容易。因此如能坚持下去,得到相当胜利是有可能的,至少维持月赏是有可能的。

  1月28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1月30日、31日 上海市总工会通告全市工人为反抗日本进攻上海实行总罢工。上海沪西十七家日本纱厂工人四万多人组织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刘少奇参加了总罢工的领导工作。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认为当时工人斗争形势是进攻的,提出将这次罢工斗争搞成“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刘少奇在组织罢工的实际工作中看到,工人既没有武装,力量也没有成熟到可以举行总同盟武装暴动的程度。工人斗争形势是防御的反攻的。提议这次罢工斗争以沪西十七家日本纱厂工人为主,联合上海全市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并组织义勇军,支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抗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认为,刘少奇所提议的方针是“取消派的罢工斗争方针”。

  2月14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谈了对于武装暴动和实现总罢工的看法,认为目前实行武装暴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条件不成熟。认为我们领导罢工还未能抓住工人要求的中心。现在沪西已有四十余厂与我们建立了关系,并有一、二万工人来登记参加罢工,我们应很好地去细心领导。

  2月23日 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上海工人罢工斗争、工联与工反的关系以及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等问题发了言。他说:“我们应该根据工反的纲领,在群众中做广大的宣传”,“工联的许多工作应从工反的路线公开去做”,“工反就是工联的公开,但还不是全部的公开”,“工厂开工以后,工反还应保存起来。”

  3月初 就工人斗争和反帝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驻满洲,派兵攻打天津,占领上海以后,引起了上海及东北义勇军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全国工农劳苦民众广大的反帝运动,接着就发生河北工人经济罢工斗争。这些罢工斗争虽然是群众自发的为争取日常经济利益的斗争,但是包括了河北各主要产业的工人 (铁路、矿山、纱厂及市政工人) ,带着了浓厚的政治性质。在斗争中表现了工人斗争的顽强性、坚决性,并且已经有了整个产业的同盟罢工 (唐山矿工)。 工人的这些罢工斗争是与上海和东北的民族战争、全国的反帝运动及红军苏维埃的发展直接联系着的。在这种情形下面,党和赤色工会应集中力量拿住几个中心企业,拿住工人群众的日常要求,在厂内工房内,进行艰苦顽强的工作,去领导几个自发的罢工;同时去系统地组织几个中心企业的罢工,来推动整个产业同盟罢工的实现;争取河北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权,并给河北的反帝运动以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领导这些罢工,应与‘武装驱逐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及‘建立北方苏维埃区域’等总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

  3月3日 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反日斗争的策略方针问题。发言说,在日军侵略上海时,国民党退却投降,我们应给予揭露。我们要号召、动员群众参加示威行动,还要造成各方义勇军以及一切革命行动,来抵抗日本侵略者。

  3月7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在上海反帝斗争中,“有一时专门去组织义勇军,又有一时专门去做分米斗争,而忽视经济政治斗争的联系”。抵制日货亦没有与群众切身要求联系起来。“工联工作没有从机会主义泥坑中跳出来”。“没有派工反得力干部去贯彻党的路线是一个错误”。

  3月上旬 起草《给工会工作人员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指出: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大举进攻上海以来,中国革命更是飞快地向前发展着,这就万分急迫地要求中国赤色工会适应这种客观的要求。但是目前赤色工会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现象:(一)在中国三百万产业工人中,赤色工会的会员只有三千人 (苏区除外), 而且大半没有经常工作和工会的生活,赤色工会还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之内。(二)在广大的失业工人中,仅仅在上海登记了二万罢工失业工人,在数十万上海难民中还没有我们的工作。(三)在全国的工厂、铁路、矿山中,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工厂委员会。(四)在黄色工会中,还没有一个多少巩固的革命反对派,连黄色工会的情形也知道的很少。 (五)最大多数的工人自发罢工,赤色工会不能领导或者只有一些“关系”。(六)五个月来,赤色工会从白区派到红军和苏区的工人不到二十个人。简直没有派遣工人纠察队及义勇军到前线去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信中说:“赤色工会如果要想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动力之一,那就非使自己的工作有彻底的急速的转变不可。”信中指出:工会工作其所以这样落后于客观形势,主要的不能不归咎于工会工作中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这些机会主义是最大的障碍物。不坚决地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彻底肃清这些机会主义,工会工作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为使工会工作有迅速彻底的转变,信中提出:赤色工会目前的紧急任务是要组织同盟罢工,最大限度地武装工人,动员工人到前线去。在组织罢工的时候,必须把工人的切身要求和反帝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赤色工会应依靠下层统一战线,独立地领导工人的反日运动。在各大城市发起召集各厂工人的代表大会,成立工人反日会等。工人反日会应从罢工及工人群众的反日斗争中产生出来,依靠广大群众的斗争而公开存在。工人反日会中包涵大部各种派别及无组织的工人。为使赤色工会适合于目前的战斗任务,必须改选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及其全部工作,吸引企业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积极工人和干部到领导机关,使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真正建立在企业中的群众组织的基础之上。

  3月11日 在《红旗周报》第三十一期上发表为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起草的《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报告。报告从最近的工人斗争、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苏区工会等方面,回顾总结了一九三一年的职工运动。指出国民党、资本家、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向工人阶级继续进攻,并采用暴力镇压工人,使工人的斗争更困难了。目前最主要的就是靠赤色工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组织力量,去冲破客观上的一切困难,打开阶级斗争的顺利的前途。报告指出,过去我们领导的工人斗争大多数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主观上的策略上的错误。党和工联在领导工人斗争中,不会准备斗争。有些同志以发动斗争为目的,甚至借口不要“等待”来反对在罢工之前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对于工人自发斗争的领导是不够的,大半是没有去领导。我们的工作还有些限制在狭小的秘密组织之内,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我们的组织还不能彻底了解企业中的情形,不能提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我们还没有系统地向工人提议,要工人有组织有准备地与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我们只是简单地要工人毫无准备的去示威、包围和武装冲突。党和工会动员工人群众来参加反帝运动还非常不够,工联、海总最近才有一些工作。我们组织反帝罢工,还没有一个地方有成绩。因此,学习领导和组织斗争,是党和工联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报告还分析了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全国估计有三百万产业工人,与我们有联系的大约只有三千人。发展赤色工会会员的方式,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一个的介绍,和介绍党员差不多。我们还没有能够利用各种可能来建立工厂委员会及群众的工会。在群众中仅仅只有空洞的“工人组织自己工会”的口号。

  3月14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工会工作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临时中央负责人转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在会上被迫作了检查,同时对在经济恐慌中可否罢工问题、赤色工会问题、黄色工会问题等作了说明。会议前后,中共临时中央在党的刊物上接连发表文章,指责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的领导已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3月16日 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起草《全国总工会目前行动总纲》。总纲要求:“按生产来组织全国的产业工会,这个组织应包含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企业的工人,这是主要任务之一。目前各苏区的工会,必须按生产来组织,并吸引白区的工人加入,一俟有可能时,即召集各该产业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该产业的全国总工会。职工会的主要作用,是个别的或集体的代表并保护一切雇佣工人的利益,努力改善一切工人经济的文化的条件,用各种方法积极的帮助加强发展并保护苏维埃运动及苏维埃政府。”总纲要求工会“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取实现工人雇员的日常利益,并实现工人阶级最后的目的。反对‘工会独立’‘工会中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与实际。”

  3月18日 被迫写《我的错误》一文,发表在四月七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九期上。

  3月24日 出席全总党团会议。会议传达三月十四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检查过去工作。刘少奇再次被迫作了检查,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决定。

  4月6日 撰写《工会组织问题》提纲。提纲内容包括:(一)工会的组织系统;(二)厂内工作;(三)工会党团的结构及其领导工会的方式;(四)什么是新的领导方式;(五)女工工作等。

  4月25日 撰写《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一文,署名仲篪,发表在五月二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三十九期上。文章指出,“建立阶级工会”这一口号,在各苏区都提出来了。但是,如何确定加入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即哪些人是应该吸收入工会的,哪些人应该从工会中清洗出去,这个问题,由于中国乡村中的复杂情形,以及苏区土地革命后的情况变动,使得各个苏区的决定很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作出严格的规定。文章认为:“凡属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都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都应加入工会;不管他出卖劳动力的形式怎样,或者还有很少的自己的工具,作为他出卖劳动力的必需的条件”。文章认为,乡村中“沿门卖工”的那一部分“个人劳动”的裁缝、剃头、木匠、泥匠、篾匠等,有许多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是无产阶级成分,是应该加入工会的。“中央苏区的同志们认为这些都是‘独立劳动者’,都要驱逐出工会,是错了的。”

  5月12日 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时发言说:我对形势估计是不足的,但对防御、反攻、进攻的标准,我们还是要弄清楚;否则仍将走入对名词的争论。有同志将防御看做是退守或者以为和平一点,我觉得都是不对的。防御的斗争绝不是退守或和平。“对防御、反攻、进攻的解释不应是机械的,而应以许多关系和条件去观察”。对于黄色工会,他说:“党内对黄色工会的估计还是不清楚的,我觉得对黄色工会的策略,必须根据实际情形作详密的研究,求得切实的了解和运用。建立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的口号,是不能这样单纯随便来提的。”

  6月8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在研究上海电话工人罢工斗争问题时,认为这一斗争是在党与工会领导下爆发的,必须加强领导。会议议决,刘少奇前往领导,并去区委帮助工作。

  6月16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刘少奇前次在常委会上的发言提出批评。认为:“刘湘(刘少奇)同志的发言全是学者的态度,而不是斗争的领导者,对于防御、反攻与进攻的说明,使我们无法了解今天工人斗争的形势究竟是什么。我们应明确的答复:今天工人斗争的形势是反攻的。虽然有些斗争还是防御的,但估计整个斗争的形势,是反攻占优势。

  7月28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对中央职工部问题作出决议:取消中央职工部,中央职工部的工作任务,由全总党团担负起来。阿平、刘湘(刘少奇)均参加全总党团。

  8月 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起草《为工会会员问题给各苏区工会信》。这封信针对当时各苏区工会在会员标准问题上存在的问题,论述了中国工会会员的标准问题。明确规定,凡是承认工会章程,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 (无产阶级) 或主要来源(半无产阶级)之工人、雇农、雇员、苦力等,不论他的年龄、性别、籍贯、宗教信仰、政治见解如何,均可加入工会为会员。并且可以不要考察其出卖劳动力的形式.把劳动力卖给什么人,领取劳动力的代价是什么,以及有自己很少的工具作为出卖劳动力的必需条件。提议“在一切工会的刊物上、会议上讨论这封信”,要求各地苏区工会按照上述标准整顿工会组织。一方面把混入工会的各种非工人阶级成分清洗出去,另一方面,把大批应加入工会组织的雇农、苦力、雇员、手艺工人等吸收进来。这封信于九月一日由全总常委会议通过,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五十二期上发表。

  10月20日 撰写《再论苏区工会的会员成分并驳锹同志》一文,署名仲篪,发表在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五十一期上。锹同志在六月八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发表了《关于“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的讨论》一文,对刘少奇将职员当成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提出异议,对农民、手工业者可否加入工会提出不同看法。刘少奇在文章中指出,锹同志从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以至具体的策略,都犯了系统的错误。他“认为现在中国社会里面只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完全忽视了农民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他估计中农、小手工业者及城乡贫民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已经不是革命的动力了,而是‘动摇于两者之间’或反革命了;他忽视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似乎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外,什么也没有了”。文章进一步阐明,“目前的革命阶段,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民、小手工业者及城乡贫民还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无产阶级要组织吸引和领导他们来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一般的职员是工人阶级里面的一部分、一个阶层,除开极少数的管理人外,应吸收加入工会。“有一小块土地的工人、雇农、苦力,只要他常年为工钱而劳动,工钱是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要吸收他们加入工会的。”

  11月 在《工运指南》第八期上发表《反对南京政府的“劳资争议处理法”》一文。指出“劳资争议处理法”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剥夺工人罢工权利、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规。文章号召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的会员,邮政、铁路、海员及一切市政工友,应该团结起来,用罢工、怠工、群众集会及示威游行等,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强迫调解和强迫仲裁,用群众的直接行动去迫使国民党政府撤消“劳动争议处理法”及一切束缚工人自由的法律。

  冬 告别了何宝珍,化名唐开元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进入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苏区、刘少奇离开上海后,何宝珍带着儿子刘允若留在上海工作,不久被捕入狱,一九三四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刘少奇称赞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1933年 三十五岁

  1月上旬 在福建长汀检查指导工会工作,听取工会负责人汇报。同时作调查研究,帮助当地解决在生产、工作、生活等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1月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等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的江西瑞金。随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约在六月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工作。

  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由上海迁至中央苏区后不久,即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既领导苏区的工运工作,也领导全国的工运工作。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

  2月6日 主持中华苏维埃国家机关职员工人工会发起人会议。在会上报告组建国家机关职员工人工会的意义及工会的组织系统,介绍国际职工运动的经验,并对发起人提出的问题作了解释。

  2月17日 主持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筹备会。会议决定三月份动员二千会员参加红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

  2月25日 出席闽赣两省及瑞金附近各县市劳动部长联席会议。会议对劳动法的实施、失业工人的救济,以及劳动部与工会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作了决议。

  2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第三十五次常会,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董必武、刘少奇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2月27日 主持苏区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筹备会。会议议决,在三月征调一千名会员参加红军,并要求中央军委将加入红军的苦力运输工人组成“苦力运输工人师”。

  3月2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召开全体委员紧急会议。会议号召全体工人行动起来,加入红军,参加革命战争,为保卫中央苏区,保卫苏维埃政权,做出贡献。

  4月1日——7日 主持中国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农业工人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分析了目前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国农业工人的任务是:组织和动员自己的力量,为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最大限度地争取改善农业工人的经济利益与物质文化条件;广泛吸收各种农业工人加入工会;建立白区农业工人工会的组织,领导白区的农业工人;提高农业工人的政治思想水平。大会决定在六月底以前确实完成筹备会所提出的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农业工人师,在江西福建两省扩大红军两千名的任务。

  4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九次常会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刘少奇为劳动人民委员部副部长。

  4月16日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办的第一次学术讲演会上,作《劳动法》的学术讲演。

  5月1日 主持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关于革命形势和工会工作任务》的报告。

  5月10日 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授《职工运动史》,至七月,共讲课十二次,解答问题二次。

  6月26日 撰写《模范的工人要求纲领》一文,发表在七月十五日出版的《苏区工人》第三期上。文章介绍了苏区运输工会制定的《关于江西木船工人的要求纲领》,认为这个要求纲领,虽然存在着不够精当之处,但它却是根据工人与企业的特殊情形创造性地运用《劳动法》的典型,脱出了照抄《劳动法》的习气,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称为模范的工人要求纲领。文章提出:“要根据工人的切身要求、地方的生活程度、雇主的营业情形,以及该项产业的特殊劳动条件等,来活泼的运用劳动法上的条文。”

  6月30日 在《苏区工人》第二期上发表《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来改订合同》和《在改订合同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来改订合同》一文指出:“我们现在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来改订合同。我们要纠正工人中某些过高的要求、狭隘的习惯和行会的偏见,同时要反对牺牲工人阶级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最大限度地保护增进工人群众的利益。”文章对那些提出使企业非倒闭不可的要求,蛮不讲理的要雇主雇用工会强迫介绍去的工人,企图用强迫介绍来解决工人失业,过早的消灭私人资本,以及在订立合同时没有必要的逮捕资本家等做法,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是‘左’的错误,必须纠正”。《在改订合同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集体合同的期限,不宜太长也不宜太短,要根据具体情形而定,一般地说以一年为好。农业工人的合同以春初订立为好,店员手艺工人的合同以阳历一月订立为好。商店的店员合同,在订立时要考虑敌人的封锁,商店营业的好坏,也就是要考虑店员的生活和雇主的营业情形两个因素。

  6月 撰写《停止“强迫介绍”与救济失业工人》一文,发表在七月十五日出版的《苏区工人》第三期上。文章批评了一些地方劳动部门对解决苏区失业工人就业问题的不正确做法。指出有些地方采用强迫雇主安排失业工人就业的办法,结果由于这些工厂、店铺不需要这样多的工人,只好关门停业。这种“挖肉医疮”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工人失业的问题,而且会使失业工人愈来愈多。文章要求在停止强迫介绍失业工人就业后,一方面要从资本家、地主手里筹款救济失业工人,另一方面要动员失业工人参加合作社、参加革命、参加工人师,为失业工人广找出路。这样既解决了工人失业问题,又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指示赣南木船工会,成立瑞金河流修理委员会,发动工人疏通瑞金河道,把座落在武阳圩河里的岩石炸掉,以疏通瑞金和外地的水上运输。后来经过工人和市民的协同配合,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

  7月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向各地发出通知,指示各地:(一)用一切力量来完成工人师的建立,在“八一”宣告正式成立,誓师出发;(二)发动群众开展慰劳红军与工人师的运动,在“八一”征集五万双草鞋套鞋送给工人师与前方红军;(三)动员各工会支部积极参加查田查阶级运动;(四)在“八一”前帮助劳动部实行对城市失业工人的紧急救济、建立劳动介绍所、社会保险局。

  8月1日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主持筹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在瑞金正式宣誓成立。被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全师共一万二千八百多人,编为三个主力团和一个预备团。

  8月16日 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常会。会议决定,由王稼祥、刘伯承、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梁柏台等十五人组成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梁柏台为主任。

  9月上旬 主持中国苦力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报告。

  9月28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写信给湘鄂赣省总工会。信中除批评省总和全总驻省总巡视员在工作中没有有效动员、组织和武装工人群众配合红军行动外,还阐述了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指出:苏维埃在目前阶段上,应该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区生产,活泼苏区经济。只要资本家不作反革命的活动,遵守苏维埃的法律,应该允许私人资本的营业自由。某些工厂、作坊、矿山尽可能地出租或出卖给私人来开办。尽可能地利用商业交通,沟通赤白区域的商品交流。工会还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帮助工人组织生产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及发展生产。

  11月5日 主持中央苏区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作《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报告。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从六月初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运动中发生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在查田工作中发生的将中农当作富农来侵犯,将富农当作地主阶级来消灭等现象是错误的。要求工会在自己的会员大会上,在贫农团的会议上,来解释中央政府对于阶级的新规定,对于那些弄错了的中农、贫农、工人,尤其要向他们解释清楚,并按正确的手续变更他们的阶级成分。报告全文发表在十二日出版的《斗争》第三十四期上。

  12月7日 以《论付给城市工会负责人的津贴》为题,写信给江西省总工会诸同志。指出:“各城市职工会的常驻人员,因为城市职工会经费收入较多,同时城市工人未分到田,脱离生产后,家属无法维持生活,因此,执行局决定,城市的在业工人被选为城市职工会的委员,须脱离生产常驻工会办事者,每月除伙食外,由工会付给相当津贴,并规定各国家企业职工会的常驻人员,由工会发给工资。我认为这是没有错的。第一,因为城市职工会的收入较多,在经济上完全可能由工会自己来解决办事人家属的生活问题;第二,城市工人到工会来工作,比乡村工人的困难更大,因为他们过去与现在都是专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没有工做他们是无法生活的,不比乡村工人,现在是靠土地生产为生活的来源,有了土地,有人耕种,生活问题即可大体解决。

  12月10日 在《苏区工人》第四期上发表《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一文。文章指出:“工会是在工人群众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会应经常为保护工人日常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组织所有的工钱劳动者进工会来,活跃工会的组织,教育工人,并提高工人的觉悟与积极性,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文章批评一些地方的工会干部忽视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要求所有工会组织把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当作经常的重要工作来做,并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努力提高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觉悟水平,把工人为日常经济利益的斗争与工人阶级的总任务 (在目前是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

  12月14日 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起草《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批评在扩大红军中的动摇、畏难情绪。 文章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出版的《斗争》第四十一期上。

  1934年 三十六岁

  1月15日——18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月22日——2月1日 出席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开幕式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代表全国总工会向大会致词,提议大会致电慰问东北义勇军。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3日 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当选为由十七人组成的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后之最高权力机关。

  2月22日 撰写《唐山矿工的总罢工》一文,发表在三月二日出版的《斗争》第四十九期上。文章认为,唐山数万名矿工的总同盟罢工是件大事,他说明中国正处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之中。城市的工人与工农红军在各个战线上互相呼应,给帝国主义国民党以严重打击,这就给全国民众以斗争的胜利信心。同时也用事实粉碎了取消派及党内机会主义者所说的“在经济恐慌的时期不能罢工,罢工是要失败的”论调。文章指出:“在白色区域工人的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的发动,都是对于苏维埃与红军最好的直接的帮助。没有产业中心城市工人的巨大的顽强的罢工斗争与武装暴动,苏维埃在全中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文章号召,已经得到解放的苏区工人与劳苦群众,支持和援助白区工人的罢工斗争。

  3月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赤色职工国际报告苏区工会工作概况。指出,苏区工会一年来的转变与进步,极大地帮助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扩大,在许多区域内,工会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最重要的群众柱石。现在,除豫鄂皖和川陕苏区未统计外,苏区工会会员已达到二十五万人以上。

  3月20日 撰写《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文,发表在四月七日出版的《斗争》第五十四期上。文章指出,苏维埃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已经大规模地组织了苏维埃的工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企业中工作的工人、职员。现在不再是为地主资本家而劳动,而是为工人阶级自己、为人类的最后解放而劳动。这种劳动性质的变换,是我国历史未曾有过的最大变换,因此应该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应该爱护自己的——民众的工厂企业,把自己所有的技能与天才贡献出来,为着发展和巩固苏维埃企业与合作社企业而斗争,而努力生产。文章同时指出:“几千年以来的旧习惯,要在艰苦的长期的教育与斗争中才能消除。因此、国家企业、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会与觉悟的先进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提高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发挥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同旧的习惯作斗争。”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为沙县工会工作致信赖联。信中认为,虽然你们在沙县所进行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你们最大的缺点与错误。就是没有预先估计到,我们占领沙县一个时期后,又将退出。你们在沙县工作中的主要教训是,在敌人未来以前,在广大群众运动的同时,未做转入秘密工作的准备;在红军退出沙县之后,未能在适当的地点,建立根据地,组织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如果没有进行游击战争的可能。至少可号召工人与民众去参加红军,加入独立师团等游击队伍。

  3月31日 在《斗争》第五十三期上发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文章针对苏维埃国有工厂在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建立完备的工厂制度,科学地组织与计划生产的意见。文章强调必须把工厂中的个人负责制建立起来。厂长对于全厂的生产与行政负有绝对的责任。“在不违反劳动法的范围内,关于工资、工作时间、生产数量,以及调动、处分和开除工人职员等,厂长是有完全的权力决定与执行的。但厂长在决定这种问题时,必须事先与党的支部书记和工会的主任商量,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配合党与工会系统来一致执行。但党的支书与工会主任不同意时,厂长有最后决定执行的权力,并同时提到上级机关来讨论。”文章认为,要用这种“三人团”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工厂。对工厂中各科的科长与各生产部门的主任(即工头),也必须清楚规定他们的责任与权力。文章还提出制订完备的厂规,严格劳动纪律,组织与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热忱,精密地科学地制订生产计划,进行经济核算,采用件工与包工的工资制度等。

  4月5日 撰写《庆祝伟大的五一劳动节》一文,发表在《苏区工人》第十二期上。文章要求已经得到自由与解放的苏区工农,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中,要从精神物质上来援助白区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尤其重要的是,要集中一切力量,彻底粉碎眼前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的五次“围剿”。文章提出,苏区工人都应加入自己的阶级工会,五万个先进工人、农民加入共产党,发展四十万赤卫军与少先队,动员一万九千个新战士上前线加入主力红军。国有企业要完成与超过预定的生产计划。

  4月14日 在《苏区工人》第十四期上发表《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中,边区的工会工作》和《每个工会会员加入赤少队去》两篇文章。《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中,边区的工会工作》一文指出:敌人分兵六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反“围剿”的决战时刻,中央苏区的工会,尤其是边区的工会,最紧急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每一个会员,为保卫苏区,保卫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的“围剿”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文章批评了部分边区工会,没有把动员武装群众作为最中心的任务。在《每个工会会员加入赤少队去》一文中指出:每个工人、农民武装起来,参加前线革命战争,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是我们目前动员群众最中心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苏区工会在准备“五一”工作中,在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动员每个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会员,全部加入赤少队去。

  7月1日——4日 主持苏区国家企业工人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作《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在目前革命战争中,苏维埃国家企业工人的任务是:第一,广泛组织与开展革命竞赛,把革命竞赛变为一种群众运动;第二,用最高的劳动热情迎接苏维埃政府所给予的生产计划,第三,为着提高生产效能必须与旧习惯作斗争;第四,改善工人的经济生活与文化教育;第五,加强技术训练,等等。大会热烈讨论了刘少奇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报告的决议。

  7月 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从瑞金来到省委驻地长汀。到省委机关后,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召开省委会议,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布置:精简省级机构;缩编工作人员,充实基层;组织苏区军民抗击敌人的进攻;广泛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坚持生产支援前线等。并到兆征县蹲点,和县委、区委的干部一起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9月 主持中共福建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在会上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针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严重局势,部署了今后的工作和任务:(一)加强独立领导,划分小行政区,长汀除已划分为长汀、兆征、汀东县外,增设汀西县;上杭分新杭县和代英县。实行干部地方化,准备被敌人割断联系时能独立作战。(二)加强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独立营和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三)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和工作网,准备转入地下斗争。 (四)加紧运粮到汀西,准备坚持游击战争。(五)深入开展肃反工作。会后,从长汀回到瑞金。

  10月初 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0月10日 随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向湘西转移,开始长征。

  10月22日 接周恩来、秦邦宪电令:“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红八军团由新编红二十一师、二十二师合编而成,于九月二十一日在江西兴国崇贤镇成立。每师下辖三个团,全军团约七千人。周昆为军团长,黄Б为政治委员。

  11月1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八、九军团进行改编给各军团各纵队的命令》:将红八、红九军团各改编为一个师的编制,并分编为二十一师和二十二师。命令刘少奇和红三军团选派的军政干部各一人负责红八军团的改编工作; 何克全(凯丰)和红一军团选派的军政干部各一人负责红九军团的改编工作。改编后的多余人员分别充实到各军团各纵队。这一工作限五日内完成。实际上,由于行军紧张,改编工作没有完成。

  11月下旬 由于敌人前堵后追、严密封锁,红八军团在突过湘江时,遭受严重损失。

  12月13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红八军团在行军作战中减员很大,全军团只剩下一千多人,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人员编入红五军团。刘少奇随部到红五军团,后任中央代表。

  12月下旬 红五军团途经广西、贵州边境时,刘少奇以中央代表身份组织部队清理所带的多余文件,予以烧毁。

  1935年 三十七岁

  1月13日 接周恩来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

  1月15日——17日 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中领导上所犯的错误,认为秦邦宪、李德应对错误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系统地分析和批评了秦邦宪、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严重错误。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交常委审查通过。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行军途中,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负总的责任。随后,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陈绍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1月下旬 同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一起,到三十七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在传达中说,最近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造成的。现在好了,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红军有希望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传达会后,同董振堂到各连队进行视察。

  2月上旬 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3月 在贵州鸭溪召集红三军团团以上政治工作干部座谈会,研究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在会上就党的支部工作、干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等问题作了发言。会后,将红三军团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电告中央。

  5月12日 中共中央通知: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林彪于今午十四时赶到铁厂(四川会理附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6月26日——28日 出席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在会上发言,支持红军主力北上在川陕甘创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阐述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好处。

  7月中旬 到达四川松潘地区。为了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中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杨尚昆、曾传六为副主任。筹粮委员会组织红军指战员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开展筹粮活动。

  7月 在松潘毛儿盖地区,动员红军女干部分编到各军团,以便男女同志互相照顾,安全过草地。

  7月——9月 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未到职)。

  8月4日——6日 出席在沙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并讨论了组织问题。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

  9月2日 出席在巴西(今属四川若尔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同意毛泽东关于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的报告。认为红一方面军需要较长时间的整顿,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具体溶合两方面军的宝贵经验。

  9月初 在一次有红一、红四方面军队参加的动员大会上讲话:红一、红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克服困难,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9月12日 出席在俄界(今属甘肃迭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张国焘的斗争及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一致同意中央采取的步骤和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10月19日 随中央红军到达陕西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

  10月22日 出席在吴起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问题的报告,提出“陕甘晋三省是发展主要区域”。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10月 和谢飞结婚。

  11月3日 出席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决定目前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会议确定分工:“军委方面毛泽东、组织局周恩来、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少共凯丰(何克全)、组织部罗迈(李维汉)、工会刘少奇。”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会议分析了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安定县瓦窑堡 (今子长县); 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红一军团南下和红十五军团会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1月5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就动员群众、粉碎敌人“围剿”、扩大苏区以及组织雇农工会问题作了发言。

  11月7日 到达瓦窑堡。

  11月上旬 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任委员长。

  1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游击战争问题。

  1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土地问题。在会上发言指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工作开展很慢,主要原因是在党内和政权机关中有一种阻力。因此,要把开展土地斗争与领导机关的改造结合起来,在土地斗争中吸收贫苦工农到领导机关中来,并清除在党内及政权机关中的地主富农。我们要依靠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

  11月27日 在《斗争》第七十五期上发表《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一文。指出苏区内的工会,是苏维埃最重要的群众柱石,是党的路线在农村中最可靠的传达者和组织者。把苏区内的工人和雇农广泛地组织到工会之内,建立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是党的最基本的工作。在目前,陕甘苏区工会的基本任务是:(一)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二)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三)发动与引导广大的工人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建设。还指出,在国有企业中,工会除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之外,还应为巩固与发展苏维埃企业而斗争,参加与协助国有工厂的管理,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

  11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促使了中国人民反日运动的高涨。党应去领导和组织这一运动。过去我们没有能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是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因此,必须反对关门主义。关门主义的根源实际是右倾的,对自己的力量不相信,对反革命的力量过份的估量,生怕人家利用了我们,因此不放心。认为我们有坚强的党,可以放胆去做。应尽可能运用上层统—战线,取得公开机会,去领导和组织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反日运动,在反日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基础。会议确定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关门主义,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巩固自己的力量,使党和红军成为抗日的先锋。

  11月底 同张闻天、秦邦宪等出席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为刘志丹平反的会议。刘志丹是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因错误肃反于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被审查。这一错误肃反事件是陈绍禹(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产物。中共中央通过调查研究,及时地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无罪,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

  11月 出席陕甘晋各县第二次工会工作联席会议。在会上提出成立水手工会,把水手组织起来协助红军东渡黄河。并作了关于成立水手工会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的报告。同时详细布置造船任务,以备东渡黄河之用。

  12月3日 撰写《抗日反蒋与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文,发表在十二日出版的《斗争》第七十七期上。文章认为,“检查最近几年来领导抗日反蒋运动的经验,我们的主要弱点与错误,在于不善于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文章指出:很好地成功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我们目前团聚与领导广大民众的抗日反蒋运动走上胜利之路的关键。“在我们的队伍中,还存在着对于统一战线重要性估计不足的倾向,没有认识统一战线是我们目前领导抗日反蒋运动中最中心的策略问题”;“在我们的队伍中甚至在某些负责干部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还没有认识关门主义是阻碍我们动员领导群众运动的主要危险。”因此在党内,工会内,在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中,要抓住每一个具体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来开展斗争。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仅在工人、农民、士兵中同各种不同主张的群众进行统一战线,而且要同某些军阀、某些政治派别、某些有群众的社会上层分子进行统一战线。”只有同一切反日反蒋力量联合起来,建立同盟,并进行坚决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的自由与独立。

  1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就党在苏区和白区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作了发言。会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对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其他经营的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

  12月9日 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17日 出席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称瓦窑堡会议)。 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二十三日,会议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二十五日,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2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张闻天说,北方局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北方的领导,需派得力同志前往。我已和少奇同志商量,少奇可以去,已得少奇同意。去可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去华北,名义是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务是贯彻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大胆地运用党的策略,同时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

  1936年 三十八岁

  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确定新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刘少奇在发言时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党要成为群众的党,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去进行反日斗争。在白区,要注意秘密工作。过去有血的教训,主要是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混淆起来。有些同志以为革命形势来了,就乱干,使过去慢慢弄起来的力量一下子被打下去了。因此,要反对急性病、冒险主义。

  1月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指出:陕甘苏区最近开始发展工会的组织,会员已有一万余人。但工会的发展仍很迟缓,主要是没有完全克服忽视工会工作的倾向。报告针对陕甘苏区工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加强工会工作。在组织工会中,应确实打破关门主义,普遍吸收工人、雇农加入工会。工会的各级组织,应实行广泛的民主。要培训工会干部。注意改善苏区工人的生活状况,提高工人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

  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和工作计划问题。 会后,从瓦窑堡出发,途经陕西鹿县(今富县)、耀县、临潼去华北。

  春 到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提出华北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了顺利地执行这个任务,必须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去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4月1日 撰写《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 署名 K.V.,发表在十日出版的《火线》第五十五期上。文章指出,当前“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时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文章列举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严重危害,分析了这种“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在党内严重地长期存在的原因,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4月5日 给北平同志写题为《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的一封信,署名 K.V.,发表在《火线》第五十五期上。信中总结了北平学生三三一抬棺游行的教训,指出: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该采取的正确的策略是:更加巩固与扩大人民的统一战线,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的组织和阵地,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击退敌人对于人民的进攻。信中说: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不应采取今天这样的方式,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如果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当局商议,可以请学校当局、教授讲演,也可以举行比较盛大的葬仪,就是说完全公开地进行纪念。如果遇到某些事不能得到允许(如开会,盛大葬仪等),就少作一件两件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样作,我们相信会得到成功,不会失败——不会失掉群众和社会的同情,也不会引起敌人的严重压迫。之后,中共北平市委根据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进行了许多善后工作,纠正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

  4月13日 为答复张东荪对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评论,写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署名陶尚行,发表在五月二日出版的《自由评论》第二十二期上。信中批评了张东荪的错误观点,阐明了现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主张过:在中国立即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立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事不应由自己来解决、而应由他国人来解决,共产党与中国不应为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与生存而战。共产党也并没有主张过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一切都不应妥协合作。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经长期合作过。共产党历来就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国的完全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 素来就反对他国人对于中国民族内部的事情横加干涉。因为中国共产党向来就认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一)中国的完全独立自由和统一,(二)肃清一切封建残余。因此就提出了(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二)实行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两大任务。而这两大任务的执行与完成,还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还是属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范围和性质(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也需完成以上两大任务,要达到社会主义更必须这两大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主张过,而且反对在目前阶段中就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就禁止营业自由,就实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信中强调:“在今天,外力积极侵略下,已把中国目前两大任务中之第一个任务,尤其是抵抗日本的任务,提到了最重要最迫切的地位。他已成为中国目前革命的最高任务。谁个害怕与反对立即为这个最高任务奋斗的,谁就是反革命与卖国。全民族各党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共同奋斗,就成为全国各党派大合作的基础。”这封信还对实现各党派大合作的条件与方式、专政与民主的关系,以及党团在政府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具体的阐述。

  4月 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提纲总结了一九二七年以来白区职工运动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白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指出:“我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为着要积蓄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只有这些组织和工作能够大体保存和巩固起来的时候,才能从这些已有的基础上去扩大和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因此,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更加改善我党的秘密工作。“为着争取群众,创立和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领导这些斗争必须从争取胜利 (即使是最小的胜利) 的观点出发。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这些斗争之具体要求的胜利。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在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该在某种相当条件下,‘适可而止’地暂时停止战斗。”同时“我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提纲强调,“在黄色工会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形成与巩固革命者的阵地。黄色工会每一个选举的位置,黄色工会的全部领导机关(上级和下级的),我们都要努力争取到手里来。如果在黄色工会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全部的胜利,群众与领导机关都转到了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亦不应该立即将这个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因为这在国民党统治下是不能存在的),仍应保持表面上的黄色工会的原状 (如开会仍通知国民党,允许他们派人来参加,工人的要求亦可通知国民党,要他们实现工人的要求等等) ,应尽力巩固我们已得的阵地,实现工人更多的利益,培养大批的干部。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成为赤色工会。”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

  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要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将这个决定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并交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去贯彻实施。

  为加强北平、天津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作,派李葆华、李铁夫分别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同时,派黎玉去济南重建中共山东省委,并任省委书记。之后,又建立了中共山西省工委和中共河南省工委。还根据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派了少数干部到香港、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5月中旬 指示中共天津市委发动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5月24日 得知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的《生活日报》即将出版,以莫文华的化名给他写信,表示积极的支持。信中阐述了民族解放人民阵线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大祸面前,“参加革命的群众基础与社会阶层更加强了,更广泛了,而民族反革命的社会基础更消弱了。这就造成了极广泛的人民阵线的基础。”“救亡的人民阵线应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从最进步的阶层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起,直至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与部分反日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线之中,……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是宣传口号了,而应该进入实际的组织工作上去。”因此,在组织人民阵线时,要“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 抛去一切狭隘的对人‘不容忍’的傲慢的废物,不管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样式的个人,你们都要招致来,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六月七日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卷第一号,以《民族解放人民阵线》为题,发表了这封信,并在编者的话中指出,这篇文章“对于‘民族解放人民阵线’有着剀切详明的指示,和我们的意思可谓不谋而合”。

  5月28日 天津学生、工人、市民一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高举“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等口号。

  6月13日 北平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声援天津五二八抗日示威。平津学生的爱国行动激发了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使他们开始转向同情爱国学生。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在平津学生抗日示威中及时地将群众中提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

  6月19日 撰写《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一文,署名莫文华,发表在七月十二日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卷第六号上。文章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中心关键。所以阻碍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门观点,就成了一切救国先进分子中之主要危险。”文章认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广泛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一件事。抛开统一战线来谈领导权,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那在实际上就是甘心放弃领导权。任何人,他不为团结一切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来努力并取得他们的信仰,他就不能领导这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

  6月20日 在《长城》杂志第一期上发表《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署名吕文。信中针对某些人对与红军合作抗日的种种误解,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全民,抗日救国”的主张。指出:“我们号召停止一切内战,组织全国的统一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是四万万同胞所共同了解的口号,所一致要求的行动。”抗日战争最后的解决,还需要相当长期的过程。为着能够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红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就愈需要长期的合作。“一切为着抗日战争”,这是红军和其他抗日军队所应共同采取的态度。“在抗日战局未最后解决以前,而有抗日同盟的分裂,这在我们是危险,而红军亦决不愿意这样做。”

  6月 派人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全国形势自五月半以来显著变化,法西斯卖国贼气焰向下低落,革命空气向上增长。平津学生连续多次示威。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中下级官兵与学生民众的关系改好,宋哲元的态度亦有进步,韩复榘的态度不坏。

  柯庆施指派徐冰经过孔祥帧给草岚子监狱秘密党支部负责人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各方面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 (主要是在敌人预备好的《启事》上捺手印登报出狱) ,争取早日出来。狱中党支部对这封信表示怀疑,决定“不付讨论”。隔了一两个月,狱中秘密党支部又接孔祥帧写来的第二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上次写给你们的信,你们知道是谁让写的么?就是中央代表胡服(即刘少奇) 同志让写的。信去后,未见你们动静。胡服同志和北方局让我再给你们转去这封信。现在外面工作开展,各方面都很需要人。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出狱手续”(即可以而且必须在《启事》上捺手印),争取早日出来,为党工作。你们过去多年坚持反对“反省政策”,坚持不在《启事》上捺手印,做得是完全正确的;也正因为这样,你们才更可以履行“出狱手续”,党需要你们这样做。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还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定,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现在要你们立即执行这一指示。外面也正在活动,想找一个进步的人打入反省院,帮助你们早日出狱。从八月底开始至一九三七年三月,依照北方局的决定,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出狱手续”,陆续出狱。他们出狱后,被派往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领导革命斗争,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7月15日 撰写《肃清空谈的领导》一文,署名 K.V.,发表在二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五十八期上。文章指出:“在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这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不肃清与改变这种空谈主义,我党的组织与工作是不会活跃起来、开展起来的。”文章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不要拿着“准备抗日”和“统一战线”当“圣经”来念,而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区各方面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进行“准备抗日”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文章强调,“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为着要使我们的工作开展和进步,我们不能不反对空谈。然而我们又不要用空谈来反对空谈,用空谈的八股文章来反对空谈。而是要我们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要我们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7月20日 撰写《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一文,作为党内教育材料,署名 K.V.,发表在《火线》第五十八期上。文章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的问题,是白区工作方法上的中心问题。过去我们的错误,一是没有尽量去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与可能来进行活动,这就使我们的工作束缚在狭小的秘密工作的范围内;二是许多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机关和秘密组织中,采取秘密的方法去进行,这就使我们的秘密工作和组织扩大,防害秘密,帮助了侦探;三是许多主张、纲领和口号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公开提出的,许多工作方法不能公开采用的,我们也冒险的公开提出和采用,结果是冒险受到打击与脱离群众,使本来可能公开的组织也不必要的变成了秘密组织。如果不改正这些错误,我们的组织就无法巩固,我们的力量就无法积累。文章说: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有分别的,不能混淆起来。这种分别是在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上,比如我们在公开群众会上的演说,在公开刊物写的文章与秘密团体的组织形式,在方式上态度上都不同。在目前这种分别与不同,应更显明些。是公开的让它更能公开些,更群众化些。是秘密的让它更能秘密一点,不要在有意或无意中又泄露许多秘密。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又要密切的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在政治上与群众斗争上联系,在组织上也要能够联系。一切公开工作都是为着要实现党的纲领,即使只能实现一部分。比如某些公开刊物,某些群众团体,某种群众运动,是党的公开工作,但这些都要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与党的秘密工作有机的联系起来,配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公开工作不脱离正确的指导,使秘密工作不脱离广大的群众,使公开工作能够得到党的支持,使秘密工作能够得到群众的掩护。

  8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给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信中指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的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8月9日 张闻天写信给刘少奇。信中说:“北方工作,我们认为自你去后,已经有了基本的转变。大家都很高兴,望继续努力,并经常把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告诉我们。”

  8月14日 毛泽东写信给王世英并转刘少奇。信中说:张金吾同志为向宋哲元接洽之代表,不论此次宋处接洽成否,必须向宋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8月25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给各级党部发出指示信。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团聚和组织全民族一切抗日反汉奸的力量,来进行胜利的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战争”。“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党中央的新策略还没有为各地干部和同志所真切的完全的了解,许多干部和同志还不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运用联合战线的策略,对于组织联合战线的实际工作还不够积极与热心,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与空谈的观点和工作方式,还成为一切工作中的主要障碍。”因此,“深切的研究与学习党的新策略,利用一切运用联合战线策略的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干部与同志,根据新策略的精神来改造各地党的全盘工作,完全克服关门主义与空谈的错误,就成为各地党部工作的极重要的一环”。指示信还具体地阐述了城市工作、农村工作、群众工作以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等各个方面的任务。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8月下旬 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将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徐冰向薄一波传达了刘少奇的意见: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随后,薄一波去太原,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了解山西的情况,并同阎锡山接触。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9月18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华北党和群众工作情况。报告指出:白区工作在大体上方针上已有了转变,然而这个转变的继续深入是很难的。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各级干部深入的完全了解党的策略路线,如何培养大批公开半公开活动的群众工作的干部。目前我们应该说,党的策略路线还没有为大多数干部深切的完全了解,因此转变也不是深入的。在这里,秘密机关的干部完全是旧的,空谈的作风特别严重,工作的习惯方式还是旧的,对待下级同志的关系大体是李德同志那一套,说话写文章是千篇一律的。有些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式,似是另外有一套哲学,讨厌的、烦琐的形而上学,嘴里说起来在大政方针上完全与我们相同,但一到实际的具体问题上,他们的办法结果却是另外一套。因为这一套哲学在党内曾长期统治过,已经成为这些同志习惯的方法,现在要他们转变,当是很困难的。在确定的原则下在方法上与形式上实事求是,许多同志就不能作到这一点。他们一切都是机械的,他们甚至还不知道他们习惯的那一套都须要转变,他们不知道除开他们那一套以外,还有另外一套,他们自以为什么都了解,什么都明白,喜欢教别人,可是不欢迎人家批评自己。严重的问题恰在这里。

  9月25日 撰写《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署名莫文华,发表在十月十五日出版的上海《作家》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在这之前,文艺界展开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文章指出,这次争论的意义,决不在争口号,而是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

  10月1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争取与刘湘建立关系,并力求迅速。刘湘代表如在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

  10月5日 针对当时北平党和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撰写《关于北平问题》一文,发表在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八期“北平问题专号”上文章指出,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工作,虽然在基本上已有了转变,各地工作也正在开始转变,许多同志已经开始了解党的新策略路线,但仍十分不够,还应该立即去彻底转变全党的工作,去严格的检讨北平与各地的工作,完成这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如何实行工作的转变问题上,当时党内某些同志认为“过去全党是腐败的,旧的干部都是官僚”,“旧的瓶子不能装新酒”,主张“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肃清旧人物”。文章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艰苦与光荣的斗争中有了极大的成功。他在政治上组织上以及各方面都已锻炼成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他在世界上除开联共以外是共产国际第一个最大、最有力量、最先进的支部。他有数十万党员。他有世界上最能战斗的铁的数十万红军。他创造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他能克服历史上任何集团所不能克服的困难。他能争取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站在自己抗日救国的口号之下,为中国的独立统一而斗争。他很快就要以中国唯一领导者的资格来领导神圣的抗日战争。谁看不见我党十年来这些最伟大的成功,谁就是瞎子。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伟大的成功? 腐败了的党能够干出这些事业来吗? 文章认为:我党在过去虽然有这些伟大的成功,但并不能掩盖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是犯过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些错误,所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成功。如果没有这些错误的话,中国革命或者早就有了胜利的把握。这些错误或多或少推迟了革命的胜利,然而没有使中国党失败。文章指出:“旧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装新酒的”。只要看我们极大多数的干部和同志那种刻苦、坚持、忠实为党工作的精神,就知道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一般说,我们的干部还是愿意寻求真理与学习的,只是我们还没有把许多真理告诉他们。党的全般工作还是依靠在他们身上。除开他们以外,党再没有别人可依靠。他们只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在党的路线下奋斗,改正所发生的一些错误,是能够完成党所委托给他们的光荣任务的。党不能采用自杀的办法去“肃清”他们。党现在不应该轻易去打击与撤换一个干部,除非是那些坚持错误、不愿学习的人。 过去那种随便“斗争”、随便打击与大批撤换干部的办法是错误的。

  10月8日 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空谈作风,撰写《所谓具体领导》一文,署名 K.V.,发表在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三期上。文章提出了实行具体领导的基本要求:(一)使同志了解某些重要的原则;(二)使同志了解目前一般的局势与党的方针,(三)使同志了解他所担负的那部分工作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全般工作的关系。及如何开始如何前进等方法;(四)对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重要问题给以及时的分析与指示;(五)在中心的重要的工作和问题上给以个别的详细深入的研究、讨论与指示;(六)勤于分别的去检查各个组织的工作,特别是重要部门的工作。

  10月10日 撰写《把一般的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一文,署名 K.V.,发表在《火线》第六十三期上。文章指出:“当我解释一般的原则之时,就应该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当我们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之时,就要提高到原则的高度。这样才能使一般原则与具体问题统一。”然而我们许多同志就不能作到这一点。“实质的问题,是他们不会把原则与实际问题联结起来,不会在实际工作中去活泼地运用原则,也就证明他们对于原则了解得不实际不深入。不实际地了解原则,就是不了解原则。他们口里所说的原则是空的,是假的。真正的他们还没有了解。所以他们会空谈原则,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具体问题,他们就失去了原则的轨道。”“我们要克服这种现象,我们要把原则与实际问题联结一起。因此,我们要求同志们更深入地更实际地去研究与了解原则,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原则,去求得对于原则的更深一层的了解。”

  10月15日 在《火线》第六十三期上发表《怎样进行群众工作?》一文,署名 K.V.,文章系统地总结了过去白区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阐述了领导群众斗争的基本原则。指出:“组织无产阶级的群众,是党的基本任务。组织一切劳动群众,组织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一切抗日的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抗日反汉奸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这是我党目前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的总方针。然而这一切,都依靠我党极能干的在极大范围之内的群众组织工作,才能达到。因此,我党必须把群众的组织工作,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上来。”“为要真正的广大的组织群众,必须努力造成下列的条件:(一)争取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自由,尽量的广泛的利用现有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二)创造群众运动的、获得群众极大信仰的无数的领袖。(三)采用完全民主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必须具备上列三个条件,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才能大踏步的前进。用秘密的方式是不能组织广大群众的。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能坚持、没有方向的。不采用民主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是不能发挥群众伟大创造力的。然而,我党过去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错误,是无视上列三个条件,采取与上列三个条件相反的方针,所以使白区群众组织,到处受到失败,不能获得任何成绩,现在必须改正!”

  在《火线》第六十三期上发表《 KV启事》:“我发起在《火线》上组织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不要另外的组织形式,每个同志都可以参加,对于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最好是与目前现实生活有关的重大问题,新策略路线中的问题。如果同志们赞成我这个提议,就请你们提问题与意见,简单写给各级党组织,由组织汇齐转给《火线》,在《火线》上发表并讨论。”

  10月22日 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信中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随后,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了三项共同意见:(一)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如“防共保卫团”等);(二)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三)组织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

  张闻天致电刘少奇:“鲁迅的死对于中国民族是巨大的损失,必须立即进行公开追悼鲁迅的动员。”

  10月下旬 电告中共中央:北平各大学教授徐炳昶、顾颉刚、张荫麟、杨秀峰等,包括左倾者、蓝衣社分子、国民党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各派人士,联名发表《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向政府提出八项要求:(一)政府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二)中日外交绝对公开,政府应将交涉情形随时公布;(三)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有非法军事行动与设置特务机关情事;(四)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五)根本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六)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七)政府应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八)政府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文化教育界已发起签名运动,签名者已百余人。“沪黄炎培、穆藕初、津罗隆基等已从事响应,颇有扩大到各地各省之势”。同时,电告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负责人周恩来:“平津教授对外交宣言发表后,在广征签名,张东荪、罗隆基、陶希圣等已联合参加救亡。”

  10月 听取薄一波汇报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阎锡山、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同时,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北方局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和薄一波一起去太原,专门做争取阎锡山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在薄一波等去太原前,徐冰向他们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薄一波等到太原后,接办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

  11月3日 电告周恩来:“张金吾已到,会见肖振瀛,无结果。”“追悼鲁迅先生正进行。

  11月9日 电告周恩来:南汉宸已去山西,张金吾将去绥远开展工作。

  11月10日 在《长城》杂志第九期上发表《论“全国抗战是否立刻爆发”和救亡阵线当前主要的任务》一文,署名吕文。文章论述了全民族的大联合运动和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运动的关系,指出:全民族的抗战不会自然到来,要使全国抗战由可能变为现实,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努力。“全民族抗战还不能立刻爆发,这不能说是因为整个中国主观力量的薄弱,而只能说是中国救亡联合阵线主观的力量,还不能在政治上自由控制整个中国。我们敢断定说:目前整个中国主观的力量,是足以组织全民族的抗战的,而且,可以组织胜利的全民族抗战。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整个中国主观的力量,转变为整个中国抗战大联合阵线之主观的力量。而争取全国武力到抗战方面来,对于这种转变,实具决定的作用。

  11月14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目前形势与华北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情况。报告反映: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我们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行,使日本最近收买汉奸感到困难。《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发表后,“在国民党内部已发生了影响,闻宋庆龄、何香凝、宋子文、孙科等五人提议召集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阎锡山、傅作义及其他许多要人都一致说,要救中国,除照C.P.所提出的办法,再没有第二个办法。《大公报》、《益世报》及其他许多名人都如此说法”。报告说,“北平学生运动近有大进步,我们的新策略已深入群众运动中,关门主义在每一个小问题上都进行了纠正”。“最近‘九一八’纪念,双十节纪念,为反对日军演习罢课,赈济日军演习地点灾民 (因日军演习中拆除了许多民房) ,参观二十九军演习,动员群众夹道欢呼二十九军穿城,援助绥远等运动,均能动员很多的群众,动作都合乎我们的原则。”《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的签名运动,由中立的教授发起,签名者已达数万人。北平民族先锋队,已发展到四五千人,很活跃。开始有人看民先也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最近确定他是在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我们不能与各派在民先中来平分领导权,但加入民先不一定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宗教的人也可加入。他应成为参加民族运动与一切进步的政治的运动,争取青年本身利益及教育与学习的组织。此组织准备发展到各地。

  11月15日 电告周恩来华北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张金吾、南汉宸已去晋绥。伪蒙古军副总司令李守信派代表来天津找我们接洽,正谈判中。“大汉义军”司令官王英部下已与我们有接洽。“平学联五千人赴日军演习航空区慰劳灾民,结果极好。又学生代表数百人参加二十九军演习。当二十九军穿城过时.将动员数万民众夹道欢呼。学联代表见宋哲元,宋表示决不作汉奸。张东荪提议由华北各党各派代表组织一参谋部,经常协议抗日问题,即将组织。”

  11月15日、20日 撰写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育材料,署名 K.V.,先后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 《火线》第六十五期、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七期上发表。文章认为,“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为着要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因为只有自己力量的不断加强,才更能团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围来,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而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坚。”文章指出,“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文章强调,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正确处理策略转变和战略任务的关系,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和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必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警惕与必要的批评;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全文分上、中、下三篇,下篇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

  11月27日 撰写《我们在北平问题上所应获得的教训》一文,署名 K.V.,发表在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八期“北平问题专号”上。文章总结了北平工作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彻底转变白区工作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强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指出:我们的党是有铁的纪律的。“在目前任何企图小小削弱党的纪律的倾向,都只能帮助敌人。然而纪律不只是同志应该遵守,负责人与指导者也应该遵守。不只破坏集中原则的人是违犯纪律,破坏民主原则的人也是违犯纪律。”“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集中,一切同志的意见和权利不被尊重,一切好的意见不被采纳,自然就不能集中全党的力量,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去战斗。”在日常工作中,“领导者要有充分的民主精神去对待同志”。文章还对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干部政策、改变领导作风等问题作了阐述。

  12月2日 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立即向晋绥当局提出如下条件:(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西安事变后,“我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必须多方面的活动住华北名人及各实力派,特别是阎、傅等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主张。”

  12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12月25日 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陪送蒋介石离西安飞洛阳。二十六日到达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6日 撰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蒋氏的恢复自由》一文,署名尚陶,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出版的《长城》杂志第十三期上。文章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形势,指出目前“中国最大的基本的抗日救国问题,是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和全国的人民都愿意这个关系祖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能够立即解决,并且要用一切方法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为了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真正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必须立即停止“围剿”红军,取消一党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等。文章提出,“全国的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派别,应该团结与动员自己的力量,用一切的方法去督促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执行上述各种政策。”

  1937年 三十九岁

  1月1日 撰写《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署名 K.V.,发表在一月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九期上。文章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坚持进行内战,对日投降退让的政策,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目前我们的方针,就是要援助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并加强各方面的抗日运动与力量,以争取和保证各项抗日救国的基本政策之执行。

  1月7日 电告张闻天:“我们准备使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各实力派督促南京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等条件,并发动各地群众向三中全会请愿”。

  1月13日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

  1月19日 致电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十分慌乱。蒋嫡系部队一时不能集中,现正全力收买、破坏张、杨部下。”“目前中心任务是巩固扩大西安起义胜利。”

  1月23日 致电张闻天:建议针对西安事变后社会上反对共产党的种种口实,中央发一宣言和负责申明。

  1月25日 致电周恩来,提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意见:“ (一)援绥募捐运动应普遍深入到各地各方面。 (二)且要进一步批评晋绥当局之不积极,仍只处防御,而应采取进攻战略。(三)要求冀察出兵察北。(四)要求南京政府派军队、飞机北上,对日宣战,停止中日会谈。(五) 组织义勇军,动员群众去前线。(六)号召民众对日绝交,援沪日厂罢工,不给日本人作事,抵制日货,使抗战不限于局部。”

  1月30日 撰写《论左派》一文,发表在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火线》第七十期上。当时,北平学生运动领导核心中出现了以徐芸书为代表的右的错误倾向。他们主张取消统一战线中的左派和右派,实现抗日救亡运动的“无条件的统一”,认为发展和加强左派力量,就会妨碍与破坏统一战线。文章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指出:统一战线不是清一色的组织。它是由各党各派,各种信仰不同、主张不同的团体组织而成的。统一战线内部的各分子,一方面有共同的主张和要求,但同时还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和信仰,他们的觉悟程度不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之英勇与坚决的程度也不同。所以,在统一战线内部,必然有觉悟的、先进的、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左派分子或左派团体,也有动摇不定的中派分子和中派团体,还有准备中途叛变或企图停止民族解放斗争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团体。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各派之间的斗争和争执,是不能免的。这种斗争与争执的中心,是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文章认为,在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先进的觉悟的左派分子,加强左派的力量,使左派成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坚和支柱是异常必要的。先进的觉悟的团体和个人,一方面要坚决和各党各派,各种不觉悟的落后的群众进行统一战线,但另一方面决不要将自己溶解于统一战线中,取消自己的独立,而必须使自己更加团结,更加强大,更加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

  2月20日 给张闻天写信,结合自己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谈了对大革命历史教训的看法。信中说:“西安少壮军人的‘左’倾暴动,及西安群众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关于这种错误的根源,我愿意在他的历史根源上提起你的注意。我们关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 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这封信分析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发生的原因,着重指出:“本来在革命胜利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在我们中国相反,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时犯‘左’倾错误。这中间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容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文章强调:“革命高涨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这封信刊登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火线》第七十二期上。

  撰写《“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一文,署名莫文华,发表在三月十五日出版的《国防》杂志第十七期上。当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后,有人在青年中散布“抗日是枝叶,而建国是根本”的言论,提出要将“联合抗日”的口号改为“团结建国”。针对这些错误观点,文章指出:“在今天,抗日是决定中国一切的主要任务。只有在这个任务完成以后,才能将经济建设等任务,提到主要的地位上来。”我们热烈企求建设一个现代的富强的中国,但这是一个较远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彻底战胜侵略者,实现中国完全的独立与自由。“只有中国的领土主权有了完全的保障,能够不给侵略者一寸土地,然后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建设,才是属于中国的。这是建国的前提条件。”文章认为,有意把抗日与建国两个先后不同的任务混淆起来,实际上就是否认抗日决定目前一切的意义,否认或者减低抗日的任务,结果只能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背叛中国民族的利益。

  2月25日 给张闻天写信,报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各方面的反映,并针对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必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信中指出:我们和国民党有各种原则上的不同。我们虽然和国民党合作,并不是不同他们作斗争,仅仅只是斗争的方式改变了。在合作过程中,蒋介石一定要竭力加强自己的力量,削弱一切异己的力量。因此,“剿共”战争还是可能的。即使停战,他一定也要采取各种方法来削弱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放松任何戒备。我们也要在广泛的秘密工作的基础上组织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应将埋头苦干作为格言,完全改变过去那种虚浮夸大的习气。这封信阐明,在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要把组织群众中的左派力量与广泛的统一战线辩证地统一起来。前者是后者的中坚与支柱。这二者结合起来,群众运动才能够坚持有力的领导,才能够克服困难,经得起风浪。

  2月26日 给张闻天写信,详细分析了西安事变后“左”倾情绪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指出瓦窑堡会议决议仅是我们工作的原则的转变,今天这种原则的转变已进入“实际的转变”了。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那怕是一点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远的后果。为了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提出:(一)在党内广泛宣传解释党的策略路线,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深切了解“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及实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二)我们的每一个政治行为,必须异常慎重。(三)扩大党内党外民主的工作方法。(四)加强行动的纪律与政治的纪律。

  2月下旬 率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由天津移驻北平。

  3月4日 给张闻天写信,谈对过去白区工作的看法。认为“‘左’倾错误是八七会议以来就有的”。白区工作“是一贯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信中回顾了十年内战时期,特别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白区工作的历史教训,系统地揭露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群众斗争的策略、宣传鼓动工作及党内斗争等问题上的表现。指出:“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四中全会后“在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这些错误在党内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损害也最大。这种错误当然是一贯的,也有系统的。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信中明确提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变白区工作的问题。白区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十年来的传统要转变。这个转变最艰苦。”“为要转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这封信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期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高级学习组的学习文件之一。

  3月26日 给张闻天写信,建议解答有关国共合作及中国革命的各种理论问题,回击托派分子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谬论。信中将目前的统一战线同一九二七年前的统一战线相比较,指出有下列特点:“(一)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是觉悟的,国共两党是已有十年仇恨。 (二)目标是对外的抗日战争。 (三)帝国主义各国已经分裂,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已不一致。(四)苏联强大,且将参加直接的抗日战争。(五)国民党已有全国的政权和强有力的军队,他将站到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至少在开始的阶段内。(六)已有红军和苏区。(七)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是党外的合作。”根据上述特点,信中强调,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必须采用各种方法去准备自己的力量,以最大的警惕来对待自己的同盟者。

  3月28日 向张闻天报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各党派、各方面人士对国共合作的反映。同时提出各地迫切要求中央立即办一专门对外的全国性刊物,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并指出“各地关门主义狭隘的组织至今没有什么转变,中心问题是组织问题,是不作合法工作。”因此,必须建立合法的群众组织,采用合法方式去进行群众工作。

  4月4日 就坚持联蒋方针推动全国对日抗战问题,中共中央复电刘少奇,指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民党的国策已开始了转变,结束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所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从现在起到对日抗战的开始止将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二阶段,这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的阶段。目前我们工作中的中心一环是实现抗日的民主权利。”“在这个阶段内我们必须坚持联蒋的方针,推动蒋介石逐渐走向南京政权的民主化,以准备全国性的对日抗战。我们不但不应该敷衍地方军阀的反蒋要求,而且应该向反蒋的地方军阀坚持的解释,只有同蒋介石南京政府共同合作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

  4月11日 电告周恩来:“四月三日电收到,参加五一会议代表即选派,但交通如何,由西安、潼关经过有无问题请复,我在一星期内起身到你处。”

  4月19日 电告周恩来:“我准备二十一日起身到你处,来后由凌风同志和你通电。”

  4月21日 离开北平,于四月底回到延安。

  5月2日——14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以《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为题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会议指明全党目前的迫切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5月7日 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强调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国共合作新阶段中的中心问题。指出:“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目前挽救中国、解放中国唯一正确的政策。两年来,全党执行这一政策,已经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国内和平基本上实现了,国内政治已经相当地向我们所指示的方向转变,向民主与抗战的方面转变。党的政治影响在全国群众中迅速增长着,而且党在组织上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这证明,我党至今还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现在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结果和前途怎样? 这就要看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是谁。是资产阶级,那对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那对日战争必然彻底胜利,并将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这是合作阶段中的中心问题。”“中国无产阶级具有极优越的条件来获取最后的胜利。但领导权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及整个第三营垒的人,也在用尽一切力量来争取领导权,领导中国走第三条(资本主义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是不可能的,结果是要走到殖民地的。要战胜他们,要有正确的政策,还需要作极大的努力。对一切忽视这个问题的倾向,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懈怠,必须给以坚决的批评。”发言在毛泽东提出的实现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下列具体意见:“第一,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斗争中是有经验的,因此,在我们前进的时候,工作必须十分艺术。我们应该完全抛弃虚浮、夸大、空谈的作风,不要故意去刺激资产阶级的警觉性。要进行切实的工作,不要企图用吹牛皮来吓退敌人。第二,统一战线免‘纵横捭阖’。要对付国民党各方面的阴谋,我们的许多同志是没有经验的。应该善于灵活接近各方面而保持自己的纯洁,不是将自己放在保险箱里保持纯洁,而是要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持纯洁。第三,我们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过去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有经验的干部大批牺牲,我们要在最短期内补救这个缺陷,要训练上万的干部。红军要成为干部学校,要采用个别退伍的方法为全国白区准备军事干部,并使苏区‘全国皆兵’。大革命的经验,要立即从新研究与整理好,来教育我们同志。第四,在党内与群众中加强国际形势教育。策略的决定要更多地估计到国际形势,因为国际形势对于中国问题决定的因素比一九二七年增加了。要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更密切地联系起来。第五,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停止以后,政策的、原则的、理论的斗争已经提到了主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在政策上、原则上、理论上加强对于国民党及各派的批评,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这个发言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5月1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讨论的《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作了说明。在讲到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的一般估计问题时指出:党内存在“左”倾关门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的传统。这些错误传统的表现,在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上最明显,反对合法主义,不要公开工作,不要降低党的纲领,在公开团体上提出党的全部纲领。在谈到对北方工作的估计时说,在我到时,北方工作的情况不很好。现在党已发展了,山西、河南已恢复像样,山东发展了一千党员。党组织大部是恢复了而且有了发展。群众运动完全在我们领导下。青年已有组织。工会工作是最薄弱的一环,各处都有一些工作。农村工作,个别地方好些,但还没有开展。妇女工作有一点。军事工作也不坏。上层的活动也不坏。为什么工作做好了,基本原因就是反对了过去的错误传统,新的工作方法有些创造,秘密工作采取了巩固、保存力量的方针。再就是对干部的耐心教育,干部积极性提高了,但还没有把传统完全转变过来。

  5月17日 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开幕。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报告阐明了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决执行,已经引起了全国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动。反动了十年的国民党及追随它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转向抗日,两个政权的对立取消,国内和平基本上实现,国共两党重新走向合作,极广大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来。这些变动,已经改变了并且今后还要继续改变我们全般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在目前阶段中所提出的任务、口号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目前阶段,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二阶段,在目前阶段,‘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口号已经过去了。在今后我们主要的口号,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且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任务的中心一环,我们需要在全国进行一个广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为了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方面实际地建立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全然依靠于我们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因为环境的变动,新的任务与口号的提出,使得我们党与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地实行转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这在目前就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为了肃清这一传统于每一具体工作中,就需要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的创造,需要党的组织工作的全般转变。”“所以,目前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是有两重性质的:(一)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改变,需要改变我们斗争的组织的与工作的方式。(二)因为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前一种转变,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单独的转到与同盟者合作的。后一种转变,是从机械的转到活泼的,主观的转到客观的,空谈转变到实际,形而上学转到辩证法。因此,目前的转变,是党与群众工作全般的、彻底的转变。这对我们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报告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转变等问题,并着重指出,“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着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报告要求“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坚决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用布尔什维主义来代替”。报告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 通过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党和群众工作的彻底转变。这个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

  5月20日——26日 中共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在讨论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时发生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关于对过去白区工作的估计问题;(二)关于白区工件转变的两重性质及对“左”的历史传统的认识问题;(三)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过去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左”的错误。

  6月1日——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在白区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报告所引发的一些意见分歧。二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重申对过去白区工作的看法,认为“左”倾关门主义的传统“是顽固的,是有历史的,是基本问题上的错误”。会议认为,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在三日的长篇发言中说: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6月6日——8日 中共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六日,张闻天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接着,与会代表进行了讨论。

  6月9日——10日 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结论发言,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指出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每个同志都充分表现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说明五月十七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的说得过火了。结论发言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问题,指出,我们不只是争取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要争取组织上、首先是思想上的领导权。在党内,主要是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又要同尾巴主义作斗争。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心问题是组织广大群众的问题。利用公开工作与合法手段,去组织广大群众,已成为白区党和群众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发言还对白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要求。最后,会议表决通过了张闻天作的《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

  6月10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在发言时指出:关于华北党的政治问题已解决了,今天要解决具体问题。华北党的任务是:(一)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二)加强工农群众工作;(三)加强军队工作;(四)与满洲党及义勇军取得联系;(五)加强党的工作;(六)开展两条战线斗争。为要完成这些任务,须有具体计划,积极准备。“保卫中国”、“保卫华北”、“保卫平津”,这是政治动员口号。要来一个大的宣传鼓动,准备抗战,由党来做这一工作。不只是出刊物,发传单、宣言,还要用救国会、学生会的名义。关于军事工作,北方局要成立军委,省委、特委都成立军委。游击干部由中央训练一批,北方局亦准备一批。希望中央派一两人来做军委工作。关于工人运动,北方局及几个省委成立职工委员会。特委有工人工作的地方,也应有工人运动委员会,至少要有一人负责。职工工作可用半公开名义来做,用国难教育社或平民教育促进会去做。办工人报纸,开辟工作。动员一批人去做工人运动这个艰苦工作。关于农民运动,由特委布置。北方局成立农民运动研究室。在救国会设农民部。要出版农村报纸。关于青年、妇女工作,青年工作确定开展广泛组织的方针。北方局领导机关应加强,并成立各省省委。毛泽东在发言时说: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发出关于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的指示:“(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提出:‘不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等口号,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的进攻,在各地用宣言传单标语及群众会议,进行宣传与组织的动员。(二)立即与政府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执行上述方针之具体办法,迅速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对付当前的重大事变。(三)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平汉线津浦线亦应准备组织义勇军,注意与各界爱国分子合作。(四)进行坚决的反汉奸斗争。”

  7月14日 致电林枫:“日本已大规模向华北增兵,南京、宋哲元一方面向华北增兵,但同时向日本进行妥协的交涉,我们应坚决反对再有任何让步,反对签订任何丧失领土主权的协定,主张为保卫华北、平津抗战到底。为集合一切力量抵抗日寇起见,我们可向各方接洽,在平津组织国防委员会或城防委员会之类的领导一切抗战事宜的机关,包括各武装部队、政权机关及群众团体代表在内。”

  7月16日 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从延安出发去陕西泾阳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达任务。随后,经西安前往山西抗日前线。

  7月28日 到达太原。当晚,电告张闻天转王世英、林枫:我已抵太原,正设法与各方党部联络,并指导工作。提出:“我们在宋哲元退走后,应竭尽一切力量动员群众,联合各种武装部队,为最后的保卫平津而奋斗,坚决打击日寇、汉奸。如因形势不利,保卫平津已无可能,在平津不能存在的群众领导与党员方可有计划的离开平津,到军队与农村里组织抗战。来太原的秘密机关及秘密支部尽可能保持。民先队总队部、华北救国会等,如在北平不能存在,可移至太原。”

  7月29日 北平失陷。

  7月30日 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并叶剑英:“时局严重,太原空气紧张,蒋氏对山西方面之空军与军事协助未见实现,阎表示不快。为开展在整个华北的统一战线工作,深入建立如西安之办事处机关,代表红军进行统一工作。此间由雪枫设法立即分别派人到华北各地联络及侦察各方情况。”

  天津失陷。

  8月1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彭雪枫:彭雪枫准备在太原设办事处。“工作指示以组织民众、推动抗战为总目标,地方口号由各地自定之。”

  8月初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太原组建北方局新的领导机关,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

  8月3日 向张闻天报告在平津失陷后北方局给华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要点:“我们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应普遍发动游击战,在平津应加紧准备,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以致武装暴动,收复平津。在我军后方,加紧统一战线的活动,组织与动员群众参战,为各地党部主要任务。准备游击战争,组织志愿兵、自卫军等。在战区,准备建立战地委员会等抗日政权。”

  8月12日 致电张闻天:请即派游击队干部前来。在抗大学习的北方学生,毕业后请尽量派回。

  8月13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抵抗。

  8月21日 致电张闻天:请电王世英、林枫及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设法退出平津到太原来。上述人员退出后,由河北省委负责指导平津、冀东的工作,并在平津建立秘密交通及联络站。还指出:一切半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在名义上取消,另组织合法团体。工作重心应集中在乡村组织游击战争。

  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为十一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第一二○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第一二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八月下旬至九月底,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

  8月下旬 指示薄一波等,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持续下去。

  8月底 召集王世英、南汉宸、张友渔、阮慕韩开会,部署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指出:我们要抓紧时机,争取全国各种力量参加抗战。特别是华北几省的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可以争取他们抗战的。在争取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坚持原则,坚持抗战,不能妥协;另方面也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不能要求过高。

  9月5日——14日 与在太原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多次交谈,确定统一战线工作和参加政权的原则:“以共产党或八路军代表名义参加机关者,须先确定一共同纲领做标准;共产党员个人参加工作者,在抗战行动中须力争我们主张的实现,而不是辞职,如其违背抗战方针,则应坚决反对,否则应协商进行;因私人关系而在政权中工作者,亦须不失我们立场。”还商定北方局的工作,“以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战根据地做中心,加紧布置绥、冀、察的游击战争。对直南、鲁南及山西应以武装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为工作中心,而尤以汾河流域及直南、太行山脉为最急,以吕梁山脉为后路。”

  9月20日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简称“战委会”) 在太原成立。这是周恩来、彭德怀同阎锡山商谈决定,由各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爱国将领续范亭任战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派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和程子华参加领导工作。战委会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在晋西北、雁北及绥远、察南等地。它在配合八路军、牺盟会动员群众,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战委会的情况,并提出开展山西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一)向阎提出彻底工作办法,在任何地区任何问题上均以统一战线的政策打破其分开对立的阴谋,并纠正我们包办一切与不发动群众的倾向。(二)我们要以左派出现,来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在战委会、动员实施会、牺盟会、教导团中,我们党员除八路军外,应尽量用左派面目团结左派,发展左派,以树立山西及阎的左派力量,便利统一战线发展。(三)动员工作,我们要避名取实,尽可能的发动群众,推动左派、教导团、牺盟会及好的县长、特派员出头干,以便易于改革县政与领导筹款。”

  9月21日 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中共中央北方局向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及地方党的干部明确提出: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于七月十五日送交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

  9月25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伯渠并告刘少奇等:“我们宣言及蒋氏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9月28日 致电张闻天:“平津早巳失陷,当然不能守,我给平津指示信:(一)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动员大批干部及同志与抗日积极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二)一切半公开的救国团体均取消,人员下乡游击。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三)不能在平津立足,又不能参加游击的干部即退出平津。”

  9月下旬 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确定了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任务:(一)共产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二)在冀东,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坚持游击战争。(三)在华北其他地区(我军的后方),应动员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同时准备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四)在华北即将失守的城市、矿山、铁路、工业区,号召工人、职员在敌人到来时,组织工人游击队,或到乡村同农民一起打游击。

  9月底 与周恩来讨论华北游击战争的部署,拟将华北划分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冀察晋、直南、直中、冀东(平津在内)、山东等九个战略区。提出:在这些地区,若因统一战线的政治关系,不能以八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出现,可以通过战委会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

  9月底、10月初 给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写信。信中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城市工作要短小精干,由公开、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工作,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动员干部和党员去农村,并尽量去平津周围的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准备发动冀东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要求中共河北省委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并指示李运昌回冀东,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

  10月10日 撰写《为发动华北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一文,署名 K.V.,在十一月出版的《奋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今天全华北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发动广大的反日游击战争。但是要最高度完成这个任务,中心的一环是能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由于统治当局不愿意发动群众,而且用一切方法来压制群众,因此我们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文章认为,“为了广大的发展与充实群众的救亡运动,并发动广大的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坚决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的经济斗争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用抗日救国、保卫华北、山西等政治口号去直接动员群众,还必须同时用经济口号去动员群众。”

  10月11日 致电张闻天,报告华北地方工作近况:“山西经过阎锡山,以五台、平定、洪洞、曲沃、长治、晋城、岚县为中心进行动员。某一中心区管辖四五县,每区以政治专员负总责,以国民兵军官一团及牺盟会干部约千人,动员新兵并武装民众”。如日兵直下太原,上述动员区域即作为游击中心区。我们已提出保卫太原的口号,在民众中动员,武装工人、学生、公务员及市民,为保卫太原而战。牺盟会领下枪支三千支,又程子华领下枪支一千支,即进行武装人民。在五台总部及太原成立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已开始招生,并在太原公开讲演游击战术和进行动员工作。在河北,也开始武装民众,已派朱瑞及许多干部前去帮助组织游击队。

  10月12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军委会于九月二十八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10月l6日 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署名陶尚行。文章阐明了游击战争的伟大意义和战略地位,指出:“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一切愿意在华北继续进行抗日斗争的人们,都不应该放弃或逃避游击战争。如果真能在华北动员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从事与坚持游击战争,那末,这一件事实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有着下列伟大的意义与光明的前途;(一)牵制日本极大的兵力于华北,在战略上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二)在华北长期坚持抗日战争,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三)围困日本侵入内地的军队而最后消灭之,部分地收复失地。(四)给华北人民以斗争的出路,给汉奸以打击,暴露投降者的可耻面貌和民族失败主义者的错误,给某些可能的对日妥协企图以极大的牵制。游击战争将告诉全世界:华北人民为保卫华北的每一寸土地而血战到底。(五)在游击战争继续扩大与胜利的过程中,将转变到以正规战争为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最后驱逐日军出华北。”文章强调:为使华北游击战争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建立能够在各方面执行正确政策的游击队,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在华北,日军虽然占领着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但各省边区、山地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在这些区域中,有的还存在着原来的政府,这些政府或者继续抗日,或者准备投降转变为汉奸政府;有的原政府人员逃走,汉奸们准备建立维持会等。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为了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政府来领导战争,原来的政治机构必须实行民主的改造。”文章还对华北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和改造,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抗日民主政府的组织等基本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这本小册子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10月1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民先队工作电示刘少奇等:“凡民先队有群众基础的地方,不应解散民先队,而应使之发展成为广大青年抗日群众团体,并力争公开。”“平津流亡学生中的民先队员,首先即应在各地平津流亡学生会中努力工作,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散到各地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应编入地方党内,并受地方党领导。”

  10月21日 致电张闻天、秦邦宪:前接你们来电后,即要民先总队部派人到南方去负责联络南方各地民先队工作,已将他们编入地方党,受南方局领导。我们曾经两次派人到山东及南京动员平津的民先队员分配工作,以解决抗战发动各方面所需要的干部。

  10月22日 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华北各地党组织,提出在冀察晋绥敌占区和非敌占区的地方工作方针。在敌占区:“(一)直接用共产党及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去动员群众。如在当地有友军友党或其他政治团体,即联合他们,并在战委会名义下共同去动员。(二)建立当地的抗日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并使各种零散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受当地政权领导。(三)建立或改造当地的政府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首先由当地各种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及民众大会选举的代表成立临时县政府的委员会 (名义暂不统一),亦同样成立各区村乡临时政府的委员会。这种县区政府仍应隶属在省政府之下(如山西)。临时政府的任务是:(1)大量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斗争;(2)下令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行减租(战地免租)减息、免税、增加工资等,改善人民生活;(3)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群众运动的豪绅等;(4)颁布县区乡政府民主制的组织法、选举法,筹备选举,产生正式政府。(四)建立工会、农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团体,首先成立县工会、农会等筹备委员会。”在未被敌人占领地区:“(一)共产党与八路军政治部应该独立自主地去动员与领导群众运动,但当地共产党员尽可能用左派面目出现,如当地有友军及政治团体如牺盟会等,更应联合和推动他们去做,并可用战委会名义去做。(二)推动当地政府进步,要求政府武装人民及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坏官坏人,在发动群众运动基础上逐步改选政权。(三)中心一环是广大发动当地群众,要同时采用抗日救国的政治口号与改善生活的经济口号去动员与组织群众,并建立人民自卫队。(四)首先在县一级成立工会、农会等筹备会,其任务同上。广泛地动员群众起来要求增加工资,少交租谷百分之二十五;取消向穷人摊派,增加对富人摊派;优待军人家属及进行其他一切改善生活的斗争。要使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联系,让穷人吃饱饭,好去救国。”这个电报和十一月十六日致聂荣臻电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

  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师主力向晋东南转移,该师政治委员兼副师长聂荣臻奉命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开创抗日根据地。

  10月27日 致电八路军各部队及华北各地党组织,提出独立自主地动员群众与领导群众的意见:“地方党及八路军各级政治部,要以自己公开的面目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要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组织者,但不要因为独立自主地动员群众与领导群众,便拒绝与各民众团体和其他党派进行联合运动或一切都要包办。”“一切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要完全依照党的主张去领导群众运动,不许在群众中模糊党的主张。”同时提出了在不同地区工作的原则:“在被敌占领区域,共产党与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领导群众。”“在我军后方,共产党与八路军应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公开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在可能时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布党的主张”。“各地方党的工作人员与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代表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此外,八路军在各地要努力直接扩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八路军;在游击区应注意筹措经费。

  11月1日 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报告华北地区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的情况:山西、河北、平西等地建立了十几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有数千人。在敌占区,开始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并建立区、乡政权,武装人民。山西、河北成立了工会、农会,发动工农经济斗争,还大力发展党员,训练干部,建立地方党组织。目前困难是干部缺乏,请将党校的华北干部急速派回。

  11月7日 晋察冀军区正式宣布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即以分散活动在各地的部队和工作团为基础,向晋察冀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发展。十八日,军区领导机关从山西五台移驻河北阜平。

  11月8日 太原沦陷。太原失守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移驻山西临汾帽儿刘村。

  11月12日 致电张闻天:“在山西全省发展游击战争空气很高,形成广泛的运动,到处要求我们派遣动员、组织与军事干部。请令陕北的地方干部大批迅速过河来工作,条件很顺利,免失时机。”

  上海失陷。

  11月14日 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聂荣臻、林彪、贺龙、关向应:阎锡山已决心留河东游击,其所拟定的游击区域及兵力区分如下:晋西北地区留兵三团,即教导第二、第四、第九团;晋南区为决死队第二、第三纵队、教导第六团;晋东南区为决死队第一、第四纵队、教导第八团。同时,阎锡山力图建立新军队,已令各县立即集中已有的自卫队,以树立基干,枪械准备集中后发给。

  11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以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推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改造。”“我党在华北一方面要动员人民坚决反对妥协求和的倾向,反对退却逃跑,反对国际上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和平方案;同时要集中全力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争取友军。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作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还提出:“我党要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地去发动民众运动。除开深入与扩大我党的政治宣传外,必须坚决广泛地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使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抗日武装斗争联系起来。要加强反对右的危险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因为惧怕同盟者不高兴,惧怕吓退同盟者,而停止与减弱领导群众的斗争,放弃领导群众改善经济生活的斗争,惧怕用八路军与党的名义公开去动员群众,模糊我党独立的政治面目。同时,必须反对左倾错误,这种错误表现在不顾统一战线的原则,提出过高的口号,在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上不必要地去刺激同盟者等。目前,我们不要去依赖同盟者的帮助,而应独立自主地去领导群众与游击战争,但我们应尽可能取得同盟者更多的帮助。我们不要惧怕吓退同盟者而停止领导群众的斗争,但我们在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上要尽可能不故意刺激与吓退同盟者。目前是要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进一步地发展我党的独立自主,而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决定强调:“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各根据地成立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改造与建立各县、区、乡政府。要尽可能联合各党各派来建立这种政府与部队,并取得南京中央政府的承认。同时,还必须建立工会、农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整个系统的组织,使之成为群众运动的直接领导机关。”这个决定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

  11月16日 周恩来、刘少奇复电聂荣臻:“在晋察冀全区,为了加强与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应即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一)立即普遍进行区乡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民选;(二)由当地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代表组织临时县政府委员会,好的县长可为主席;(三)立即筹备边区政府的建立,名义可称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主席即以宋劭文担任;(四)立即准备公开军区司令部。”“各地临时政府成立后,我党应即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基本政策,向委员会提议:颁布各种法令,主要的是劳动法、农民土地法;废除过去的捐税令,规定统一的累进税则,发布肃清汉奸令等。”“军区司令部即准备公开,并召集各抗日武装代表成立军区军事会议。”“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一面筹备成立,一面向蒋、阎提出,力求取得其同意后,向全国公开,以便推广到其他边区。在未得承认前,边区可先行办理,唯暂不向全国公开。”这个电报和十月二十二日致贺龙、关向应电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十二月五日,在阜平成立了“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筹备处”,着手进行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1月l7日 与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华北已进入游击战争新阶段,因我党是华北最大政党,红军有游击特长,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游击战争领导责任自然落在我党身上。”为了争取华北游击战争的胜利,“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似乎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

  11月21日 与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贺龙、肖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张浩、邓小平、程子华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各游击队防止友军收编的意见:各游击队应依靠八路军主力或其他支队,并与之取得联络,尽可能不要到其他军队地区去;游击队应在敌之侧翼或后方活动,可避免敌人及其他军队的吞并,各游击队如遇友军改编时,即须坚持拒绝,但友军在该区作战时,即配合行动,受其指挥。

  11月23日 就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并告朱德、 周恩来、 彭德怀、任弼时:“(一)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二)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三)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四)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五)组织问题待恩来、胡服、德怀来开会决定。”

  12月初 离开临汾回延安。

  12月9日——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十—月底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陈绍禹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问题,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刘少奇在会上先后三次发言,结合华北的情况,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指出: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而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去进行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我们要经过统一战线去进行群众工作,直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运动。强调要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的势力与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坚持敌后的抗战。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等二十五人为委员;增补陈绍禹、陈云、康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凃振农组成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会议听取了项英关于南方游击区的报告后,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12月13日 南京失陷。

  12月中旬 从延安到达临汾。

  12月31日 主持山西省中共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克服自己的弱点与困难,中国有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用一切力量去反对民族失败主义与和平妥协。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扩大与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1938年 四十岁

  1月6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上发言,指出:党在华北的中心任务是坚持华北抗战。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之一。我们要坚持华北抗战,中心一环在于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以游击战为主要的方式;要估计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可能转移地区,华北应在八路军转移后仍能坚持抗战,当然八路军在华北抗战是有利的,不会离开华北,但在地方工作上仍应有此准备。还指出:华北最大部分被日本占领,在这些区域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是不可能的或不需要的,而且有其有利的条件:第一、日本采用武装占领华北、武装击破华军的方针;第二、日本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掠夺中国,甚至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与地主的土地,给华北一切人民以亡国奴的命运,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更容易去团结华北人民抗战;第三、八路军与共产党在华北的地位提高,党的组织在发展,使得今后在华北团结抗战更好;第四、在华北进行统一战线,是在全中国坚持抗战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五、华北阎锡山与其他友军的态度,尤其是阎锡山在抗战问题上是坚决的;第六、在华北进行统一战线,我们正确的方针也是决定条件之一。此外,还谈到华北党的工作、武装部队、政权组织形式和基本政策等问题。

  1月10日——15日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举行。到会代表一百四十多人,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宋劭文、聂荣臻等九人为委员,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这是敌后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组成后,经阎锡山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于三十一日正式批准,取消了临时机构的名义,行使政权职能。

  1月22日 与杨尚昆致电朱德、任弼时:“朱瑞同志之联络处已移晋城,豫北工作正开展中,道清铁路及冀南一带收集人枪均有希望。建议即由一二九师派一建制连,以掩护联络之警卫队名义去晋城,作晋豫边今后游击队的基干,归朱节制。如同意请即电令刘、邓,并告我们。”

  2月5日 撰写《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一文。文章强调"政策问题是抗日游击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认为确定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政策,主要的应从下列基本思想出发:(一)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各个地区的游击战争,在战略上和政策上必须服从整个抗日战争。(二)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任务,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牵制敌人,以配合主力和敌人作战;另一方面要破坏敌人的统治,摧毁汉奸政权,瓦解汉奸的一切组织,并保持和恢复我地方政权,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坚持反对日军,创造游击根据地,并准备将来反攻日军、收复华北的有利阵地。(三)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最大多数的党派、团体和人民群众来参加抗日,尽量减少以至消除敌人“以华制华”政策的效能,使敌人愈孤立愈好,使同情赞助游击队的人愈多愈好。(四)要准备长期坚持华北抗战,在最困难最严重的环境之下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文章指出: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一种群众战争。它必须取得人民各种各式的拥护、赞助和掩护,才能够长期坚持、发展与胜利。它不仅是军事的,而且是群众的。它不仅要能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且要能执行正确的抗日政策。文章还对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武装与政权、财政与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对汉奸武装和维持会等具体政策作了阐述。

  2月18日 撰写《工会工作大纲》。大纲阐述了抗战时期工会的基本任务、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式。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目前主要的任务是积极参加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最积极的来参加目前的民族解放战争,并给这个战争以最高限度的组织性、坚持性和彻底性,以便求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与独立自由。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虽然还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后的解放,但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是很有利益的,因为中国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是中国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所以为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也就是为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平时,工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与教育工人阶级拥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并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但是在目前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时期,工会除开忠于这样的基本任务以外,还必须以动员广大群众来参加抗战,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中各方面的工作与建设,为自己的最高任务。”大纲认为,“在抗战时期,工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动员广大工人群众与会员来参加战争中各方面的工作与建设,主要的有如下一些:(一)动员工人加入抗日的军队,派遣工人到战场上去服务(如铁路破坏队、交通队、电信队、救护队、运输队等);(二)积极帮助政府建立国防工业,发动工人的劳动热忱,提高国家工业中的生产,提高工作的技能;(三)帮助政府武装工人,组织工人自卫队,或动员工人加入人民自卫队或工人游击队;(四)帮助政府肃清汉奸,巩固后方,帮助政府一切抗战法令的执行;(五)派遣积极的工人干部参加一切抗战的领导机关和组织,帮助这些机关的整顿,提高他们在抗战中的效能,反对贪污、浪费、腐化及官僚主义等;(六)动员工人群众帮助与慰劳抗日的部队,帮助部队的给养运输与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执行,帮助政府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救济难民等。”大纲还阐明了工会与其他救国团体及政府的关系。指出:“工会只是救国的主要群众团体之一,因此工会与其他一切救国团体在共同的救国目标与共同纲领之下联合起来,动员一切群众来参战。这种联合的组织,应该是群众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应该是广泛的群众组织,应该包括一切愿意抗日的团体,最主要的应该是农会、工会、青年救国团体及妇女、商人的救国团体。”“工会对于政府与军队,应该站在群众团体的地位,积极动员群众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参加政府所提出的一切战时工作,在可能时参加政府所组织的动员机关。工会还应该选择自己最好的干部给政府与军队分配到各个战线上去,工会应该成为抗日政府最重要的群众柱石之一。”

  2月23日 与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并朱德、彭德怀:敌人向晋南推进,阎锡山向侯马、吉县转移。晋南省委拟随阎锡山行动,负责领导晋西工作及各团体、部队工作,并负责北方局与中央的交通联络。

  2月26日 与杨尚昆电告毛泽东、张闻天并朱德、彭德怀:临汾有失守可能。北方局及总直属队今日已到黑龙关,明日继续向吉县方向移动。

  2月28日 临汾沦陷。

  3月上旬 率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到达山西大宁。

  3月11日 与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北方局准备明日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陈光旅转移,晋东与晋西北省委即与中央发生关系,同时与我们发生关系,中央与我们亦经过这些省委联络。

  与杨尚昆致电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等,提出发展华北的意见:太行山脉、冀晋边各得力游击队,似应更多的到平汉路以东去行动,更大发展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如有可能,目前即组织一支得力游击队到山东去,赵侗部队似应即去平西。

  3月中旬 回到延安。

  3月21日 在抗日军政大学作《华北地区工作经验》的演讲,介绍华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指出:“卢沟桥事变时,华北是最复杂、矛盾最多的地方。有各种军队与派别,各种思想,行动是不同的,指挥是不统一的,抗日的也有(多数是抗日的),动摇妥协的也有,此外还有伪军、伪组织的建立。这个地方是中国政府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也是我们抗战力量比较小、敌人力量比较大的地方。在这种实际的环境之下,更须用巧妙的方法团结各派别以及各军队一致抗日。”因此,“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采用单纯的一种办法是不行的,而是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活泼的办法。而且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定的方针,一定的原则,就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打日本,抵抗日本的侵略。”在讲到怎样去建立抗日根据地时指出:(一)要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府;(二)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和统一的武装部队;(三)广泛的武装人民,最好的方式是组织抗日人民自卫军,(四)肃清汉奸、敌探、托派;(五)广泛地开展民众运动,组织民众,动员最大多数的群众来参加抗战。演讲具体阐述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基本政策、开展民众运动的方针和方式力法。

  3月22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和北方局等并转各省委、特委,指出:在华北对于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异常不够,许多地区看不见一句向敌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为在政治上瓦解敌军,教育群众,影响友军,各部队、各地党部及群众团体应用中、蒙、日三种文字大量书写对日军及伪蒙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和材料。

  3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华北工作问题。毛泽东建议刘少奇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

  3月2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决定:“为了适应目前特殊情况及各方面工作起见,书记处决定北方局负责人胡服暂时住延安,在中央指导下,仍旧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杨尚昆率北方局工作人员在吕梁山脉,就近与华北各地党部联络,直接布置晋西南工作。朱瑞与冀晋豫省委住晋东南,朱瑞以北方局代表名义指导同蒲路及平汉路东西两面党的工作,彭真同志住晋察冀以北方局代表名义协同聂荣臻同志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及平津党的工作。所有华北各地党与群众工作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杨尚昆同志报告外,须同时直接向胡服报告。朱瑞须即向杨尚昆建立武装交通,冀察晋向晋西北建立交通,尚昆及晋西北向延安建立交通,彭真向平津建立交通。”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贺龙、肖克、关向应、陈光、罗荣桓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提出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的任务,指出:“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的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下列游击兵团。”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上述各支队至少各有一千人左右,各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各支队的军事政治干部均须配备妥当,并于编成后以八路军游击支队的名义活动树立威信。

  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致电朱瑞并朱德、彭德怀等,指出:“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因此,你处党与八路军的任务是:(一)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及地方游击队;(二)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并使他们担任侦察、警戒、放哨、坚壁清野等;(三)争取改造友军,特别是准备永久留华北打游击的友军,成为坚强进步的抗日军;(四)逐渐改造政权机关,使之成为广泛人民阶层的抗日民主政权,(五)逐渐求得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采取必要过渡办法,以准备将来召集冀晋豫边区代表大会,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六)在统一战线方针下,坚决执行动员武装群众及肃清汉奸的政策;(七)设法召集全边区或若干县联合的群众团体的代表会议,以动员群众参战及建立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团体,在抗日的大前提下,依照阎锡山的法令解除人民一些痛苦,满足人民一些迫切要求,(八)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办一、二个较大的学校,训练政治军事群众团体及政府的干部。电报还指出:朱瑞准备留在冀晋豫边区负总责。

  3月25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出:冀鲁豫地区工作十分重要,目前急需建立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除建立武装外,并应设法建立与改造地方政权,组织民众,但武装以精干为原则。由朱瑞负责组织冀鲁豫边区省委,管辖平汉路以东、沧石路以南、黄河以北及鲁西、鲁北地区工作。

  3月27日 致电聂荣臻、彭真:“冀东游击战争的发动应取得晋察冀边区八路军的直接帮助”,并“从冀东调党员数十人、干部数人到晋察冀边区学习游击战争,以便从边区率队回冀东去开展游击战争”。

  4月1日 致电徐向前、邓小平转朱瑞、宋任穷、陈赓、陈再道:冀鲁豫边区省委即以直南为基础,扩大其工作范围。

  4月2日 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陈光、罗荣桓并杨尚昆,提出在山西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建立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意见:“(一)恢复晋西南抗日秩序,肃清汉奸;(二)逐渐淘汰政权机关中的腐化动摇分子,吸收坚决抗战而有能力的分子加入政府,增强政府战时工作;(三)召集区长、村长及各县长的联席会议,讨论并执行战时工作;(四)吸收各民众团体代表加入动员实施委员会,扩大动委会,使之成为政府与民众联系的桥梁;(五)更深入更广大地发动民众运动,大量组织自卫军武装民众;(六)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工作可以放手些去做。”

  4月5日 致电林伯渠、伍云甫转李昌,提出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章程的意见。认为民先队的宗旨是:(一)拥护政府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二)动员青年参加战时的一切建设与工作;(三)联合全国各青年团体,建立青年抗日统一战线;(四)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青年,反对侵略;(五)建立互助共济,集体学习的青年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先队总队部从北平先后移驻太原、临汾、西安。四月初,在西安召开的民先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刘少奇的上述意见,修订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章程》。

  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彭德怀、朱瑞、李雪峰,提出关于建立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意见:为了建立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除召开会议讨论武装民众、战争动员等工作外,应推动山西第三行政主任公署主任薄一波等出面提出以下问题:“(一)以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前例,请示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并在会议上推定筹备委员会办理合法手续及准备召集大会。(二)刷新各级政治机构,吸引坚决抗日的有能力的分子,参加政府工作。(三)扩大各级动员会,吸收各群众团体代表参加,使之成为各级政府与民众联系的桥梁。(四)督促各县召集区村长及民众代表会议,推动下层机关的工作,并改造那些坏的区村长。(五)进一步发展民众运动,特别是人民自卫军,严防与肃清汉奸。”

  4月6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李天佑、肖华:望你们帮助黄骅领导的地方游击队。黄骅部队扩大后,可用八路军游击支队出现。

  4月16日 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长江局转张国焘,希望他幡然悔悟,早日归来。

  4月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作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和普及》的报告。

  4月19日 致电李天佑、肖华:请采用妥善方法从各县游击队中抽一部分人编入黄骅部队。并立即设法恢复各地方抗日秩序,改造与加强各级政治机构,扩大与加强各级战委会,使之成为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桥梁。

  4月20日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及朱德、彭德怀、秦邦宪。指出:“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基础上去继续发展。”为此,应加强对部队的整理训练及党的工作;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土匪;在吕正操部整理就绪后,可分出一部分兵力随邓华部队向冀东热边发展;巩固党的组织和党内的团结与统一,提高铁的纪律;在群众运动中,纠正某些过左行动与行会倾向;政府除广泛组织训练自卫军外,还要解决部队给养。

  4月21日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扩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根据上述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致电彭雪枫转邢金声:“你们应密切与范专员合作,推动他们进行下列中心工作:(一)成立模范的中心部队,将最好的干部派到中心部队工作,加强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整顿纪律,发展党员,并逐渐扩大它,使之成为团结一切部队的中心。(二)迅速改造与加强各级政府机关,吸收坚决抗日有能力的分子加入政府,逐渐洗刷腐化无能的分子,使政府与人民密切联系。(三)由范专员召集各级政府、各部队、各民众团体的代表联席会议,讨论抗战中的重要问题 (如政府工作、部队、民众团体及财政经济政策等) ,并成立游击司令部及鲁西北的统一政府,以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四)对于确实被日寇收买与利用的汉奸,需予以镇压,对于土匪会门,应设法逐渐去改造他们,使他们抗日,对于被日寇收买利用的土匪可以个别的解决。(五)公开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及农会与青年团体。(六)大力发展党,加强特委,建立各县委、区委、支部,同时严密党的组织。”

  4月28日 就豫南工作问题复电彭雪枫。指出:豫南“目前中心工作是在各重要地区打下巩固基础,以备将来迎击日寇进攻”。目前应埋头苦干,准备武装与地方党的工作,并大批训练干部,尤其要注意军事干部的训练。

  5月初 宋时轮支队由雁北地区出发,于五月二十五日到达平西宛平杜家庄与邓华支队会合,两部合编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六月八日,第四纵队由平西经平北向冀东挺进。

  5月4日 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邓小平、朱瑞、李雪峰,指出: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晋东南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是从事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此,必须建立晋东南党的领导中心。为此,我们提议:“(一)朱瑞同志及省委机关应即与总部靠拢,合理的分配工作,并扩大省委机关。(二)设法使薄一波之行政主任公署与总部、朱瑞靠拢,并推动薄从事政权机关、地方武装及群众运动之改进、发展与统一。(三)分别召集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的、地方武装的会议,去推动各方面的工作。”

  5月9日 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邓小平、朱瑞:对阎锡山的旧派势力续济川等的进攻,应采用相当强硬的办法对付。经过牺盟会等群众团体及与梁化之有关系的个人,向阎锡山、梁化之报告续济川在敌人进攻时逃走、搜刮民财、打击牺盟会和抗日团体等事实,并要求撤换续济川的主任职务。推动群众团体采取适当方法进行反对续济川的宣传,同时要纠正某些同志过左的错误,联合士绅,以孤立续济川。对破坏八路军名誉的谣言,如有证据,可以八路军的名义质问之。

  5月12日 致电聂荣臻:对于国民党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及土匪部队,如不能整个争取或改造,又不服从共产党的指挥,应即采取瓦解他们的方针。对与日军勾结的土匪部队,应采取坚决消灭的方针。

  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及对三青团的方针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指出:我们首先应承认,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复电中提出的目的后来没有实现。三青团成为欺骗和控制青年的反动组织。

  5月14日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泗淇并省委并致朱德、彭德怀等,指出:最近阎锡山的旧派在晋西北、晋东南极力向八路军及新兴抗日势力进攻。为了巩固统一战线,改善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并继续发展抗日力量,请朱、彭及贺、肖、关在集合更多更大更忍无可忍的材料之后,用适当之措词公开致电抗议,将对方各种破坏八路军的谣言、电文印送各有关方面及地方,并请阎锡山制止。同时,要推动牺盟会及阎锡山的左派人物与各团体的工作。

  5月16日 电告聂荣臻、彭真:杨尚昆现去吕梁山地区工作。将来看形势发展的情况,及吕梁山工作上轨道后,杨尚昆可率北方局工作人员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一时期。

  5月19日 徐州失陷。

  5月20日 致电刘伯承转陈再道、李菁玉:地方党要以组织游击队为中心工作。地方党如果没有自己的游击队,即很难存在。

  5月22日 致电徐向前、宋任穷并朱瑞,指出:“在冀南迅速巩固原来的军政系统,掌握与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对鹿、张以使他们既存军政系统,并与我们合作为原则。张荫梧对我们似有更多的恶意,因此,对张比对鹿似应采取某些不同的办法。”

  5月25日 致电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你们现在应集中力量去加强与布置冀东工作,并援助邓华部队。冀鲁豫边区另组省委负责。”

  5月28日 致电徐向前、宋任穷转李菁玉并朱瑞:“津浦路东之鲁北、津南区工作及三十一支队划归你们管理;平津与冀东另成立省委,与晋察冀边区聂、彭发生关系。”

  5月30日 电告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泗淇并杨尚昆:“山西右派首领、民政厅长邱仰濬、教育厅长王怀明等四人来延安,我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他们表示愿意合作并经常建立关系,遇事互相商讨。我看八路军与党对右派应更多接近,以便争取他们中一些愿意合作分子。”

  5月底 与张闻天、张洁、康生听取马辉之关于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准备情况的汇报。刘少奇说,起义的准备是好的。一定要看到,冀东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区,敌人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冀东不同于冀中、冀西、冀南。在冀东发动起义,不但要有充分的准备,还要有八路军的策应和其他根据地的密切配合,否则,即便发动起来,也难以巩固和坚持。中央已派邓华、宋时轮的部队挺进冀东,起义的时间要以八路军到达的时间为准,八路军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动。还指出:起义后,要以八路军为主,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团结友党友军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要在根据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冀东的民团、地主武装、保安队、警察部队等,其基层成分多为破产的农民,其上层人物中有的也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对他们要注意争取、教育和改造,以扩大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

  5月 向朱德、彭德怀、朱瑞通报阎锡山到吉县后的情况,请设法推动薄一波多写信给阎锡山、梁化之做工。

  6月3日 复电聂荣臻、彭真,同意黄敬调去平汉路东任中共冀中省委书记。

  6月6日 致电贺龙、肖克、关向应并转中共山西省委:晋西北党的工作,目前要加紧建立与巩固下层基础,在各部队中、农村中及机关中建立支部,并经过支部去推动各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部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只有四五个八路军游击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之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

  6月7日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邓小平并朱瑞、刘伯承、聂荣臻、彭真:“目前我们在河北应加强对于武装部队、临时政权及民众组织,并巩固这些组织在群众中的信仰”。我们在河北的部队中群众中,如有实际的力量,巩固的信仰,对于一切都好应付,可使鹿钟麟、张荫梧不得不与我们合作。因此,“加强实力,巩固信仰,是你们目前工作的中心。”“他们所委之人在各地拒绝与我们合作,并从各方面来公开反对我们时,那我们就应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公开批评他们破坏团结,在群众中孤立他们”。

  6月15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泗淇告朱德、彭德怀:“敌人又向晋西进攻,请你们考虑,目前时机是否可以向傅作义及其他军政首长提议,召集晋西北及绥东各部队首长(连游击队在内)、各政府与民众团体的领袖开一个会议,讨论如何打破敌人进攻、保卫晋西北的作战计划,并相机提出建立根据地的某些重要问题。只要情况允许,这个会议召集成功是可能解决许多问题,推进统一战线的。”

  6月16日 致电聂荣臻并转吕正操:鹿钟麟率河北省政府已到冀南,并派邵鸿基在南宫设办事处,召集县长会议,极力设法组织自己的武装。请注意并在冀中动员全党进行巩固武装、政权等各方面的工作。

  6月21日 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到达冀东蓟县靠山集、将军关一线。中共中央给河北省委发出《关于动员冀东人民配合宋时轮、邓华部队作战的指示》,要求“速派人到冀东及冀热边动员党与群众及一切地方武装,援助宋、邓部队,配合作战。”

  6月28日 就山西工作方针问题复电杨尚昆并转林枫、张友清、王达成。指出:阎锡山在山西,一方面要坚持抗战,就要依靠新兴的左派,同时还不得不依靠与八路军、共产党的合作,只要他继续坚持抗战下去,他还是要继续向前进步才行,所以,新派的力量还将加强。另一方面,由于阎锡山的保守主义与旧派的不甘失势,必然要继续加紧对共产党的防范与反对,及对新派的斗争。这两种发展的趋势是对立着的。阎锡山本身就是这种矛盾的集合点。因此,我们的方针,就是加强自己的力量与影响,扶助新派的发展,争取旧派中一切愿意进步的分子,争取阎锡山的进步,建立一条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打击那些继续往汉奸路上前进的顽固分子。最后在清除汉奸的斗争中清除他们。统一战线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建立与巩固起来的,反对过左的斗争与反对右的破坏统一战线的顽固分子的斗争,都是不可偏废的。我们必须学会革命斗争的艺术,善于经过阎锡山的组织与形式去开展工作,如在各公开团体的文件上的口号,少说我们的术语,多说“按劳分配”等阎之术语。正确处理旧形式与新内容的问题,这一点很要紧。

  6月 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瑞:“在牺盟及其他一切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与政府机关中之党员,均须组织党团,但须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不要使关系暴露,并根据情况保持某些同志为特别党员。牺盟要集中工作去加强与建立自己的下层群众基础,因此,要特别艰苦的去组织与教育各重要村庄的群众,加强农会工作、青年、妇女等组织。牺盟对豪绅、地主及其它一切反对者,尽可能减少他们对于自己的反对。”

  7月1日 在《解放》杂志第四十三、第四十四期上发表《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一文。文章肯定了留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几十万武装部队所起的重要作用,总结了正规军队、抗日游击队、人民自卫军的发展进步情况和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巩固游击部队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加紧政治教育,提高部队的民族觉悟与政治觉悟;规定部队的军事纪律与政治纪律,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讨论,务使每个党员自觉的遵守;严密部队的组织,正确规定部队中的各种制度及作风;加强对部队的军事训练,并经过实际的游击战争的锻炼,提高战斗力;洗刷部队中的不良分子,严防汉奸敌探的阴谋破坏;保障部队的给养。文章还阐明了华北的一切抗日部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下实现统一的重要性,以及对土匪部队、民间会门武装组织的政策。

  7月3日 致电彭真、关向应并转罗贵波、赵林,指出:最近山西各地有些做公开工作的共产党员被阎锡山逮捕,阎锡山、梁化之在各地严密侦察我党组织,望通知各地组织注意警戒。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复电彭雪枫、朱理治:“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伏牛山脉须即派人去建立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干部准备在这期抗大毕业生中派四百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

  7月4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程子华,指出:战委会的工作已经获得很大成绩,望在各方面进行巩固工作。最近,阎锡山、梁化之在各地严查共产党及逮捕牺盟会特派员,望通知各地党组织严密警戒,改善秘密工作。

  7月5日 致电杨尚昆并告贺龙、关向应、肖克:山西续有同志被捕及某些重要关系暴露,请通知各方面的组织严密戒备。各机关的同志如有遭被捕的危险时,应相机逃避。一切武装部队,如遭缴械事变,除不能不抵抗者外,一般转移或哗变到敌后河北境内去或上山,但不要打八路军旗号。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大量发展的地区、部队和机关中,暂时停止发展党员,特别在牺盟会系统中暂停发展,集中注意教育训练和巩固组织。党的发展,要注意在组织薄弱的地区、部队和团体中去进行,特别注意建立许多农村支部及晋绥军中的支部,以奠定党在山西社会中的深厚基础,不要一般的对下级号召大大发展党员。”同时,刘少奇将上述精神电告晋西北关向应、罗贵波、赵林。

  7月6日 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率先在河北滦县举行抗日武装起义。随后参加起义的有丰润、迁安、遵化等二十余县和开滦矿区的工农群众二十万人,起义武装一度发展到十万人。

  7月8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中共河北省委,提出对冀东工作的要求:冀东我军须用更敏捷行动向迁安、遵化、卢龙地区扩大活动,因该地区敌人力量较弱,党的力量较大,且能呼应南部暴动,冲破敌人包围线。必须多派小部队破坏北宁、平榆等交通线及电话、电报的联络。要在长城口外建立根据地,将长城各口放在我们内外控制之下。同时,平西部队须向宛平配合行动,以牵制北平日军使其不能向冀东移动,敌人聚歼我军的计划才不能实现。

  7月10日 在审阅中共晋察冀省委召开的第一次边区党代表大会的文件后,给彭真、聂荣臻写信,阐述根据地建设的若干政策问题。关于对士绅地主的态度问题,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在已有组织的政党与实力方面来说,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及一切抗日党派和抗日武装、抗日团体的合作;在社会群众基础方面来说,是联合与争取广大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到抗日阵线上来。”把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放在联合与争取士绅地主身上是不对的。同时,不要过分的伤害地主士绅,以便尽可能联合一些地主士绅抗日,或至少不积极反对抗日。“党的口号,还是争取与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抗日,不要单独提出联合地主士绅的口号。”在谈到民主政府与政府组织问题时说,你们那里的政府,是在敌人后方的地方抗日政府,它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以从事抗战。但在宣传上,在政府及其他公开团体与机关的文件和口号上,应以少说或者不说“民主政府”、“统一战线政府”等语为好,相反,应用三民主义及阎锡山按劳分配主义的语句。新的内容要用旧的形式表现,用国民党与阎锡山的形式表现。关于民众运动,指出:“你们建立各团体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是真正去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必要条件。要真正的去组织乡村群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切实的、不怕麻烦的、深入而活泼的工作。”因此,培养一些群众工作干部,并且不随便调动他们,是很必要的。“群众团体要经常联系群众,必须去经常注意群众的切身生活问题。即使是很小的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团体都必须注意到。”关于党的工作问题,强调“党的组织任务,应该主要是巩固与严密党的组织和教育训练新党员,这需要很有计划的来进行。”

  7月16日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阎、梁已怀疑他的新势力中有共产党。因此,秘密工作、尤其某些特别关系必须十分警戒,禁止公开工作人员随便写信,对违反一切秘密工作的行动须给他处罚。”同时,“在各公开机关团体与阎之部队中工作的同志,多说阎锡山的话,在文件口号宣传上多用阎之‘按劳主义’的术语,少用马列主义的术语,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民主政权等话不要,机关和团体使用他们名义所写的这些口号要洗去,在表面上使阎的中心思想被人尊重,减少阎的怀疑,但在内容上,要维持我们抗日救国的内容。”

  电告聂荣臻、彭真:冀东抗日武装起义部队高志远部约六百余人占乐亭、抚宁、昌黎,民团在滦河纷纷起义响应。洪麟阁、李运昌部亦发动,游击于遵化、丰润、迁安等县间。高志远部已越过北宁路,与洪麟阁、李运昌会合。各部极思与宋时轮、邓华支队取得联络,请速转告他们配合。八月初,八路军第四纵队东渡滦河,与起义队伍协同作战,先后攻克平谷、蓟县、迁安、玉田、卢龙、乐亭等县城。

  7月中旬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从延安回到天津,传达了刘少奇对北平、天津、唐山城市工作的指示:城市工作成立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城市中的党组织要短小精干,坚持秘密工作,利用各种渠道了解敌情,向根据地输送人员和物资,聚积力量,准备配合将来反攻,收复失地。河北省委决定:在省委转移冀东后,成立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北平、天津、唐山三个城市和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党的工作。

  7月20日 撰写《一个经验》一文,署名胡服,发表在战斗社出版的《战斗》第六、七期合刊上。文章根据国共合作的经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与各党各派合作的方针原则。指出:“共产党人不要为某些朋友一时候态度的好转而表示过分的乐观,同时也不要为某些朋友一时的拒绝合作而表示悲观失望。中国过去的历史决定这种合作不是那样痛快和顺利的,同时中国现在的历史又决定一切抗日的党派必须走向合作。”文章认为,“共产党人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应该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必须有各党各派的合作,必须有广大民众的参加,应该坚持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与一切抗日党派合作和真正动员广大民众参战的方针。不论在什么时候,应该向一切抗日党派和个人表示他诚意合作与互相帮助的态度。”指出:“共产党人除开坚持上述方针与态度外,(一)对于各党各派各人实际的帮助,只有在人家真能以此帮助去抗日的时候,并不以此帮助去阻止与限制民众及其他的人抗日的时候;被帮助者能抗日的态度,即决定我们帮助的程度。(二)共产党人帮助人家,是为了使抗日的力量发展,如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与抗日民众力量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帮助人家发展私人势力。(三)共产党人帮助抗日朋友力量的发展,在帮助中也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缩小自己的力量。(四)共产党人诚意的去帮助人家,同时对被帮助者要有必要的警戒,及某些秘密工作的保持。他不应该在诚意的帮助了人家之后,受到人家不诚意的回答之牺牲。”

  7月21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指出:平汉铁路以东武装部队已大发展,目前我们又不能有大批得力干部去,为了进一步的影响与争取改造路东各部队并指导路东党政工作,荣臻是否可以带若干队伍去路东一时期,召开各部队及党的干部会议,检查工作,了解一些干部。

  7月22日 撰写《论秘密工作及其与公开工作的联系》一文。文章论述了在抗日战争新形势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新特点及其具体任务,强调要很好地组织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转变。指出:为了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配合得适当,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必须了解现在的环境,同时估计到将来的环境,必须要有很好的忍耐性,很好的应付环境的技术,与经常的小心谨慎和最高的警觉性等。文章还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地区与城市,秘密工作是党的主要工作。在友军友党管辖的地区,公开工作与合法运动是党的主要工作。目前整个局势的趋向是使党更加走向公开,党也要用一切方法去争取自己公开合法的地位。这对党的工作和政治影响有极大的好处:第一、能够更好更广泛的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提高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第二、能够更大更广泛的去号召、组织与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并加强我党与群众的联系;第三、能够更公开更正式的与汉奸及顽固分子进行斗争;第四、也更能使我们的秘密工作易于组织。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郭洪涛,指出:“对石友三应继续采取争取的方针,表示接受其指挥,并表示援助他统一鲁南各游击队的指挥,同时要求他划出一定防地给我们作根据地与后方。”“省委或八路军支队应派负责代表和石友三恳切谈一次,说明中共与八路军对他的希望,并竭诚援助他;同时向他说明,并吞各游击队的方针不对,必然要引起许多内部磨擦。除与日本勾结的土匪部队应肃清外,对各抗日游击队应采取容纳与争取的方针。”七月,郭洪涛等出席了石友三召集的一次会议,达成协议:(一)我们动员群众支援石友三部,供应他们粮食;(二)划定防区,双方军队不搞磨擦。

  7月27日 致电杨尚昆、程子华、朱瑞、关向应:山西敌区工作团第一支队队长投敌,是阎锡山旧派中的汉奸分子公开投敌的一件具体事实。望将此事实推动牺盟会详细调查,向阎锡山报告,并在报纸上群众中公布,以证明顽固分子与敌人勾结的罪恶。

  8月1日 撰写《关于党内刊物问题》一文。文章阐明办好党内刊物来研究党内问题及进行党内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党内刊物必须遵守的若干原则。

  8月6日 致电马辉之:宋时轮、邓华部队应先在蓟县、平谷、密云一带加紧工作,创立根据地,然后才能逐渐向东南伸展,暂时不能有大队伍向东南派出。请通知东南各游击队直接派人去找宋、邓联络,宋、邓亦派人到东南与各游击队联络。

  就保卫武汉和坚持抗战总方针等问题,张闻天、陈云、康生、王稼样、刘少奇、毛泽东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叶剑英,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8月8日 就冀南目前工作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电复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并转中共晋冀豫省委:“我们一般方针应积极参加与掌握河北地方行政机关,不应放松。目前要加紧建立与强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最得力的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定临时专员,造成既成事实,再与鹿商讨交涉。为此,有请杨秀林去路东并带干部暂时主持冀南政府工作的必要,请迅速决定行动。”

  8月9日 致电朱德、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为了发动群众拥护冀南政府及推进民主起见,请广泛召集各民众团体的会议及村民大会、区民代表大会等来讨论政府的施政纲领,向政府提出要求,并实施政府已颁布的法令,同时在运动中改造区、村政府,进行拥护主任公署的宣传。”十四日,在河北南宫召开了冀鲁豫五十余县军政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以统一冀南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政权。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

  8月10日 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刘少奇、王稼祥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我们提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召集中央青委扩大会或中央青年工作会议,讨论全国青年工作问题,要各地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

  8月12日 致电马辉之:晋察冀边区及冀中所有党务、军队、政府及民众团体统归晋察冀边区及冀中省委管理,河北省委及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专管冀东工作。

  8月13日 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宋、邓纵队主力在现地区平谷、蓟县、密云一带加紧工作,站稳脚跟,再逐渐向东南发展的方针是好的。但宋、邓有立即派遣一营左右之兵力东出玉田、丰润、滦县,配合当地暴动起来的游击队行动,并给那些游击队以各种帮助之必要。因此那些游击队如果没有一个基干支队去配合,即有被敌人削弱甚至消灭的危险。”

  8月15日 致电聂荣臻、彭真:敌人现已开始向冀东进攻,望速令宋时轮、邓华派一个营以上兵力,并带干部去配合冀东游击队,否则即很难坚持下去。

  8月l7日 就晋察冀边区的货币政策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电示聂荣臻、彭真:“边区货币政策应根据以下原则:(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 第二,伪币; 第三,法币。(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更会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电报还提出一些发行边区纸币的具体办法,如发行一定数量的边区纸币,收买法币,保留一部分法币,大部分购买工业品,用一部分法币兑换伪币。对于杂币应设各种方法使其流到边区以外去。

  8月18日 在阅读中共晋冀豫省委的报告及大批材料之后,致电朱瑞及晋冀豫省委,提出加强晋冀豫工作的意见。电报针对晋冀豫工作中存在的偏向,具体阐述了加强党的建设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特别强调指出,在党内“思想斗争”的口号不要提得太高,对犯错误的同志要进行耐心的说服与教育,防止采取简单的惩办主义。电报说:“对于同志中任何思想上、行动上、工作上的错误,都不要放松,都必须深刻的了解与注视一切同志思想的发展,都必须用一切方法去纠正同志中一切的错误。在这里,采取自由主义、麻木不仁与放任的态度是完全不对的,是不能在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然而,对同志的处罚、打击与所谓‘无情的斗争’,并不是纠正同志错误的好方法,更不是唯一的办法;相反,应该对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尤其是新同志)采用同志的、诚恳的、甚至是温和与委婉的态度,爱护他,尊重他,细心的从原则上去分析他的错误,使他从原则上去了解错误与改正错误,这样反而常常是纠正同志错误的较好方法,常常能使同志心悦诚服的去改正错误,并能更兴奋的去为党工作。处罚与打击 (公开的批评与斗争也是一种打击) 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对付党内坚持错误的顽固分子才可以采用;而且这种处罚与打击也还是为了教育(非给以处罚与打击不能使他警觉与改正错误时)他自己与同志。处罚与打击而离开了教育,即就是一种单纯的惩罚主义。”“你们不要在党内过高的提出思想斗争的口号,更不要使用许多内容不十分明显的名词,因为这些名词对于同志常常成为罪名、大帽子。自然,思想斗争在党内是经常有的,一切同志中不正确的思想是要克服的,但是这一般要采用诚恳的平心静气的说服与教育的方式,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打击同志”。电报指出:“如果在党内对同志的处罚与打击过多,就可能大大的束缚党员群众的自动性与创造性,可能使党员不敢工作,不敢解决问题,不敢说话,使党变成生气很少的党。”

  向聂荣臻、彭真通报冀东游击队的编制及活动情况。指出:敌人正从各方面进攻冀东游击队,而游击队在组织上非常紊乱,指挥不统一。速令宋时轮、邓华部队与冀东游击队取得联系,帮助与配合他们作战。八月中旬,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一部在遵化铁厂与李运昌等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会师。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提出对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冀中地方政府的工作意见:“晋察冀边区政府系行政院与中央军委批准组织,不能拆散,路西各县政府仍须直属边区领导,鹿只能经过边区政府指挥路西各县行政。”“冀中地方政府我们应切实把握,不可放松,立即由边区政府委任路东三个专员、各县县长及边区政府冀中办事处主任。”由晋察冀军区及八路军总部委任吕正操为冀中军区司令。须派最得力的同志去做专员、县长,即使因此而减弱省委特委的人力,亦在所不惜。电报提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

  8月20日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并中共冀南省委:“冀南新政府成立须即实行几件善政:(一)救济各地广大饥饿的群众,粮款向富人筹集及提出一部分地方公款等。(二)组织秋收运动。(三)规定二五减租办法。(四)发布在敌人进攻时人民自卫与避难办法及空舍清野办法.(五)发布人民防匪自卫办法。(六)组织廉洁政府,规定各级政府人员生活费及公费。”指出:“新政府在本地区内应即发布各种布告、法律、命令,提高自己威信,以完全新的姿态在人民面前出现。”

  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徐向前、邓小平并朱德、彭德怀、朱瑞、刘伯承,指出:“我们要迅速建立与巩固河北的统一军事行政系统,使鹿钟麟来不致容易被他拆散。如果在河北形成几个军事行政系统,那将来的困难与磨擦将会更多。”电报提出:晋察冀边区仍照原划四个军分区,每个分区由边区政府委一行政专员。在冀中的最高行政机关,仍为边区政府办事处及其主任,下设三个专员,即由边区政府委任或选举。冀南设行政公署与正副主任,下设六个专员。

  8月22日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彭德怀、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泗淇并赵林、罗贵波、程子华、杨尚昆,提出对山西新旧势力的冲突,“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支持发展新势力,但我党我军及战委会公开表态时不要作左右袒护,应号召新旧各派团结起来,设法做到在旧派反对新派时,不反对我党我军,并能同我们在某些地方合作抗日,动员组织群众与改造部队等。”

  8月24日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彭德怀并朱瑞、聂荣臻、徐向前、宋任穷、杨秀峰及冀中、冀南省委:彭德怀、朱瑞与鹿钟麟谈判结果一般适当,但请留意询问河北省政府将如何组织,共产党或八路军能否派代表参加省政府,总动员委员会既有国民党游击司令部代表参加,共产党与八路军亦应有代表参加。北方局应有一代表参加河北省政府或战委会。

  8月28日 就中共冀鲁豫省委工作问题,致电徐向前、宋任穷、邓小平转李菁玉,并致彭德怀、左权转朱瑞、杨尚昆、指出:“要大大发展党的组织,同时防止拉夫主义,特别注意吸收工人、雇农入党,对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也不要拒之门外。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党员以抗日积极分子面目出现去做公开工作;要建立少数公开的共产党机关,并派少数党员以公开共产党员面目去参加政府、部队与群众团体中工作。”同时,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机关,派最得力的同志到政府去工作。分别召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代表大会,成立工农青年妇女总的领导机关。要特别注意巩固与扩大自己的武装,并争取一切武装在共产党的影响与领导之下。

  8月30日 致电马辉之及宋时轮、邓华支队,要求加紧对热河南部地方游击队的统一战线工作及秘密联系。

  9月1日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致电宋时轮、邓华及中共冀热边特委,祝贺冀东抗日大起义的胜利。指出:“抗日联军与八路军纵队的胜利,已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发动了广大的民众,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9月5日 致电马辉之并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如果你们在冀东已站稳脚跟,自要组织冀热边区统一的政府,但我觉得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下层基础尚不稳固,正式政府以再待一时期召集代表大会来成立为好。目前你们应即在占领区成立县、区政府,并相机召集筹备会议,成立政府筹备委员会,代行政府职权。好的国民党员自应吸收他们参加,但请你们最密切注意复兴社、西西分子在部队与政府中的捣乱与分裂,应采用适当的办法孤立他们中的反共分子。”

  9月7日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郭洪涛,指出:“山东各党派军队与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好转,已使我们有可能开始在黄河以东建立大块抗日根据地。”望你们根据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敌后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的实际情况,和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建立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可由石友三公开出面来做。

  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提出对张荫梧有计划的获取正太路以北地区的对策意见:“在维持边区军事行政统一的原则下,请即通知正太路以北各县党部,发动当地军事行政机关及民众团体,拥护边区政府与军区司令部。”“各县军政机关,如无边区政府与司令部的介绍,拒绝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并得禁止任何人在其区域内进行边区的军事政治活动,干涉军事行政”。“如河北省府与张正式向边区政府交涉派人到正太北活动时,须给以礼遇,并与之正式谈判。”

  9月9日 致电马辉之,同意中共冀热察区委移到冀东去。指出:“在冀东,现在需要大大发展党员,要规定计划切实去进行。”

  9月10日 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并宋时轮、邓华、马辉之:冀东既开过一次军事会议,成立军区并五个军分区,各区负责人均已推定。“为了使冀东游击队迅速正规化,并转变为八路军作风起见,宋、邓部队似应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区与各游击队合编作为基干,各分区正、副司令亦应以八路军干部及当地干部共同担任为好”。“冀东收复各县,应即由司令部委任或由当地推选临时县长,各分区即任命临时专员创立政府,不要等待,至冀热察边区政府则以再待一二月正式成立为好。”

  9月14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9月1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北方局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华北形势的特点是:(一)整个华北成为战区,整个工作也是战区工作。(二)整个华北都是游击战争,一切工作都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三)游击战争现在采取攻势,以游击战争包围敌人。(四)华北范围内我党领导的力量成主力。报告认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已经打好了长期抗战的基础。华北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坚持发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走向正规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准备将来反攻的阵地。为此,要巩固华北的党与政权、军队,在巩固中发展,为了巩固而发展。

  9月18日 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徐向前、宋任穷、杨成武、陈再道:“鹿到河北如能诚意进步,与我们合作建立根据地,我们应与之合作。但鹿采取打击与破坏我们办法,我们不能向他让步,必须坚决防御,因目前冀南军政系统如被鹿破坏,即不能建立根据地。”目前冀南“各县保安队、游击队极不巩固,部分的有被鹿拿去的可能,应即迅速改造并集中到各分区,由八路军分派部队驻各分区作为基干,如能将保安队改编为八路军,应尽可能改编。”

  9月23日 致电郭洪涛:目前在山东单凭我们自己去建立一县、数县的小块根据地是很困难的,必须联合石友三等一致去建立大块的根据地。“建立根据地除必要的武装外,必须改造旧的政权机关”,“对于顽固分子的进攻与破坏采取坚决防卫办法。”

  致电聂荣臻:“除从天津调干部加强冀东外,宋、邓部队须以团营为单位分散与抗日联军合编,方能整理与巩固游击队。”

  9月25日 致电郭洪涛:“八路军组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鲁北,以肖华为司令员,并组织军政委员会,由肖华负责,注意联络。”

  9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半个中国是在敌人后方,大部分的领土、人口、物产都在敌后战区。共产党员要起模范作用,便要到前线、到战区去。同时,我们的长处也是战区的游击战争,对于我们的发展也以战区为有利。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要放在战区。在讲到党内团结时提出:要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过去在莫斯科有人说,只要在政治上正确,组织上可以不服从,这是不对的。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只能将意见提到上级去解决。但如遇到对革命有极大危害时,也只有立即向上级控告。为了党内团结,提倡党内向上级控告,而且可以越级控告。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由康生、刘少奇、陈绍禹负责起草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等三个决定,准备提交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并宋时轮、邓华及中共冀东特委,指出:根据各种有利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目前应以主要力量在白河以东的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的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在整顿军队方面,目前应注意培养基干兵团与基干游击队,使之成为战斗的纪律的模范,成为领导斗争的核心。”

  9月29日——l1月6日 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题为《抗日民族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 会议通过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

  10月1日 致电马辉之并聂荣臻:“宋部西移,冀东同志应坚持游击战争,并进行创立根据地。目前中心工作是建立基干的部队,提高部队的纪律与战斗力,恢复秩序。”

  10月2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致电聂荣臻、宋时轮、邓华及中共冀热边区委,指出:“在冀热边区创造抗日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宋、邓纵队与冀热边区全体同志应为达成这个任务而坚决斗争。”强调在冀热边区“全党与八路军的团结一致特别重要,如果在党内八路军内发生任何磨擦有任何不团结的现象,均将被日寇汉奸敌探所利用,给我们以最大的损害。”为此,宋时轮、邓华二同志必须亲密合作;八路军干部与地方党及游击队中的同志要亲密团结;军事行动须统一由邓华、宋时轮指挥;地方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尽可能最快地编入八路军;对八路军与地方党领导同志的批评须极端慎重;提高部队党及地方党内纪律,号召全党团结进行艰苦斗争。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彭真致电聂荣臻并中共晋察冀省委、左权、刘伯承、周士第、甘泗淇,提出关于战胜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围攻的方针措施:“在党政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建立起持久抗战胜利信心,争取持久准备艰苦奋斗是一切工作的重心。”“动员群众参战,反对动摇妥协投降的某些可能现象的发生。肃清奸细,实行清野空舍,埋藏粮具。”要根据敌人构筑据点,步步推进,紧缩边区及敌人顽强与兵力不足的优缺点,相机灵活地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

  10月3日 与杨尚昆、彭真致电聂荣臻并转黄敬,要求根据日寇围攻晋察冀边区的形势,布置持久的粉碎敌人围攻的斗争:(一)在党内和群众及政权中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在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和自卫队、抗先队配合军队作战。(二)认真实行清野工作,提前妥善的转运、保藏粮食、牲口等。(三)广泛开展游击战,寻找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打击消灭敌人;在日军可能占领的区域,基干自卫队应改为便衣,协同游击小组、武装自卫队、抗先队从敌人侧后袭扰敌人。(四)加强党的团结,充分发挥党员高度的积极性和模范作用,加强、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提高群众抗战的信心和积极性,加紧锄奸工作,严厉镇压汉奸活动。(五)设法克服党和群众工作中可能发生的混乱现象,组织要尽量运用组织去进行工作,要大量吸收在反围攻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人、农民、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入党。

  10月8日 致电朱瑞、徐向前、宋任穷、杨秀峰、陈再道,提出对鹿钟麟的策略原则:鹿钟麟等到河北后的主要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与我们争夺武装及政府中的位置。因此,我们即使让步亦不能很好的合作。“我们应将合作的纲领及鹿在河北的施政纲领着重向鹿谈抗日高于一切、一切军政民运实施均以于抗日有利为标准。如鹿有实行进步纲领的诚意,则任用一些有能力积极抗日的鹿之部下及人员是可以的。”“必须使鹿等有与我合作去建立根据地坚持游击的诚意后,那时候我们的让步才会于合作有利。”同时,要公开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维护冀南、冀中两主任公署的理由,并在群众中发动拥护两公署的运动。

  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并宋时轮、邓华,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一)部队不巩固,远离家乡困难,在行军中即可受到很大损失。(二)白河以西地区不大,如集结大批纪律不好的军队,亦不能创造根据地。”“邓华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在主力西移时,应配备必要的基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

  10月12日 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致电朱瑞、徐向前、宋任穷、杨秀峰、陈再道:“你们应公开表示维护主任公署的坚决态度,并不能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因鹿钟麟企图向我们进攻,“协助鹿整理扩大部队并在经济上帮助鹿目前还过早,请你们慎重,应等一时期看鹿的态度转变如何再说”。同时,我们应派人参加河北省政府,并经过其他方面提出请左翼人士参加。

  朱德、 彭德怀、王稼祥、 刘少奇向八路军各兵团首长、政治部主任发出坚持华北持久抗战的指示:(一)用一切努力巩固与改造新军、游击队、保安队及其他抗日武装部队,严肃纪律,密切军民关系。(二)继续发动群众,巩固群众组织,肃清汉奸,巩固与改造政权。在我们力量占优势的地区,应使之成为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至低限度的减租减息必须坚决实现。(三)征集抗日公粮,征集布疋医药,保护秋收。

  10月15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致电中共冀热边区委并告宋时轮、邓华:“你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准备持久,以最大决心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为完成上述任务,要“巩固部队,用一切有效办法提高部队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提高政治自觉的纪律,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要“大量的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

  10月17日 致电马辉之,指出:“冀东游击队四五万人一起西退,是很不妥的计划。”除适当组织部分队伍西退外,其余部队应坚持在冀东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各部队不要集中一处,应分布在几个地区游击。

  10月21日 广州失陷。

  10月27日 武汉失陷。

  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朱德、彭德怀致电朱瑞、徐向前、宋任穷:对鹿钟麟,要坚持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设置。要向他极力解说,目前形势之严重,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肃清华北的计划。在此情况下,各方只有依靠已得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难局,否则只有失败。

  10月28日、29日 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华北党三年来工作的基本总结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三年来华北党提出的基本方针和华北工作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分析了目前华北形势的基本特点,提出今后总的方针是巩固华北,巩固与发展华北党,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准备在长期困难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准备成为反攻的前进阵地并准备反攻的力量。报告还论述了巩固与扩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建立巩固的抗日政权,加强与各党派及社会各阶级的合作,大规模开展民众运动,建设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等问题。

  11月6日 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对提交全会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作了具体说明。指出:这些决定规定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各级党委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特别强调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无中央及政治局、书记处之委托,中央委员不能代表党发表文件”。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在执行党规党法上应表现为模范。报告建议,这三个决定经全会基本通过,交政治局修改补充后发出,“教育全党同志,为党的建设的一课。”

  1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兹特决定:以胡服、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央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

  11月10日 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致电项英并转周恩来、叶剑英:“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 ”“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二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11月23日 从延安到达西安。在西安期间,听取中共豫西特委的汇报,指出:豫西是接敌区,随时有沦陷的可能。目前豫西党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党员,准备游击战争。

  11月27日 到达河南渑池。

  11月 接周恩来、叶剑英来电。电报通报了中原地区党的组织情况,提议中原局宜靠近彭雪枫部活动的豫皖苏边地区,把中心工作放在开展豫东、皖北的游击战争。

  12月10日 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据彭雪枫电告,他从竹沟率一小游击队 (称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西华,渡过新黄河,进至鹿邑后,部队已扩大到三干多人,民众热烈欢迎,到处要求新四军前去驻扎。当地专员、县长及新起之抗日部队,都要求派干部帮助,关系极好。地方党的组织也相当强。为此,“我们提议即派八路军之一部并多带干部到陇海路以南、新黄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

  12月20日 在中共豫西特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出豫西有随时沦陷的可能。摆在豫西党组织面前的任务是随时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了迎接这个艰巨的任务,要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友军、对地方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

  12月下旬 在听取豫西各县县委负责同志汇报时指出:要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日军侵占豫西时,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大力发展党,自上而下地建立各县的党组织;注意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开办训练班,训练党员干部;向抗日根据地大量输送干部和知识青年。

  12月30日 毛泽东、王稼祥电告彭雪枫:“少奇、理治、述申带六中全会文件及干部、电台等,已去竹沟布置中原局工作。”

  本年 撰写《民众运动讲话大纲》。指出:“民众力量在组织。”怎样才能使民众组织起来呢? 大纲认为:(—)民众是有思想有要求与能动的人类,而不是别的。所以民众只能自动的组织起来,而不能被动的组织起来。(二)要公开合法的去组织民众,要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要在民众自己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没有一定的要求和目的,是不能组织民众的。民众的要求确定民众团体的性质。要组织广大的群众,必须在民众各种的经济要求上、文化及政治的要求上去组织。(三)民众是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性别和地域的人类,所以组织民众必须有各种不同的组织方式。如工会、农会、学生会,青年、妇女团体及救国会等。大纲强调,“在中国今天抗日救国已成为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抗日救国组织就成为民众组织的广泛形式。”我们的任务是“组织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公开的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并在保护民众切身利益的工作中引导广大群众去积极参加抗战中一切工作。”

  1939年 四十一岁

  1月3日 电告朱德、杨尚昆、朱瑞:“还在渑池,因卫来河南,我住在此再等一时期,看看大势再定行止。”电文并询“朱瑞同志是否能即来渑池与我见面。”

  1月4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汪精卫的叛变,是抗战转到新的阶段,国民党营垒中亲日派公开脱离抗日阵线的具体表现。我们应坚定抗战信心,联合一切抗日党派团体,加强力量,克服困难,坚持抗战。”

  1月初 在中共豫西特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上作关于共产党员修养问题和中共党史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国内与国际条件,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提出共产党员修养的基本条件:(一)党员最基本的责任——是实现共产主义,把世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世界,解放全人类。他是国际主义者。(二)党员要了解这种责任,确定这种理论,就要研究马列主义,掌握马列主义,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三)要掌握今天中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任务。根据今天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习惯的特别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他是革命民族主义者。(四)遵守纪律与平等民主的工作精神。(五)艰苦奋斗与虚心学习的作风。要求共产党员做到:“(一)理想最高,工作最实际(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二)坚定的政治立场,灵活的战略策略与工作方法。 (三)伟大的自尊心,而不是自高自大,个人英雄(空前伟大英雄),谦逊,和气,民主,平等。(四)最高的人类道德 (大同,四海皆兄弟,互助互爱,无虚假,一切为人类,不自私,公平,忠恕) ,但对阻碍进步的疾恶。(五)深入社会 (丑恶的),改造社会,不同流合污被同化。 (六)严格的团体生活,团结(纪律、规律性),但是活泼的自觉的,不因此而丧失个性、自动性。”报告还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一)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要求撤换;(二)问题未决定前可自由讨论,决定后一致执行,(三)少数服从多数;(四)个人服从组织;(五)下级服从上级;(六)全党服从中央,一切领导工作集中中央,中央由全党产生。这是战斗的党保持党的统一与团结之必要条件。”强调“领导机关与同志团结一致,下级与上级团结一致,全党与中央团结一致,这和抗战的胜利有绝大关系,成为人民团结模范。”

  1月12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石友三现巳调离山东。“请你们电告山东对国民党新来之部队采取诚意合作与帮助态度,并提高警觉性,严密警戒,以免吃亏。”

  1月17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 (六八五团) 在江苏丰县、沛县地域活动,如无大发展,请即令其过陇海路南与彭雪枫会台。

  1月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北方局与中原局辖区划分的决定:“为划清北方局与中原局的管辖范围,为避免关系上的纠纷,中央特决定:(一)以陇海铁路为分界线。(二)陇海路南的部队及地方党,无论在指挥上及建制上一概拨归中原局管理。(三)一一五师在路南发展的地方武装一概交中原局,主力部队则归师部,将来调回路北活动和发展。”

  1月21日——30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声称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解释,这个“底”,是要“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

  1月21日 到达洛阳。

  1月25日 到达河南南阳。听取中共河南省委驻中共豫西南特委代表王阑西和中共豫西南特委副书记郭一青的汇报。

  1月27日 到达河南泌阳。

  1月28日 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中原局确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支援敌后抗战。

  1月29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在洛阳期间曾与彭德怀交谈关于巩固华北既得阵地的意见。主要有:“(一)要采用一切办法保持我们在华北的阵地,但同时要准备在某些阵地失去、顽固分子控制某些地区后我们的工作如何进行。(二)部队不要急求在数量上扩大,提高部队质量。(三)党所领导的部队,不要到处律称八路军,可以组织一些独立的部队 (如以前之农民自卫军、抗日联军等,可以接受别人一些适当名义)。”对顽固分子的斗争,要避免一些正面冲突,可采用各种方法去瓦解某些顽固分子的部队;要采用隐蔽的方式,去取得地方政府中的某些位置,并切实保护援助我们的同情者。

  1月30日 与朱理治致电王稼祥并告周恩来,报告豫鄂边游击大队组成情况及活动方针:信阳有一挺进游击队,由我们派去之王海山指挥,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由信阳县县长任司令,七十七军之朱大鹏任副司令,故已取得合法名义。月初,此间由竹沟又派去两个连组织新四军游击大队,已开赴信阳、应山交界活动,由李先念率领。信阳东面,由徐敏宽领导之平汉路铁路工人破坏大队,也有千余人,现郑位三已派去两个排,合组一新四军游击大队,开赴信阳、应山、罗山一带活动。“为避免磨擦,此两个新四军游击大队活动方针,决定由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的武装,目前要多求质的巩固。”

  1月 听取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和有关负责同志关于豫鄂边区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贯彻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特别要注意两点:第一、在发动群众抗日斗争中,要着重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第二、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要严格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党的各项工作,应分别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方法和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形势。

  2月13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南方局报告鄂东共产党组织及游击队活动情况:鄂东黄冈、浠水地方党已组成一游击队,有步枪九百支,机枪十二挺,现为二十一集团军第五游击大队,已作战数次,战果甚好。黄冈、蕲春、英山、罗田四县共产党组织已发展到数千人。

  2月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豫鄂边区的情况:鄂北党的组织与工作仍薄弱。在鄂中,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已委任豫鄂边抗敌工作委员会。我们准备仿照晋察冀先例,创建豫鄂边区根据地。共产党在鄂中地区已组织起不少的武装部队,有的是独立名义,有的是属县政府。准备有可能时,命李先念率新四军一支游击队在鄂中活动一时期,现正设法向抗战工作委员会及国民党第五战区取得合法名义。

  3月18日 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今天起身回延安,中原局工作由理治代理。”

  3月25日 到达西安。

  3月底 回到延安。

  4月5日 王稼祥、刘少奇复电朱理治:“李宗仁既不反对新四军在鄂中活动,而应城县长又要求新四军前去,应即将信阳挺进队与李先念部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前去鄂中行动。”“李先念为鄂中支队司令,马志远、余学礼为支队政治部正、副主任,陶铸暂时以区委代表资格帮助工作,政治委员暂缓决定。”“部队到鄂中行动,须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并须注意不要受到敌人的袭击。”

  4月12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华中工作问题报告。报告具体分析了目前华中地区的军事、政治情况及其特点,指出华中大部分是战区,部分是非战区;敌人进攻暂时停止,但将来的进攻还存在;部分地区经过苏维埃运动;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四支队名义不大;党的组织基础不强,特别是在敌后薄弱,党的组织分布不能适合党的需要,但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较强;华中游击战争之发展在华北之后,磨擦较多,教训了友军和敌军。报告还初步总结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和党的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4月l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康生、刘少奇、陈云、张浩等为委员,康生为主任,张浩为副主任。

  4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连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

  4月2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为此,我们必须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决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迅速扩大和巩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大大发展地方党,发展地方武装与民众运动。

  4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

  5月1日 在《解放》第七十期上发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文。文章认为,“动员中国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战胜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最基本的条件。”文章阐述了组织民众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要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民众是人群,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因此,“必须首先去启发民众的自动性,使民众了解他们有互相组织的必要,然后根据民众的这种自动性,给以推动、协助和引导,才能真正的组织民众”。因为民众是人群,在民众团体中必须实行民主生活,尊重民众的意志;同时,还要保护民众团体的独立性。不然,就不能使这个团体活跃,就要窒死它的自动性与积极性。”第二、“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民众是有要求的人群。民众的要求,是民众组织的目标与目的。离开民众自己的要求,就不能组织民众。”民众团体的要求,规定民众团体的性质。“必须在民众各种要求上组织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众团体,才能组织民众的多数。”“一切民运工作者与领导者,必须经常的、积极的去启发与提高民众的要求,从低级的提到高级的,从经济的提到政治的,从部分的、暂时的提到全体的、永久的,从地方的提到国家的、民族的。只有这样,然后才能在被启发与提高了的民众要求之上,去组织广大的民众。”第三、“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民众并不是一样的人,而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性别、地域、阶层和文化觉悟程度等。因此,要组织民众,就必须采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去组织,才能真正组织民众的多数。”

  在《中国青年》第一卷第二期《五四运动的二十周年》专栏发表感想与回忆,阐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指出: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与中国几千年来旧文化的中坚孔教相对抗的。它吸收了西欧各国进步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中国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它继续了好几年,在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已占了这个运动的优势。在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传到了中国,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派别。”“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雄伟的力量。并在这以后,马克思主义永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着主要的地位。”

  出席延安各界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5月初 新四军军长叶挺到达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安徽庐江东汤池,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部队。

  5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晋西北工作和河北磨擦问题。

  5月5日 致电朱理治、郭述申、彭雪枫:“顽固势力积极侵入五战区。我们在五战区地域必须团结进步势力,采取适当方式,坚决抵抗顽固分子的进攻,必要与可能时,发动群众力量驱逐他们,削弱与瓦解他们的力量。坚决实行一切进步的办法,创立根据地。”

  5月8日 致电彭雪枫并杨尚昆、朱瑞:皖东六区专员既派员来请求新四军派兵去六区,应即迅速派部队与干部去开展苏皖边区工作。我们应埋头苦干,迅速建立在该地区的基础。随后,中共豫皖边省委书记张爱萍率干部赴六区开展地方工作。

  5月10日 出席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礼堂举行的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并为鲁艺周年纪念题词:“为大众文艺的创作而努力。”

  5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关于山西阎锡山部情况的报告。会议决定鲁迅艺术学院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5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张闻天关于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报告。

  致电朱理治:敌人有即经南阳向西安或洛阳进攻形势,豫南、豫西将成为游击区。豫鄂区各地党委应即进行充分动员,发动大规模游击战。目前,应以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为中心任务。

  5月18日 致电朱理治,指出:敌人主力已向中原及西北进攻,河南将成为游击战区,鄂中将成为敌人的深远后方。这是我党在中原发展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应即动员全党大大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还指出:为在桐柏山脉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要在这里建立新四军一万人以上的基干部队,要很好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顽固派的进攻必须给以坚决抵抗,必须不怕磨擦以至采用武装自卫手段,但对同情我们的友军,仍须注意帮助。

  5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该指示指出,现在有新的慕尼黑协定和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国民党反共就是投降的准备。

  5月 在延安工人学校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历史经验。指出:“从中国工人阶级历年的斗争,我们可以证明如下的一些事:(一)证明工人阶级能够与共产党共同奋斗,只有与共产党共同奋斗,才能得到工人阶级自己的解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与工人阶级,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二)证明中国工人阶级自从形成自为阶级以后,在走上政治舞台以后,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总是站在最前线,而且还站在领导地位。(三)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了国民革命以后,使得中国的革命更加有力,更加彻底,而且特别带着群众性,能够使革命得着胜利。相反,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革命,或某一政党离开了工人阶级后,则革命不能胜利,该政党也必无生气。(四)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最困难时,仍然能够坚持不屈。(五)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中有它自己广大的同盟者——农民与小资产阶级,而这些同盟者,今天亦正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是中国革命的最大保证。(六)证明中国的工人运动如若发展,则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是特别重要的。有些落后的工人常常忽略了这一点,只知道加工钱,我们的工人阶级必须继续努力争取与利用这些民主自由。(七)证明工厂、机关里的小职员,以及学校里的教职员,也是工钱劳动者,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允许他们加入工会,我们应与他们联合起来,对于职员的反对是不应该的。(八)在中国工人阶级中,有比较浓厚的行会性与流氓性,在职工运动中,应该教育他们,要号召他们以暂时的利益服从于长远的利益。这个纠正,主要的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九)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然后才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才能够战胜敌人,完成自己的阶级任务。”

  6月1日 出席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举行的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并讲了话。

  6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河防问题。肖劲光报告说,日军约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六月六日进攻山西西部黄河渡口军渡,并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可能。会议认为,河防必须坚守。延安机关学校实行必要的军事布置。

  6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毛泽东介绍准备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的内容。会议同意毛泽东报告的内容。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和华北问题。

  6月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新四军军部:“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四支队,担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

  6月19日 与朱理治致电陈少敏、李先念、杨学诚:“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磨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指出:新四军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军,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战斗力量。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草案)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草案)。在会上发言说,文件要达到争取群众、孤立资产阶级妥协派、争取中间分子的目的。七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对时局宣言。七月七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发表,指出当前政治形势重要的特点和可能的趋向,是存在着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两种最大的危险。只有“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7月7日 为纪念七七抗战二周年,在《解放》第七十五、第七十六期合刊和《新中华报》上同时发表《巩固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一文。文章指出:“武汉、广州被占后,敌人的政治阴谋、诱降政策加强了,又采用诱降为主来企图灭亡中国。”妥协投降已成为中国目前政局中的主要危险。这个危险如果不能克服,抗战如果不能坚持,就不会有抗战的最后胜利。因此,全国军民及一切爱国党派必须“巩固国内的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克服妥协投降的危险,坚持抗战到底。”

  7月8日 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讲了《绪论》和《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两大部分。演讲着重阐明,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这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的思想建设应从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做起。演讲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论述了共产党员进行思想意识修养的必要性,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都在一定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生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反着不同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在这些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思想意识的阶级之间,进行着不断的阶级斗争。这样,人们不但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阶级的斗争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共产党员应该自觉地去经受长期的社会革命斗争,并且在这种斗争中改造社会,改造自己。强调“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演讲系统地阐述了思想意识修养同群众的革命实践、同理论学习的关系,以及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提出了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具体标准。指出: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这在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准则。还指出,共产党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革命斗争实践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而修养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毛泽东在审阅这两部分演讲记录稿后,给《解放》杂志编辑部写信,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尽快发表。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日出版的《 解放 》杂志第八十一期至八十四期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题发表了这两部分演讲。十一月七日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单行本。这篇著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列为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之一,后编入《刘少奇选集》。

  7月12日 继续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第三部分:党员在党的组织和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报告着重阐述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指出这是“解决党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关键与决定因素”,“特别是党的中央及全党对于中央的关系之正确与适当的建立,是团结全党的中心关键。”报告认为,巩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的基本条件,主要是:“(一)党内一致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党与无产阶级及革命群众的密切联系;(二)党员在工作中及对一切问题的处理有高度的原则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反对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及关于个人问题的纠纷,反对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三)正确执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执行党内一切规定,服从党的组织的决定,高度的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四)同志中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及同志间的相互友爱与共生死共患难的团结精神;(五)同志间谦逊和气的态度与正确的适当的开展党内的自我批评;(六)经常与破坏党内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及两面派的行动,反对不负责的批评及流言等。”报告讲到党员怎样执行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时强调:“(一)少数服从多数;(二)下级服从上级;(三)个人服从组织;(四)个别组织服从中央,党的一切领导集中中央。服从共产国际。这几条基本原则,全党同志不论党的领袖或普通党员,均须绝对的无条件的执行。”还指出:“一切党员必须绝对执行民主集中制中上述的各项原则,必须绝对服从组织,服从上级与中央。但只是这,还不够,这还只是一方面。还必须有另外一方面,即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也必须能够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采用正确的组织原则与方式去领导党的工作。在这里,我觉得,领导机关与负责人主要的应站在自己所处的特殊的领导地位,对于自己所领导的党员和下级组织,要克尽自己领导的职责,要采用尽可能的方式去实现党内的民主生活,要有充分民主的工作精神,然后才能与党员和下级的绝对服从配合起来,达到党内团结与统一的巩固。如果没有这一方面,单只有党员与下级的绝对服从,而没有领导机关与上级负责人的正确领导与民主,那还是不能使党内生活走到正常的健全的境地,巩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这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所必须注意的。”

  7月20日 在《解放》第七十七期上发表《“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致中国工人们》的信。指出争取中国对日抗战的胜利,是争取中国工人阶级解放所必经的道路。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加倍努力,站在抗战的前面,和全国抗战的军民一起,去克服投降妥协的危险,坚持全国的抗战。为了克服投降的危险,工人阶级必须反对一切准备投降的思想与活动,严厉镇压汉奸汪精卫派,必须要求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与军民的亲密合作;必须反对国际上任何牺牲中国利益的国际会议;必须要求民主及民众运动的自由。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所加于中国工人阶级身上的责任更加重大,工人阶级在今后必须特别注意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与加强自己,并和一切抗日的进步的人们团结一致,去担当自己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及主席团成员。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对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的态度问题。

  8月4日、6日、9日、10日、11日、13日——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抗战两年的总结、目前时局的关键、统一战线》报告。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工作路线及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等问题。会议决定:七大代表于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七大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统一战线工作);由王稼祥、刘少奇等负责起草七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8月18日——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报告南方党的工作。

  8月21日——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报告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

  8月23日 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3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及南方局、东南局的工作。在发言时指出:目前时局包含着发生突变的危险,我们要有必要的准备。要团结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批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要加强敌后的工作。党的工作要改变,要细心谨慎地开展工作,埋头苦干。在国民党区域,要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秘密工作的任务就是保存党的组织、保存自己的力量。为此,必须重新准备秘密工作;要保存一部分公开工作的干部;要进行秘密工作技术上的准备;加强秘密工作的教育。

  8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并在会上发了言。

  8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最近召集干部大会,由毛泽东报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国际形势。

  9月1日 德军向波兰发动进攻。

  9月2日 致电彭雪枫、张爱萍:“发展华中是早已确定的方针,为使新黄河以北地区之发展取得华北的直接帮助起见,中央已将该地区划归北方局管理,在山东分局直接指挥之下,朱瑞、向前同志即起身去山东,望以后与北局及朱、徐直接发生关系。”中共豫皖边省委工作必须加强。“领导与建立地方党及地方武装,这是创立根据地的最基本的工作。”

  9月3日 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德波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决定由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一次报告。

  9月15日 偕同徐海东等四十多名军政干部,从延安出发,去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竹沟镇。

  9月18日 到达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晤谈。

  9月中旬 听取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的工作汇报。指出豫西党的任务是,以巩固为主,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方针,把已经暴露身份的干部和党员,分别撤回延安或派往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学习。

  9月21日 到达竹沟镇。

  10月8日 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鄂东、豫东新四军游击支队的组成及活动地区情况。

  10月12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豫鄂边根据地情况及工作布置意见;“信阳、应山、随县北部及桐柏县若干地区,与沿平汉线南段两侧若干地区,尚有由我党、我军独立创立小块根据地、建立政权、解决给养之可能。竹沟环境甚为严重。”安徽反共空气亦加紧。我拟作下列布置:“(一)由理治率竹沟大部工作人员及武装与教导队去信、应、随、桐交界地之四望山,集中注意力建立敌后地区工作。主要任务是巩固现有部队,创造根据地,筹措给养。(二)竹沟留守处缩小,主要办理后方勤务及交通。(三)调刘子久来竹沟主持河南及鄂西北秘密党的工作。(四)郑位三最好能设法转到鄂东,靠五、六大队,主持鄂豫皖边区工作,但尚未得安徽方面同意。位三身体亦不好,不知是否能支持。(五)从河南地方党中调一批最好的党员到部队中工作,到敌后创立根据地,(六)已派人带电台及指示信去五、六大队。”

  10月20日 在《共产党人》创刊号七发表《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一文。文章论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党的存在与发展,是为了最后的战胜与消灭敌人。在敌人存在的条件下,党的秘密工作,也是会存在的。因为,敌我斗争的通常规律,是敌我双方都要最大限度的损害与消灭对方,最大限度的保存与发展自己。”“因此,在敌人存在的条件下,党的工作就必需有一部分是要秘密的。这就产生了党的秘密工作之一般的长期性。而且也使党的工作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种方式——公开工作方式与秘密工作方式。又由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都同是党的工作,都是为了要达到党的同一目的,所以就产生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与配合。”文章认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两种方式,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表现形态。”由于敌我双方斗争在各地是不平衡的以及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就使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在各个不同阶段与时期中有各种不同的联系与配合。党在活动方式上要因时因地制宜,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反对呆板与公式主义。只有具体地去分析当时当地内外的各种情况与条件,才能区别党的工作何者应该而且可能公开,何者应该而且必须秘密。我们过去忽视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没有在党内着重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是党在白区工作极大的错误。因此,“每一个干部必须细心的来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为了要了解过去的教训,而主要是为了要更好的去进行今后的工作。”文章还阐述了非法的党利用合法的可能及秘密工作的规律等问题。

  10月下旬 率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及干部三百多人离开竹沟,向皖东敌后进发。

  11月4日 到达安徽涡阳以北的新兴集,检查、指导豫皖苏边区工作,并向中共豫皖苏边区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传达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

  11月7日 出席新四军游击支队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二十二周年大会,并检阅部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的抗战已进入相持的新阶段,困难更多更大。在今天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准备力量,迎接反攻。

  11月11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张云逸、项英报告豫皖苏地区新四军部队的情况:彭雪枫的“基干部队己开始走向正规化,部队的各种制度与组织均已建立,服装整齐,情绪很好,团结、紧张、活泼、严肃及艰苦奋斗的作风,已具有老部队的各种优点,而弱点则更少些。”“部队纪律好,统一战线工作好,与民众关系好,且常能作战,已获得许多胜利,但相当大规模的战斗尚未经验过。部队还是新素养,连以下干部缺少战斗经验。”“此间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给养完全有办法解决,无须延安及军部供给。只要有干部,在年内扩大雪枫部两万至三万人完全可能作到。”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发展豫皖苏边区的工作意见:“(一)在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统一归彭雪枫指挥”。“(二)集中力量创造永(城)夏(邑)肖(县)宿(州)四县根据地,加强地方工作,健全省委,发展地方党”。“(三)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巩固部队,继续扩大主力部队”。“(四)在一二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此外,在皖北或到后方建立秘密党与群众工作,准备游击战,在杞(县)、太(康)及鹿邑、中州、商丘等地建立小块根据地,以便将来联系成为大块根据地。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刘少奇对豫皖苏边区的工作部署意见。指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

  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一个团及确山、信阳、汝南、泌阳等县常备队共一千八百多人突然围攻驻竹沟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捕杀新四军伤病员及抗日群众二百多人,制造了竹沟惨案,又称确山惨案。

  11月21日 致电朱理治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竹沟惨案交涉的条件,主要是:严惩凶犯,确山、信阳、泌阳三县的县长撤职查办,处罚率部进攻竹沟的国民党军队长官;抚恤死伤人员及其家属;赔偿损失;释放被捕人员;恢复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并保证留守处人员及新四军家属的安全。

  11月23日 与徐海东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们已到涡阳,因天雨停住。为使路东工作之开展,刘瑞龙须去路东组织军政委员会,路东八路军部队须归彭雪枫指挥,因此须再有一较强的干部来帮助雪枫”。

  12月初 率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深入华中敌后,到达皖东定远藕塘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2月1日 致电朱理治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竹沟惨案后,我们的一切行动,以争取交涉胜利,在政治上占取优势,不给顽固派借口为主要目标。在这个目标下,尽可能收缴顽固派的一部武装。妨害交涉及与此原则相违反的武装行动和报复手段都是不妥当的。

  12月11日 与张云逸、徐海东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项英:在皖东津浦路沿线,韩德勤、李本一等部从东、西、北三面向皖东新四军围击,企图用武力压迫新四军过江南。“我们的对策是以包围打破包围,并控制东进道路。”

  12月14日 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到皖东已数日,情况大体了解。海东已去四支队兼司令,戴季英任政委兼主任。四、五两支队减员很大,人数均不充足。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

  12月19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提出关于目前华中发展地区及工作部署意见:在武汉失守前后,我们已经失去了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时机。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在整个华中,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一)汉口附近直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地区; (二)豫东彭雪枫部活动地区; (三)江苏北部。苏北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目前,依靠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活动地区向苏北发展有困难,而以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张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好。

  12月26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山东分局并告彭雪枫、张爱萍:陇海路南、津浦路东的皖东北及苏北地区,“现经中央划归中原局管理,且指定为新四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故在该地区活动之八路军部队及其他一切党所领导的部队,如黄春圃纵队等,须统一归彭雪枫同志指挥。”“党在该地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黄春圃等诸同志参加,以统一党与部队及民运、统战工作等领导。”

  12月27日 与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致电项英、袁国平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淮河北岸彭雪枫部,最近给养问题解决,已猛烈发展,除支队原有之三个团外,扩编已达四个总队,每总队属两个团至三个团不等。故彭部番号仍用游击支队名义太小,且汉奸部队接头反正,亦不便委以较大名义。近雪枫来电要求将游击支队名义改为纵队,我们已复电同意。

  12月30日 与徐海东致电彭雪枫,要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订出具体计划,争取在半年内豫皖苏边区的新四军部队发展至二万五千人枪。“为完成这一计划,并保证部队扩大后之给养,必须更加注意地方工作,创立根据地,猛烈组织地方武装及自卫队等。”同时,要注意财政问题和统一战线工作。

  12月31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中原局委员现在皖东者有我及位三、述申三人,我提议增加云逸、海东、子久三人为中原局委员。”并请示在中原局到皖东后,前政委员会是否需要存在。一九四○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中原局、项英:“同意增加云逸、海东、子久三人为中原局委员”;“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党、军领导,属中原局指挥。”

  12月 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方针,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东进意图。

  指导创办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江北版 (对外以新四军政治部江北办事处名义出版 )。指出:报纸要宣传中原局的工作方针,使党的任务、方针、政策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变成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

  本年 为新四军第四师办的《拂晓报》题词:“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

  1940年 四十二岁

  1月2日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1月3日 同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报告李先念部近况:“最近国军大规模向信阳、平汉路及钟祥、应城公路敌人反攻,我先念部配合行动,已收复钟祥、仙桃镇及信阳东侧之潭河镇、黄龙寺等处。”李先念部已于元旦集中两团以上兵力向路东两面派武装攻击,准备争取礼山县,南下大悟山,建立根据地。“先念部近有扩大,已达九干人,在安陆、云梦、孝感、应城等地已获得政权,建立根据地,计划在四月以前扩大至一万五千人枪。”

  与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致电朱理治、李先念:“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之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由纵队首长组织纵队委员会,以理治、先念、质斌、少卿、少敏诸同志组织之,以理治同志为书记。凡属干部任免、部队行动及一切重要军事、政治计划,均需经纵队委员会讨论后执行,这是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一月上旬,豫鄂挺进游击纵队在鄂中京山县八字门正式组成,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朱理治,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

  1月4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再次提出由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或江南抽调一部分队伍去淮河北岸发展的意见。指出:“如有几个得力的团,并我与海东、邓子恢、谭希林等去淮河北岸,彭雪枫立即可以率四五个团的兵力向苏北发展,直至海边,并建立苏北根据地。”如在半年内由彭雪枫率部去苏北创立根据地成功,那将给皖东第四、第五支队极大援助,使四、五支队从战略上打破目前所处的危险与困难境地。这正是从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克服投降危险的必要条件。“如同意我的建议,还请江南抽调一、二个团兵力过江北,并派陈毅或震国平来江北加强领导。”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过江北发展;从第四、第五支队抽调二三个团到淮北,彭雪枫部到苏北发展。

  1月5日同赖传珠等谈当前的总任务及向东发展的意见。

  1月12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示豫鄂挺进游击纵队,除以一部兵力坚持鄂中外,主力应即东进,发动群众,创建鄂东抗日根据地。

  1月18日 同邓子恢参加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工作会议,并讲话。

  1月1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 (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 ,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两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同意四、五支队归中原局指挥,但在苏北扬州一带的部队,则仍归项英、陈毅同志指挥。”

  致电项英并中共中央,指出,中央要我们在华中发展新四军之十万人枪,并须注意部队的巩固与筹措给养,要我们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一分钟也不要停止。“我计划在半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对华中一切工作计划与布置的中心思想,这也是我们决定一切的决定因素。”我要从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抽调部队去淮河北岸并向苏北发展,正是完成中央上述发展计划的布置。“望你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特别在干部方面帮助。”

  致电项英并中共中央: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各方面的工作,“一切布置路线已明确,工作在推进中,我相信在二三月后,部队会大大发展,并走向进步和健全。”

  1月28日 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海东同志又吐血,肺病相当严重,三、四个月内无法工作。此间主要干部的配备相当困难。”

  1月30日 与赖传珠谈工作及华中领导问题。

  1月 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讨论确定了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强调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

  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负责同志致电新四军豫鄂挺进游击纵队,指示该部应调部队到平汉铁路以东发展,东进的政治口号主要是打击日寇、汉奸等。要求李先念、任质斌均去路东指挥。

  2月初 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讨论确定了进行自卫反磨擦的方针。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只有敢于坚决进行反磨擦斗争,敢于争取反磨擦的胜利,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才能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月2日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报告。

  2月4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皖东工作情况:“皖东工作在路线上转变后,已获得初步成绩,各方面均在迅速前进中。”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在不断扩大、发展,个别县份开过农民代表会议,财政已在动员中,印刷厂和教导队亦已办起来。“目前华中是在大踏步发展中,大感困难且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是缺少干部,须请中央、华北及江南给我们以帮助。”

  2月4日听取赖传珠对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和第十四团工作检查情况的汇报。

  2月6日 出席新四军第四支队举行的“二七”纪念会,并作报告。

  2月7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该地区成立党所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实现这个任务的中心一环,是猛烈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党所领导下的一切武装部队。”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必须独立去发展自己的力量,自力自主的去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和民众,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的去进行。”

  2月10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胡服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划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派,坚决建立政权。”

  2月11日 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盛子瑾被撤职后,与率兵进驻皖东北的马馨亭发生武装冲突。现马馨亭部已败退,盛子瑾表示愿与我合作,并同意在各方面采取进步办法。目前我在皖东北的力量已占优势。决定调刘瑞龙去皖东北任军政委员会书记。

  2月17日 接见出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的代表。

  2月20日 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华中应立即成立抗大分校或新四军干部学校,吸收因受李品仙压迫而逃往新四军的大批青年学生学习。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2月24日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华北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的汇报。

  2月25日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听取中共苏皖区委书记金明汇报工作。

  2月27日 同张云逸、郑位三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李品仙到皖后更加反动,召集县长会议讨论镇压共产党,并加紧磨擦,企图消灭新四军。皖东专员李本一及各县顽固派县长亦在各地制造磨擦。我们的方针是绝不向进攻我之顽固势力让步,如李品仙部向我进攻,则给予坚决回击,消灭其主力及李本一部,借此肃清皖东顽固武装,以便进一步巩固我们的阵地,建立政权。

  2月28日 写信给张爱萍、黄春圃、刘瑞龙,指出:“目前苏皖地区党与八路军、新四军总的任务是: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淮河、宝应、盐城以北,陇海路以南之苏皖地区) 成为我党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的抗日反汉奸根据地,并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统一的抗日军队、统一的民众团体,坚持抗战。为了达到这个任务,必须迅速发展我党领导之下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在半年内须达到三万人枪以上,并须注意部队的巩固与整训。必须坚决的建立政权,派遣最好的干部(如省委、县委的委员等)去作县长、区长。必须建立广大的自卫军。必须建立有真正广大群众参加的农民救国会,工人、青年、妇女等救国会。必须发展党,建立强大的有领导能力的各级党部。必须实行各种进步的抗日政策,以便能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解决部队的给养及斗争中的各种任务。”信中指出:为了顺利的去进行上列工作,首先必须打破苏皖地区一切汉奸、投降派、顽固派、反共派对我们的阻碍。但在打击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注意,首先打击最顽固的分子,暂时缓和另外一些顽固分子;要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去坚决消灭顽固派;要广泛地发展统一战线,力争中间分子,不要侵犯中间阶层的利益,努力团结进步分子,努力发展民众运动;坚决的打击日寇、伪军;特别注意不要在统一战线中忽视自己独立力量的发展,不要丧失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独立性。

  与赖传珠谈向西发展问题。

  3月1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鄂中政权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决定于月内先建立鄂豫边宪政促进总会性质的政权领导机关,“一面推进宪政,一面领导已改造的乡、区政权,及指导与统一各种政权工作,以便过渡到成立正式边区性质之政权”。

  3月初 国民党顽固派把反共磨擦的重心转向华中,首先在皖东向新四军发动进攻。国民党军委游击队党务主任委员李春初率干余武装人员企图强行通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大桥镇。同时,李本一部干余人和颜仁毅部约三干人分南北两路向大桥进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首先反击由南路进犯的李本一部,并调第五支队主力和新四军苏皖支队赴津浦路西增援。

  3月4日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的报告。

  3月6日 同张云逸、郑位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李品仙决心以武力解决新四军,除调二个师至皖东、皖北外,又急电鄂北再调一个军来安徽。“广西军与我四、五支队之冲突,将不可避免。我已决心迎击来皖东向我进攻之广西部队,并进一步巩固我在皖阵地。”作为与第四、第五支队的战略配合,豫鄂挺进游击纵队应即调部队过平汉路东向大别山发展;第六支队准备在适当时机向皖北发展。

  3月9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皖东磨擦日益加紧,顽固派继续拘捕我军人员及进步分子。同时皖东地方工作薄弱,没有地方政权,部队粮食极感困难。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均暂时处在困难地位。“拟采取坚决手段,首先打击与肃清地方顽固势力,对新来之桂军采取和缓统战的态度。”

  3月13日 与张云逸、郑位三致电皖东各部队、游击队负责同志:“皖东顽固势力已向我作大规模之武装进攻,我若不肃清皖东顽固武装,即不能在皖东存在。现在我已占领定远城并向皖北行署武装进攻,斗争已进入紧急关头。我应不顾一切的坚决彻底的消灭一切顽固武装及伪政权,坚决建立进步的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加紧影响和争取顽固派军队中的长官与士兵,并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尽可能中立他们。

  3月1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指出:华中反磨擦斗争“应取严格的自卫立场,但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应给进攻者以反击。”“我们发展方向是向东,因此,在西边的大别山地区及六安、芦江等地,只应做比较长的准备工作。八路军现尚不能立刻派部队到华中,但在准备中。”

  3月16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我们俘虏皖北行署之第一支队副司令并搜获很多文件,更证明顽固派向我进攻是有长久的整个计划,人证、物证均在,他们是要完全剿灭我军及雪枫部。”

  3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及江北新四军各负责同志,指出:“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盱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八路军现正设法援助你们,但你们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

  韩德勤趁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在津浦路西作战、路东地区空虚之机,调集万余人的兵力向以安徽盱眙半塔集(今属来安)为中心的新四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二十二日,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示新四军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待路西主力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新四军第五支队留守部队以二干人的兵力,顽强坚守了七昼夜,直到两路增援部队赶到,内外夹击,打退韩德勤的进攻,取得了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

  3月23日 同张云逸、郑位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在韩德勤和桂军的东西两面夹击下,新四军被迫不得不以全力应付武装冲突,现拟以主力移津浦路东,首先稳定并巩固路东阵地。

  3月24日 致电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石专员与你们谈判行政问题时,应在和平空气、合作态度上谈,但我在行政问题上不应有所让步,相反还应要求石改变作法,实行我民主政府的一切办法,承认我委之民主县长、区乡长等。”“我们在军事斗争上要严守自卫原则,但我在政治斗争上、在群众运动上,不能只是防御,而必须采取攻势。”

  3月29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皖东反磨擦斗争的情况与部署:定远、风阳、滁县的反共武装已完全被肃清,下层行政机构在改造中,但李本一的势力大部未击溃,正筑工事固守待援。我们决心消灭与驱逐韩德勤部,控制淮河一段,保持与淮北的联络。我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即去津浦路东指挥。

  4月1日与张云逸、赖传珠等率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离开藕塘,经滁县曲亭、盈福寺去津浦路东。

  4月4日在嘉山县张八岭附近越过津浦铁路,到达来安县复兴集。

  4月5日到达盱眙半塔集,与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会合,并与第五支队负责人谈作战部署问题。

  4月初 接见率部增援半塔集保卫战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根据半塔集保卫战的经验,详细地谈了解决苏北问题的行动方案,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了一个反动而愚蠢的政策,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现在重心是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起而自卫,消灭他们。中央已抽调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并要叶飞担负起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交代说:政治上一定要有理有利才能打,不能主动去打人家,要让人家打你们,你们坚守待援。如果你们主动去打人家,那没有理,八路军不好来增援。一定要顽固派来进攻,我们被迫自卫,政治上才站得住。

  4月6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提出皖东反顽作战部署的意见:新四军在津浦路东的部队准备对向北撤退的韩德勤部实施坚决突击,消灭其一部,并将韩顽赶过淮河。现在韩德勤的后方兴化等地甚空虚,新四军第一支队向苏北发展,此时是最好机会。

  4月7日 致电项英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江北磨擦加紧,顽方必先要摧灭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建议军部附近的非战斗人员、干部、伤病员以及重要物资尽可能迅速向苏南转移,避免磨擦冲突中的损失。

  4月10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粉碎韩德勤进攻新四军的情况:“韩德勤部在我全体官兵英勇反攻之下,已全部退过淮河北岸,我已扼守淮河各要点,本地顽固武装已大部退走,淮南运河以西、津浦路东之顽固武装已不多,再加肃清,即冲开了建立民主根据地的大道。”“现我正加紧建立根据地,并准备令六团、七团、四团主力回师路东。”

  4月12日 致电彭雪枫:对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加紧统战工作,避免和他作战,求得中立他”。对地方顽固武装的进攻要予以坚决打击。“在肃清地方顽固武装后,即迅速建立政权,巩固并扩大你们阵地。”

  4月13日 写信给张爱萍、黄春圃和金明,提出对皖东北工作的意见:(一)要诚意与盛子瑾合作,宣传我们与他是朋友,是抗日的革命同盟者。(二)要改变组织游击队的方法,扩大正规部队,组织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和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军。(三)要坚决打击、肃清汉奸和反共顽固分子,力争中间阶层、“朋友是愈多愈好,敌人则愈少愈好。”(四)坚决贯彻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原则,要力避包办政府工作的毛病。

  4月15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为对付韩德勤的进攻,第一一五师彭吴支队约一万二干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苏北前进,估计约三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韩德勤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惟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二)左权、黄克诚率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干人已从太行山出动,不日到冀鲁边界,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

  4月16日 在半塔集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作关于政权问题的报告。

  4月17日 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为了解决苏北问题,叶飞部不应调回江南,而应速回苏北积极行动。

  为了解苏北敌后地区的情况,准备亲去皖东北作调查。为此,写信给刘瑞龙、金明、黄春圃、张爱萍:“关于苏北的情形,我至今还不很清楚,请你们找详知苏北情形的同志,最好是亲身到过苏北的同志及本地人到你处等我,以备询问。”

  4月中旬 致电毛泽东、王稼祥,说明解决苏北问题须由叶飞部担负引敌围攻任务,叶部不能调回江南的理由。建议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局迅速转移,脱离顽军的包围。电报指出:“若事件发生,军部向苏南转移就很困难,三四百里路要经过无数次战斗,即使主力部队来接,亦须向顽军采取攻势,增加顽军鼓动士兵的政治口实,对战争极为不利。为此,军部最好是向四支队转移,到江北无为、含山地区,我们由四支队到无、含去接他们过江较安全。”项英“对中央的屡次指示命令不能完全执行,他相当固执。但情势确是严重,请中央迅速决定,明白指示他办理。否则,损失是难以避免的。”

  4月19日 致电中共中央,陈述不同意江北任何部队南调的理由。指出:“江南与顾的谈判中心问题是江北部队南调,这是准备消灭我军之毒辣计划。我坚决不同意江北任何部队南调,不独四支队,即管部、叶部亦不能对外承认南调。”叶飞、管文蔚部必须立即在苏北行动,吸引韩德勤向其进攻,我在自卫口号下抵抗至适当时间再去增援,才能解决苏北问题。否则,我即使有足够军力,却无充分政治理由向苏北大胆行动。二十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刘少奇,指出:蒋介石、顾祝同的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掐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败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困在敌后,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因此,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依照中央的电令。至于江南部队如何部署,由项英视情况自行决定。

  4月21日 从半塔集出发,经天长汊涧镇去皖东北视察指导工作。

  4月23日 致电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戴季英:新四军第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有利条件下,可迅速或解决或驱逐李本一等顽固武装,对俘虏及中间分子不可反对与侵犯其利益。

  4月28日 北渡淮河,到达皖东北泗县罗岗村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部。随后,听取张爱萍、刘瑞龙、金明等有关皖东北工作情况的汇报。

  5月1日 致电彭雪枫,指出:“顽固派对豫东、皖北暂时尚无大的进攻,目前,我之战略方针以集中力量解决苏北问题为有利。”“你处对顽方应严令以待,不要轻易发动武装冲突,以便我能顺利解决苏北问题,但对顽方之进攻则还击之。

  5月2日致电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日军占领寿县后,桂军一七二师两个团已开回鄂东,有向大悟山进攻的可能。“我军务必在开始一个时期内,采取防御战,加强政治宣传,在事实上说明我军与桂军作战是不得已的,完全是自卫的。自卫防御到相当时期后,桂军进入必要的地点后,即集中主力歼灭其一部,以反攻驱逐之。”

  5月4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二万人枪。严令叶飞定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清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5月5日就皖东北根据地初建情况致电中共中央并朱德、彭德怀、项英、彭雪枫:张爱萍部现共有七千二百人,除彭雪枫之第一团外,编为第四总队之第十一、第十二两个团。部队枪支齐全。部队全由盛子瑾部改编而来,情绪尚活跃。干部绝大部分是新的,求进步,但没有部队工作和作战经验。皖东北的专员、县长、区乡长已改造,但工作能力甚弱,在群众中尚无基础。近来粮食、经费极困难。敌人及顽固分子利用上述情况加紧向我进攻,并阴谋破坏。敌人近来“扫荡”泗县根据地,津浦铁路已成不能通过的封锁线。此间与彭雪枫处的交通已断绝。韩德勤企图占领皖东北,以割断八路军和新四军之联络。

  毛泽东、王稼祥电告刘少奇:“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已至濮阳,已令其略加休整即南下。你是否已至张爱萍处,请在那里等候克诚商定部署等事。吴、彭支队尚在徐州附近未动,大概要待你与克诚会合后,才能指挥该支队出动。三四四旅及彭、吴支队,统由你与克诚指挥之。”

  就第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应继续南下问题,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指出:韩德勤进攻皖东失败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地之企图。但“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为此,我派必要军力南下。“黄率三四四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令开入淮河北岸,胡服已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还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责成三四四旅、彭吴支队、雪枫支队、罗、戴支队、陈毅之叶飞部,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

  5月7日致电中共中央:韩德勤部配合敌人向皖东北张爱萍、黄春圃部猛攻,请令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派一个团星夜赶到泗县增援。十日,毛泽东、王稼祥电令该支队分路南下,以一路速向皖东北泗县前进,夹击韩部并受胡服指挥。

  5月8日电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蒋介石已令七十五军增援李品仙,大小悟山已为桂军占领。此时,李品仙提出皖东问题的谈判,显为缓兵之计。但对李品仙的谈判应仍积极进行,我们的要求是:新四军不过安徽无为及淮南路以西,桂军及中央军不过无为及淮南路以东;皖东专员、县长由我委任,李本一撤职查办;释放我方人员;抚恤新四军被害人员及其家属;恢复新四军立煌办事处。

  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各部队负责同志,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的意见:为了继续打击李品仙并孤立桂军,压迫其向我让步,各部队须按原定部署积极行动,坚决消灭、驱逐各地顽固武装。其中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则坚决消灭之。

  5月9日 写信给华中各部队负责人、各区党委,提出在已建立政权的地区普遍实行减租的具体办法。要求各地政府发布关于减租的法律,必要时可组织解决租佃纠纷的调解仲裁机关。“党的各级组织与农会的各级组织必须立即讨论租佃关系及减租的各种具体问题,发布减租的办法及各种文件,动员群众的积极性来达到普遍减租之目的。”“在减租运动中,要特别注意发展农会组织,发动农民积极性,发展自卫军,发展党,并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活跃农会的工作。”

  致电黄春圃、钟辉、韦国清、张爱萍、胡炳云、田维扬并刘瑞龙、金明:“我在苏皖地区之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坚决打击敌伪,抵抗顽军对我进攻,巩固并扩大我苏皖根据地。”提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刘瑞龙、金明、黄春圃、张爱萍、胡炳云、田维扬、韦国清、钟辉组织之,以刘瑞龙为书记,负责决定军事政治重要问题。

  5月20日 八路军总部电令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主力,由刘震等率领,即日南进至河南永城和安徽涡阳、亳县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配合,受刘少奇等指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主力立即南进至江苏泗阳、淮阴地区,到达后受刘少奇等指挥。

  5月22日 致电叶飞:“你们目前的任务,是独立支持两个月时间,并努力扩大你们自己,加强自己的武力。在政治上吸引广大的同情者,造成我们在政治上的优势。至于武装冲突,则尽可能排远些,而且我们不要先下手与韩部冲突,要等韩部进攻你们时,即武装抗拒之,并消灭其一部。”“在你们取得地方党的协助下,努力招收新兵补充主力,并设法成立新的新四军部队。用一切方法发展武装,扩大部队,组织部队,并设法要求江南派些干部来。”“你们要向多方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向外多做解释宣传,尽一切可能发展进步势力,并增加同情者。”

  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叶飞部两个团 (江南来的) 在泰州之大桥一带有遭到韩德勤围攻的极大可能。目前四、五支队已经到津浦路两侧清除李本一等顽固武装,故无部队前去增援。“我意二四四旅及彭、朱支队迅速来到皖东北,在援助叶飞口号下一鼓而击破韩之主力,则可基本上解决苏北问题。”

  向华中各部队和各区党委发出指示:麦收已到,在一切麦收地区,我党我军及群众组织必须以保护麦收为中心的紧急任务,这是保证抗战顺利进行最重要的条件。“各部队各机关的人员、牲口,在不妨害作战与工作的条件下,最少帮助民众割三天麦子,不吃民众的饭不要钱。”同时,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为保护麦收而坚决斗争。

  5月24日 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彭德怀等:叶、管在泰州附近的活动与发展有很大的战略意义。现我四、五支队主力已到津浦路西,除派小部前往增援外,无法派大的兵力去,望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及彭、朱支队星夜赶来皖东北,以便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5月 致电中共江北特委和中共苏北特委,指出:“目前苏北党的总任务是:迅速从思想上、组织上、武装上准备自己,以现在苏北的新四军部队为基干,抵抗敌寇、汉奸及顽固反动势力对于我党我军的围攻,彻底战胜顽固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根据地,以便最有效力地长期坚持苏北敌后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苏北地方党与新四军部队,要用一切努力来坚决地不动摇地准备与执行这一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即是你们最大限度地推动全国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为此,“部队党与地方党要一致为猛烈扩大苏北新四军而斗争。在三个月内 (在今年九月一日以前) 要扩大新四军至一万人枪,并加以巩固。在目前顽固派尚未武装围攻我军时,应到处动员民众加入我军,并在可能地区组织新四军的游击队(必须以党员为领导,不可利用流氓兵痞)。”“要加紧在一切反共武装中的秘密工作,采取坚决地瓦解和破坏反共武装的方针。”“要发展地方党的组织,要最大限度地组织民众,要准备大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干部,要努力筹措与保证部队的给养。在反动统治下的地方党要特别注意秘密工作,把一切暴露的及不十分暴露的党员都送到军队中工作。”“要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中间势力。除汉奸及反共顽固派分子外,一切中间派分子的利益必须尊重。严格防止党内打土豪、打地主观念的恢复及打汉奸的扩大化,以免侵犯中间派的利益,引起中间派的恐惧。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孤立反共顽固派,要特别注意新的部队的纪律。”这个电报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坚决粉碎顽固派的进攻》。

  在皖东北党政军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报告论述了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性及其具体形式。指出:抗日民主政权的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人民和各阶层的利益,改善工农生活,镇压汉奸反动派。并着重指出,要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必须建立坚强的、广大的、有统一指挥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大力发展人民自卫军;实行保证部队给养,保证人民生活的财政经济政策,以及农工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对汉奸反动派的政策等;要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日战线,参加抗日部队及政权建设,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开展民主运动;要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进行教育,加强党内团结和对党外人士的联络,加强各部队间的团结。

  6月1日 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致电刘少奇、彭雪枫、黄克诚并彭明治、朱涤新:“对华中我兵力布置,军委已有原则电报,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

  6月6日 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并朱德、彭德怀、张云逸、彭雪枫,提出解决皖东、皖东北问题的工作布置意见:“八路军南援部队三四四旅刘、康三个团不日到彭雪枫处,彭朱支队两个团连支队直属队不足五千人,一个团已到泗县,另一个团尚在丰县。”“蒋已令中央七十五军三个师增援李品仙,估计会向皖东四、五支队进攻,暂时不会过黄河到皖北。因此,我四、五支队为保持皖东阵地,恐不能再抽兵向东发展。韩德勤决心反我军,如到运河以东活动,必须与韩决战。叶飞部与韩之武装冲突很难推延,必须向东增援叶飞。”“根据各方情况,目前我应首先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主力打击韩德勤,大体上解决苏北之任务,以后再集中主力向西解决皖东、皖东北问题。”

  致电毛泽东、王稼样并朱德、彭德怀、彭雪枫,通报江北新四军各部活动情况:新四军第四支队四个团约六干五百人在津浦路西。江北游击纵队约三干人,近与四支队之第十四团合编,以谭希林为司令,在含山、和县一带配合四支队主力打击古河一带之李本一部。第五支队三个团约五千人在津浦路东,与明光、滁县、六合、天长出扰“扫荡”之敌作战,近激战于来安城并扼守滁河。张道庸部已向运河东移动。李先念部之一、三两团及特务团、信应纵队之一部,在平汉路东控制大小悟山,并向黄冈、礼山(今大悟)、经扶(今新县)地区活动。在淮河北部的张爱萍部由于困难与作战减员甚大,其第十二团已编入胡田大队,现第十一团及独立第一团并彭雪枫支队之第一团共约三干余人在泗县。江华部已调回山东,其所率之一、二两团全部编入钟辉、韦国清之南进支队,共约三千余人,在泗县北部、宿迁南部活动,现韦部属山东纵队建制。胡田大队一千三百人在泗县、灵壁南部活动。雪枫部情况如前。

  6月7日 致电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指出:“对来攻之桂军今后应采取自卫的原则,待其进至必要地点,突然消灭其一个营或一个连。”“在政治上仍不应提出反对桂军及李品仙的口号,应提反对顽固派的口号,并须向桂军士兵多作团结抗战的政治宣传。”现湖北襄樊、宜昌已失守,平汉路西很有发展希望。“你们现在除留必要部队约三个团在路东活动,坚持原有阵地外,主要发展方向应转向路西。”随后,鄂豫挺进纵队除派一部分兵力坚持路东阵地外,主力向大洪山方向推进。六月中旬,开辟了白兆山和京山的南山抗日根据地。

  6月12日 从皖东北回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半塔集大田郢。

  6月13日 审阅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搜集的有关苏北情况的材料。

  6月14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皖东北情况:自五月一日以来,敌军在继续“扫荡”皖北。韩德勤上次被击溃后,又向西进攻,皖东北已成游击区。“我在皖东北,没有最后解决那里统一指挥与部队合编的问题。”“目前各部队仍维持现状,由我给以原则指挥,须待黄克诚到苏北后,才能统一指挥并改编部队。”

  6月15日 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法处干部谈话。

  6月16日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指出:在国民党顽固派向我军进攻时,只要树立敢于反磨擦的思想,并在行动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不仅不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而能够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6月17日 致电彭雪枫、黄克诚: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刘、康部及彭、朱支队到陇海路南以后,抽一个团归彭雪枫指挥,其余由黄克诚指挥过津浦路开到皖东北及苏皖地区。过津浦铁路时务须谨慎,以免损失。由钟辉部和胡炳云、田维扬大队负责接应工作。

  6月20日 晚,出席津浦路东文化教育界人士在半塔集举行的纪念鲁迅、高尔基大会,并讲了话。

  6月22日 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并彭雪枫、黄克诚,请求中央迅速解决华中部队统一指挥的问题。电报说:“目前华中部队已不少,均分散各处,且已取得地区,唯将来在战略以至战役上均须配合行动。华中环境各方面均较华北更复杂,困难更多,而我部队内部在建制上、指挥上亦不完全一致,问题亦多。在目前迫切需要成立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华中总司令部(公开名称另定),在指挥上以至建制上统一我华中各部队,否则在目前紧张情况下,不能迅速解决问题,必致引起许多不必要的困难与损失。”

  6月24日 召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赖传珠等开会,讨论行动部署问题。

  6月26日 就豫皖苏边区财政问题致电彭雪枫、吴芝圃、黄克诚,指出,目前你处工作须作一根本计划,这计划的原则:(一)保持现有根据地,加以整理巩固;(二)扩大建立新根据地;(三)部队大部分散到外面活动,筹粮筹款;(四)作一整年的切实财政计划。

  6月27日 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致电彭雪枫、刘少奇并告八路军总部、陈光、罗荣桓:“同意彭、黄两部合编为纵队,以雪枫为司令,黄克诚为政委。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请陈、罗令彭、朱支队到徐州以东南下,活动于津浦路东地区。彭、黄应设法抽调一部兵力过津浦路东,帮助苏北发展,俟彭朱支队到达后,苏北部队再行合编,成一八路军纵队。”“华中确应成立统一的指挥部”,“现在华中部队统归胡服指挥,苏北、淮北之纵队,可归彭、黄指挥。”

  6月28日 致电彭雪枫、黄克诚、张云逸等:据叶、项电,拂晓四时,李长江部八个团向驻郭村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部阵地进攻,要求八路军部队增援。

  6月29日 与邓子恢致电彭雪枫、黄克诚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项英、张云逸:“根据军委毛、朱、王二十七日电,你们即迅速进行合编。我意编成三个旅,三个团作为主力外,一个旅仍补六支队,司令由彭兼,另委一副司令。编余之独立团、营仍补新四军 (要留必须之地方部队,然后主力能自由调动) 。”“要在部队中作很好动员与解释,说明合编意义,特别注意向某些干部解释,防止逃亡发生。”“合编后,订出两星期的整训计划。准备在二十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东活动,其余部队除坚持原有根据地外,分向怀远及淮阳以北两个方向活动。”

  6月30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彭雪枫、徐向前、黄克诚:李长江部及韩德勤部共约十四个团的兵力,于二十八日晨向驻泰州西北郭村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发起进攻,郭村已被四面围攻,管文蔚、叶飞部正固守待援。目前苏北磨擦很难和平解决。请示八路军及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可否向东行动援助叶飞。

  7月1日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大会上作题为《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战斗历程及其成就,指出:“我们的党在十九年来赖有无数先烈的英勇牺牲与无数党员最好的努力,已经使我们的党大大地发展了,它已成为有全国影响的群众性的党,它已与中国广大的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它已在广大的群众中有了极高的威信。而且,它在十九年来经历了比世界任何一国的共产党都更多的重大事变,有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论公开的与秘密的,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国内战争的与国际战争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思想的与群众的,党外的与党内的……各种复杂形式的革命斗争,我们的党都经验过了,都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有许多党员,十余年来一直就没有放下过武器。这是十九年来为世界任何一国革命政党所不及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共产党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九年,即已成为共产国际中最好的支部之一。这是我们伟大的党,在伟大的十九年中,在伟大的中国所已获得的成绩。”报告指出:“如何在我们党已有的成绩和阵地之基础上再向前进,建设它,加强它,发展它,以至于达到最高级最完善的程度!我们要建设一个最好的党!要达到这个目的,固然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努力,需要中央与各级领导机关正确的领导,但是最基本的还需要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党员。”报告着重阐述了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党员? 指出:第一,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共产党员是为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与解放而牺牲自己的。而在某些党员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是一种旧社会的私有观念的残余,必须改正。第二,为党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克服在某些党员中滋长的享乐人生观和对艰苦生活的厌倦心理,树立一心一意为了党和人类解放而坚决奋斗的坚定信念,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第三,要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就是要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亦即人类最后解放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只有我们大多数党员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提高增进自己的品质,努力前进,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党。

  7月2日 致电彭雪枫、吴芝圃、张爱萍、刘瑞龙、金明,要求动员一切机关深入地普遍地进行减租减息工作。指出:皖东自实行深入普遍的减租减息后,群众斗争已发动,各方面工作已走向活跃。

  致电彭雪枫、黄克诚:“同意你们对内用八路军四纵队名义。朱、彭同意后即改名。”“同意六支队司令、政治、供给、卫生机关与克诚机关合并,改为领导机关。”指出:“将主力团以营为单位分散插入地方部队,是提高地方部队战斗力、打破地方观念的好办法。”

  7月4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管文蔚、叶飞部在郭村已被顽固派军队围攻数日,迫切要求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和八路军增援,并拟出增援路线。

  致电彭雪枫、张云逸等,提出增援管文蔚、叶飞部的部署意见:以新四军第五支队两个团,已到皖东北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和南进支队共约五个团的兵力迅速赴援,箝制敌之主力,使之不能南调,待江南陈毅、彭朱支队主力及三四四旅到达后配合总攻。

  7月5日 致电彭雪枫、黄克诚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明扬、李长江及韩德勤对管文蔚、叶飞部的第一次进攻已被击退,我正实行部分反攻,苏北顽军已大部南移,准备与管、叶决战,其北面空虚,正是我发展的好机会。现陈毅已到管、叶处,江南增援部队不久即可到达,望令二四四旅三个团迅速东进,最好黄克诚同来指挥一时期,以便配合陈毅、管叶等部开展苏北工作。彭朱支队主力应兼程东进。在苏鲁豫支队及二四四旅来到前,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及南进支队即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东进,皖东北只留张爱萍部坚持。

  7月7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彭雪枫、黄克诚、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江苏顽军一面向管文蔚、叶飞部进攻,一面为牵制新四军第五支队不能东进增援,派出两个团的兵力于五日南渡淮河,在津浦路东各地到处策动武装暴动。现已布置兵力继续消灭渡河的顽军并坚决镇压暴动,彻底改造政权及地方部队。拟在胜利后乘势北渡淮河,驱逐在蒋坝一带的顽固武装,声援管叶部。

  7月8日 由苏南北移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机关及主力到达江北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胜利会师。七月中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江北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

  7月10日 电示彭明治、朱涤新支队与南进支队立即准备迎击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的进攻,但必须在顽军首先向我进攻时,我才能在自卫立场上还击并消灭之。“上述任务完成后,我彭朱支队及南支主力应即跟踪向泗阳、淮阴东南追击,直到顺河集、高良涧等地,配合五支队肃清运河以西之顽军。”

  7月11日 致电陈毅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项英、彭雪枫、黄克诚:李明扬、李长江部已被击溃,暂无进攻我之能力,转而对我言和。江南新四军增援部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已到苏中和华中,估计韩德勤暂时不敢贸然向我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在苏北暂时以巩固已得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整训部队为主要工作,并布置整个部队到靖江、如皋地区活动,待省韩来攻时则予以迎头痛击。”各部队现应争取空隙时间来休整与布置工作。

  7月15日 致电彭雪枫、黄克诚:“现我战略方针,决定向东发展苏北,对西取守势。”现韩德勤、李明扬积极布置对陈毅部进攻。“我在苏北作战第一步目的,是击破与歼灭韩、李主力,然后再逐步肃清各地区之反共势力,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为达到这一目的,准备以八路军南进支队两个团、苏鲁豫支队三个团、新四军第五支队两个团东渡运河,与陈毅部合击韩、李的主力,彭雪枫、黄克诚立即出动两个团(最好出动三个团)到皖东北与张爱萍会合,坚持皖东北阵地,必要时派一二个团到运河以东发展。在津浦路西则对李品仙、何柱国采取守势,慎重地发展。为避免冲突,甚至可暂时不发展。

  致电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闻李品仙已到黄陂指挥,此事对你们关系极大,某方有借此解决你们之企图,望切实注意各友军的态度,加紧统战工作,善于避免与友军的冲突,并谨慎布置自己队伍。同时,在友军无理向你们进攻时,亦应在有理、有利条件下给以还击”。

  7月18日 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等,提出迅速解决苏北问题的军事部署意见:彭、朱支队全部到苏北淮河北岸活动,黄克诚部的两个团在豫东归彭雪枫指挥,以便应付突然事变,其余部队到皖东北,以便随时增援苏北或渡运河解决苏北问题;在苏北问题基本解决后,仍控制相当大的兵力在皖东北地区,随时增援皖北或皖东。

  到盱眙古城镇参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卫生干部训练班毕业典礼,并慰问伤员。

  7月21日 复电彭雪枫:目前我军在华中还没有优势,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还未最后站稳脚跟,各根据地还处在动荡中,比较起来以你处的条件为最好。而要在华中最后站稳脚跟,主要的一环是用全力打开东面,否则,永远处于困难、应付与动荡中。因此,八路军新二旅、三四四旅一个团应即东调。

  7月29日 与邓子恢致电彭雪枫、黄克诚,要求在部队合编后,订出两星期的整训计划,准备在二十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东活动。

  陈毅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东进到达江苏泰兴黄桥地区,准备独立布置发展苏北工作。

  7月30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出:“关于苏北战略,我们同意胡服意见。(一)苏北全部为我必争之地,韩德勤部南下攻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而驱逐或消灭韩部,发展苏北。据一般估计,如布置正确,可以胜利。(二)如韩部不对我进攻,我则先步步发展,待其向我进攻时,才大举反击之,以保持有利的原则。(三)同意陈毅意见,对两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对我同情或中立,因此,目前不应进攻两李部队。”

  8月2日 电告陈毅:苏北各部队将来由你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请立即进行准备工作。

  8月4日 致电彭明治、朱涤新:你们渡河后,望速将主力控制高邮以南一线,另派一部策应在淮(安)宝(应)受大刀会袭击的新四军部队过河。部队到河东后,应提出联合友军抗日的口号,打击淮阴、涟水的敌伪军,加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应坚持自卫原则。“部队布置妥当后,即一方面休整部队,加紧部队纪律教育,一面进行建立根据地工作,大大发展地方武装”。

  8月7日 在《抗敌报》上发表《最近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动与中国抗战》一文。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第一个是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第二个是英、美、法帝国主义阵线;第三个是苏联和平阵线。”“国际形势中的三大阵线更加确定的划分清楚,这对于中国抗战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抗战的主要危险是日本的法西斯派以及国内的亲日派。因此,我们中国不要参加英美帝国主义阵线,混入帝国主义战争中,“但我们要把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与外交政策区别开来,所以我们也不要在英美已经改变他们的对华政策以后 (即放弃远东慕尼黑政策以后) ,去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我们亦可在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立场上 (即不参加英美帝国主义阵线的立场上) 去利用英美的援助 (即使这种援助是不大的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以便取得中国抗战的胜利。”

  8月11日 致电叶挺、项英:根据中央指示,华中战略方针是以全力向东发展,并力求对桂军的和缓。现已大体停止武装冲击,从事谈判,如再向古河一带的顽军进攻,可能引起李品仙对皖东大举增援,这须从军事上、政治上作整个考虑。因此,应暂缓一时期,待将来有机会时再肃清津浦路西的顽军。

  8月14日 对出席中共七大的华中代表作报告,总结华中地区抗战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指出:在上海、南京失守到武汉失守期间,华中工作由于忽视在敌后广大乡村组织发展武装、组织广大群众和建立根据地,以致于错失良机。结果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敌后恢复了政权,并与我发生磨擦。中原局根据华中敌后的实际情况,灵活地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抵抗顽固派的进攻。经过半年多的反磨擦斗争,建立了三十多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确定了党在华中的抗日地位,巩固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报告强调,华中是战略上的枢纽,在全国有极大的重要性。我们要在华中争取主要的地位,创造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报告提出华中今后的任务是:(一)在敌人后方继续完成抗日民主根据地;(二)继续发展武装,提高军队质量,统一华中武装,发展地方武装;(三)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四)真正组织广大群众,把群众组织到群众团体中,和党发生密切联系;(五)建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六)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和反磨擦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七)在敌伪区内组织党的秘密工作。

  8月中旬 在半塔集大田郢与黄克诚商议军事部署。提出:现在要赶快整编好队伍,开辟苏北淮(阴)海(州)、盐(城)阜(宁)地区,把南下部队的主力转过去,支援北上的新四军,打击顽军。并商定:黄克诚立即前往皖东北,成立苏皖党政军委员会;八路军第二纵队大部与皖东北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金明任中共苏皖区委书记,刘瑞龙任苏皖行署主任。

  8月16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作出决定:“(一)根据中央指示,所有涡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我党领导之各部队,决定统一编制与指挥,并属于中原局。(二)上述区域之各部队,决定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以黄克诚为纵队司令兼政治委员。部队之具体编制,由黄克诚决定呈报。(三)上述区域成立党的军政委员会,以黄克诚为书记,金明、刘瑞龙、彭明治、朱涤新、张爱萍、韦国清、韩振纪等同志为委员。”

  8月17日 致电叶挺、项英:由于韩德勤采取守势,苏北问题在三、四个月内不一定能解决。第三、第四支队去苏北的两个团,拟尽快抽回津浦路西,以便集中第四支队与游击纵队全部力量,打通与皖南的联系。最好叶挺或军部北来后再详细商量华中整个进攻计划。

  8月20日 中共中央中原局致电黄克诚:“同意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之第一支队,干部仍旧。新二旅编为第二支队,干部仍旧;南进支队及张爱萍部编为第三支队,以张爱萍任支队司令,韦国清任政委,张震球任政治部主任。决定以黄克诚兼五纵队政治部主任,以邓逸凡为副主任。”

  8月29日——9月17日 南京、扬州等地日伪军一万余人分七路对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新四军在反“扫荡”中,与日伪军大小战斗六十多次。

  8月31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皖东财政经济情况:津浦路西中心区因被顽军侵入,所存粮食被烧劫一空,现粮食极为困难。财政方面,亦因定远沦陷,每月连各项税收捐款在内,收入不满四万元。现待路东每月补充二三万元维持伙食费。如无重大变故,路东部队的粮食维持至明春夏收可无问题。财政方面,如敌人不举行全面“扫荡”,尚可免强支持。

  9月1日 电告陈毅、粟裕:“估计韩德勤有于最近向我进攻之可能,而以向你们进攻之可能性最大,但亦有向北进攻苏支可能。”同时,皖北国民党军队渡淮河北进,有配合韩部从东西两面向我进攻之可能。“如顽方向我进攻,我以集中主力击破东面之韩德勤。”“韩部如进攻你们,决令苏北各部不顾一切南下。但韩部如向北进攻苏支,你们亦当向东台、盐城北进增援。”

  致电张云逸、郑位三、彭雪枫:“韩德勤主力已向陈毅进攻,并焚毁旧黄河(在涟水以南)及运河船只,向北、向西则取守势。”“目前我华中各部队应集中全力向东解决苏北问题,八路军及五支队即向南、向东出击,在西面我应采取守势,力求对桂系和缓,即暂时局部的和缓亦好。”为了“保障苏北问题的彻底解决,必要时皖北三四四旅部队须东调至津浦路东作战,四支队亦须再抽调若干部队来路东,望即注意准备。”

  9月2日 致电黄克诚、罗炳辉等:“如韩部大举进攻我南面新四军,我苏北各部必须不顾一切全部南下,向盐城、东台、兴化攻击前进,以便增援击破韩之主力。各部务须即日加紧准备,推进至进攻出发地,不得犹豫,至丧失良机。”

  9月3日 与邓子恢致电陈毅、粟裕,指出韩德勤敢于集中兵力向南进攻你们,是因为其北面有旧黄河、射阳河等几道封锁线阻碍八路军第五纵队南援,西面有运河及数十里水网的封锁线等阻碍新四军第五支队东进。由于地形条件和顽军的阻碍,黄克诚和罗炳辉部开到东台、宝座的时间尽可能求快,但事实上决不会快的。因此,对韩的自卫作战,“你们要准备两星期至一个月的独立作战。最好在开始时只进行防御战,不作大的出击,而向全国发出呼吁,以争取我之政治理由,便利八路军及五支队的攻击战。但在可能时你们如能独立解决战斗亦好。”还应加强向顽军作政治宣传,加紧统战工作,瓦解韩部的战斗意志,并让路给韩部退走。

  向毛泽东、朱德、王稼样、彭德怀报告华中新四军、八路军部队 (李先念部外) 的编制及人员情况:部队总计四十六个团另四个独立营,人数约六万六千二百人(不包括行政机关武装)。此外,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约二干五百人。

  9月6日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中原局、新四军军部、陈毅、李先念、彭雪枫:确悉国民党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请叶挺、项英、胡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9月7日 电告陈毅:“接毛朱王四日电后,八路军已停止南进,现部队集结待命中。”“解决苏北问题始终我认为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只要政治上有充足理由,军事上是有把握的。

  9月8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样:“现韩德勤与陈毅已在南面冲突,陈毅与叶挺、项英均来急电催即南下解决韩部。现黄克诚与第五纵队是否仍应南进东进解决问题,请即决定电复。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黄克诚:“苏韩向陈毅进攻,我意苏支可乘此机会渡过旧黄河,控制阜宁硕家集、益林、蔡家桥之线,这是苏支、南支的战略要地,望考虑决定。”

  9月11日 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叶挺、项英和华中各部队主要负责人:“敌寇现大举向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扫荡’,似与韩德勤进攻有配合。现津浦路东、淮河南北两岸各重要地点,皖东北各要点,均被敌占。”

  9月15日 致电黄克诚:“军委来电,苏北八路军可控制于黄河以南的阜宁益林至平桥之战略要地。望依照实情,在目前乘韩向陈毅进攻时,执行完成此任务。”“南支到苏北后,即向北发展,控制泗阳、沭阳、东海、灌云诸地,建立根据地。对顽固武装,可争取者争取之,其反我者则肃清之。”

  9月16日 电告张云逸、邓子恢:桂军也有趁日军“扫荡”、我军主力东调的时机,配合韩德勤向皖东猛攻的迹象。我军在这次反“扫荡”中受到一些损失,急待整休。同时淮河被封锁,主力不能回援,津浦路西又遭受自然灾害,根据地尚未巩固。在此情况下,“应对桂军力求缓和,避免冲突,以便求得数月至半年之休整,扩大及巩固根据地。”为此,你们对桂军及皖东一切友军应加紧统战工作,进行局部的谈判,以求得形势的和缓。同时,在部队及群众中仍须加强戒备,如顽军向我进攻,望能独立应付并粉碎之。

  9月17日 致电黄克诚、彭雪枫等:日军对淮南的“扫荡”似已告结束,但在淮北很可能继续“扫荡”,各部应加紧准备,部署反“扫荡”。“敌人如不‘扫荡’我苏北,皖东各部暂以休整、扩大部队,解决棉衣,建立后方工作为中心任务。”

  9月21日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部会议上报告反“扫荡”作战的经验教训。

  9月27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韩德勤正集结全力,准备再度向陈毅部进攻,缓和已不可能,而陈毅部经数次战斗后,补充困难,难于再度粉碎韩的全力进攻。因此,八路军第五纵队及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有增援的必要。请中央迅速决定是否增援问题,并确定增援路线。

  9月28日 致电黄克诚、陈毅、彭雪枫:韩德勤再度向我大举进攻,其先头部队离我仅两里,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日军在苏北、皖东四处增加兵力。盱眙之敌伪和我恶战三次,我受相当损失。皖东五河顽军近有三个营向我逼进。天长日军将乘机从各方面向我进攻,我苏北、皖东各部将处于危险和困难境地。因此,“苏北八路军应迅速向东南推进,控制阜宁益林地区,否则,在敌人‘扫荡’下将无地转移,亦不能策应与增援陈毅。我皖东路西各部,应设法与顽方和缓,加紧政治宣传与统战工作,同时,须准备在顽方进攻时,能给以还击打破之。”

  9月29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样并彭德怀、叶挺、项英、张云逸、彭雪枫,提出防备日顽夹击新四军的意见:“估计敌有于最近向我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扫荡’,以配合韩德勤再度向陈毅部进攻之可能,已电克诚立即准备。”“在‘扫荡’中,我苏北主力向北转移困难,仍以向东南出阜宁击破韩顽为安全,其余皖东、皖东北部队均须独立作战。”“请延安军部、集总速电重庆,向国民党严重交涉,要求制止韩德勤、李品仙在敌人‘扫荡’下向我进攻。”“由于敌人‘扫荡’,更引起顽固派向我进攻,我们只有击破顽固派向我进攻,以保存自己。”

  9月30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样、叶挺、项英并张云逸:桂军一部乘日寇大举“扫荡”之机向皖东进攻,华中我军处于敌、韩、桂三面进攻之下,只有集中力量击破顽固派的进攻,才能保存自己。

  致电张云逸、郑位三:在敌顽夹击下,在政治上,应竭力和缓与桂系军队的关系,释放俘虏,送还枪支,在联络其上层的同时,加紧宣传,提出合作抗日的口号以动摇其下层,用一切方法和缓与分化顽军。在军事上,应在部队与民众中动员,准备自卫,遭到无理进攻后,在完全自卫的立场上予以还击。

  10月2日 致电陈毅、粟裕,指出:“根据中央时局趋向的指示与军事行动指示,我苏北八路军在目前确不应向韩采取严重的进攻行动。解决韩德勤而应完全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来对付韩之进攻。”“八路军南下盐城、东台增援问题,中央尚无明令。五纵队已准备即日南下,如无中央明令继续南下,即以到达阜宁、益林一线为止,对你们只有战略配合作用。”“目前你们的作战方针:还应是独立打破重围,求得以速决为原则。”在胜利后即缓和冲突或暂时停止进攻。

  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样、彭德怀、杨尚昆:“黄克诚部主力决心于本月四日开始行动,南下阜宁,并拟继续向盐城推进增援陈毅。”三日,毛泽东将此电内容转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提出我们的部署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

  10月3日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对目前时局的指示,总结津浦路东反“扫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四日,在会上作部队行动部署问题的结论。

  10月4日 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等一万五千余人开始向驻黄桥的新四军发起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在黄桥反击战中,新四军将韩德勤进攻部队大部歼灭。六日,在追击中又歼其残部于营溪。黄桥战役共歼灭韩德勤部一万余人。

  10月5日 致电黄克诚:“既决心南进援陈与韩冲突,尤应以全力南下东进,以速决行动尽可能求得一鼓而歼灭韩之主力,占领水网区作为我之根据地。”如实现此计划有困难,则必须占领盐城、宝应以北地区,尽可能向南推进或派小部队逐渐伸展,逼韩离开水网区,以至离开苏北。如兵力不够,则调盐河以北的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全部南下。为了保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东进行动,应派兵扼守运河,接应东进部队。在必要与可能时,我与赖传珠可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一部分人员和干部学校全部进到苏北,保护你们后方,并帮助开展苏北工作。

  10月8日 向彭德怀、杨尚昆并毛泽东、朱德、王稼样报告: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已渡过盐河,正向阜宁、盐城推进中;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经淮安、宝应之间向东推进。陈毅部又一次击破了韩德勤的进攻。

  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转山东局:“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打开了在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但华中党政军民及财政干部极缺乏,请从速即派大批干部来华中苏北,以便巩固这一在战略上极端重要的阵地。

  10月9日 致电叶挺、项英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品仙在重庆令各部将于最近向皖东大举进攻,因我军在苏北之胜利,使津浦路东西直至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实为顽固派不能坐视之事。现我在皖东兵力薄弱(因四个团东进),且部队尚未整训好,在屡次战斗中伤亡数目甚大”。故在顽固派大举进攻下,原有阵地不能巩固。“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阵地即用游击战争坚持,如不能坚持,即放弃亦可。”

  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部队在东台、盐城之间的白驹镇会师,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实现。

  致电陈毅、粟裕、黄克诚、罗炳辉等:“解决韩部后,即召集阜宁以南各县各党政军民代表大会,成立苏中行政主任公署,统一行政。苏北则成立一个苏北行政主任公署。将来再召集六个根据地的各党政军民代表大会,成立苏皖行政委员会及苏皖行政公署,统一津浦路东西根据地之行政。”

  10月11日电告毛泽东、王稼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罗炳辉:“接到彭、朱支队真日电称,该支队一部已于灰日申占领盐城,并以一部向东台前进。已令克诚速向东台前进,以便迅速与陈支汇合于东台。”

  10月12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蒋、李将大举向皖东进攻,皖南新四军军部北渡道路很可能被切断。“前次建议江南军部及三支队即速北移(因移苏南已不可能),你们意见如何?我意应速下决心放弃皖南阵地,或以游击坚持皖南,而集中力量巩固华中已得阵地,否则华中、华南均不能巩固,于我不利。除华北外,如我再巩固华中已得阵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相当的保证,时局的好转亦有相当的保证。”“故为巩固华中,应付磨擦与‘扫荡’,军部及三支均以即速北渡为有利。望考虑速决,电叶、项办理。”

  10月14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转陈光、罗荣桓:“我党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内已取得优势,可能建立联成一片的统一的民主政府与根据地”。但国民党顽固派决不会轻易允许我巩固这片重要战略地区,必然大举向皖东、皖北进攻,现已有大兵向东进发,大磨擦不久可能爆发。华中部队主力已到苏北,暂时不可能向西增援,皖东、皖北兵力薄弱,在顽军大举进攻下只能以游击战争坚持。如我在皖东、皖北有失,则蒋介石将沿淮河及津浦铁路构筑封锁线,断绝我向西之前途,并向东进攻。因此,请山东或华北八路军准备必要兵力,在皖东、皖北紧张时增援华中。

  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皖东津浦路西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已为顽军占据,我兵力薄弱,只好分三个地区进行游击坚持,每一地区一个正规团及地方武装数百配合作战。从桂军进攻的情况判断,李品仙对皖北暂时和缓,对皖东进攻。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刘少奇等:“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

  10月16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杨尚昆:“我主力东进至苏北,现留运河西皖东北地区只有一个团及地方武装。最近邳县、睢宁、铜山之顽固武装共八千向我邳县以南根据地及游击队进攻,势甚危急。现此间无法派兵增援。请转陈、罗,派东支一部由邳县南下援助,消灭该地顽军,加强根据地与游击队。”

  10月19日与邓子恢、赖传珠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为了击破顽军的大举进攻,确保皖东根据地,应将主力留在津浦路东休整补充,在路西以二个至三个坚强的团进行游击战,与顽军周旋。同时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战以疲劳、动摇顽敌,待路东部队休整好,苏北问题完全解决,我主力西调,在路西与顽敌决战,一举击破顽军。目前,华中的斗争急需建立统一的司令部,而中原局与苏北指挥部会合仅能解决苏北的指挥问题。解决华中统一指挥问题最园满的办法是军部速即移来,统一华中指挥并可兼指挥江南。

  在津浦路东各级负责人会议上作工作指示,并解答问题。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

  10月21日率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江北军政干校大部分学员以及其他干部一千余人从皖东去苏北。

  10月27日 到达江苏淮阴刘老庄乡刘皮镇。与张爱萍、刘瑞龙等谈工作。

  10月28日 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现已到涟水以北地区,明日南渡盐河,到克诚处。”苏北我军已遵令停止前进,拟调新四军第四支队两个团回皖东津浦路西,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一个团回津浦路东,留一个团在淮河以北淮宝地区坚持。

  10月31日 到达苏北阜宁东沟八路军第五纵队驻地。

  11月2日 在八路军第五纵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政治报告。

  11月3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叶挺、项英:去年及今年夏秋两季皖东、皖西均歉收成,现路西粮食困难,我们工作最好的中心区灾荒最甚,对于军事行动妨害甚大。由于徐海东病重不能工作,中原局决定由罗炳辉代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职务。

  11月4日 偕同黄克诚从阜宁经湖垛、盐城去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陈毅等会合。

  11月7日 出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召开的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上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向坚持敌后斗争的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敬,并指出:要提高警惕,不要以为韩德勤的主力被消灭了,就不敢来了。顽固派决不会甘心失败,日伪军依然在天天挑衅。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必须加强团结,并肩战斗,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登门拜访苏北著名爱国土绅韩国钧。

  11月9日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驳斥何、白“皓电”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可以将江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国民党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霍守义部四千多人已由山东开到苏北,“声言武装调查磨擦”,显然是增援韩德勤部队,并企图隔断我与山东的联系,在我打韩时援韩北退,还可能攻击我淮海部队。“我们拟即劝其退出现地区,不参加内战漩涡,如不听忠告即行歼灭之,以巩固自己阵地。”十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对东北军的基本政策是争取,不是打击”,“只有至万不得已时才作自卫反击,但随即退还人枪,争取友好。”

  11月10日 电告中共中央:“我已到陈毅处。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在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干部会议上作《论目前形势与任务》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有三大对立的阵线,两大帝国主义阵线正在进行生死的斗争,这就是目前的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文章还分析了这次战争的扩大性、复杂性与持久性。

  11月15日 苏北临时参议会在海安举行。会议前夕,刘少奇在听取管文蔚汇报会议准备情况时指出:在苏北地区,我们必须争取赞成抗战的国民党党员,争取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的开明士绅,如韩国钩、朱履先等,要把他们吸收到参议会里来。要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会议闭幕时,刘少奇到会祝贺,并讲了话。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十四个县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三百八十多人。会议讨论通过了施政纲领,选举韩国钧任参议会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并选举产生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为主任。

  11月17日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苏北海安成立。

  11月18日 与陈毅、赖传珠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华中军事形势,指出,东北军第一一二师四个团已到老黄河南岸之苏家嘴大冲童营(在涟水东南)构筑工事,对我表示很坏,声言要恢复当地政权,并传东北军尚有后续部队南来,另韩德勤之三十三师已由车桥向北到达凤谷村、益林附近接应东北军,正与我益林部队对峙中;苏北、皖东北根据地遭受土匪、伪军和顽固武装的骚扰、袭击;汤恩伯、李品仙部已向豫皖苏和皖东地区推进。现我华中兵力虽不弱小,但甚分散,处在敌伪顽的夹击之下,转移困难,且根据地还没有巩固。现各方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能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李之进攻。我们认为,现在只有下列四个方案:(一)立即先机解决韩德勤;(二)以汤恩伯、李品仙向我进攻为理由解决韩德勤;(三)不得已时放弃苏北,主力西调;(四)由华北、江南增兵华中,确保皖东、皖北,苏北主力“暂时不动,静观变化”。十九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你们目前一个短时间内的总方针是积极整军,沉机观变。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五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霍两军之间,隔断其联络,万万不可听其打成一片,能办到这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即是用五纵队主力,从东沟、益林出发,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阳念、黄浦、安丰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根本方针仍是拉韩拒汤、李。上述战斗胜利后,韩有就范可能。”

  11月20日 致电中共中央:韩德勤无和意,要我退兵,恢复黄桥战役以前的状态。东北军第一一二师又与我们磨擦。在日军的“扫荡”与顽、伪、匪的进攻下,我地区缩小、兵力薄弱,到处受打击,请中央考虑如何处置。二十一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刘少奇等的电报中指出:胡宗南部正准备进攻关中边区,只待胡发动进攻,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和打通皖东、苏北之目的,突然攻占淮阴、宝应间的一块地方,如得手,霍守义必好转,韩德勤必就范。

  11月23日 与陈毅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机关从海安移驻盐城。

  11月26日 与陈毅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桂军第一三八师莫德宏部配合李本一向皖东津浦路西进攻,已占领路西军事要地周家岗。在老黄河以北及皖东北,我兵力甚弱,顽、伪、匪蜂起;苏北地区顽固派到处捣乱,地方武装叛变,中间分子动摇。目前,我之根据地不是走向巩固,如不想办法,愈迟疑愈有许多地方被破坏。因此,我们意见,因桂军向皖东进攻很急,我们可以增援皖东为理由,向阻断苏北与皖东交通的沙沟、射阳、安丰、平桥地区推进,占领该地区。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同意向沙沟、射阳、安丰、平桥地区攻击,但不攻打兴化,对东北军只进行自卫反击。

  11月27日 致电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并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指出:“对累进税率及税收机关手续很值得研究。我们经验,因我税收机关能力弱,一切税收及手续以照旧有规模办理为好。累进税率在原则上虽好,但实行麻烦,故暂时不实行为好。”根据地的税收,“一切以筹备军饷、不破坏我之政治影响及争取中间阶层、手续简单易办为原则。”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华中地区的各项政策指示中,同意刘少奇对税收办法的意见。

  11月29日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了打通苏北和皖东根据地的联系,隔断韩德勤部和东北军霍守义部的联络,集中十个主力团,分三路向运河以东的淮(安)宝(应)战略地带发起攻击,打响了曹甸战役。

  与陈毅出席盐城县政府召开的士绅座谈会。会上,有些士绅对税收统一、处理匪患、救济贫民、粮食调剂以及教师待遇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刘少奇作了回答和解释。

  11月30日 与陈毅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苏北我军各部已于今日向沙沟、射阳攻击前进,占领韩德勤的第一道防线;桂军对皖东界牌集的第一次进攻已被击溃,我现集中五个团在罗炳辉指挥下,准备消灭第二次进攻的顽军一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增援的两个团已南下,正去宿迁、沭阳一带与张爱萍部会合。

  12月2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苏北地区文化教育及宣传工作等情况:中原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已于十二月一日在盐城出版,订购者甚多。苏北盐城、东台、阜宁共有中学四十所,每村均有小学,现已大部分恢复上课。现决定创办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抗大第五分校已吸收苏沪青年六百余人来学习。随着宣传与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展开,中原局缺乏干部的局面亟待改变,望中央立即抽派一批高级干部来华中。

  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关于根据地内财政经济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一)各地党与军队及政府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切实的研究财政经济问题,检查财政经济工作,经常给这部分工作同志以指示,以保证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完全正确的执行政策。”“(二)在各根据地内须建立强有力的财政机关。要派最有工作能力及政治上最可靠的同志去负责,要征调大批好的党员及热情的男女青年去学习与从事财政经济工作,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并建立统一的收支保管制度。”“(三)华中敌后各根据地均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之区。过去仅以根据地不够巩固,我财政经济机关能力薄弱与不统一及政策上的过左错误.使我不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物力来增强抗战力量。以后只要我们大家注意与加强这项工作,就能发掘无限的财力、物力来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不仅要解决目前的财政经济问题,而且要建立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财政经济工作。我们要有不脱离实际的远大的眼光和计划。”(四)在财政经济政策上,要纠正过去许多过左的错误。实行各阶层人民一律担负捐税义务的原则;在根据地尚未巩固时,实行一律征粮征税百分之几或极简单的累进税制,只有在根据地巩固时,才实行合理的累进税制;一律以粮食实物交纳田赋;成立贸易局,准备统制出进口贸易;停止向富人征收特税、特捐及借款;切实节省与限制使用民力,订出征用民力的法律。(五)要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及供给人员的政治教育与学习,使他们认识“财经工作在现在即已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今后我们愈发展就愈要增加其重要性,在建国时期更是全部的重要工作。共产党员如果没有能力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批最好的共产党的财政经济人才,而要成功共产主义事业那完全是一种梦想。”在财政经济供给部门中,除建立严格的制度外,还应在这种人员中订出一个共同守则,规定财经供给人员应遵守一定的制度。对于贪污腐化的人员,应订出法律,依其情节轻重给以惩处。

  12月5日 与陈毅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我军已冲破韩德勤的三道防线,占领射阳、陶家林,正与韩部在宝应东北的曹甸、安丰展开激战。

  12月10日 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韩部及东北军集中全力向我在曹甸之彭、朱支队出击,已被击退,并消灭其一部。现安丰、曹甸、车桥之顽军均被我切断,我主力在车桥、曹甸之间及其以西平桥一带,拟各个消灭之。对东北军给以打击后,现仍继续争取中。陈已赴前方指挥,李明扬在援助韩口号下,即将进占兴化。”

  12月11日 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皖东自津浦路西的周家岗、界牌集等处失守后,路西根据地已极狭小,只有数个乡是完整的,其余均成游击区。似此路西坚持必甚困难。现苏北曹甸、安丰、车桥、浃口四据点之敌未解决,不能增援皖东。除令路西以游击坚持外,仅可能保持路东。目前彭雪枫部向凤台、蒙城、阜宁前进策应皖东亦不适宜。望皖南部队从速北移为好。

  12月12日 电示罗炳辉、郑位三等:“目前四支主力应尽最大的可能在路西坚持,阻止桂军,以拖延时日,至必不得已时,主力方可撤回路东。”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准备留路西长期坚持游击。目前对桂军的战术应是游击战争,以小部队(一营或二营)在敌后游击,破坏敌之交通线,截取粮食,打击顽伪政府等;同时进行政治宣传,要求桂军“打鬼子去,不要打抗日的新四军 ”。

  12月13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提出对付桂军在皖东大规模进攻的方案:(一)山东第一一五师两个团迅速南下;(二)江南部队之一部迅速北移,进入无为、苏北境内;(三)曹甸、安丰迅速攻下。若上述提议不能在十天内作到,则拟在适当时机把新四军第四支队调回津浦路东扼守,阻止桂军继续东进,否则至第四支队在路西失利时仓促退过路东,桂军或有可能跟随突过路东,对我反为不利。第四支队撤过路东后,路西留谭希林领导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坚持。只要确保路东地区在我之手,苏北问题即可彻底解决。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下令总攻曹甸。

  12月14日 与陈毅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提出坚持华中的部署意见:由于华中在战略上的重要,蒋介石和国民党桂系是绝不能让我们在华中建立这大块根据地的,向我们大举进攻是一定要来的。现在桂军进攻皖东,汤恩伯一部的东进,李先念处于被围攻形势,都证明这一点。国民党可能在西北、华北和缓,而在华中进攻,以各个击破我们。还由于华中根据地是在抗战两年后才建立,所以各方面的工作比华北要困难与复杂些,加上这里干部少而弱,部队与根据地还不够强,不够巩固。目前,皖东已成了最薄弱部分。苏北问题的彻底解决,还须要很大努力。必须确保皖东与彭雪枫地区,我在津浦路东及苏北才有可能建设。为此,拟令皖东第四支队撤回津浦路东,加紧整训,苏北部队在可能时增援皖东。请中央即令杨得志四个团到彭雪枫处,江南部队能从速北移,如此稍能相当保障我华中阵地。否则,皖东阵地削弱,将影响华中全局,江南部队转移的困难亦将增多。

  12月15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等:“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两千人,消耗甚大。”韩德勤及东北军尚有八千多人在车桥、径口、安丰、曹甸一带。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而皖东吃紧,必须增加兵力才能阻止桂军前进。目前,为了确保皖东津浦路以东地区,阻止桂军东进,以便逐渐求得苏北问题的解决,建议部队作相应部署。“苏北问题的解决,仍须执行以前战略,吸引韩德勤对我进攻而消灭之,或围攻其一点而消灭其增援部队,并以政治方法瓦解之。”十六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同意照刘少奇十五日电部署,指出: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转周恩来、叶剑英,提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争取桂系的策略意见:桂系与我们的利害冲突是在作战区,以前李品仙提出要彭雪枫退过涡河以北,四支队退过津浦路以东,为与我和平之条件。提议请周恩来、叶剑英试与白崇禧谈判,以桂军停止对皖东进攻,我退过津浦路东、涡河以北等为条件。这样,符合桂军利益,是可能妥协的。否则、我军只有拼到底,且不得不向大别山发展,以求生存。

  12月21日 与陈毅致电叶挺、项英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由于桂军从六安以东吴岳庙、青龙厂、梁园、三和集、兰岗集直至古河以东均建立了封锁线,路西与无为的交通已不可能,部队通过已甚困难,目前苏南苏北交通亦甚困难。因此,江南部队北移只有以下列方式与四、五支队会合:(—)以合法方式求得李品仙的允许,到皖东才能与四支队会合。(二)由无为到含山、和县地区集结,再从全椒县以东、津浦路以西北上,穿过日寇两道公路到达斟家集、藕塘一带与四支队会合。(三)由含山、和县经浦口以北乌衣附近,过津浦路东到五支队地区。以上三种办法,还须从速行动,再迟路西四支队如不能支持,则在皖东会合即不可能。那时江南部队只有经苏南北移,或留苏南活动,或在无为、庐江撤向大别山发展。”电报强调:“愈迟情况将变得愈困难,以从速行动为妙。”

  12月22日 与陈毅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并周恩来、叶剑英:“我苏北各部自本月十九日起已停止冲突,返回原防,望向国民党提出立即停止桂军在皖东之进攻行动。”

  12月25日 与陈毅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周恩来、叶剑英:“我江南部队准备即日北移,因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致敌已增兵封锁‘扫荡’,渡江困难,而李品仙又派三个师进至铜城、合肥、无为地区,控制长江北岸渡口,扣留船只,并向我在无为部队进攻,声言要消灭新四军于江北,致我军无法北渡。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令李品仙让路,撤兵至无为、庐江以西,并准我军北渡。”

  12月29日 在八路军第五纵队团级干部会上作目前政治形势和华中任务的报告,并对曹甸战斗的失利提出批评。

  12月3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华中“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12月 在中原局宣传部刊物《江淮》创刊号上发表《论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署名胡服。文章阐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指出:“我们在敌后所要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这种政权应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的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它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区别,不只是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又与工农专政相区别,不只是保护工农利益。它的方针与任务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及镇压汉奸反动派。”“根据抗口民主政权的这种性质,政府的组织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各级民主政府的委员制、代表会议制,实行普遍的选举,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在政府人员中,共产党员应只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与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二,这就是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文章还论述了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性,指出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1941年 四十三岁

  1月1日 出席盐城县参议会成立大会,并讲了话。指出成立参议会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强调要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要和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联合一致,共同对敌。

  1月4日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干多人由安徽泾县云岭驻地分三路向南出发。 按照一九四O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四军军分会的决定,具体的转移路线是:由云岭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

  向中共中央报告:“半年来在各地注意纠正过左的错误,已有若干成绩。在皖东地主暴动后,本大半逃跑,现已大部回来,表现尚好。参议会已召开,大半是士绅,各级政府经常召集士绅座谈会,收效很大。皖东北工作的错误最多,现亦有些改正,地主大半已回来。苏北参议会及各县参议会已大半开会,有些正在召开,党外人士士绅占多数,但参加政府工作不多。”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将这一报告转发各根据地。

  1月6日 复电彭雪枫,同意八路军第四纵队以最大决心坚持豫皖苏边区现有阵地的部署。指出:估计汤、李向豫皖边进攻,将以抗日名义或捏造我军不服从命令北上,而在军事上不断压迫破坏我之政权、群众组织等。因此,我要打破其进攻,不但要在军事上作准备,尤其要在政治上作准备。

  奉命北移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行至泾县境内在丕岭一带时,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事先布置好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1月9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江南部队遵今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电告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今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1月10日 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叶挺、饶漱石九日报告说,项英、袁国平等不告而别,行向不明。部队受敌包围,展开激战,决九日晚分批向北突围。同日,项英致电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报告离队经过,说“今日已归队”,并表示“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十一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你们转来叶、姚报告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帮助他们,并加以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1月11日 与陈毅致电新四军江北各部队首长,通报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情况,指示各部队向各方呼吁。并通过各种统战关系,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制止围攻新四军的行动。

  1月12日 与陈毅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江南军部叶、项、袁、周等共约九个团遵令北移,至茂林附近,被顾祝同五个师层层包围,多次未冲出,已激战六昼夜,死伤已重,弹尽粮绝已致绝境。他们准备拼至最后一人。望你们速向重庆严重交涉,停止包围,让我安全北移。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十三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陈毅的意见:“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刘、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1月13日——14日 召集干部会议,讨论援助新四军军部的办法。

  1月14日 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过七昼夜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破重围外,大部牺牲、被俘或失散,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

  1月15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发到各中央局高级干部。

  致电中共中央:“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目前华中新四军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根据地仍不能巩固,我们的部队尚须休整补充。而韩德勤现正利用水网,加筑工事,深沟高垒,我军彻底消灭韩部甚为困难。根据这些情况,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为在政治上反击顽固派,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提出立即释放叶挺、项英及所有被俘人员、全国所有被捕的共产党员,赔偿所有损失,抚恤死伤等条件。(二)上述各条要是国民党不能完全答复,我即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命令,新四军全部除叶、项命令外,不听任何其他人的命令。并宣布如国民党再向我华中进攻,即认为国民党正式与我党破裂。(三)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件,揭破国民党的分裂行为,以孤立顽固派,并在全国造成我实行军事反攻之理由。中共中央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

  1月17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并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1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表示“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中央决定: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发表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用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对新四军的种种诬蔑,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向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

  致电罗炳辉等:“皖南散失武装人员,望派人尽量收容,即在芜湖附近,铜陵、繁昌一带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与民主政权。”“在皖南游击部队,须坚决反对顾祝同、上官云相等,并破坏其统治,建立我之政权,扩大我之武装,但我之政策仍坚持统一战线方针。”

  1月20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2日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新四军各部队:华中及山东新四军各部队,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军队的进攻,以争取时局好转,必须坚持苏南阵地,不让顽固派军队北渡长江;坚持津浦路以西及陇海路以南现有阵地,不让顽固派军队向东向北深入,以确保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地区,以便与敌伪及顽固派长期坚持斗争。

  1月23日 陈毅、张云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发表《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

  1月24日 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详细讲述皖南事变的经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妄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针对当时党内、军内强烈的思想情绪,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时期,全党、全军以及全国人民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但必须平心静气地考虑问题,顾全大局,不能轻举妄动。报告认为,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分裂与内战,绝不能获得人民的赞助,是要引起中国及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失掉广大人民的同情。而八路军、新四军仍全部存在,我们仍然有充分的力量,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任何进攻。同时,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最后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反共顽固派是没有任何胜利希望的。报告说明,我们进行反磨擦自卫斗争,并不等于取消统一战线政策。愿意投降、愿意分裂、制造内战的顽固派只是极少数人,在国民党中也是极少数。因此,我们只反对那些进攻我们的反共顽固派及亲日派,而同一切愿意继续抗战、不反共的人继续合作,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中国的抗战到最后。

  陈毅、张云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等联名发表《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对新四军的进攻,就是“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通电表示:“中华民族之神圣抗日战争,无论经历何等艰难困苦,必须争取最后之胜利”。

  1月25日 出席在盐城举行的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大会,并讲话,指出:新四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是人民的军队,是植根在人民之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虽然能给我们造成一时的损失,但想消灭我们却是痴心妄想。我们是越打越强,原来我们只有几个支队,现在他一打,就打出我们几个师来了。陈毅在演讲中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的达到目的。

  1月26日 同陈毅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四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二十九日,毛泽东、朱德、王稼样复电刘少奇、陈毅:“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五个师。”

  1月27日 陈毅、刘少奇电示邓振询、罗忠毅:皖南事变后,“你处即应以坚持苏南根据地,打破冷欣之进攻为中心任务”。为此,“苏南应即布置作长期坚持的游击战,将全区作适当部署,将抗日政权公开成立,开展统一战线,争取各阶层的同情援助,大胆积极作敌伪工作”。

  1月30日 与陈毅、黄克诚致电彭雪枫:顽固派军队要向你们进攻,你们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必须速作准备与计划。“在敌、顽夹击之下,以大部队打游击是很困难的或不可能。因此,我们意见,你们还是尽可能坚持现地区,开始作正面的防御,向顽军作政治宣传、统战工作,并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之一部,至不可能坚持时,主力则退过皖东北,以皖东北为根据地,在路西以必要的部队分散坚持游击战争。”

  1月下旬 日军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向西败退。

  2月1日 就今后华中战略任务问题,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区是鄂豫陕边,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提出:“除你们提议的编四个师外,应加黄克诚、彭雪枫两部,各编为新四军的一个师,共有六个正规师。”

  2月3日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彭雪枫并黄克诚:“敌大举进攻河南,汤部西撤后黄河以西空虚,何柱国受损失甚大,我应乘机向西发展。”“雪枫部应即以两个旅向西活动,以新四军名义相机消灭反共军,发展自己,建立政权,并准备以一个旅配合多数地方干部,于适当时机渡过新黄河,到达项城、沈丘、新蔡、汝南、息县地区活动,建立根据地。”黄克诚部即准备三个团,最好第二支队全部到彭雪枫地区。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敌人大举‘扫荡’河南,汤、李受大损失,向我进攻已不可能,华中情势已变,我应乘机向西大发展。”请令林维先部即取桐城山岳地带进后方活动,创立根据地。令谭希林之第三团及二团一个营,准备于适当时机去桐城、舒城一带活动,或经合肥与瓦埠湖间过去,或经巢县、无为去桐城。第四支队应留湖西活动。如敌“扫荡”大别山,桂军西撤时,第四支队再以两个团到大别山行动。津浦路东、路西应迅速扩大部队,建立地方武装,以准备在江北游击纵队及第四支队主力西进后,坚持皖东阵地。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敌寇大举向河南进攻,你们应向豫南发展。你们除留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坚持京山、安陆、应城地区外,主力应即向豫南行动,创立根据地,发展自己。”

  2月4日 同陈毅向中共中央提出新四军编为六个师的部队编制及师级干部配备的建议。二月初,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提出新四军成立第七师,以皖南部队编成之。该师在皖南地区活动。

  2月5日 致电华中新四军各部队首长、各区党委:“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关系紧张,皖东日军乃乘此机会向河南、皖北大举进攻,汤恩伯等受损失极大,已仓促西撤,此为何应钦等破坏国内团结之恶果。现我军为保卫中原,配合友军打击敌人计,积极向西行动。”

  与陈毅致电彭雪枫、刘子久:“在河南豫西及陕南建立根据地,也是你们及李先念的任务,必要时克诚再加上来,华北亦可能增兵来。但必须你们首先到新黄河以西去建立一根据地,为我华中、华北部队打开一条西进出路。”

  2月6日 与陈毅致电彭雪枫、刘子久:“你们应不顾一切西进到阜阳、太和、颖上地区,并准备以三四四旅配多数地方干部过新黄河以西活动。”

  2月7日 致电彭雪枫并中共豫皖苏区委,指出:“动员新兵,在巩固的根据地中应用政治动员的办法,可分派抗大及党政工作人员下乡突击,先经教育讨论,再分到各乡、保,向可以当兵的壮丁(有具体的人)说服动员,向其家人耐心的说服,切实优待其家属(最要紧),是可以有效果的。但第一不许强迫;第二不许用收买的方式;第三不许欺骗。只有完全用自愿当兵的方式,才不致引起群众中的很大恐慌。”

  2月8日 致电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罗炳辉,指出:“汤恩伯部已狼狈西撤,损失极大。敌占太和、项城、南阳、镇平等地,并有向洛阳进攻之势。我彭雪枫部主力已西进至阚疃集及其以西板桥集、口孜集、江口集等地,设法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并相机以一部渡过新黄河,向平汉路东发展。彭部现正肃清皖北地方顽固势力。我李先念部已北进向豫南发展。皖东四、五支队及游击纵队应密切注意敌人对大别山的‘扫荡’,而不失时机的向皖西发展。目前你们在战略上的任务是建立桐城、庐江、舒城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加强无为阵地。”同时你们要负责到江南芜湖附近建立根据地。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盐城成立,刘少奇兼任院长。

  2月10日 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河南是全国战略要地,已令李先念、彭雪枫用全力向河南发展,黄克诚即率四个团向皖北发展前进,情愿减弱皖东北与苏北的兵力而去发展河南。”“皖东的任务是出大别山,同时要经营皖南,一有机会你们应全力达到这种任务。四、五支队及谭希林部暂时不动,但敌人如向大别山‘扫荡’,淮南路桂军西撤,你们主力即应随敌后向皖西发展,口号仍是配合友军作战,保卫大别山。须知只有到皖西加紧活动,才能保障皖东。”还指出:“为了经营皖南,决定派曾希圣、黄火星二人带电台回江南铜陵、繁昌、芜湖一带发展,建立根据地。江南来江北部队休息一时期,并在无为扩大新兵,组织新四军皖南独立支队,再回江南去活动。”“皖南独立支队以黄、曾二人负责,他们的任务是回江南收容失散人员,建立皖南根据地,发展扩大自己,准备将来出黄山向赣东发展。”“皖南部队在敌后活动,应坚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顾祝同进行顽强斗争。同时,对各阶层人民及友军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

  2月12日 与陈毅、赖传珠向华中各部队发出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军事部署的指示:“敌人对豫南的‘扫荡’业已结束,规模不大(只两个师团),行动亦不积极,汤恩伯部损失不大。敌寇行动含有逼降作用,顽军对我华中之进攻并未放弃。”我华中各部仍须以极大努力,准备抵抗顽军之进攻。各部部署如下:张爱萍即率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两个团去皖东北,黄克诚第五纵队队部、六八七团及第三支队一个团在淮海区,田守尧率五团在阜宁迅速巩固根据地,发展地方武装。彭雪枫立即准备进行反对顽固派军队的进攻的自卫战争,以求得在运动中消灭进攻的顽军。皖东仍照原部署准备抵抗桂军的进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五旅仍在原地整训不动,并开展洪泽湖以东、以北工作。李先念即停止向豫南前进,并加紧整训,建立根据地。

  2月13日 与陈毅致电彭雪枫:日军对河南的“扫荡”已完结。汤恩伯部损失不大,并有再度向我们进攻的可能。因此,新四军暂时已不可能向河南发展。“我们决定,津浦路东部队暂时不过路西,迅速进行皖东北与淮海区根据地的工作,因为皖东北与淮海区顽、匪猖撅已极,我有不能立足之势。”“你们应根据现有力量作妥善布置,控制与巩固必要的地区,以便和反共军作长期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则以游击战争与反共军周旋,不打硬仗,向反共军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动摇其军心士气,瓦解反共军,并在有利条件下消灭其小部队。”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陈毅:“你们十三日十二时对彭雪枫指示的方针是正确的。黄克诚可不去路西了。”

  2月15日 致电黄克诚,提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应讨论的问题:“(一)统一与巩固及加强地方武装工作,一般应以主力之一部编入地方兵团,配合好干部,在敌据点之间坚持游击;(二)切实讨论对各方面的政策与策略问题,使大家知道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发展自己的原则;(三)详细讨论巩固根据地,开展敌伪据点间的武装斗争与秘密工作的各方面问题,如政权、民运、党的组织工作等;(四)部队粮食问题,须作一计划的筹备,尽可能减少民众的负担;(五)部队相当分散作地方工作。”

  2月16日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黄克诚、张爱萍、韦国清、刘瑞龙、金明,指出:“敌寇对河南‘扫荡’已终结,汤恩伯对我进攻部署已被捣乱,李仙洲对黄河以东的进攻亦不能有大的企图,如敌人在最近对我无大的‘扫荡’,我华中部队可能求得一时期的休整与巩固。因此部队必须利用目前的时机进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并扩大与整训部队。”皖东北和淮海区须立即成立党政军委员会,统一根据地工作的领导。在伪化区和顽固派盘据的地区,应以小部队的游击战为主,将主力部队适当分散,配合地方干部去开展群众工作。

  2月18日 陈毅、刘少奇发布讨伐李长江部的命令:“查鲁苏皖游击军前副总指挥李长江于本月十三日率部投敌,叛国殃民,并通电就任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配合敌寇向海安、兴化国军进攻,为虎作张。本军为坚持抗战,保卫苏北,决予讨伐该逆。兹特任命本军苏北指挥官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仰即遵照,迅率所部歼灭李逆为要。”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委任令,委任新四军各师的负责人: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吴法宪)为政治部主任;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李先念为第五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2月19日 致电黄克诚:“部队部署仍照以前决定不变,不过津浦路西去了。”“在淮海区及皖东北我需利用极灵活的策略,利用各派的矛盾打击顽伪武装才能巩固,望你特别对干部加强策略的教育。”

  2月21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发布新四军司令部讨李逆投敌通告,声讨李长江的投敌叛国罪行,号召“各界人民和各友军将士团结一致,紧急动员,为彻底粉碎敌寇‘扫荡’,彻底歼灭叛逆而斗争。”

  2月26日 致电黄克诚并彭雪枫等:“八路军之一部现在华中活动,中央为统一华中战区各战斗部队的建制与指挥,所以将华中八路军一部编为新四军。华中部队之建制与指挥完全统一后,将更加强我们的力量。”望在部队中广为解释,使全体指战员对中央这一决定完全了解,不应有任何疑虑为要。

  2月 出席中共盐城县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是不会让我们安心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我们应该做好敌人和顽固派同时进攻我们的思想准备。要抓紧时机,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地建立根据地;开展群众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建立农村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加强政权建设和农村政权的改造工作。报告强调:我们的政策是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抗日,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必须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顽固派一定要坚决斗争,特别是对那些公开投降日寇的,要坚决给以打击。

  3月1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拒绝出席会议,以示抗议。

  3月2日 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并中共淮南区委,指出:“根据地工作业已走上正轨,今后应着重下列的工作:(一)深入组织工作。不论党与群众团体及乡、保政权等,均须切实健全,与群众密切联系,建立支部经常工作与经常生活,及乡保政权的经常工作等,这须抽出干部来加以训练。(二)广泛的教育工作。不论对党员对群众均须切实教育,大办学校与民众夜校,提高干部与人民的民族觉悟及政治文化水平。(三)开展敌伪区工作。成立敌伪区工作委员会,开办特别的训练班,选择同志与部队到敌占区去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及进行秘密工作。(四)缩小机关,提高工作人员的质量与速度,抽出大批工作人员来训练,实行军事化,以便在紧张时能上火线作战。”

  3月上旬 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第三科科长胡立教及作战科科长叶超突围脱队后到达盐城,向刘少奇汇报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击的情况。刘少奇指出:皖南事变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求得发展壮大,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结果,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守到兔子,却守来了一个老虎,反而把自己吃掉了。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将胡立教、叶超汇报的皖南事变经过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中共中央。

  3月13日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彭雪枫、张震、肖望东,指出:“由于以前我们对顽军的反攻估计不够,及在你们地区缺少大磨擦的经验,致我们略受损失,地区亦有若干缩小,由此在干部及战斗员与民众中可能引起恐慌与悲观的情绪。这须立即在部队及地方干部中加以解释,号召全体党员及指战员艰苦坚持斗争,学习斗争的教训,巩固自己的阵线。”“一切应从长期坚持斗争出发,一时的前进与后退,一次的胜利与失败,均无关重要。在你们的东面和北面还有广大的根据地与强有力的八路军、新四军作为你们的后盾,反共军是决然不能猖撅到底的。”

  3月14日 与陈毅、赖传珠复电新四军第四师,“同意四旅即转移津浦路东灵壁、泗县以南地区开展工作,建立根据地。”

  3月16日 陈毅致电粟裕、钟期光、管文蔚、陈丕显:盐阜地区为新四军必须控制的根据地,如被敌占,则一切工作必致影响整个华中斗争局面。为保卫盐阜地区,决定调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移驻东台、盐城之间,“任务为阻止东台敌军进犯盐城,并争取有利的条件,击退敌之进攻部队。同时,发动兴化、东台当地人民抗日运动,扩大巩固部队。”

  3月17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苏中党政军首长,提出苏中今后工作的意见:应特别强调抗日,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民族教育,普遍宣传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务使家喻户晓。地方群众工作应列为党政军的工作中心,军队派赴地方从事民运工作的同志,应拨归地方党指挥,要说服部队同志,拨枪拨人归地方党去建立根据地,只有地方工作深入,部队才能更有深厚的巩固与扩大的基础。部队各旅团营应加强抗日教育,改进战术,破坏敌人的运输、交通线,也应列为目前战术的主要行动。同时,对李明扬、陈泰运、詹长佑继续用抗敌合作去争取他们,不仅注意上层,而特别注意下层,可进一步与之谈判政治、军事合作条件。

  3月20日 写信给陈还显,指出:反对敌人和汉奸伪化苏北,保卫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便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已成为你们及苏北人民目前唯一的直接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基本的中心的工作,就是要发扬与组织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与积极性。为此,“必须:(一)要在人民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民族教育;(二)要奖励与发扬抗战中的各种英勇的事迹,特别是本地的英勇事迹,要打击民族败类汉奸的可耻事迹;(三)要有我军及民众武装的英勇坚决而胜利的抗日行动;(四)要切实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但又不要因此而走到过左错误;(五)要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切抗日部队要有良好的纪律;(六)要将已经发动起来的民众的热情,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变为各种具体的经常的抗日行动。”

  3月23日 致电中共中央,报送中原局委员和新四军军分会成员名单。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刘少奇:中共中央中原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四人组织。新四军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五人组织。

  3月27日 致电彭雪枫,指出:在肖县、睢县、杞县等敌情特别严重地区,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具有决定意义。为了长期坚持该地区游击战争,须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少树敌人,多交朋友,尽可能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建立政权和武装,争取维持会、伪军。我们在敌人据点间,要有长期(至少三五年)坚持的打算,要保障三五年内敌人无论用什么办法也消灭不了我们,一切都不要只图目前一时的痛快。

  3月30日 与王前结婚。

  春 出席盐城县农民代表大会,并讲话。

  出席在阜宁县召开的盐阜区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听取各县的工作汇报

  4月5日 写信给陈丕显并转各地委同志,介绍盐城农救工作经验。指出:“我们要建立巩固的苏北抗日根据地,除开军事问题以外,民众运动——民众的组织与武装及其抗日积极性的发扬,就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与长期坚持抗战的基础,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也就是这种意思。”强调“只有民众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未有对于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来保护的民众,而能起来积极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的。所以我们今天发动民众起来积极的适当的保护其本身的利益,也是直接的发动民众起来积极的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而走上抗日的战场。”因此,“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阶级觉悟的中心一环。”指出农民最切身的要求,在目前是借粮、借种子及减息。农救会的任务就是要团结农民去实现这些要求。信中还详细介绍了盐城农救会发动与组织农民的具体工作方法。

  4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新决定,陇海路以北及山东全境划归北方局及前总领导,陇海路以南属中原局领导。”

  4月10日 为《江淮文化》杂志题词:“江淮文化的出版,它将为抗战服务,为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服务,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与巩固服务。它将坚决的不留情的反对敌寇、汉奸的奴隶文化及引导人民走向民族叛变与堕落腐化的文化,而为提高民族气节、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努力。同时,它将反对封建的武断的文化及引导人民走向愚昧、黑暗、盲从的文化,而为拥护科学的真理与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及政治文化水准而斗争。它将在文化战线上首先战胜敌寇、汉奸及黑暗倒退的反动势力,而为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在思想上准备强固的基。”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孙仲德、曾希圣:敌寇已大举向河南及大别山皖南进攻,并有向陕西、云南实行大的战略进攻之可能,“我军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我二师部队应即酌量加强津浦路西,并派约一个团的兵力到无为,以加强无为力量。七师应即采取积极乘机扩展建立皖南与无为、庐江、桐城根据地的方针,派一部兵力到皖南活动,另派一部兵力到庐江、桐城地区活动,建立根据地。并令张体学、林维先向桐城发展,设法与七师靠近打通联系。”

  4月14日 致电彭雪枫、张云逸: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及第一师一部正在围困韩德勤、霍守义部,以求得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消灭该敌。顽固派军队第一四二师的一部已渡过涡河到达淝河沿岸,有再东进至津浦路东活动,以声援韩德勤的企图。“目前四师主力应布置于淝河北岸适当位置,以便在顽敌渡过淝河时,消灭其大部或一部。如此着成功,即可阻止顽军于淝河、涡河以南;如此着不成功,则我主力即应分散于顽敌侧后活动,避免大的战斗。经常向顽军进行小的袭击,以威胁牵制顽军不能东进。”在配合苏北战斗上,第四师必须尽力达到阻止顽军东进之任务。

  4月15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三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陈毅、刘少奇并各师:“关于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名单,依十五日电略有增减,除分别通知外,兹将名单电告如下:一师,粟裕、刘炎(书记)、钟期光、周林。二师,张云逸(书记)、罗炳辉、郭述申、周骏鸣、郑位三。三师,黄克诚(书记)、吴法宪、彭雄、彭明治、朱涤新。四师,彭雪枫(书记)、张震、肖望东、岳夏、赖毅。五师,李先念(书记)、任质斌、刘少卿、陈少敏。六师,谭震林(书记)、江渭清、罗忠毅。七师,曾希圣(书记)、张鼎丞、孙仲德、何伟。”

  陈毅、刘少奇致电孙仲德、曾希圣、何伟并转无为、江南各级干部,指出:“皖南及无为、庐江、桐城一带,在战略上有极重要意义,我党我军在这些地区有三年以上的工作历史,目前无为及铜、繁在敌人‘扫荡’之后,情况又已好转,故我党我军必须坚持皖南、无为及庐、铜阵地,创立根据地,决不轻易放弃。这种光荣的任务,就加在皖南、无为诸同志的身上,望各位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英勇和坚决性来担负这种任务,将一切动摇犹豫怕困难的情绪完全抛弃。”

  4月17日 出席在盐城召开的苏北文化界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讲话。指出:抗日民主政府对于文化教育是采取保护政策,让其自由发展,并将尽一切可能协助其发展。凡是愿意在苏北开办学校,出版报纸、杂志,开办书店、印刷厂、图书馆,组织体育会、俱乐部、戏剧团、歌咏队,推行新文学,研究讲习各种学问……都可自由,政府都保护,都给予他们以便利。只要他们不与敌寇汉奸勾结,不破坏民主政府与抗日部队,一切都有自由。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苏北如皋、阜宁、泰兴、泰县、东台、镇江、启东、涟水等县和盐城各学校、各文化机关、各团体的代表一百多人。十八日,大会闭幕,通过了宣言、文协组织简章、工作计划等,并选举了苏北文化协会理事会。

  致电新四军各师并各区党委:“夏收将近,各地必须进行减租减息,并须于四月至五月内,各县农民会均召集县代表大会,以作讨论和发动农运之关键。”之后,苏北盐城、阜宁地区和苏中、淮南、淮北等地先后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电示新四军各师:“中央军委转来一二九师三月四日关于知识分子的训令,望各级军政委员会切实讨论。各政治机关须即审查一次知识分子的军政干部,对于有能力、有特长、思想正确,在部队中已有相当工作时间的知识分子干部,应即大胆提拔,各部并须将办理情形具报。”

  4月中旬 与陈毅、彭康到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检查教学情况。

  4月23日 致电黄克诚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蒋令韩西窜,韩准备西窜是蒋韩均自知不能在苏北再坚持,有放弃苏北之意。是以霍守义态度和缓,有不愿随韩西窜之意。”“目前你们应中立霍,在军事上压迫韩,但不硬打。”可“向韩表示,韩如西进,只要韩不在沿途进攻我军,我亦可保障其安全,绝不打他。同时,应加紧对韩部下的统战工作,声明我们愿与韩部下的任何人合作,加紧我们政治瓦解工作。”

  4月25日 与陈毅致电彭雪枫:“为了巩固皖东北地区,在皖东北组织阻击李仙洲的战斗,并坚持津浦路西游击,我四师主力应由彭雪枫率领到皖东北,统一指挥皖东北部队,创造根据地。由四师留三个团及巩固的地方部队在津浦路西,由张震率领坚持游击,保持我路西原有阵地,切实破坏津浦路,以阻顽军之东进。”

  4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在会上宣布: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中央决定以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曾山为华中局委员,以刘少奇、陈毅、饶漱石、赖传珠、邓子恢为新四军军分会委员。会议讨论了华中局分工问题,决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曾山任组织部部长,彭康任宣传部副部长,钱俊瑞为文化事业委员会书记。会议还推举刘少奇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五月一日,将上述决定报请中共中央审批,

  4月29日 在盐城保卫人员训练班上讲话,强调锄奸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做好锄奸工作,要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部队是不可能的。一定要肃清暗藏的反革命,但要慎重,不能乱杀人。对真正的汉奸反革命,应采取镇压政策,做到不放走一个奸细,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土匪头子、土豪地主,真正反革命的,也可杀几个,但是要慎重。“锄奸工作的目的,是提高党的政治威信,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不是很简单的锄掉坏人就算完了。”

  4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东南地区党的工作问题。在发言中分析了皖南事变后的形势,认为东南地区的前途有三种可能:一是国民党向我基本区进攻,为了生存自卫,我们不得不打游击;二是国民党全面投降,国内分裂;三是我们由政治上的攻势、军事上的守势,转入军事上的攻势。指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估计到了,工作布置才能周到。目前,我们党的任务就是保存组织。巩固组织。为此,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保护群众的利益;要善于领导斗争,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敌人力量较强的地区,要发展群众性的自卫武装,坚持斗争。

  5月3日 给黄克诚、金明等写信,指出:“目前我在华中敌后,主要任务仍为建立与巩固根据地,群众工作为目前中心一环,必须抓紧来作。要在半年内(夏收到秋收)在我各根据地内至少组织三百万以上的群众到各种团体及自卫队中去,而且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只是我们叫他们为‘有组织群众’,而是要这三百万人自己认为自己是加入到了一定的组织中,有一定的组织观念,过一定的组织生活,有一定的权利义务等。这个任务在淮海区及皖东北同样须尽量作到。”信中指出:“要进行地方工作,必须由地方党统一领导,有统一的方针、计划与办法,并须由统一的领导机关来分配工作与解决问题。”现在淮海区应成立军政党委员会,统一领导全般工作,以金明为书记。

  5月4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联名发出指示,提出了部队整训的基本要求:(一)加强政治教育,尤其是阶级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开展反贪污腐化堕落、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等倾向的斗争;(二)建立正规军的生活制度;(三)加强军事教育和战略战术训练;(四)加强党支部领导,改善支部生活,提高党员的质量,使支部成为连队的核心;(五)改善领导方式,政治机关面对连队,党的工作面对支部,增强干部的党性。

  致电中共中央、陈云、李富春并转郭述申、戴季英,通报淮海区概况:淮海区处于陇海路南、灌河北、盐河西及运河东,包括淮阴、涟水、灌云、沭阳、宿迁、泗阳、东海七个县及邳县两区。共辖县十一、区四十八,党员有五千九百六十名。去年七月,主力东进淮海,开始建立政权。专员公署已建立,领导七个县政府。党员及进步分子在专署、县、区占优势。地区参议会已成立,能工作。现已成立军区,下辖九个单位,有武装三干余人。淮海区群众工作最薄弱,各县均有农民救国会组织,大多形式,组织松懈,无工作成绩,基本区内较有基础。

  出席在盐城召开的“五四”纪念大会,并在会上讲话。

  5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华中形势的报告。指出华中敌、顽、我之间的三角斗争,无论那一方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而是一个相持的长期的斗争。目前,在华中敌后地区,我们已占优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已经完成,接着的任务就是巩固华中的问题。发展易,巩固难,华中工作又比华北困难些,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巩固工作。报告提出了加强军队建设,开展群众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学习革命理论等方面的任务。

  5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苏中区工作。在讲话中指出:群众工作是地方党的主要工作。所谓群众工作,就是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保护群众的利益。这是三个经常性的任务。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抓住中心,一个县抓一个中心区,一个区抓一个中心村,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打开局面;最负责的领导同志要亲自下去,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工作要有始有终,硬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把工作做好。

  致电中共中央并郭述申、戴季英,通报皖东北根据地略况:皖东北地区包括陇海路南、津浦路东、淮河北、运河西之泗县、灵壁等十二县。区党委直辖七个单位,计泗南、泗北、淮(阴)泗(阳)边、泗(阳)宿(迁)边、泗(县)五(河)灵(璧)凤(阳)边、盱(眙)凤(阳)嘉(山)边、宿(迁)东,共二十五个分区。现有党员三干余。去年三月,盛子瑾走后,我即建立政权,下辖九个办事处(等于县政府),二十多个区政权。今年二月统计,我基本武装有一千二百余人。在去秋减租运动中,泗南、泗北、泗宿、泗五灵凤、泗县、宿迁、丕县都成立了农民救国会。

  5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应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去做。必须统制进出口贸易,才能和敌伪作经济斗争。要做好年度的财政计划和预算,改变过去那种被动应付的现象。税收机关由财经部统一管理,财政人员需要加强。财政经济政策、税制及人员调动,统由财经部直接管理。加强公粮的收集、保管工作,保证部队的给养。要注意把盐民组织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5月10日 陈毅、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提出争取桂系李品仙的策略意见:“由于蒋桂矛盾、汤李矛盾及我李先念、张体学、林维先各部在大别山的积极活动,再加上敌寇的进攻桂系,李品仙足够头痛的安徽的财政经济毫无办法,李品仙非与我求得某种程度的和缓不可。”为此,“望中央电告重庆,利用此种情势,与桂系上层试谈妥协问题。”

  5月12日 出席新四军军部卫生部召开的国际护士节纪念会,并在会上讲话,赞扬英国护士南丁格尔在战场上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要求部队指战员尊重护士工作,号召医务人员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待伤病员,在前线救护工作中要吃苦耐劳,敢于冲锋陷阵。

  5月15日——19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出席会议的有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中共盐阜区委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九十二人。十六日,刘少奇在会上作《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的报告。报告回顾了抗战以来华北、华中工作的发展过程,指出皖南事变发生的内外原因是:(一)亲日派和反共派阴谋消灭新四军; (二)项英、袁国平领导的错误。假使仅仅是亲日派和反共派的阴谋,我们有正确的领导,那么皖南事变也不致于发生。报告认为,皖南事变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要学习在复杂的情况之下,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具体地确定工作的方针。(二)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要懂得统一战线是统一性与斗争性两个方面的统一。统一战线的保持、巩固、扩大和发展,非要经过斗争不可,没有斗争就没有统一战线。但是,我们与同盟者斗争,不是斗争到不要统一战线。(三)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学习。在部队工作的同志特别要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服从党的利益,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四)要严肃党的阵容,加强党的纪律,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十九日,刘少奇作会议总结,具体地分析了项英、袁国平的错误,着重讲了我们从中应该得到的教训。强调加强党性的学习与教育是一个绝大的问题。所谓党性,就是一切服从党的利益、一切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打算。这个基本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增强党内团结,对原则的错误要进行斗争,但斗争的方法要慎重。同时,要加强党内的统一战线的教育,使我们的同志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之下,去对待各种不同的人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正确的实施党的策略,达到党的任务。还要提高党的纪律,巩固党的组织。既要扩大党内民主,又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报告指出,加强学习是目前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策略,学习党性,学习军事,这都是最基本的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决定的作用。

  5月16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谭震林、罗忠毅,指出新四军第六师的任务,主要是加紧整训与扩大工作,准备有利时期加速发展,以肃清根据地内残余顽匪势力,巩固现有阵地为中心。对向我地区“扫荡”、增设据点、筑公路之敌伪,则坚决阻击之;对个别伪据点攻克意义甚大而有胜利把握的,可摧毁之。一般原则为敌伪不来侵犯,我们则不去主动攻敌人据点、破坏公路等。

  5月19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5月2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华中局及新四军军分会:“以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邓子恢同志现在安徽工作,以饶漱石同志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当前时局与方针问题,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日军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北、西南的交通线。为了争取时局好转,除彭雪枫地区相机而动外,我军暂时不向国民党的后方发展。新四军当前的战略任务是,在无为地区,以无为为据点,向桐城、庐江一带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并派部队在浙江宁波、诸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5月22日 陈毅、刘少奇发出通令:“奉中共中央电,任命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委员,以刘少奇为该会书记。”

  就新四军第六师的行动与发展方针问题,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谭震林:“六师目前仍以坚持敌后,恢复扩大阵地为行动原则。”“任务是长期坚持游击,目前尚不是建立大兵团的时候。带地方性的游击队愈多愈好,还要舍得将主力分开去发展,经过地方武装的普遍发展,使六师基础强大,才能适应情形发展,走上大兵团的前途。”同时,要进行深入的党的路线策略的教育,注意干部的思想意识锻炼,把整训干部作为整训部队的中心。

  5月31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新四军各师,指出蒋介石与日本之协商正在积极进行中。为了拉蒋,日军将进攻方向转移至新四军身上。新四军对敌之进攻的战略方针为:“避开主力冲突,保持有生力量。但应以游击战予敌以牵制,掩护人民及机关之疏散和隐蔽,只有在敌‘扫荡’完毕,乘敌大部退却时,相机取得胜利的尾击。”

  5月 出席在阜宁东沟召开的阜宁县第一次农民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阜宁县农民抗日救国会。

  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在盐城成立,刘少奇兼任校长,彭康任副校长。

  6月1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作出《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决定》。决定指出:发展华中敌后地区的任务,在基本上业已完成,今后如果没有全国性的战略形势的重大变动,党在华中敌后地区的基本任务是巩固现有各根据地,巩固与加强我党在华中的地位。为巩固现有各根据地,“其中尤以正确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从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一切抗日的人民共同抗日,为目前工作之中心一环。”为此,决定提出了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具体任务。

  6月3日 在盐城县第一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 》的演说。指出共产党在苏北及华中其他敌后根据地要干两件事:“一件是干抗日,一件是干民主。换句话讲,就是干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也就是说,要为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与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要为新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真正的中华民国而奋斗。因此,在这里就提倡人民组织抗日民主政府,以别于其他不抗日不民主的政府。这种抗日民主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所有抗日各阶层人民联合的政权。凡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均可参加这个政府。它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一个党的专政,也不是工农民主专政,更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所以我们主张在抗日民主政府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在政府中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这种政府,在过去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只是在中国目前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才产生的,但它是真实的、正确的,只有它,才能战胜日寇与获得中国民族的解放。这种政府,要保护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反映各阶层人民的呼声与要求,也和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在抗日与民主的大目标下,来共同管理与决定政府中一切的事务问题。最后,这种政府还要由各阶层人民选举他们所相信的代表来组织。这种政治,我们就把它叫作新民主主义政治,也叫三民主义政治。”演说还对抗日民主政府的任务及其所执行的各项政策作了具体的说明。这篇演说,发表在十七日《江淮日报》上。

  与陈毅致电新四军第一、第三师:敌军已开始向新四军地区大举“扫荡”。日寇此次“扫荡”,一面有拉蒋的作用。一面乘夏收对我根据地作大的破坏。“我军应以自己的反‘扫荡’的胜利来阻止投降危机,来粉碎日寇促成投降的阴谋,同时反‘扫荡’的斗争正是对我建设根据地工作一个大的锻炼,因此对此次反“扫荡”应确定为全党的任务。”反“扫荡”的战术原则主要是三方面:一是主力部队,应该比较分散,选择较安全地区隐蔽,避免主力冲突和正面决战,但在遭受不能免的包围和袭击时,必须选择敌之间隙,坚决突围,予敌以致命的打击。二是地方部队,应该采取小部队动作,以连、排为单位分散作战,其原则是就地游击,就地纠缠,予敌以袭扰,使其行止驻宿均感痛苦。三是人民自卫武装,要发挥游击小组、便衣队夜间捉鬼子、捉敌探的伟大效能。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人民武装三者互相依靠,互相配合,不仅可以反“扫荡”,而且为应付可能到来的敌顽夹击作了实际的准备。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复电新四军第二师:日军“扫荡”津浦路东,必将逐渐扩大及于华中新四军全区域。“我军应坚持自己阵地,使日寇‘扫荡’得不到任何成效。”“二师主力应以避免主力战,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选择安全地区,作灵活的避战转移,敌来不迎,敌退才送。地方部队应分散采取就地游击、就地坚持的办法,完全用便衣活动的方式。人民武装应采取空舍清野、破坏、扰乱、配合作战的战法。三方面密切配合,即时以胜利。在敌后‘扫荡’更严重的形势下,师部可率主力分途向路西转移或分散隐蔽,以达保持主力的目的。”

  6月4日 出席在盐城举行的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并讲话。指出:抗大成立五年来,已有了八个分校,训练出来的学生已有数万。他们在军队中,在群众中,在政治机关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抗大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指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革命需要,为了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培养铁的干部。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敌人随时准备“扫荡”下进行战斗的学习!努力学习!努力学习! 百分之百地完成学习任务。

  6月6日——7日 主持新四军军分会会议,检查总结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讨论加强军队建设问题。在讲话中提出了建设正规化“党军”的任务。指出:“我们新四军是党军,党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在目前,党的政治任务总的方针就是要求得中华民族完全的独立,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提高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这是一个中心的问题。要求人民军队做到: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和法令,完成党的政治任务;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和坚强的战斗力;严肃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要有统一的编制、统一的供给和统一的制度;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团结战斗,很活跃很有朝气的作风。报告强调加强党在部队中的领导,提高干部的党性,向干部进行党的教育,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彭雪枫、张震、肖望东,提出坚持津浦路西阵地,确保津浦路东根据地的部署意见:第二师五旅两个团由成钧、赵启民率领,即进至洪泽湖西双沟、管镇以北,泗县、青阳以南地区,归张爱萍、韦国清指挥,准备配合第三师九旅消灭深入津浦路东的反共军;九旅主力部署在半城、青阳、泗县以北地区,并派一个团至灵璧、睢宁以北地区活动。第四师即组织一个团,由肖望东率领,进到津浦路西与吴芝圃会合,在肖县、水域、夏邑、亳州宿县地区坚持游击战,进行恢复原有阵地。第四师主力以十旅部署在南新集至高良涧一带,其余以一个旅部署在高良涧以南至蒋坝地区,以一个旅部署在淮河以南,马坝至金沟之线,进行整编休整补充。第四师在浮山、古沛之部队仍留原地开展工作。

  6月11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在会上发言,强调加强宣传、新闻、出版、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里,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弱点是数量很多,质量差。我们的任务是提高宣传、文化教育工作的质量,加强党对宣传、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的领导。

  6月12日 致电毛泽东,反映党内对目前时局的一些错误看法。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后,党内许多同志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当作革命的目标,对顽固派实行打倒政策。认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完全不要联合了,只有斗争与打倒,而不是一打一拉”。刘少奇指出,这些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在这种‘左’的错误中,产生对目前形势悲观的右倾情绪。他们认为今后的时局是黑暗的,敌伪匪顽一齐向我进攻,我们只有失败,对目前的斗争没有信心。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指出:“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

  6月14日 与陈毅、赖传珠给新四军第一、第三师发出关于保卫盐城的指示。指出:泰州敌伪于十日以前已完成对李明扬、陈泰运的逼降“扫荡”,李、陈部大部溃败。敌伪此次行动是进攻盐城的准备,企图“扫荡”兴化、东台、泰州三角水网地区,便利大举北犯盐城。为保卫盐城,特部署:第一师第二旅担任阻击东台北犯之敌,务于刘庄、伍佑之线达到阻击任务。该旅另派一个营游击于安丰、大冈之线,防止敌伪乘隙绕攻盐城。第一师各部(除二旅外)应立即于海安、泰州、宜陵之线及海安、东台、如皋、南通之线进行广泛游击,转移敌之视线,阻敌北进,作为保卫盐城的战略策应。第三师第七旅两个团及军直属队位置于盐城、冈门、秦南仓之线,阻击兴化来攻之敌。第三师第二旅及七旅保卫盐城诸部队,应以积极手段打击进攻之敌,以小部牵制正面之敌主力,猛勇突击敌之侧背,务必达到保卫盐城之目的。即或初战不利,亦应立即转为游击纠缠,随敌进退。第一师苏中部队立即以游击战四出袭扰,避免主力决战,扩大游击范围。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一师:为保卫盐城,第一师苏中部队即以游击动作积极行动,袭扰敌人,从战略上策应保卫盐城的部队作战。该师第二旅应于刘庄地区担任阻击东台北犯之敌。第三师第七旅二十团明日开岗门附近集结待命,与秦南仓特务团取得联络。第七旅二十一团除留一个营在蒋营活动外,主力二个营即开岗门以西待命,与二十团取得联络,由旅长彭明治指挥作战。十九团留东沟、益林一带,担负配合第八旅部队打击与消灭韩德勤、霍守义部乘机进犯的任务。

  6月19日 与陈毅、赖传珠致电新四军第三、第一师:由于第一师在苏中区先发制人的对敌积极行动,及保卫盐城有充分的准备,使日军“扫荡”已转向黄桥地区,东台、兴化情况稍缓和。我们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于最近移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为此,盐城方面部署如下:上冈由特务团担任防务;第八旅派一个营到沟安墩活动;第七旅担任秦南仓、娄夏庄、建阳、蒋营、东沟、益林线之防务;盐城南及大冈仍由第二旅担任防务。

  6月21日 与陈毅、赖传珠向新四军各师发出关于加紧准备粉碎日军“扫荡”的指示:在政治上,应根据中共中央拉蒋抗战政策,争取顽军合作抗敌。对陈泰运、李明扬中间派的部队,更应实际帮助,免其被迫变为敌之工具。以农村完整的统一战线来对抗敌之政治分化。依靠全体人民坚持游击,反对投降。“军事上,以分散游击,避免决战为主,但能争取较大胜利时,应决心实施较大兵力突击,不打几个胜仗,不打退敌人,即不能开展局面和深入根据地工作。这种有政治意义的战斗是需要的,但不要一味硬拼。”同时,“机关缩小,行李减轻,一切适应游击。充实战斗营连,分配干部到各营连,政府、地方党应散入民间去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一切工作适合游击,一切工作均要坚持,趁反‘扫荡’作大的锻炼。”

  6月22日 德国军队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6月24日 撰写《反对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一文,发表在二十五日《江淮日报》上。文章指出: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不仅仅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是反对一切民族自由独立的。”“因此,全世界人民为着反对国际法西斯侵略者,应该立即和苏联和一切反对法西斯奴役的势力,建立反对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为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斗争,为反对国际法西斯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军队,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决意坚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两党合作——驱逐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与自由而战斗到底。对于反动派的任何反苏反共活动,决意坚决反抗之。”“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国在外交上与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士联合,是必要的”。

  6月28日 就华中抗日反顽斗争的策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复电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指出:“少奇、陈毅二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党性是很好的,望向他们学习”。

  6月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人的阶级性》的演讲,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的人们是作为阶级的人而存在的。如是,人的社会本质,就由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各有不同,人们的社会本质也各有不同。”指出:“人的阶级性,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这就是说,一定集团的人们,长期站在一定的阶级地位,即站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长期的生产着、生活着与斗争着,即产生他们的特殊生活样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习惯、观点和气派,及其对其他集团人们与各种事物的特殊关系等等,而与其他集团的人们不同,或者相反。这就形成了人们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阶级性。”“由于社会各阶级的人们有不同的利益、要求、思想和习惯,如是,各阶级的人们对于社会历史上的一切事物——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就有各种不同的观察方法与处理方针。统治的阶级根据他们的利益要求和观点来制订各种法律与制度,如是,社会上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东西,都充满着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论、行动,一切社会制度,一切学说,都贯串着阶级性,贯串着各种不同阶级的特殊利益与要求。我们从人们各种不同的要求、学说及思想、言论、行动中,即可看出他们不同的阶级性。”文章指出:“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所以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党性: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等。”“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共产党要把无产阶级各种伟大的进步的特性发展到最高度。每个党员要照着这一切特性来改造自己,要使自己具备这一切的优良的特性。这就是本质的改造。一切非大产业工人中出身的党员,他们也具有非无产阶级的天性,他们的改造工作是需要得更多的”。“无产阶级的特性,也并不是不变的。在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形成和发展它的特性,以至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的改造时期,由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时期,无产阶级不断改造社会,不断改造人类的本质,同时也不断改造自己的本质,改造自己的特性。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阶级区别消灭了,人们的阶级特性也要消灭。如是,人类的共同本性,共同的人性,就能形成。这就是人类本质改造的全部过程。” 这篇演讲发表在十月十日出版的《真理》第二期上。

  7月1日 出席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大众剧场举行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根源、发展经过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决定要求“党更进—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还指出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

  7月2日——3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论党内斗争》的演讲。这篇演讲,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第一,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必须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问题弄清楚,实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同时还必须是有组织地、有领导地、有准备地去进行。第二,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不同思想不同原则上的对立。思想原则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该尽可能的不对立,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及做组织结论。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只有在必不得已的时候,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手段。第三,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尺度。一切过分的批评,夸大人家的错误,滥给别人戴大帽子,都是不对的。党内斗争不是斗得愈厉害愈好,而应有适当限度,应讲求适当,“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第四,在党内外一般地停止斗争会的举行。应从总结工作、检查工作中来指出各种缺点错误。应该首先“对事”,然后“对人”。应该首先把事实弄清楚,把问题弄明白,把错误与缺点的性质、严重程度、产生的原因弄清楚,然后再指出对这些缺点错误的负责人?主要的、次要的由谁负责,而不要首先去追究错误的负责人。第五,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在给同志做鉴定和组织结论的时候,通常均应通知本人,当面做结论。如果他不服,在经过辩论之后,应向上级申诉(一切在处罚后表示不服者,即使他本人不愿上诉,党的组织亦应代他上诉)。任何党的组织,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处罚后向上级申诉。第六,党内斗争与党外斗争有明确的界限,也有适当的联系。不要将党内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外去使用,也不要将党外斗争的方式拿到党内来使用,更不要利用党外的力量和条件来向党进行斗争与恐吓。第七,禁止党内的无原则纠纷。对于无原则纠纷,应该一般地禁止,不应去判断是非,因为是无原则纠纷,所以是无是非可以判断的。这篇演讲的部分内容, 刊登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出版的《真理》第五期上;同年十月九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为此写了按语,称赞刘少奇这个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在整风运动中,这篇演讲收入《整风文献》,被列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这篇演讲编入《刘少奇选集》。

  7月3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谭震林,提出做好苏南反“扫荡”准备的工作意见:在部队与地方工作中,应即进行反“扫荡”的政治和军事动员;主要任务是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应划区分散游击;多打小仗,争取一枪一弹的胜利,力戒浪战;地方部队要分散游击,就地坚持;加强各大据点间的侦察及建立秘密交通联络工作;多着便衣活动,派队穿插敌后,乘虚进袭敌后据点,破坏公路交通,以钳制敌人;在敌“扫荡”中,严防顽军进袭,应有打击顽匪之准备与部署;紧缩机关,减少笨重,寄存伤员,以利行动轻便敏捷。

  7月5日 接见江南参观团,并发表谈话。指出:江南处在敌人后方。党和新四军在那里总的任务是要长期坚持敌后的抗战,一直到最后胜利。而要长期坚持敌后抗战,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强固的组织;第二,要有顽强的战斗力;第三,要灵活地运用策略,特别是第三个最为重要。在目前,就是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要达到“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的目的。我们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一般不用“消灭”、“打倒”的绝对斗争的方式,而是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拉是主要的,使他由打我们变成不打我们;打他只是辅助的,迫不得已的。打他也是为了拉他。“拉”是否可能呢? 有可能,但不容易。因此,要有耐心;同时,还要提高警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必须遵守,这是复杂的,必须好好学习,在斗争中去灵活运用。这是你们回去要搞好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把群众运动搞好,把工、农、妇女、青年组织搞好。江南群众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加强你们与群众的联系,就是取得群众的信仰与爱护,愿意为我们牺牲一切。要紧的是依靠群众,要多替群众做事情。你们深入群众,经过长时期的工作,群众一定会信仰你们的。统一战线搞得好,群众工作搞得好,加上队伍搞得好,就能长期坚持。这是三个中心问题。

  7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夏收后的地方工作问题。在会上讲话,要求各地利用夏收后不大忙这段时间,扩大与巩固群众组织;训练人民武装自卫队,首先是训练干部,并建立自卫队的领导机关;培训干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小学教师。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电示新四军第二师:“目前路西部队应设法打通与七师无为地区联系,并开辟凤阳以东地区及花园湖四周工作,就可贯通古沛、紫阳及淮北双沟部队之交通。”

  7月上旬 日军第十二旅团及伪军第一集团军等部共一万七干余人,拟从东台、兴化、射阳一线进攻盐城。

  7月10日 与陈毅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撤离盐城向湖垛地区转移。当晚,到达湖垛东北约五公里的北左庄。

  7月12日 陈毅、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当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指出: “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7月13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教育科科长、教员宋亮(即孙冶方) 在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方法”与“理论”两章时,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写信给刘少奇请求解答。当天,刘少奇复了信。这封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学习方面的状况,指出轻视理论或轻视实践“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信中着重批评了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实际斗争的指导意义。指出:“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 (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 )。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信中认为,加强“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这封信发表在十月十日出版的《真理》第二期上。 这封信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答宋亮同志》。

  7月20日 日伪军分别由东台、兴化、射阳(宝应东)、陈家洋(射阳城西)对苏北盐城地区进行“扫荡”。

  7月21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殊致电新四军第一、第三师:为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的进攻,决定各部动作如次:第三师第七旅应集结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主力,负责保持建阳、湖垛一线。此一带为我中心地带,苏北根据地之命脉,必须以全力保持,如一度被敌占领,亦须立即收复。第三师第八旅派部队接防东沟、益林,并确保之,同时积极牵制对陈家洋、合德进攻之敌。第七旅二十一团留一营担任秦南仓、新河庙三角地带游击,阻止蒋营之敌与兴化之敌的配合。第一师第二旅应阻止东台之敌北进,应以有力手段迟滞其前进,相机歼灭其一部。如不能阻止,应改为尾击和就地纠缠游击,妨害其与蒋营、陈家洋之敌联通。第一师第一、第三旅立即在苏中地区发动全线游击,策应北线作战。

  7月22日 日军进占盐城。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电示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敌占盐城后之动向,估计有以下可能,一是巩固盐城阵地,留兵驻守,其主力即返东台、兴化原防;一是占领盐城,继续下乡‘扫荡’。”“本军决心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各部队作战应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河道伏击战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之汽艇为主;村落夜袭战以扰敌人、捕捉敌之步哨,阻止并歼灭敌之薄弱据点为主。

  7月25日 与陈毅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到达阜宁硕家集,与第三师会合。

  7月26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日伪军八干余人于二十日起大举“扫荡”苏北根据地。韩德勤部乘敌寇“扫荡”即令王光夏进攻我涟水、淮阴、宝应、泗阳驻军。为此,请转知重庆国民党当局予以制止,以抗敌为重。

  日军占领阜宁。二十九日,日军进袭东沟、益林。

  7月29日 与陈毅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到达阜宁陈家集西北的岔头。

  8月4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黄克诚、韩振纪、王必成、刘培善、冯定、洪学智、谢祥军,提出关于配合苏中反“扫荡”、袭击盐城外围据点的部署意见。指出:进占东沟、益林、建阳之敌于一日全部南援。同日,李长江由盐城赴东台。由于苏中部队积极活动,围攻泰兴、姜堰,克复黄桥、季家市、三垛、古溪等重要据点,敌伪纷纷南调,有回师“扫荡”苏中区的可能。我军的任务是:“乘敌南撤,配合苏中区反‘扫荡’,阻击盐阜地区伪化,镇压土匪,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决对盐城外围各据点之敌给予坚决的反击,收复各据点,相机进取盐城,以恢复盐城根据地”。

  8月5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致电新四军第二师:“敌‘扫荡’盐阜地区已结束,大兵已于一日南调。因我一师部队配合盐阜地区反‘扫荡’,采取对敌积极攻势,围攻泰兴,攻克黄桥、季家市、三垛、古溪等重要据点,予敌威胁甚大。现‘扫荡’盐阜之敌已转向苏中‘扫荡’。为策应我一师部队作战,着该师派得力部队一部自八日起开始进攻天长、扬州、仪征等敌据点,以收牵制之效。”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并各师首长,提出新四军军部缩编方案:军部只留司令部、政治部、华中局及高级党训班(一百人以下,训练教员与高级干部),其余各部只留少数人员带电台,总共缩小至三、四百人。附一个警卫营,在一千人以下,准备能随时移动打游击,并向各根据地转移。军部、华中局在以后只能负指挥与领导的责任,并尽可能在干部与财政方面调度,但不能供给各地干部及弹药,在财政上亦不能完全负责。以后各师及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应自行独立解决,并自己训练干部。

  8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新四军军部缩编问题。会议决定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构共缩编为二百人左右。

  8月7日 新四军夏季反“扫荡”结束。 日伪军大部从盐城、阜宁地区南撤。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一部收复东沟、益林。

  8月9日 陈毅、刘少奇致电郑位三、张云逸、邓子恢、彭雪枫等:“决定皖东北地区、淮宝地区划归第四师活动地区,即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政、军、民、财政、行政等工作,指定邓子恢同志为军政委员会书记”。

  8月10日 陈毅、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提出新四军今后发展方向的意见:苏北反“扫荡”虽巴结束,但主要交通要道和水网地区已被敌伪控制。我主力部队活动已甚困难,后方机关更难安置。而新四军向东发展的任务已完结,目前的任务是巩固已得阵地。“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与李先念联系,以便将来能向大别山同皖南、赣北、鄂南山地发展。因苏北水网为敌控制,军部在阜宁,与华中交通甚困难,与盐河以北及运河西之交通亦不容易,且在敌人‘扫荡’时,无法作大的转移。军部与华中局秘密移至皖东工作为好。”“目前华中主力虽仍应在苏北,不立即西调,或只调一小部到皖东开始工作,但领导机关首先到皖东,并须准备在必要时能调一部主力向西到皖东,以便在有机会时争取大别山这一个战略根据地”。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

  8月14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新四军第六师:“敌对苏南‘清乡’是分区‘清乡’性质,六师各旅、团应以分区转移,应付‘清乡’为指导原则。在原地只留秘密工作同志,打埋伏,保持联络,或完全不留,俟‘清乡’过后,再转原地工作。”

  8月19日 与陈毅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洲门的北路马村移至侉周村。

  8月20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电示新四军第七师做好反“扫荡”、反“清乡”的准备:“主力应先期转移,跳出‘扫荡’圈,避开主力决战。各地区布置便衣小游击队,进行游击和骚扰活动,以迷惑并杀伤敌人。后方机关应先期分散埋伏,避开‘扫荡’。地方工作人员每人应抓住几个可靠的地方同志,稳定坚持”。“你们宜将全区作统一布置,区宜用小游击队及秘密工作方式,机动地区可暂作部队隐蔽,边区及敌后地区可埋伏人员和撤退红色干部,同时动员一部分人员作伪军工作。”

  8月21日 陈毅、刘少奇致电曾希圣,提出坚持皖南斗争的原则和方法:“皖南工作基本上应切实坚持完整的统一战线原则,于顽方进攻时则坚决自卫,揭穿亲日派在皖变中进攻新四军的阴谋,宣传新四军军部重建后所获得的抗战伟大胜利。”“切实研究争取国民党军队同情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川军工作。”指出:“敌伪区游击战争,应尽量向敌区扩大(包括敌顽接合部),要求有充分流动性,南、宣、芜、铜、繁、贵、青等县均应划为流动区,我军均能自由穿插回旋,不受阻碍,切忌停止、固定。皖变散部一大部收容加入游击队,到敌伪区活动。在黄山山脉,则保持若干秘密游击支点,以自卫并掩护地方工作。”“敌伪区地方工作,采取秘密工作与半公开两种,使敌顽军到来时毫无踪影,不能捉摸,敌顽去后则仍能作各种工作,并应以协助游击队发展为中心。”

  8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新四军第三师工作问题。

  8月24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新四军第一、第六师:反“清乡”斗争,首先要在人民中作政治动员,提出具体的应付办法。在组织部署上,事先应撤退红色干部到邻区,民众中脱离生产的干部亦应大部分撤退,当地只留极少数坚强干部埋伏,指导反“清乡”斗争。“军事布置上,主力应事先转移非‘清乡’地区,以积极行动,袭击敌之侧背及后方,以错乱敌之‘清乡’部署,使其不可能坚持。‘清乡’地区只留少数游击队,穿便衣,白天潜伏或跳出‘清乡’区边界,夜晚潜入原地大肆活动,打击敌伪军,击杀叛徒,破坏敌伪联络,袭击敌伪驻地。”同时,要特别注意伪军工作,利用敌伪矛盾,策动反正。

  陈毅、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敌占盐城,我在苏北地区已不能建立大的后方,新四军军部拟即缩小,根据地工作均交各师负责领导。

  8月25日 陈毅、刘少奇电示陈丕显、管文蔚,做好苏中反“清乡”斗争的几项工作:“(一)领导和组织武装游击,布置反‘清乡’斗争;(二)作敌伪军工作;(三)大规模破坏敌之交通,以逼走敌伪新成立之据点;(四)主力部队应取得相当时间的休息整训。”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中共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延安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

  夏秋 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与中央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所以使党在革命斗争中也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胜利与成功。然而,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各方面,在各个地方,各个组织中,并不是平衡的。而且由于统一战线的环境,党在各方面的胜利,大批非无产阶级成份的加进党,使得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在发展着。必须予这些倾向和意识以毫不让步的打击,然后才能更加巩固我党,并推动我党向更高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程度前进。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反对丧失党的立场、离开党的原则的斗争,反对不服从党的组织、不服从中央与上级的指示、违反党的纪律的斗争,反对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斗争。必须在党内发展自我批评,开展这些斗争,严肃党的组织与纪律。然后才能在党性上具体的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报告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下列不良倾向,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理论的说明:一是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与工作中,丧失自己立场与独立性的倾向,以及在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二是在党内一部分同志中发展着的个人享乐主义倾向。三是在某些同志特别是在某些负责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四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本位主义倾向。五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不服从不尊重党与组织的倾向,以及在一些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无原则纠纷与不团结的倾向。报告提出,对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是必须在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中,来坚决反对的”。这个报告刊登在十一月十日出版的《真理》第三期上。

  9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新四军第四师工作问题。

  9月6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苏中军政党委员会,指出:“外围军工作是抗日战争中不可忽视的武装斗争策略的一种。在全国现有的二百万友军中,能建立一部有外围军关系的友军,在数十万八路军、新四军之外能建立数十万外围军,无疑可加倍增强抗日民主势力,于坚持抗战、进行反攻有决定意义。特别在华中,如苏北、苏中的战争环境,非切实放手建立多数的外围军即不能孤立日寇和拆散敌伪的联合。”那种认为在苏中、苏北我军已占优势,已有广大地区,已无建立外围军的必要,甚至认为外围军会妨碍我主力扩大和发展,此种清一色的观点,只会孤立自己,帮助敌伪,是完全不正确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我军基础强固,声威远播,对我军的同情日益增长之际,正是大量建立外围军的良好时机。“尤其在李长江、杨仲华叛变投敌,进占盐城之后,敌伪用一切方法向我进攻,企图造成反共阵线,以孤立我军的时候,我们要扩大交朋友的工作,以避免自已孤立,则建立外围军工作是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作。”为此,要求苏中党政军站在执行党的外围军政策上去帮助“联抗”,开展工作,做出成绩。

  9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新四军政治部各部人选及工作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锄奸部、敌工部和联络部。刘少奇在发言时指出:宣传部应编一些部队教育材料和干部教育材料。敌工部召开一次敌工会议,研究贯彻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联络部主要是搜集材料,并指导下面开展工作。出刊物,办训练班,派人下去指导工作,召开会议研究工作,这是政治工作的几种主要方式。

  9月10日———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会议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与会同志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与会同志还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王稼祥在发言中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陈云发言认为,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任弼时在发言时指出,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9月12日 陈毅、刘少奇发布关于配合国民党军打击进犯郑州、洛阳之日军的命令:“奉中央军委佳电,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已集中力量抗战。我新四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决定各部行动如下:“(一)四师即派得力部队以一个连至一个营为单位,选择蚌埠至徐州间之铁路,向敌进行可能之袭击破坏,另一部对徐州以东之陇海路进行可能之袭击。(二)二师即派得力一部破坏明光至蚌埠及滁县至浦口之铁路。(三)六旅应以得力一部破坏淮南地区段 (巢县以北) 。(四)五师应组织数个精干游击队,破坏平汉路南段。(五)七师派队设法破坏淮南路南段(巢县以南)。(六)三旅派队破坏淮海南段之公路。”

  9月16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谭震林、中共苏南区委,提出苏南工作的部署意见:敌伪对苏南重视更甚于苏北,我军在敌后的艰苦斗争业已到来,目前国内外条件不容许我军大举向大后方发展,应在敌后研究极灵活极顽强的坚持办法。今后苏南工作取决于坚持“一打一拉”的政策,打破自己的孤立,多交朋友。“斗争是为了求得联合,打作为达到拉的手段”,而联合是为了求得共同发展,并争取在联合中的主导地位。在工作部署上,应分别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向南为国民党地区,以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为主,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政策;向西为敌伪区,以秘密工作为主,争取同情者掩护,以利于疏散机关干部及武装反“扫荡”时暂时隐蔽;在基本区以坚持游击战争为主。

  9月23日 陈毅、刘少奇电示张云逸、罗炳辉、郑位三等:“你们应准备在冬季再动员一批新兵(约二千人)补充主力。”“要抽一批得力干部或主力之一部编人地方部队。要大大发展地方部队,提高地方部队的战斗力与政治水平。”对地方部队的要求是:“(一)在党领导下;(二)好的群众纪律,执行党的政策;(三)有战斗力及战斗积极性。”

  9月24日 在新四军军分会上发言,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汤恩伯、李品仙可能东进,向根据地再次发动进攻。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争取最好的前途,阻止最坏的前途。最好使之知难而退;如果他不退,则击退之;如击不退,亦决心坚持下去。

  9月2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担任的华中局书记与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饶漱石代理。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又称高级研究组)的决定等。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决定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9月 陈毅、刘少奇复电叶飞,同意派部队去高邮、宝应地区开辟工作。指出:“到高、宝去创造新区,不是把新区新四军化,立即去取别人而代之,复为我军一家的天下。”“新区的工作以创造同情流动区为主要目的,对当地抗日采取长期合作的方式,进行交朋友的工作。根本放弃推翻或代替别人的企图。对当地伪军或土匪势力,只要他不助敌,不害我,则我即不向其进攻,并与之联合。”“对高宝联庄会万余武装,宜视为外围军,长期同他们做朋友,不要用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办法。经过他们的关系,一直使我们部队能流动到射阳湖西岸及曹甸、宝应之线,并打通二师联系,即为绝大成功。同时还可利用联庄会灰色的掩护,来转移主力,疏散干部,办学校及兵工厂,不大受敌威胁而能长期坚持。这便是新区工作的根本企图。苏中、苏北我方只有基本区而无同情流动区,此种孤立局面必须用开辟同情流动区来打破。”

  秋 和中共盐阜区委书记刘彬、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宋乃德谈话。指出:盐阜区知识分子很多,青少年也很多,在各级各类学校已经星散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这些人流到敌伪地区去,或者流落到韩德勤那里,或者向大后方跑,应当开办学校,团结他们,使他们有书可读,有地方可教书。希望你们办一所联合中学,要从初中一直办到高中。教育这些青少年很重要,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依靠青少年。要巩固根据地,开辟根据地,要依靠他们;要看到他们有抗日的一面,他们是勇于接受真理的。你们没有人,军部可以调一些给你们,但主要是团结地方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待遇要提高一些,使他们可以赡养家属。不久,在阜宁张庄创办了盐阜区第一联立中学,宋乃德兼任校长。

  10月2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致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指挥部、山东分局,提出对正规军与地方军诸问题的意见。关于正规军与地方军互相区别的主要标志问题,指出:“(一)正规军是直接隶属于中央,并受中央或中央局、中央分局之指挥的。而地方军则隶属于地方党与地方政府,并受地方党与政府之指挥的。(二)正规军是根据中央的命令和执行全国性的战略任务的,并随时可能进行大的机动,不受地方性的限制。而地方军则主要是根据中央及地方党的命令去担负地方的战斗任务(即使这种任务是有全国性的战略意义的也是一样),并且非在不得已及必要的时候不脱离本地与进行大的机动。(三)正规军之组织装备及教育等,是有全国性的统一制度的。而地方军的组织装备及教育等,则主要根据各地方的特点,比如山地、平原地、湖沼地及气候、敌情、民情等而各有不同,以适合地方性为主。(四)正规军能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战,而地方军则一般不能独立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战。地方军经过长期的教育锻炼是能向正规军转化的,但于短时地方军这种转化是不可能的,否则要使地方军受到极大的损失才能使其正规化。”电报还对已无可能进行运动战的若干平原地区是否需要正规军、军区与正规军的关系、军区的建制与指挥关系、平原地区的军分区是否有必要指挥两种部队 (正规军及军分区武装)、平原地区的县区游击队的指挥关系、平原地区部队的编制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10月3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人为什么犯错误?》的报告。报告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法则,着重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为什么犯错误的基本原因。指出: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与一般动物有区别。“人是自然物又是社会物,所以人是具备了二重性的,即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人亦是一种动物,但人不是一种普通的动物,人是发展到最高级——具有完备的思想,能反映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并能按照这一规律而改造世界,能利用自然界,并组成社会,进行生产,能懂得辩证法,并能按照辩证法的法则而行动,而生产——的动物,这就是人与其它动物不同的地方。”“虽然人具备了完备的思想,能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虽然能懂得辩证法,并能按照辩证法的法则而行动,但是,任何一个人还要犯错误的,也正因为有完备的思想,懂得自然辩证法,才有可能犯错误。”“人之所以不能避免犯错误,是由于人在实践中,主观与客观发生矛盾的原故。所谓主观,就是人的头脑中所思想的东西,客观是存在于人头脑以外的东西又能为人类思想所反映。由于人类的脑髓的发展,产生了思想,能反映客观自然。正因为人要去了解客观自然发展的规律,在了解(认识)客观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就会不免发生了客观与主观(认识客观的发展规律)的不一致(矛盾),一当客观与主观发生了矛盾,在行动上就要发生错误。”同时,“客观世界是不断在发展着,不断产生新的事物,因之,人类的认识就要被迫着不断的去了解客观发展着的世界。所以,人类的最后克服主客观的矛盾,就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事物。今天人类的认识,不但有历史的限制性,被人类的认识水准所限制,而且还要受地球的限制(这种限制能否被打破,还是一大问题),结果,人仍要在一定的程度上犯一定程度的错误。一般的讲,主观常是落后于客观的,客观的事物发展了,而主观的认识还停顿在旧的事物上,并以这样的认识去认识新的事物,就常常不免陷于成见(所谓先入为主)。”“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与主观常常落后于客观,就是人类不免犯错误的基本原因。”“除了这两个基本原因之外,还有使人犯错误的其它原因,这就是本来可以避免犯错误而又犯了错误的原因:(一)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而犯错误 (认识错误) 。(二)由于立场之错误而犯错误。”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一)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二)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三)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4日 致电毛泽东:“目前我党我军在华中的任务就是:(一)阻止反共军的东进;(二)反对敌人的‘扫荡’;(三)建设和巩固根据地,训练与扩大我军。”单就这些任务讲,这里的领导同志是能担负的。但是,华中工作还有些困难,须要进一步解决。请中央考虑我可否暂缓回延安。十一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来电悉。(一)即来延安,既于目前工作不利,自宜缓期。(二)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姚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三)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亦不可能大举‘剿共’,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

  10月7日 就根据地内对地主的政策问题,致电张云逸、郑位三、罗炳辉,要求检查过去执行政策的情况,纠正过左的错误,特别是要详细讨论如何区别各种地主及各种顽固派,区别各种汉奸与投降分子,具体实行“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以照顾抗日各阶层的利益。指出:对地主和顽固派,必须打的时候不打,必须拉的时候不拉,或打的拉的不恰当与方式的笨拙,都是不对的。

  与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谭震林,分析新四军第六师在反“清乡”斗争中受到部分损失的原因,提出对付敌伪“清乡”的办法:“(一)如有可能,在敌人准备‘清乡’、建立封锁时,先发制人,集中力量,打破敌人的封锁。(二)如不能打破敌伪封锁及‘清乡’,我们的部队及地方干部.甚至已经暴露的地方党员,均须全部暂时离开该区,转移到新地区活动或隐蔽,绝不要再留部队及干部在该区,只留少数之全灰色可以与敌伪敷衍及少数便衣武装,在该区秘密活动。(三)待敌伪‘清乡’过后,我们地方同志首先设法回去恢复秘密工作。可能时,我们武装部队再秘密回到原来地区活动,但再不要大吹大擂,并可不用新四军番号,只要能争取群众,并能对付危害我之坚决汉奸即可以。政权及群众组织等均可以伪组织面目出现,不必组织公开抗日政权。(四)切实整顿部队纪律,切实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对于某些动摇的党外分子均以礼待之,以礼送之。(五)切实深入地方党与群众工作,一律采取隐蔽政策、精干政策。切实进行与深入伪军、伪组织工作,打入敌伪之‘清乡’训练班及其组织,扩大敌、伪、顽矛盾及各派伪军、流氓之间的矛盾,而打击坚决反我者。(六)对已失败之部队及干部要多加解释,研究经验与办法,稳定其情绪,并鼓励他们继续斗争或回原地坚持。(七)敌伪在‘清乡’中建立的各种组织,我们回去不要立即取消或反对,而要利用之打入进去,使敌伪的反共组织成为我之组织。”

  10月9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彭德怀、左权报告苏北反“扫荡”的经过。从七月十日军部撤离盐城,至八月二十日敌被迫停止对我大举“扫荡”,我军总计战斗一百三十五次,敌伪伤亡一千九百三十二人,俘日伪军一千零八十九人,击沉敌汽艇十三只,缴获炮一门、轻重机枪十五挺、步枪一千一百二十三支。新四军伤亡指战员一千余人,内有鲁艺七十余人,抗大百余人。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乘日军“扫荡”无为、巢县之际,大举向我皖南五十七团进攻,为我击退。“我皖南部队因顽敌屡次进攻,敌顽双方筑据点后,地区缩小,部队活动困难。”

  10月14日 与饶漱石、赖传珠致电陈毅,请他留在淮海区一个时期,帮助中共淮海区委和部队粉碎与阻止韩德勤北进控制淮海区的企图。要求淮海区部队应首先控制运河两岸,阻止韩部在运河两岸建立新据点,并进一步将盐河北岸的顽军赶过盐河南岸。必要时,可再从阜宁抽一个团到淮海区。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二师在运河南岸的部队须积极配合完成此任务。

  10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敌伪军工作和交通工作问题。在发言中指出,从长期来讲,敌军工作是主要的,但在今天来讲,主要的是做好伪军工作。还说,要切实注意交通员工作,主要任务是传送书报文件和护送人员来往。当前,主要是建立与苏中的交通线,特别是打通上海的交通。会议决定:成立敌工部,由钱俊瑞暂兼;成立调查研究室,以曾山为主任,彭康为副主任;建立整风高级学习组,刘少奇任组长,饶漱石任副组长。

  10月28日 与饶漱石、赖传珠复电陈毅:“目前局势尚未完全明朗,日本除北进企图外,南进与西进的可能性仍大。目前打韩对大局是有影响的,且更促进反共军之急速东进,而我打韩亦无完全取胜的把握,仍以待机解决顽韩为宜”。

  与饶漱石、曾山致电中共苏中区委,要求结合苏中具体情况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八月四日关于开展敌伪工作的指示:应利用一切关系与可能去开展敌伪工作,除对那些坚决反共、真心为敌以及经常下乡搜索群众、破坏我政权与民运的分子应给以坚决打击外,对于其他伪军、伪组织不要一律采取打击方针,而应按照具体条件与对象分别采取分化、争取、利用的政策。苏中区立即组成党政军统一的敌伪工作委员会,并在敌人各重要据点附近组织敌伪工作站,以统一领导敌伪工作,并决定谁当打、谁当拉的原则。

  11月2日 住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准备一周的讲课课程。

  11月3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的演讲,论述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指出:“资产阶级在许多地方讲平等与人民的权利;但是却可以容许绝对不平等的经济地位。资产阶级有几千万几万万的财产,而对无数千万的人无衣无食是不管的。国家社会是建筑在经济结构上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人们在经济上不平等,于是形成其他一切方面的不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是虚伪的,实际上仅仅保障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内容。”“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完全不同,不仅要求法律上、政治权利义务上的平等,而且——这是最要紧的——要求经济上的平等,要求资本的取消,私有财产的消灭。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一条法律:‘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法律把经济上的不平等取消了,大家都要做工,不做工的就没有饭吃,不管你有多少钱。有了经济上的平等,于是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法律上、教育上及其他各方面都有了平等。”“资产阶级除了允许经济上不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也是有限制的(现在的法西斯蒂则根本不要民主),特别有民族的不平等,如美国讲平等,但对黑人就不平等。此外还有信教、男女的限制等等。而无产阶级的民主则打破了这一切的界限。”演讲在论述民主精神问题时指出:民主精神“就是平等精神。资产阶级口里讲民主,实际上不能实行民主。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实行真正的平等。我们革命者,要有平等的精神,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压迫或剥削另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侮辱另一个人的人格。如果我能剥削你的劳动,而你只能甘受驱遣,这就是不平等,也是没有民主精神。”“然而,平等精神或民主精神不是平均主义。现在我们同志中,一方面表现民主精神有些不够,另一方面表现有些平均主义的要求,还有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否认组织性,否认我们队伍中有指挥者与被指挥者,否认党内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种平均主义与极端民主的要求,并没有平等精神与民主精神”。演讲认为:“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说人民没有经过民主训练,不懂民主。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因此,我们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国群众,在党内也有实行这种教育的必要。演讲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指出:“官僚主义不仅在剥削阶级队伍中存在,甚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在共产党内,在无产阶级国家也存在。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当权的政党时,官僚主义也严重起来。”“我们党内存在官僚主义,是因为党内非无产阶级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程度更不够。”所以,要肃清官僚主义,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要提高民主精神,进行民主教育,这是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撤职等只是治标的。一切工作制度、组织制度都要实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能够开展。在共产党员及干部中要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平等精神,以民主行动督责自己和其他人,就可以不断防止和逐步克服官僚主义。”

  11月4日——6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阐述了加强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重要性,指出:“整个党的结合形式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结合,就是由党的中央和党的各部分、各机关以及各个支部的结合,就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就是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结合。因此我们党的结构不是混合物,不是几十万党员的简单的总合,不是没有一定的结构的,而是几十万党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的;是一个矛盾的结合,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有党的领袖和党员,有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党的这种组织结构使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否则就是‘乌合之众’了。”演讲着重阐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结合的具体形态,反映着党内的组织关系,确定党内领导与被领导 (小组长与组员、支部书记与支部中各成员、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中央与全体党员) 之间的关系的。所以,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党思想上的一致,保证党组织上的统一。先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证组织上的统一,但是组织上的统一又能帮助和推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巩固思想上的一致。所以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保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统一的具体形式。”“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问题未决定时,大家可以提出意见,既已通过,就必须执行。即使你不赞成,也必须服从。民主与集中是统一的。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同时,没有集中也就不能有民主。”“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反映党员与党、下级对上级、上级对下级的矛盾关系的。”演讲还论述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等辩证关系,以及党的干部政策问题。

  11月7日 与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谭震林、邓振询:“江南环境错综复杂,日敌在军事上不肯让汪逆精卫尽量发展,汪逆内部矛盾亦甚尖锐,而我们较大部队在江南路东一带公开存在与发展又极困难。因此,你们应善于利用敌伪各种错综复杂之矛盾,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经过种种掩蔽与灰色秘密之方法,在机警审慎长期埋伏之原则下,大胆放手派大批人员打入伪军伪组织中去工作,积蓄力量。”

  11月上旬 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指出:“华中自从进行反磨擦战斗胜利,转入建立根据地以来,统一战线中过左的倾向迄末纠正,业已因此造成自己的某种孤立。此一形势如不改变,要造成我在华中坚持和发展的极大困难。”“地方武装的吞并一切,建立政权的包办一切,反顽战斗前后的打倒一切,是得罪朋友造成孤立的基本原因,这是与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政策上力争抗日和民主的两大主张相违反的。”指示强调:“扩大交朋友工作是最具体最实际的工作,是纠正现存的统一战线中过左错误的基本的一环,特别在消除误解,消除成见,撤销抗战内部的敌对仇恨上。立即在各地扩大交朋友工作,是目前的中心任务。”指示还提出了扩大交朋友工作的具体政策措施。

  11月10日——16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哲学报告,讲辩证法、矛盾律、质与量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等问题。

  11月14日 与饶漱石、赖传珠电示新四军各师、各军区首长并各区党委:“秋收已过,望抓住冬季农闲之时机,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加紧训练大批地方武装与敌伪军工作之干部,并根据当地环境之可能,采取各种具体有效而又不致妨碍地方武装发展的方法来进行扩军,补充主力。”

  11月20日 在新四军第二师在津浦路西取得反顽战斗胜利后,与饶漱石、赖传珠电示张云逸、罗炳辉、郑位三:为更加促成桂军内部的动摇与分化,应即写信给国民党军第一七一师师长及全体官兵,要他们停止向我进攻,共同抗日,如他们保证停止进攻我军,退回原防,我们即退还全部人枪。同时,加紧对顽固派军队的政治宣传,以动摇其战斗意志。还要切实优待被俘虏的官兵。

  11月24日——26日、28日、29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

  11月26日 与饶漱石、赖传珠致电罗炳辉、郑位三、周骏鸣并潭希林:“目前我军的总方针是争取时间,蓄集力量,以应国际国内形势之变化。对国民党顽固派,他不向我进攻,我亦不进攻他。”指出:“桂军似无大举东进的企图。目前二师应切实保存实力,加强地方军,巩固根据地,以观察形势。”

  11月27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的计划,并请中央对华中工作给予指示。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肯定了华中的党和新四军两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指出华中各根据地还不够巩固,希望根据中央最近的各项指示,总结和布置华中的工作。

  12月4日 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回到新四军军部。

  12月8日 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国、英国发动突然袭击,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11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盐阜地区工作问题。在发言时指出:盐阜区当前的任务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具体地说,就是要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开展群众运动;加强武装的建设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要完成这些任务,都要依靠基本群众。因此,发动基本群众,是一切工作的中心问题。

  12月25日 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致电曾希圣、何伟、孙仲德,指出:“我们还要用一切力量在敌后,在敌顽夹击中艰苦坚持两年三年的斗争,并在这两三年中聚集与准备好足够的力量,以便在形势大大好转时,能够获取与掌握一切可能取得的胜利。”这是目前我们一切工作的总方针总打算。为此,新四军第七师的发展方向有三方面:(一)沿长江两岸向西发展,与第五师衔接;(二)沿长江两岸向东发展,与第二师、第六师衔接;(三)沿淮南路两侧发展,与第六旅打通,并控制巢湖。主要的发展方向,当然是第一个,但第二个方向亦很重要,你们首先应尽可能打通和保持与第二师的联系,再以主力向西发展。还提出了部队建设、干部培养与训练等的工作意见。

  12月 指派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科长冯少白去上海,利用他的亲戚朋友关系,筹募捐款,采购物品,侦察敌情,以及对敌伪政权上层分子进行策反工作。

  冬 与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谈话。指出:你们在国民党地区受迫害、限制,到根据地来应该充分发挥力量,扩大组织。小孩子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我们各地都有儿童团,你们应该对儿童进行组织工作,进行帮助和教育。

  本年 毛泽东在他所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文章中,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作用作了评价。文章说:“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不但有刘少奇同志那样的正确的领袖人物,而且有不少类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临时中央斥之为‘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夸夸其谈,随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真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和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刘少奇同志以及还有许多的同志是后者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1942年 四十四岁

  1月1日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一九四一年的总结及一九四二年的任务》的报告。

  1月5日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阜宁停翅港移驻单家港。

  1月7日 毛泽东、陈云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关于大后方党的工作,中央拟作一决定,特征求二兄意见,请将政治、组织两方面意见见示为盼。”

  1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讨论决定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开会时间、议事日程及与会代表人数。

  1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听取陈毅作关于淮海区和皖东北情况的报告。

  中共中央发出电报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1月18日 提出发展浙赣地区及华中教育工作的意见:“华中之根据地在今年下半年应以扩大的开展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及下层干部教育为中心工作。教育与组织几百万基本群众是今后各级群众团体及地方党部的中心任务,望华中局讨论一次,定出适当的计划,发出决定,动员大批干部及各级组织创立很多小学、中学、民众夜校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并训练教员,发展青年团、儿童团的组织,编印各种教材等,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以建立我党在华中群众中的深固基础。各级教育机关与出版机关和报纸的加强,亦成为必要。”

  1月19日 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党的思想斗争问题的报告。

  1月20日———2月8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中局委员、华中各根据地党委书记以及政府、军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九十四人。刘少奇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主要是总结华中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预备会议主要是听取华中各根据地及新四军各师负责同志报告工作。 在会上发言的有:邓振询(苏南)、江渭清(六师)、邓子恢、吴芝圃、刘子久 (淮北苏皖边及四师) 、张爱萍(九旅)、黄克诚、刘彬(盐阜区及三师)、金明(淮海区)、罗华生(独立旅)、罗炳辉(二师)、刘顺元(津浦路东)、谭光廷(津浦路西)、管文蔚、陈丕显(苏中区)、钟期光(一师)等。

  1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同志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

  1月 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学员证书题词:“为正义、为自由、为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而战斗到底!”

  2月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

  2月4日 毛泽东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要负责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材料转发刘少奇,请刘少奇路经山东时予以考查解决。

  2月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

  2月11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复电新四军第七师并第二师,指出:“今后七师发展方向为含山、和县及巢北地方是很对的。因该区位于二师与七师联系区,在敌后顽方力量不大,可利用敌顽矛盾,迅速开展工作,并由巢北经淮南路、由含和经桥林、江浦打通与合肥区、滁全区二师部队之联系。”

  2月13日 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山东问题,请到当地调查,此间材料不足。

  2月15日——3月5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举行正式会议。二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刘少奇作《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华中敌后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各根据地必须切实做好下列各项工作:(一)坚决粉碎敌伪的一切“扫荡”,加强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加强对敌伪的工作,团结一切抗日阶层的人民,为保卫根据地、保卫家乡而战斗到底。(二)根据党的一贯的统一战线方针进行各种工作,以便联合一切抗日的友党友军与抗日的各阶层人民和团体。及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在我根据地内之人民与团体共同抗日,同时应警戒亲日反共派对我之进攻阴谋,并准备击退这种进攻。(三)切实依照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指示,来继续提高主力军,加强与扩大地方军,广大的建立与训练人民武装,建设与提高兵工生产,及正确的指挥各种战斗。(四)普遍深入的发动和组织根据地内的基本群众,普遍切实的改善群众生活,建立真正广大的群众团体。(五)彻底改造根据地内的政权机构,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成为包括所有抗日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权。(六)要在财政经济及食粮方面作极大努力,来保障人民的需要和部队的给养,以与敌伪在经济上作斗争。(七)发展根据地内的文化教育,办理各种学校,训练人民成为新的公民。(八)健全备根据地保安处与锄奸部门的工作和组织,加紧对敌探奸细及破坏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特务进行秘密斗争。(九)建设根据地内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三月五日,刘少奇作会议总结,指出:这次会议将成为华中今后工作的一个转折点,把华中根据地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了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必须加强政府工作和基层政权建设,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行“三三制”原则。学会合法斗争,依靠真理,依靠群众的拥护,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他力量,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要动员全党,采取适当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去搞好群众工作。加强军事建设,组织地方部队,注意研究战略战术。做好财政经济工作,注意解决自给自足,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刘少奇关于《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报告的基本决议。刘少奇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决定要他回延安,并决定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2月2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一)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二)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三)新四军各部及山东部队的电台密码,望少奇督促重新编制,亲自带来。”

  2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朱瑞、陈光、罗荣桓等:“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请你们考虑在严重减弱斗争力量条件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中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的问题,如何抽调及抽调多少望电告。并望少奇加以组织。”

  春 应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生特的请求,致函介绍个人经历。

  3月1日 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新四军各师,指出日军对新四军、八路军的“扫荡”将比过去任何时期都严重和残酷,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应立即动员进行以下工作:(一)依据各部队及地区的特点;在部队与地方中进行充分宣传与军事、政治动员工作;(二)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三)加强战略侦察的布置与指挥,以侦悉敌人的调动,明了敌之动态;(四)研究华北反“扫荡”经验;(五)加强地方工作,准备必要的经费;(六)如敌伪集中“扫荡”某一地区时,我毗邻地区及兵团应机动的策应与配合该地区作战;(七)各部队对敌作战方针仍是游击战,以避免决战,但必须积极行动,以阻止和破坏敌之“扫荡”计划。

  3月初 出席新安旅行团为庆祝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闭幕而举行的歌舞晚会。演出后,在接见新安旅行团全体同志时说:你们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团体,工作有很大成绩,在国内、国外有广泛的影响,是不可多得的。国民党不准你们宣传抗日,不让你们教育组织儿童,还处处迫害你们。我们共产党欢迎你们,支持你们,保护你们,而且还要让你们的团体和你们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3月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在执行政策、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以及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要求刘少奇路过山东时,帮助慎重解决。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瑞,指出:山东“近年来的工作,在旧的基础之上,曾有若干新的开展,这是好的一面”,但“亦有严重弱点”。“关于山东工作及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已委托少奇同志路过分局时,协同你们检查和解决”。

  3月13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

  3月15日 给薛暮桥写信,答复他八日来信中提出的关于白区乡村工作的策略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等问题。这封信结合大革命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战略和策略的关系。指出:“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如战略有错误,策略也必有许多错误。”如果策略有许多是错误的,执行的结果,就取消了战略执行的可能性,或造成战略执行更大的困难。“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乡村中的基本工作方针(这里不说城市)应该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在主观客观条件业已具备的地区——实行革命的进攻,建立革命的武装与政权(如果不违背战略方针及全国性的革命发展的话),苏维埃红军游击区即是如此。第二个,是在主观条件或客观条件还没有或不可能准备进攻的地区——就应坚决的巧妙的实行退却,利用一切改良的可能、合法的可能,以便保存后备军与党的组织,准备与聚集革命的力量,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等待新的革命的来潮。”而“当时的错误,就在于只有第一个方针,而没有第二个方针,即在主观客观条件均不具备的地区,也采取革命进攻的方针。因此,使许多后备军与党的组织可以保存的没有保存(如江苏、浙江的暴动最明显),可以准备好的没有准备得好”。“当时的错误,在于否认一切改良的必要,不懂得利用改良的口号来发动群众运动及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这就完全是非马列主义的观点。”

  3月16日 召集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负责同志开会,交待工作。

  3月19日 同随行去延安的一百多名干部,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第十三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

  3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指出山东党在过去锄奸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原因及损失情况,要刘少奇到山东后“对此问题彻底检查”,强调“必须从整个思想中、工作中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仅从锄奸工作着手是不会得到彻底解决。”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兹将彭电转上,你看此种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24日 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新四军“五师地区在战略上极重要,与湘赣边区均能联系,目前鄂西、豫南、皖西秘密的领导与交通均靠五师掩护。”建议中央派人加强第五师地区的领导,并提出“五师及鄂豫边区党委由中央直接指挥较为方便。”

  3月31日 致电毛泽东:“最近中央关于各种具体政策、具体工作有许多指示,又有党务广播,均很好,很正确,对各根据地工作帮助很大。”提议中央多给各根据地以具体的个别的指导。指出:“华中各根据地工作,一般来说,比华北的迟两年。因此,在华北日程上的许多主要问题,在华中还不能作为主要的议程。如果一律看待,忽视这种特殊性,就不能推进华中的工作。 ”

  致电陈毅、饶漱石:“现在华中各根据地须用大力克服粮食困难,布置夏收群众运动与开辟边区工作。”望各根据地征借粮食、油盐、公草柴火等供应部队,保障部队给养。

  致电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并陈少敏,提出克服新四军第五师粮食困难的意见:“要在一切地方干部中说明帮助部队解决一切困难,从各方面帮助部队,为一切地方机关与地方干部的天职,不可以任何理由推辞。”地方机关应将所有税收及粮食首先保障部队给养。可向有粮食者借募一部分粮食,但须预先进行很好的说明理由。

  4月初 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从山东海陵(今东海)境过陇海铁路,到达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地山东临沭朱樊村(今东海南辰乡朱范村)。到山东后,多次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主要领导同志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等个别谈话,深入干部、群众中调查访问,并查阅、研究山东分局的有关材料,检查、指导山东根据地的工作。

  4月26日 召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开谈话会。会上,就五年来山东工作和今后任务作了发言,充分肯定了山东地区坚持敌后抗战所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具体分析了我党我军在山东的困难处境。指出:目前山东敌友我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的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也不能爽快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善于应付,可能争取若干好转。如应付不善,并犯错误,则将发生更大的困难。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巩固各根据地,加强各游击区,积蓄力量,准备条件,迎接国内国际伟大事变的到来。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 第一,要粉碎敌人的“扫荡”,并进行敌伪工作,向敌占区发展;第二,击溃顽固派对我们的进攻,加强友军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第三,组织群众,发展群众武装,加强军区工作和改造政权工作。做好上述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调查研究,埋头苦干,打破主观主义、清谈主义、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到群众中去,到支部中去,改造一切不良的作风。

  4月26日(27日) 召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山东的战略方针与部署,及主要干部的配备问题,决定:(一)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一军政委员会。(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及山东分局合并办公,三个机关原有直属队共万余人,缩减至三干五百余人(连抗大、特务团、党校在内)。所有工厂、医院、学校及后方勤务机关均拨归各战略区或裁撤,分局、师部只保留领导机关,两个学校。加强各战略单位的工作与领导能力。师部、分局、山纵的干部统一分配。(三)山东纵队一旅拨归一一五师建制,胶东五旅亦成为机动部队,将来亦拨归一一五师。山纵其余各旅均拨归各军区,并将大部分散插入各地方独立团、营。(四)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副书记黎玉均驻一一五师师部,与陈光、罗荣桓一块办公。

  4月27日 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指出:“在群众运动中,我们所害怕的是我党政干部‘左’倾、脱离群众的少数人的‘左’倾行动。如果是真正群众的‘左’倾行动,只要我们干部不去加油,我们是不怕的,也不要紧的。因此,你们应将口号改变,防止我党政民运干部的‘左’倾,禁止少数人脱离群众的‘左’倾行动,而不要随意防止群众‘左’倾的口号。”要结合当前任务去贯彻中央提出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号召,督促各地高级负责人亲自到部队及农村中去开调查会,搜集材料,加以研究,以便决定政策,布置工作。

  4月28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情况及对山东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敌、顽、我三角力量对比中,山东还处在相当劣势的地位,有些根据地要扩大还相当的困难。报告总结了五年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和经验教训,提出我党我军今后在山东的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各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迎接国际国内伟大的大事变。为此,必须:(一)粉碎敌伪‘扫荡’,加强对敌政治攻势,进行敌伪工作踞点中工作、敌占区工作。(二)争取友党友军共同对敌,改善关系,但对反共进攻者仍须坚决打击之。在战略上关系重大之坚决反共的顽固者,在有理条件下求得消灭数股,适当进行一打一拉。(三)统一军事政治的指挥与领导,扩大加强地方军,使我军主力能够进行机动,主力实行精兵,扩大组织人民武装,训练干部。(四)普遍改善人民生活,减税减租,改善雇工待遇,广泛组织群众,总结群众工作与斗争策略。(五)改造政权,成为真正抗日各阶层联合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争取中间阶层。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检查锄奸工作。(六)加强党的建设,改造作风,正确进行思想斗争,审查鉴定与训练干部,提倡团结与学习,反对无原则的纠纷与宗派主义。”报告还说:“夏收后,分局决定召集全山东的高级干部会,发表关于山东五年来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决定,并立即召集直属队及滨海区地委以上及县书干部作报告。我并准备作下列几个讲演:(一)群众运动;(二)党内斗争;(三)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四)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五)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4月底——5月 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群众运动问题》等报告,结合山东工作的实际情况,对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中强调,要将根据地各种工作做好,首先要做好群众工作。不发动和组织起干百万的群众在我们党的周围,是搞不好工作的,地方武装不能发展,主力也不能补充,财政经济、粮食生产也就搞不好。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大批的积极分子,党是不能发展的。报告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指出: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所以,我们的党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依靠自己的群众,依靠自己的阶级。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我们围绕群众运动所作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首先是由经济斗争逐步吸引人民群众转到政治斗争,在改善了群众生活之后,再逐步地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使他们参加政权工作,参加武装斗争,参加抗战。报告介绍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并对做好群众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作了详尽的阐述。

  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与策略指导的经验教训,并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等基本问题作了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战略与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构成部分。它是在各个不同国家民族及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具体步骤、具体阶段和斗争的方式方法。如果不懂得战略和策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地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

  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政权问题》的报告,阐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指出:政权的改造首先就是把旧社会压迫群众的旧机器改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权。改造政权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坚持抗日,肃清汉奸势力,进行反磨擦的流血斗争;第二步就是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以巩固第一个斗争。报告还对村乡基层政权改造的办法和贯彻民主集中制、“三三制”的原则措施作了具体说明。

  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党内斗争问题》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党内生活中存在的偏向,深刻地揭露了党内过火斗争的种种表现及其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阐述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

  在山东干部会议上作《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强调了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政权工作包括民政、司法、教育、公安、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工作。财政经济工作是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吃饭、穿衣、军用诸问题。他说,精兵简政的基本实质是什么? 主要的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求得军民亲密一致,巩固抗日根据地。报告还对财政、贸易、税收、粮食等政策作了说明。

  5月1日 与朱瑞、陈光、罗荣桓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在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德石路以南平原地区成立北方局分局及统一的军区,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

  5月8日 写信给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提出应以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机警,最正确的政策,来实现巩固华中各根据地的任务。在目前,应做好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准备。在夏收到秋收这个时间里,“应集中建立人民武装,缴收公粮及总结各地区夏收工作,布置秋收;在秋收后,应集中改造政权,扩大新兵,训练人民武装,总结全华中工作,布置来年工作。”同时,“在部队团以上干部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的教育必须加紧,这件事仍有要党校写一个大纲,给你们审定后签发各地讨论之必要。这是一切政策的根本”。

  5月12日 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移驻临沭夏庄村。

  新四军军部和盐阜区各界隆重举行苏北著名士绅韩国钧追悼大会。刘少奇送的挽联写道:“林下享贤名兴利导淮禹稷精神随左右,报国怀壮志陷敌之身文张风节信有徵。”韩国钧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海安逝世。

  5月27日 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移驻临沭东盘村。

  6月1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刊物《斗争生活》第十五期全文发表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一文。该刊在编者按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把它作为整顿三风中的一个重要文件来研究,各级党校训练班也要列为今后党建课程的基本内容之一。

  6月10日 致电陈毅:应督促各地派人下去检查夏收减租及群众的发动与组织工作,务必做到普遍减租形成定例。“在皖东,减租已有成例,应即开始普遍的改造政权,建立各级政权的民意机关及实行真正的委员制,以便将来用皖东的经验来改造各地政权。”最近,敌寇对华北的“扫荡”清剿异常残酷,应作好准备,训练地方武装与主力,注意加强敌占区游击区工作,如不提高警惕,即吃亏很大。

  山东《大众日报》刊登刘少奇《盐城农救工作的经验》一文。

  6月17日 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移驻江苏赣榆大树村。

  6月18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指出:敌向赣东进攻之目的,为破坏浙赣边之飞机场,并有东进与控制浙赣铁路模样。因此,“江南游击战争又有发展之可能”,望“派遣适当部队在一切必要与可能地区,继续发展游击战及组织地方部队,建立游击根据地。”

  6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召开的纪念“七一”干部大会,并作二十一年来党的奋斗史的报告。报告分为以下几部分:(一)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和中共的产生;(二)中国大革命和中共的发展;(三)大革命的失败及其教训;(四)内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报告指出:二十一年来我党为民族为阶级而英勇奋斗,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今天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抗日斗争中,共产党更起了伟大的作用,创造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半数以上的敌人,在整个殖民地革命运动中还起着领导作用。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报告认为,在某些个别地区我们也犯了一些错误,存在着一些缺点。我们许多党员都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对于工人阶级组织上的联系还不够密切,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还不够,许多党员还不能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正确地领导革命。但只要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老老实实地工作,在任何困难条件下,绝不放下党的革命的旗帜,既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再加上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那我们的缺点一定可以克服,革命一定可以胜利。党二十一年宝贵的遗产是几十万党员的血换来的,我们要好好地接受。

  6月 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会议上作《五年来山东工作基本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山东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和各项任务。

  7月9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但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电报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趋势,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考虑到战后的一些复杂情况,则 “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更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或在山东一时期再返苏北,最后再去山东,请你斟酌情形决定。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还指出:“日寇攻我方针之一是寻找我主要指挥机关给以打击。八路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是一严重教训,今春一一五师师部亦曾遇到危险,请予严重注意,一切主要指导机关及主要指导人总以安全为第一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7月11日 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移驻山东临沭朱樊村。

  7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心学习组开学典礼,并在会上讲话,指出:读书看文件是一种必要的学习方法,能使我们获得知识,获得理论。但只是学习方法之一,而不是其全部,只是必要的学习方法,而不是主要的学习方法。主要的是什么?是参加实际斗争。因为知识或理论是从实际斗争中即从社会生产中和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讲话强调:我们做工作,解决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周密的调查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还要精细的研究调查所得的材料,正确的把握它的规律,然后根据它的规律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做出来的决议和指示,才是正确的,工作也才会做好。这才是行动上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口头上的唯物主义者。有些同志天天喊调查研究,要求下面做,可是当自己做决议发指示的时候,却忘记了这一条,不去调查研究下面的情况,只管坐在房子里发号施令,这也就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对于工作是有害无益的,必须克服。还指出:经验是实际的,有用的,但这是根据一定条件来说的。实际经验必须与理论相结合,提升到理论阶段,才是可靠的知识。同时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而且是片面的、局部的,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否则就会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把狭隘的经验当做知识的全部,把它死硬化、公式化,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主观主义,对于工作同样是有害的。工农分子的干部容易犯这种毛病,所以必须加强理论学习。

  7月20日 写信给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指出:“要在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的观点上,同时也在准备将来、准备反攻与战后新中国斗争的观点上,来进行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信中根据华中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修明政治,生聚教训,整军经武,严修武备”等一系列政策。主要有:(一)在反攻以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斗争,坚持原有的根据地。主力部队以加紧整训教育为主,提高其质量,以便将来在发展扩大时有必要的良好基础。(二)在今后的一切工作中,特别要注意吸引全国人民与根据地内人民在政治上倾向我们,并能坚决地拥护我们。(三)实行严格的精兵简政,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要培养民力,注意组织与改善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四)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治,推行“三三制”。在党内外及人民中进行关于民主的教育。(五)用一切努力来提高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当着群众已经发动,并已初步组织起来和达到了基本的经济要求之后,就应把群众的教育工作提到第一位。在今年秋季、冬季及明年,你们应指示各地方党及群众团体大规模地进行社会教育与国民教育,特别是对群众中积极分子的教育。(六)以极大的注意和切实而广泛的工作,去争取中间势力站到我们这方面来,或在斗争中守善意的中立。信中强调:为了实现这一切,关键是提高干部的水平。“因为他们是直接实现党的政策与执行任务的人,是直接联系人民与士兵的人,如果他们不懂得政策,不了解任务,工作是无法做好的。”这封信编人《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

  7月下旬 从朱樊出发,渡过沭河、沂河,经临沂、费县、滕县、峄县地区到达枣庄西南小北庄。随后,由鲁南铁道游击队护送,在沙沟到临城(今薛城)间的干沙河越过津浦铁路,直奔微山湖。

  8月初 从微山湖进入湖西地区。在听取中共湖西地委工作汇报时指出: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坚决实行减租减息,发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加强对微山湖湖上交通线的控制;要做好争取伪军的工作,树立同敌伪长期斗争的思想。

  8月中旬 离开湖西地区,经鲁西南,前往冀鲁豫边区。

  9月7日 致电陈毅、曾山、赖传珠:“在夏收后,地方工作应以缴收公粮、建立人民武装、巩固各群众团体的组织、教育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中心工作。”还指出,为了节省与培养民力,实行适当的精兵简政是完全必要的。必须严格限制政府、部队征用民力,要把人民负担减到最低限度。

  9月中旬 从冀鲁豫边区的沙区到达晋东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

  9月21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

  9月24日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与两面政策问题》的报告,指出:冀中大“扫荡”后,情况变更,组织形式、斗争形式亦须变更。冀中过去有较大规模的根据地,今天只有游击根据地和敌占区。因此,冀中全党全军的任务是坚持冀中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敌占区工作,最高限度的保存与积蓄我们的力量,坚持两年,准备反攻。除进行武装的抗日游击战争外,要更多的依靠合法斗争、两面政策和更多的靠群众工作。报告指出,在敌占区,非法斗争是主要的;但敌人建立的统治在相当期间不能推翻,就同时要采用合法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斗争为主,非法斗争为辅。立场坚定不移,策略要灵活。各种形式都要采取,但任何形式都要有利于抗日,并且随时准备各种形式的变化。

  10月1日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今后工作的总方针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团结全党,团结全体人民,咬紧牙关,继续长期坚持抗战,完全巩固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各游击区,积极反对敌人的蚕食,积蓄力量,准备条件,克服困难,在三角斗争中求得于我有利之若干可能的转变,迎接国内国际之伟大事变,争取最后胜利。

  10月7日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上作《关于华中工作报告》。报告介绍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加强军队整训、开展群众工作、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做好财政经济工作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工作的经验,并对华北的工作和华中的工作进行了对比与总结。报告认为,经验的总结与介绍,应着重于领导者如何领导问题,着重于如何领导敌后斗争与工作。领导者不同于一般的工作者,他有其特殊的职责,即调查研究情况,估计判断局势,决定方针,提出任务,确定政策,抓住中心,动员全党及一切力量去推动时局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前进(即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10月10日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发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演讲。

  10月15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目前我党正争取在战后继续国共合作的前途,竭力避免内战的前途。因此,新四军在反攻与战后时期,亦不会主动采取向长江以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为了防止蒋介石在反攻时期以重兵出山东,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乘机打击围困新四军之阴谋起见,在目前努力巩固与加强山东阵地实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新四军今后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山东,应该背靠山东,努力协助山东阵地的加强与巩固。否则,山东如被国民党控制,则新四军将处于危险困难地位。”

  10月19日 越过白(圭)晋(城)铁路,到达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沁源阎寨村。因遇日军“扫荡”,停留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对太岳区开展对敌斗争和减租减息等各方面工作作了指示。

  11月16日 毛泽东致电林枫、周士第、甘泗淇:“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1月21日 写信给陈赓、薄一波、安子文,答复他们提出的关于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与两面政策问题。指出:“在敌伪军及敌占区群众工作中,必须广泛的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 (那怕是最小的可能 ),去进行反对敌伪的斗争。如果在敌占区反对群众的合法斗争,那是极大的错误。”“革命斗争表现为各种形式,在一定的时候,这各种革命斗争的形式,又可分为合法的与非法的两部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都是革命斗争,不能把非法斗争认为是革命斗争,把合法斗争就认为不是革命斗争了,或者认为一切反对敌人的革命斗争都只能非法的进行,就不能有一部分合法的进行,那亦是不对的,那亦就要取消合法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只有合法斗争不能打倒敌人,只有非法斗争亦不能准备好打倒敌人的力量。必须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同时采用 (有一方面为主要方面 ),并使之很巧妙的相互结合,才是完备的革命斗争形式,才能准备好打倒敌人的力量,才能打倒敌人。”

  11月下旬 从沁源到达平遥、介休境内。由中共晋西南工委和平遥、介休县委组织交通队护送,穿越敌占区,过同蒲铁路和汾河,去晋西北。

  12月上旬 到达晋西北兴县。

  12月9日、10日 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群众运动及其他问题》的报告,指出:“晋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与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游击区、敌占区是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是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报告强调,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并教育基本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是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一环。“基本群众的极广大发动,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关,不能跳过这一关。过好这一关,一切工作才能更有基础,否则,是什么也不容易搞好的。”因此,在党员中,干部中,部队中,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报告指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农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报告具体介绍了华中减租减息斗争的经验:“派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先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里,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非中心区、村的干部,开始只做宣传工作,沿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在中心区、村,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突破一点,打开局面。非中心区、村则及时宣传中心区进行减租减息的成绩和经验,造成声势,相互呼应。”报告认为,在领导群众运动中,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正确处理党、政府、军队与群众团体的关系;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群众运动中如发生“左”倾过火的情形,必须正确地对待。这个报告的一部分编入《刘少奇选集》,题为《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

  12月中、下旬 由晋西北跨过黄河进入陕北米脂、绥德、清涧、延川地区。

  12月30日 经过九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敌人一百零三道封锁线,安全回到延安。

  1943年 四十五岁

  1月1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赖传珠并朱瑞、陈光、罗荣桓:“我已安全到达延安,华中、山东各方面情况,从我离开以后,有些什么重要的变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有些什么进步,请简要电告我。”十三日,陈毅、饶漱石向刘少奇报告了华中反“扫荡”、反磨擦斗争、财经工作、群众工作、基层政权建设、军队和党组织建设等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进行团拜,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出席晚会的有一千多名干部。毛泽东、朱德莅临讲话。刘少奇在会上报告华中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情况。

  1月5日——6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关于领导问题的演讲,阐述领导工作的特殊重要意义;指出领导者不能以限于努力工作就算尽职,还必须善于掌握领导的艺术;并指出什么是领导艺术及党内许多同志在领导工作上的弱点。

  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陈毅、饶漱石电。指出:“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荫蔽干部等。在根据地中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张扬,以免引起敌人警惕。报纸、学校、工厂应少办,政治攻势的口号亦不应提出,而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渡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刘少奇提出,敌后工作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提议派刘晓、潘汉年到中共中央华中局搞敌区工作。会议决定:刘晓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部部长,在不妨碍敌区工作原则下兼做根据地工作;潘汉年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

  1月27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对于李长江、杨仲华部伪军“应以离间他们与日寇的关系、瓦解他们为方针。因此我们应站在自己的利益上,促成他们大举反正,以便给日寇统治苏北的计划以大打击,减少苏北伪军,造成我们坚持苏北抗战比较有利的条件。”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庆祝废除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并决定举行庆祝活动。

  2月4日 出席延安军民庆祝废除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大会,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2月13日 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黄克诚:“李长江等伪军反正空气不高、又与你们有好的关系,目前亦不要积极主张他们反正。”目前国民党对我们的关系虽较前和缓,但离具体解决问题还很远,对你们的局部进攻仍然可能。因此,“你们一方面应有诚恳的表示及在不吃亏的原则下解决某些问题,另一方面绝不应对他们疏忽警戒。”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目前应集中注意生产问题,凡是军队、机关所需用的一切东西,都设法自己动手及动员人民生产。要将财政经济的基础放在生产上,而不要放在税收与发行纸币上。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新四军第二师干部配备问题给陈毅、饶漱石的复电,同意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师师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韩振纪、詹化雨为正副参谋长;以谭震林、罗炳辉、刘顺元组成中共淮南区委,谭任书记,刘副之;第六旅与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合并,谭希林兼司令及政治委员,黄岩任副政治委员,谭任路西地委书记,黄副之;第五旅与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合并,成钧兼司令,赵启明兼政治委员,赵任路东地委书记,李世农副之。

  2月20日 致电黄克诚并陈毅、张云逸、饶漱石:“敌寇‘扫荡’韩德勤,韩部窜入我根据地,你们一面应给韩部以好的照应,相机援助,以便改善关系。但你们决不要放松警戒,应以有力部队监视他们,以便在‘扫荡’后能使他们退回原防,不致占领我重要地区不退。”

  2月21日 复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并杨得志、黄敬、苏振华:因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电台已坏,该地区的工作仍暂归冀鲁豫边区领导为宜。待该地区电台恢复后,再归还华中领导。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又致电彭雪枫、邓子恢并陈毅、饶漱石,重申这一意见。

  2月 电告饶漱石:“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现由朱德同志负责。目前工作为准备一些海外各民族及华侨的干部,以便在可能时派赴海外工作,并设法经过敌军与华侨的关系,和南洋各地建立若干联系。”请华中局指定一人负责经常注意海外工作委员会工作。

  3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集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批评了党内一些知识分子“口头上唯物,行动上唯心”的倾向,指出:得到知识应从深刻了解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人手,读书虽也是一种不可少的方法,但要学习得好,读书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见,旁观又不如动手。文艺工作者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

  3月1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修改后提交下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王稼祥、陈云因病休息三个月,陈云病假期间,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

  3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泽东作关于时局与方针问题的报告。会议讨论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整风学习总结计划。

  就处置韩德勤部问题,复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韩德勤部在敌‘扫荡’后分散窜入我区,韩本人已到睢宁,似有放弃敌后窜至津浦路西之意,但又扼于蒋介石命令,不敢转至大后方,故仍有就各地盘驻之极大可能,故我们仍应小心应付。”现重庆谈判仍在继续,“此时最好能避免严重的武装冲突,以免妨害谈判。”因此,“只在他们妨害我们生存甚大时,或在他们向我进攻时,才采用武装驱逐他们的办法,并将冲突经过即告我们转告重庆。”

  3月19日 十时,同毛泽东复电陈毅、饶漱石,同意新四军释放在反磨擦战斗中俘虏的韩德勤。

  二十四时,急电在重庆的周恩来:“据陈、饶来电,韩德勤逃至皖东北后,被我彭、邓俘获,并有其他官兵被俘,韩不愿立即出境,现在师部优待中。待天明商量后再电告应付办法”。

  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黄克诚、邓子恢,介绍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请参照华中实际情形加以运用。指出华北的经验主要是:在反“扫荡”时,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地雷战等战略战术;民兵数量不一定要很多,但质量要很好,要加强对民兵的实际的战斗锻炼及武器配备;在敌情特别严重的游击区,游击部队要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活动,切实注意争取日本俘虏帮助我们做敌军工作;“在游击区与敌占区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需要巧妙配合”,争取各阶层人民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共同对付敌伪;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财力与人力的负担,将节省下来的人力用在生产上。这个电报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华北对敌斗争的经验》。

  3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的职权为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会议还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何凯丰、秦邦宪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为军委副主席之一;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

  3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于三月二十九日以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名义召开延安青年纪念黄花岗烈士就义三十二周年大会。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彭雪枫、邓子恢并陈毅、饶漱石:韩德勤被俘前,蒋介石令王仲廉星夜援韩,韩被俘后尚无反应。你们应准备释韩,但暂时不释,待王仲廉及重庆反应明了后再行处置。

  3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释放韩德勤问题,决定:如韩同意向西去,则发还一部分人枪就地解决问题;如韩不同意西去,则暂留一时期,待国民党表示态度后解决。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每星期一、星期五下午开会,临时问题随时由毛泽东主席召集会议。还决定近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报告华中华北情况。

  3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国共谈判问题复周恩来、林彪电。

  3月31日 电告陈毅并张云逸、饶漱石,国民党方面已提出韩德勤被俘之事,但尚未提出严重的交涉与条件;汤恩伯已令王仲廉主力开回津浦路西。望照中央方针处理韩德勤问题。

  3月 在整风学习期间,写《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敌后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报告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把中共中央提出的总任务、总策略与华北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及时提出华北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集中力量推动党和群众工作实行彻底的转变。着重清除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影响,抓住一二九运动后的革命来潮和抗战初期的有利时机,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和进步力量,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报告认为:“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报告指出,一九三八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发展华中的斗争中,吸取了抗战初期党在华中地区丧失有利时机,没有把工作的中心放在组织和发展敌后广大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教训,大刀阔斧地发展新四军和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们在华中敌后地区的发展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是经过了这样的具体道路: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与坚决的武装自卫斗争。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形势下,一方面我们没有在大敌当前犯进攻‘自家人’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在反共顽固派武装进攻面前,犯毫不抵抗、一味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说,我们不独是在对日武装斗争中,同时也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也在对顽的反磨擦武装斗争中,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执行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军事方针与组织方针,运用了灵活的策略,彻底纠正了华中党在前一时期的错误路线,我们才渡过了难关,克服了危险,并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我们的胜利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报告认为,“华中敌后的根据地是在抗战三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是在反磨擦斗争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的。由于这两个特点,再加其他特点,就使华中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条件,比华北更困难些。然而,我们有了华北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中央的许多指示,我们可以少犯许多错误,可以较快地纠正各种错误。因此,也就使我们在中下级干部较少较弱的条件下,能够运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迅速恢复敌后抗日的秩序,团结各阶层人民在我们的周围,建设与巩固各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的抗日战争。”这个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

  4月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由刘少奇准备对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三个区域各派一个整风学习组,负责帮助该区域内整风学习。

  4月7日 关于水东地区领导关系问题复电中共冀鲁豫区委:“关于水东工作中央已决定归你们领导,华中局亦决定所有四师派到水东的干部完全受区党委及地委领导。”

  4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一号、第二号(关于领导方法)、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会议通过杨尚昆兼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

  4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继续清查特务、进行防奸教育问题的决定。会议决定: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中央研究院名义取消。会议同意北方局提议,肖华参加山东分局为委员,并决定由朱瑞、罗荣桓、黎玉、肖华组成山东分局常委会。

  4月17日 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刘少奇复陈毅、饶漱石、张云逸电,指出与韩德勤谈判时,不能答应其他部队东进,这是避免以后磨擦及保持与韩德勤合作的条件。

  4月18日 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关于整顿电讯机要工作的指示和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高级、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缓三个月发布,在五、六、七三个月内,专门进行防奸教育。重新恢复总学委,负责领导这一项工作,其日常事务仍由康生主持。

  4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所走过的具体道路及其现状,着重介绍了华中对日伪顽斗争、开展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的经验。会议还讨论了中央《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决定》草案和在党内肃清内奸问题,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

  4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解释“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问题给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电报。

  5月4日 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四周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感想和回忆》的短文。文章指出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的成果,是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与中国几千年来旧文化的中坚孔教相对抗的,它吸收了西欧各国进步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成为中国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5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委托高岗、贺龙拟定在保安、太白镇之间地区的开垦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内,留守兵团应着重注意进行军事教育,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拟定具体教育计划;审查内奸工作从四月一日起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在此项工作进行过程中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与粗暴方式。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改派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去榆林见邓宝珊、高双成,调整双方关系,去前先来延安一次,并要国民党联络参谋也派一人同去米脂视察一下当地情形。关于“七七”宣传运动周,会议决定:由解放日报社编委会准备起草“七七”宣言;指定前方主要负责同志准备在六月上半月前各写一篇文章;由中央宣传部及总政治部编写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小册子。

  5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季米特洛夫五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来电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会议决定:(一)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二)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组织的提议后,中央再作决定。(三)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转告周恩来,并告他处理意见,同时将此电发给北方局、华中局和晋察冀、山东、晋绥、太行四个中央分局。会议还决定今后防奸工作应遵照的六项原则: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教育干部。

  5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决定即日召开延安干部会议,由毛泽东传达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决定认为,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尽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给予援助。但“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六月十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5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中央指定何凯丰、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师哲、许之帧、赵毅敏等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由何凯丰负责组织这一工作的进行。

  6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求各地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方法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

  6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七七”宣言起草问题时发言说:宣言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说话。现在国内局势严重,蒋介石是否还能反攻还是一个问题,共产党要准备收拾危局。在这时候提出两年打败日本的口号有很大的作用。会议继续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

  6月18月 致电陈毅、饶漱石,提出对华中工作的意见。指出:“华中各根据地工作是经过如下的具体步骤进行的:第一年(一九四○年) 是以军事行动为主,打开华中各根据地局面,附带建立我们的秩序与进行群众工作;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是以恢复各根据地秩序、建立各种组织为主,并初步进行群众工作;第三年(去年)是以进行群众工作为主;第四年(今年)是以改造政权及建立民兵为主,同时教育干部(整风)与发展生产。这些工作都是在坚持对敌斗争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坚持对敌斗争与达到保存骨干之目的。在第五年(明年),各根据地就应以组织与发展根据地生产为中心工作,以便打下将来坚持根据地的基础。为了这个目的,你们现在应作一切准备。在今年的生产中,创造经验,总结经验,使政府和农会工作人员熟习组织群众生产劳动的一切方法,以便在今冬能够定出明年发展生产的实际计划。”“在进行上述工作中,你们一方面要应付日寇的‘扫荡’与开展反蚕食斗争,同敌人争地盘;另一方面要在今年明年彻底完成整风与审查干部的任务。”关于今年的整风,必须加紧检查与督促,加强思想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在整风初期与中期注重整顿学风是对的,但在后一阶段即应注重整顿党风,深刻检查每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党性。“整风与审查干部的工作,应与生产及对敌斗争联系起来做。”这个电报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对华中工作的意见》。

  6月28日 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写信给续范亭。信中指出:“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信中认为,“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这只有人才特具的。”“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信中说,“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 (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中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信中指出:“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所以人性无善无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毛泽东在读了这封信后,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批注了不同的意见,并于十二月十七日写信给刘少奇,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大体说来,凡论人性(前半部居多)的地方我以为是错的,凡论阶级斗争的地方(后半部)则是对的或比较对的(但有某些错处)。”“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提议在宣言的最后一段,加上“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句。七月二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宣言全文。

  致电陈毅、饶漱石:国民党反对我们的主要斗争方式是采用特务政策,“如果我们不能现在学会反对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的全部艺术,我们一定失败无疑。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还提出了反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对策意见。

  7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干部晚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

  7月4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撰写《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在六日《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曲折道路,强调“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很好地总结我们党在各方面的斗争经验,还是今天我们全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这些经验的马列主义的总结,是团结全党、教育全党、提高全党以至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环。”文章认为,二十二年来我们党的斗争经验是极丰富的,是各方面的。“在各种经验中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真假之分的。这种真假之分,并不以各人的主观自命为标准,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如果我们的党员不了解这种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标准,而不自觉地盲从在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去进行革命,那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的事。”文章在分析中国的盂什维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其危险性后指出:“党的过去的历史,是充满着布尔什维克路线与孟什维克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存在着这样两条路线和两种传统的: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另一个是孟什维克的路线和传统。前一个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后一个是以党内各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这两条路线、两个传统,是经过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内容是极端丰富的。在这种斗争中,党内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路线,虽然也曾经在几个短的时期内占了上风,得到过暂时的胜利,但大多数的情形总还是把错误路线克服下去。我们的党虽然常常克服工作中的错误路线,但是对思想上的孟什维主义的体系,总是没有彻底加以克服,没有彻底加以清算,没有给它以致命的粉碎性的打击。因此,这种思想,这种传统,总还是在党内残存着,到了某个时期某种条件之下,它又发展猖撅起来,危害我们的党。”“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的残余,应该很好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文章号召“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7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六月以来,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一面叫嚣“取消中共”、“取消边区”,一面调集驻守河防的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会议制定了以宣传对付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军事进攻的对策。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

  7月9日 延安各界群众三万多人举行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讲述了新四军在华中进行抗日斗争的成绩,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军队中,是抗战最坚决,给敌人打击最重要的军队。提醒边区军民接受皖南事变的教训,要准备好,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

  7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共的对策问题。刘少奇在发言时提出,在宣传工作上应采用新的方针。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要抓住蒋介石的流氓政治。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要痛驳。会后,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召开干部会议,部署写文章批判《中国之命运》。

  7月16日 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一起欢迎周恩来、林彪等从重庆回到延安。

  7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告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吕正操、朱瑞等来延安参加七大;由中央宣传部选定一批历史文件,指定几本马列书籍,准备于九月起在七大代表及延安高级干部中进行研究;由中央办公厅准备召集一次干部晚会欢迎周恩来、林彪回到延安。

  7月23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蒋在三月间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心目标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并为内战作准备。最近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宣传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大军于边区附近,企图压迫我党作城下之盟。”“数年来由于蒋介石顽固派在大后方实行极端反动政策的结果,已经使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使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及与人民的矛盾大大发展。现在大后方是民不聊生、民变蜂起,而国民党对之毫无改善的根本办法。如此下去,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力量只有继续削弱崩溃。因此,国民党是否能在将来组织有力的对日反攻实大成问题,而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现在也已证明是不可能的了。”“在上述情形下,我们应在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与三民主义的方针下,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应在人民中、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并且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民族于危亡,以打破人民中甚至党内某些干部中对蒋介石的幻想和提高我党的威信。”电报要求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日报》社论及评《中国之命运》等文章,广为散发,并在党内外进行深入的宣传,加紧阶级教育。

  7月 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报告认为,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运动,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及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审干运动的全部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训练干部。”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刘少奇在发言时指出:如果今冬或明春希特勒倒台,日本将会退出中国某些地区。因此,应准备明年有大事变到来,须于明春前准备将审查干部等工作做完。

  参加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周恩来等从重庆归来的干部晚会。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派干部去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帮助整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由聂荣臻、刘澜涛、程子华、肖克等七人组成,由聂荣臻任书记,中共北岳区委与分局合并,中共冀中区委取消,在分局之下设冀中工作委员会,帮助分局收集材料和研究冀中工作。

  8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三年来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会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由刘少奇向高级干部会议作关于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斗争问题的报告。

  9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周恩来在谈到白区工作时指出:白区工作时期的暴露政策与跑街路线是错误路线,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9月3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主要山地均为我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但山东目前兵力不够分配,新发展地区不能迅速巩固。望速从华中一、二、三、四师每师抽调一个小团到山东,归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指挥,协助山东开辟工作。山东根据地为华中根据地的战略后方,望切实注意。”

  9月7日——10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十月六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指出:在党内七百干部中间自由讨论党的路线,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说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六大以后的顺直省委变成清谈俱乐部,不做任何工作;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也是不好的。只有遵义会议的斗争与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很好的,缺点是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一次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除了思想上解决问题外,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这要注意有正确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关于党内斗争的方法,强调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

  9月21日 在阅读陈绍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后写阅后感。指出:“王明等人与李立三的争论,在路线上说来,是没有严格的原则的区别的。王明在许多地方的谈话,比李立三还更‘左’些。”“王明等人在四中全会前所进行的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小组织的派别斗争,它起了极大瓦解党、破坏党的作用。这是一种标本的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四中全会上斗争主要表现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且是王明一派人所准备和操纵主持的。它完全批准了王明一派人那些非纪律的行动,而穿上国际路线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外衣来进行欺骗。从此开始了党的危机,以至使党使革命受到空前的损失。如果完全照事实和真理来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恶。” “王明一派人在其所谓‘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不独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不独没有任何功绩,而且有莫大的罪过。”

  9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关于检讨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会议决定:在彭德怀回到延安以前,暂停开中央会议,待彭到后再行续开,并可用续开续断的方式,准备在七大时再作总论。从十月份起五个月内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参加人员名单由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商定;讨论可用全体会议、小组会议或个别漫谈等方式。中央会议负责领导这一讨论。

  10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参加党史学习人员名单和分组计划,决定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并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请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泽东报告学习和时局问题;学习时间暂定为三个月,学习讨论历史从抗战后开始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会议还决定在《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后,《解放日报》暂停发表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文件,地方性报纸仍可批评。

  10月7日——10日 同朱德、周恩来等赴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情况。 先后到该旅旅部、七一八团、七一九团、补充团听取汇报,参观秋收和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坊、妇女毛纺厂,并探望休养员。

  10月1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报告时局与学习问题,指出:抗战时期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

  10月22日 参加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讨论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10月24日 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讲述了自抗战以来党内的两条路线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在对于抗战形势的估计问题 (中日关系问题) 、统一战线问题(国共关系问题)和战略问题上的争论,批评了王明路线的严重错误及其给党的工作带来的危害。指出,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把投降路线纠正过来了,政治路线上解决了问题,但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整风和审查干部就是要在思想上解决问题。

  10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上发言,回顾了抗战爆发后党内对游击战争、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指出:抗战爆发后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孟什维克路线,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另一条是毛主席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1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举行的干部晚会。

  11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中共七大。陈毅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回到延安。

  11月13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期间举行的会议。会议继续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太岳军区以李聚奎代司令员,王鹤峰为中共太岳区委副书记兼代理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冀鲁豫分局增加杨勇、李菁玉为委员,杨勇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1月22日——26日 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的计划,作出在滇缅路发动对日作战的决定。会议签署的开罗宣言表示三国的宗旨是:剥夺日本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等等。宣言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11月28日——12月1日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德作战中的一致行动和战后和平等问题,签订了德黑兰总协定和德黑兰宣言。总协定规定美、英等国应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11月29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接见陕甘宁边区二百多名劳动英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与边区生产展览会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延安同时开幕。

  12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学习时间为半年 (从今年十一月起至明年四月底) ;学习的课本为六种,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两条路线》上下册;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组成政治工作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主任,陶铸为秘书。

  12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后再交书记处最后决定。传达的意见主要有:(一)指出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是由熟视无睹(指反特务斗争前)到特务如麻 (指“抢救”运动以后),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 (二)指出“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务斗争,要从两方面去进行工作检查。好的方面: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阴暗的方面:夸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三)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须采用分析方法,将坦白分子分为六类:特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

  12月24日 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向他介绍《从猿到人》一书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两篇短文《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和《人类进化的过程》 (《<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以及该书编入的郭烈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文,认为前者“十分精彩,可以看”,后者“亦可一阅”。并说:“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本年 同中共中央妇委的同志谈话,阐述中国妇女解放与革命任务之间的关系。指出妇女运动的任务离不开整个革命任务。由于妇女在社会上的特殊利益,所以需要单独的妇女组织。目前妇女运动的政治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妇女直接受压迫的还是封建主义。因此,首先要调查研究封建社会如何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束缚妇女,然后才能说出道理;要搞启蒙运动,用科学代替迷信;要从思想上反对旧的,建立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出:搞好妇女运动,需要提出明确而具体的反封建口号,需要长时间地进行艰苦、深入的工作,尽一切力量为群众办事,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和痛苦,同群众在经济上、思想上建立起稳固的联系。此外,还应用办妇女学校、办妇女刊物、搞娱乐活动等方式吸引群众。要求党的女干部,特别是做妇女工作的干部,应以布尔什维克的艰苦精神,处理好工作与家庭生活的现实关系。

  1944年 四十六岁

  1月10日——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报告。

  1月12日 毛泽东、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漱石:“如果敌军放弃无为,顽军向无为大举进攻时,同意你们的意见,七师主力转到含、和地区,而以一部留巢、无坚持游击。又沿长江两岸,特别由安庆至九江一段尚有开展可能,应加派得力部队前去建立游击根据地。”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等。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指出:(一)陈绍禹、秦邦宪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关于宪政问题,决定在延安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中央对各根据地发一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时局和方针、宪政运动等问题。

  3月13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组织军民生产、改善军民生活给华中局的指示电:“春耕已到,你们应动员广大人民,一切男女老幼走上生产战场,各级地方干部,专员、县长、区长、乡长等,均应亲自下乡,精细的去指导与组织一个村或几个村的生产,解决人民生产中的困难,发动群众高度的生产热潮。除此之外,关于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亦应加以切实的动员和组织,在不妨害战斗与工作条件下,要使每一个战士与工作人员适合各人情况的都去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为切实改造本部队、本单位的生活而斗争。”

  3月21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山东军区和晋西北,指出多报战绩以扩大影响的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望转令所属严格执行。

  4月3日 致电赖传珠指出:“克服财政困难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要部队、机关、学校能够努力进行生产。但为刺激各部队、机关、学校的所有人员都有高度的生产热情,就必须在制度上规定各单位生产所得,一律用以改善各单位的生活,凡生产得最好的单位,公家不独不扣除它的预算,少发它的经费,相反,公家应再给它以奖金。如此,全部人员的生产热情才能大大提高。”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华中局电,对四月三日华中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作出如下指示:“关于整风、审干、妨奸及生产等任务,中央过去已有很多指示,望根据这些指示和华中情况与最近的经验加以讨论,并作具体布置。”“在会议完结后,时间和情况如有可能,望召集各师主要负责同志,用整风精神,就各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加以批评与检讨,以便增进各主要干部的团结和领导方法的改善。”

  4月10日 出席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追悼朱德母亲的大会,并同周恩来、陈云、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等敬献挽联:“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保好家风。

  4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

  4月18日 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

  4月26日 写信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三三制稿,已看过,很好! 我只在中间加了几句话。另写了三段意见,请你看看,是否可用?如可用,看加在什么地方?加在政体问题一段最末尾,看是否可以? 请你决定!”刘少奇加写的意见阐明了“三三制”政权的形式及其特点,指出:“三三制”政权这种形式,“既能保障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没有阻碍的充分的发扬,又能不致使作为中间分子的地主资本家难以忍受;既要能够充分反映工农群众的要求与利益,又要能够反映地主资本家合理的要求与利益;既要能够密切联系广大的工农群众,又要能够集合适当数量的一定地主资本家阶层的代表。它是唯一的权力机关,是说了就做的‘议行合一’的机关,它是不能为其他任何组织形式所代替的。这也就是目前在中国行得通的、集中一切权力的、最高度民主的机关。这种形式,在我们目前所已找到的一揽子会中,是相当具备了这些特点的,在今后我们要使它更加完备起来,并使之普遍起来。”提出应将整风运动以来党内所出现的充分发扬民主的形式,运用到一切革命人民中,以使我们党更密切地与革命人民结合起来,暴露反动分子,提高人民觉悟,提高党的威信,并在政权与党的机关中清洗官僚主义及一切弱点,从而使党与“三三制”政权更加健康起来。这是我们目前提高自己、团结自己,并提高人民、团结人民最有效的办法。

  5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组织下列准备报告委员会: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刘少奇为成员之一;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作一次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先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5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所拟对林伯渠五月十日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来电的复电。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五月二十一日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确定全会的议事日程和参加会议的名单,并决定向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

  5月20日 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是保障工业的发展的,老百姓也需要发展工业,以便于达到工业品的完全自给。现在世界上凡是强大的国家,都是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我们就要建造很多的工厂、铁路和轮船,搞很多的机器,需要很多的厂长、工程师、技师、工人和很多的劳动英雄。所以工业这个新的东西,有它极远大的前途。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是我们奋斗的远大目标。”“但是要达到那样远的前途,一定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步步地向前发展。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学习、研究,把办工厂当做一门学问,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例如,怎样组织劳动力,怎样管理工厂,怎样改良技术,怎样规定工资等等,都要用心去研究。”“总之,我们不仅能组织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而且要会组织经济、组织工厂、组织劳动力、组织市场等。”讲话还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工业,我们同时采用私营与公营这两个办法。我们应该帮助私人多办一些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对于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有些事情私人不办或办不了的,便只好公家来办,即国家办。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农兵在这个国家中占主要的成分,公营工业也就是劳动者自己的。在我们的公营工厂中没有资本家,因而工人与工厂就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以,在我们工厂管理方法上,就不是采取资本家的那一套办法。我们管理工广的方针应该是:用一切方法与工人合作,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工人也应该以一切方法和工厂合作。要办好工厂就要依靠大家,依靠大家都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5月21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会议通过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周恩来。除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外,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的其他四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的名单。七中全会从本日开始,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结束。

  5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华中党的任务复华中局电,指出:“各师主要负责同志来,你们除开检查各地区的工作及对于中央十大政策执行情形并交换经验外,应特别注意领导作风的检讨与改善(根据中央领导方法决定)。为了打通思想,应以整风精神(根据整风文件),使各同志进行反省,发展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便纠正缺点,增进团结。在进行这种工作时,应与检讨党的历史路线问题联系。”还指出:“汤恩伯在河南几乎完全溃败,国民党腐败无能已达到惊人程度,挽救全民族危亡的全部责任,更加明显的看到是落在我党身上。”为了能够完成这样光荣重大的任务,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干部就须具备坚强的党性、伟大的风度与丰富的知识。而在目前如果不刻苦地加以学习和准备,不纠正一切缺点,不使全党、全军团结得更加坚固,不在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中使全党学会一切建国的本领,那将来就不能顺利地完成这重大的任务。这一指示电同日发给北方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中共中央并通知:“中央本日给华中局电所指示的任务,是全党共同的任务。现发给你们,望据以进行你们的工作。”

  5月29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群众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主要是围绕发展边区经济使群众丰衣足食和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这两大任务来开展群众运动。领导群众运动的原则,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切身的经济和文化要求去组织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发动群众参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做群众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对群众负责,不要把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对群众负责就是对党负责。测量一个同志是否对党负责,首先要看他对群众是不是负责。关于群众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提议用合作社的方式去组织各种群众团体。群众团体除了搞经济、文化建设外,还要做好两件工作,一是调解人民中间的纠纷问题,二是要发动群众反对官僚主义。

  5月30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向六届七中全会提议,七大应增加关于城市工作的议程,该项议程的报告和决议,应从抗战的需要和党的任务出发,提出目前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联系到对过去城市工作的批判。

  6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冀鲁豫军区人事安排致北方局并告冀鲁豫分局电:(一)以宋任穷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宏坤为第一副司令员,杨勇为第二副司令员,黄敬为政治委员,苏振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揆要为参谋长,王蕴瑞为副参谋长。(二)冀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区党委、行署机关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但冀南军区、区党委、行署名义均仍保留。十六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北方局转冀鲁豫分局电,同意朱光为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6月5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对指示作了说明,指出: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这个任务的提出,是以以下情况作为出发点,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四分之三的敌军,根据地人口有八千多万,整风和生产取得了成效,国民党在精神上物质上都下降,汤恩伯一败如水,英、美舆论和民主政团同盟都同情我们,国民党内部有分化。现在如不提出这个任务,则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争取城市的任务是必须提出的。如果我们不去争取城市,则在历史上将受到批评和惩罚。这个任务是否提得迟了? 一般的讲,我以为不迟。我们在这两年巩固了根据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步骤。现在是否来得及?来得及!敌人正在进攻正面,我们可以利用时间。但不能再迟,现在即须发动而不必等到七大,否则将失去时机。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困难虽然很多,但也有有利条件:(一)我们有近五十万军队和十几个根据地,而且有可能扩大军队到几百万人;(二)全民族团结一致,抵抗民族的敌人;(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大胜利的局面;(四)群众运动高涨。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应该明确提出,“一切工作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驱逐日寇出中国”。当然要避免急性病,必须等待时机。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交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修改后发出,并决定成立由刘少奇、彭真等十四人组成的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

  6月6日 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地区对德军实施战略性登陆作战,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6月23日 与陈毅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指出:河南战役暂告一段落,“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但在目前,由于敌寇尚未大举进攻五战区和平汉路尚未修复,故五师方面只宜以待机姿势作各种发展的准备,四师之一部越过津浦路,可西进至涡、蒙、阜、颖等地,相机处理,亦暂不宜向豫境急进。”还指出:“目前湘北、湘东、赣西北之间,均构成了极宽广的敌后地区,我五师宜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而推进鄂南是仅较河南为次的发展方向。

  6月 对准备派往城市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的工作人员讲话。讲话总结了过去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并解答了有关问题。指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秘密工作的经验基本上是正确的,是获得成功的。但在内战时期,党在战略策略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错误。事实证明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策略路线应该是退却的、防御的;斗争形式应该是分散的、合法的;组织形式应该是隐蔽的。可是,当时我们看不清楚,不承认形势低落,确立了进攻的路线,使其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脱离了群众,以为革命的斗争就是不合法的斗争,合法斗争就是不革命等。讲话还提出了目前城市工作应该注意掌握的斗争策略和方式问题

  7月10日 就黄克诚在整风中提出的意见,复电黄克诚,指出:“我们在华中工作,都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因此,我们能够合作,并能够完成中央所给予的任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则仍有不少错误。”例如,一九四○年十二月的“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当时过份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二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电:“我们赞成你们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八路军打通联系,以便中央能派干部到你们地区来。中央已令华北派部队到密县、登封、淮阳、西华一带活动,望你们由信阳、罗山逐渐向北发展。目前你们有一个团的兵力,并有一批干部组织河南工作委员会去工作是好的,但须有得力干部去领导。”“对于湘鄂赣你们应利用目前机会去占领若干有利阵地,以便将来能有更大发展。亦应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7月13日 与陈毅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二师、七师应有各种准备应付桂顽的突然进攻,而且更应准备着在桂顽向我进攻时能予以击退。”“在任何情况下,我皖中阵地必须坚持。你们还可考虑必要时由三师方面抽调部队到淮南,增强斗争力量,以便予桂顽以打击,而推进大别山的工作。但在目前条件之下,主动的去进攻桂顽亦是不妥当的。”

  7月25日 电告中共中央北方局:“已令新四军第四师派两个团西进至豫东、皖北地区活动,设法与水东打通联系。”

  8月3日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指出:“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8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克服财政困难和生产自救问题给中共豫鄂区委的指示,指出:“解决财政困难不外是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除整理税收外,主要应是组织机关部队进行生产,即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进行种菜、种粮、喂猪、喂鸡鸭,打豆腐、榨油、打鱼及采集各种山货和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均可克服很大的困难。改善部队机关的生活条件,各地均有很好经验,望你们仔细研究。如果部队缺乏土地生产,即可在人民自愿条件下合伙,将部队劳动力和肥料加在人民土地上,因而对所增加的收获,部队能分得若干成。其次,适当的进行对外贸易,组织公营企业,亦可增加一些收入。在节流方面,则需彻底进行精兵简政,将一切不必要的人员马匹裁减,机关部队单位合并,组织编余人员去专门进行生产。其次,则为进行节省,减少浪费。至于根据地经济困难,则须执行正确的税收、金融、贸易政策,并动员人民来提高生产,才能解决。”“关于灾荒问题,应坚决实行生产自救的基本方针,应提出生产救灾,大家互助,渡过困难,政府以一切方法保证不饿死肯自救的人等口号去动员党内外的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抗大工作问题。

  8月22日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复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

  复电饶漱石、曾山:关于“五师由中央直接指导问题,待刘晓到延安后再答复你。”

  8月26日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复电饶漱石、张云逸:“对李明扬、陈泰运的反动行为,应采取分别不同的方针。即对李的行为不多置议,仍设法多方争取,对陈站在自卫立场,采取坚决的斗争方针。”应先将李、陈各种勾结敌伪的对我危害行为和我对李、陈的一再劝告公诸于众,使人民及李、陈部下了解其是非曲直,造成解决陈泰运的条件。然后在自卫立场上进行还击。

  9月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派八路军部队南下、开展满洲工作、组建城市工作部等问题。会议决定:(一)为着发展湘、鄂、赣等地工作,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队和干部于十月份南下。由任弼时、刘少奇、彭真负责先与王震、王首道等谈话。(二)在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和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市工作部。城市工委为商讨性质的组织,城工部为实际执行工作的组织。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刘少奇、康生、周恩来、高岗、刘晓为委员,彭真为主任;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三)同意刘少奇的提议,抗大七分校明年减少生产任务,主要进行文化教育。

  9月5日 致电饶漱石:“华中各根据地应在今年冬季开一次劳动英雄、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以准备明年的大生产运动。”

  9月9日 毛泽东、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指出:“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9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张爱萍等任职意见致华中局电:“在彭雪枫同志牺牲后,中央意见调张爱萍为四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张震为参谋长,陈锐霆为副参谋长。另以彭明治为三师副师长。韦赴路西指挥,张爱萍兼九旅旅长驻路东。”

  9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会议讨论统战工作问题。发言时说,现在实际是两部分工作,一部分是统战工作,一部分是党的秘密工作。秘密党要去恢复与建立。秘密党如何工作?以前是隐蔽精干,勤业、勤学、勤交友。今天形势不同了,要作合法运动、合法斗争。我们要经过许多形式与成千成万的群众联系,在合法事业中把群众组织起来,如用合作社办法去组织群众,尽心尽力的主动有计划的去做。

  9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

  9月22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查干部等问题。刘少奇提议联合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向国民党提出召集国是会议的要求。会议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刘少奇提出,除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用。

  9月 与陈毅为悼念七月二十四日在上海病逝的中国文化界先进战士邹韬奋书写挽联:“噩耗传来,忆抗敌冤狱,民主文章,革命气骨,涕泪洒襟哭贤哲。胜利在望,看欧西革故,敌后鼎新,人民抬头,光芒到处慰英灵。”

  10月3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河南工作大发展与调部队和干部去河南、湘赣问题。

  10月7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讨论组织河南军区及其干部配置问题时提议,河南军区受延安指挥,以河南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由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刘子久、韩钧、陈先瑞、徐子荣等重要干部亦去河南工作。会议决定任命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外事组组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王世英、金城为交际处副处长。

  10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四军第四师应巩固津浦路西地区致华中局电,指出:“四师西进部队已获得极大战果,目前应以巩固已占地区为主要任务,应即迅速建立与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吴信元及其他投诚的部队与地方发展的部队为基础建立若干独立团。除派干部外,并可由主力部队抽出若干连编入地方部队,使其担负地方守备任务,以便主力能迅速进行新的任务。”凡来投我之部队,其领袖及干部愿意进步者,均应切实帮助其进步,不得随便撤换和调动;应利用秋收立即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并立即召集士绅座谈会、县参议会等,以便迅速组织与团结人民,巩固我军的社会地位。如有可能,应设法与水东地区打通联系。

  10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电:同意划新四军第五师活动地区为湘鄂豫皖军区,以第五师首长兼任军区首长。

  10月23日——24日 为中共中央派往外地工作的干部作报告,阐述了关于建设党的几个问题。关于党内关系问题,报告指出:“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这是我们的总方针。所以在我们党内是讲统一,讲和气,讲团结的方针。当然党内也有斗争,也有批评。斗争为了什么目的? 目的也是为了团结。”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以斗争达到团结。因此,党内斗争不能过火,过火就要妨碍团结,破坏团结。”关于党内民主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党内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集中制就是我们党内结合的形式,就是我们党内上级与下级结合的一种形式,一种制度。”“既成为制度,就非遵守不可。首先要负责同志来遵守,要党的书记来遵守。”实行民主集中制,应该注意集中,同时又必须注意民主。“要尽可能地用一种民主的方式去进行工作,尽可能地用一种民主的精神来建立我们组织的民主生活。”“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生活,而不是发展党内个人自由主义,不是发展党内那些非组织、非政治、非原则的批评。”“所以,正确地实行党内民主生活,就可以加强党内团结,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的力量,加强党的纪律。”还指出:“在我们党内要实行自我批评的方法,以改善党内关系、同志关系。自我批评有许多方式,整风就是很好的自我批评的方式。”报告指出,除了党内关系外,群众观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把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分割开来。“所以同志们在检查工作的时候,不仅要检查任务是否完成,而且要检查任务是怎样完成的,采取什么方式办法。是不是采取群众路线? 是不是损害群众的利益?是不是引起群众的反感?是不是对群众负责?这个问题要过问,要加以注意。对群众不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就是对党不负责,对上级不负责,对中央不负责。只有充分地对群众负责,真正使群众获得利益,这样才是对党负责,才是完成了党的任务。我们党的一切事业都是群众的事业,都是为了群众,为了工农兵,为了人民,我们做工作就是为群众服务。这个思想观念应该贯彻到我们每一个同志的一切工作、一切言论、一切行动中去。”报告对在敌后发展党的问题也作了详细论述。

  10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中局电:“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必要时还应从一、二两师再调一部去。所有苏南及浙江部队归粟裕统一指挥,叶飞留苏中主持。”指出“新四军(除五师外)在最近的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除现在派出之部队外,将来仍须派遣部队南进西进,并须有主要负责人同去。”

  10月3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等问题,决定:由王震、王首道所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部队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名义,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增派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随同出发。会议还决定取消过去夏曦关于解散洪湖地区党组织的决定。

  11月1日 就新四军第四师粉碎国民党军进攻后的行动方针,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张云逸、饶漱石电,指出:淮北路西部队击败顽军的进攻后,“估计顽军暂时不会大举再次向我进攻,我应利用目前时期,迅速巩固涡河以北阵地,并迅速打通与水东的联系。主力部队经过短时休整后,应迅速部署,分头进行涡河北岸的群众工作及执行打通水东的任务。”“军部与淮北区党委应迅派大批大干部去路西,建立地方武装与政权及进行群众工作。须知巩固路西地区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工作,如有可能,邓子恢同志到路西去工作一时期是有必要的。”

  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的誓师大会。十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

  11月2日 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向南发展苏、浙地区的部署意见:“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个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下列步骤:(一)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二)除即调两团外,准备再从一、二、三、四各师中调五至六个团南进。(三)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两三星期训练,陆续派往苏、浙。(四)对各大城市工作作具体布置。(五)对苏浙各区(浙东区、沪东区、杭嘉两区、浙西区、浙南区、苏南各区)作具体布置。”

  11月6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赫尔利来延安谈判等问题。

  11月7日 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和国共两党调解人的身份由重庆到达延安。八日至十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与赫尔利举行会谈,达成《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即“五点协定草案”。主要内容是: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的政治团体的代表构成;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派遣代表构成;承认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等。

  11月9日 晚,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听取毛泽东报告同赫尔利会谈的情况,并讨论在“五点协定草案”上签字问题。刘少奇在发言中说:从协议的条文上看,我们可签字。如赫尔利签字,我们也签。会议一致同意“五点协定草案”。十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协定上签字。这个协定还有待于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签字。当天下午,赫尔利携带签字后的“五点协定草案”离开延安。

  11月19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河南工作问题。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任务是发展河南,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以便造成将来占领洛阳、郑州和配合新四军第五师占领信阳的条件。到河南去,首先是占地方,改组政府,建立地方党,发动群众,然后再改造民兵。要尽可能的扩大武装,在一二年内扩大到三四万人。要建立地方部队,使之能守住地方。发动群众要快,不可误时,但是不要过急,争取在明年夏收秋收时做到减租减息。然后就可以大大发展民兵,大大发展党。要注意争取时间,一年半到两年的工作都要做好,主要是明年—年。河南搞好了,就保卫了边区。总之,要以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方法来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两年之内完成任务。

  11月23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国共两党谈判及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协定。刘少奇在发言中认为,联合政府有两个,一个是以蒋为主的,一个是以我为主的。蒋介石不搞国是会议,不改变政策,我们参加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快点成立好。半年后即可看清形势。

  1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同意发展东南的部署复华中局电:“新四军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在豫东、皖北方面现有兵力大概已经够用,无须再加兵力。”“粟裕南进后,可以成立苏浙皖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斗争。”十二月,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苏中渡过长江南下。

  12月7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三条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为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五点协定草案”,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态度。会议决定:(一)周恩来、董必武不再去重庆谈判,并致函赫尔利说明原因;(二)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成立准备委员会,由党内周恩来、林伯渠等十四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等二十一人共同组成。

  12月9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

  在延安各界青年代表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尽管这个运动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它和当时人民武装革命运动一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分革命开始重新前进阶段的标志。革命的青年学生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这就是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所走过的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和农民结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机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12月12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发言时指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何时搞,主要是时机问题。现在条件部分成熟,还未十分成熟。与美国交涉来往还要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不必搞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到赫尔利对蒋介石绝望时即可搞了。现在中央应以准备七大为工作中心。

  12月20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听取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

  12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座谈会。

  12月26日 与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部署意见:为了准备在反攻时期我党能确实占领芜湖、南京、上海、杭州各大城市,目前必须大力着手,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包括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南面应包括浙西天目山、浙赣路沿线及打通武夷山曾镜冰、龙跃两处,西面应加强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地区的地下党工作或相机去恢复。“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如果是这样,则北面夺取陇海沿线的任务,应由华北、山东负主责,华中只担任配合责任。关于西面争取平汉沿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豫部队及四军五师划为一新的战略单位(由华北太行、太岳各地予以协助),湖南及两广各为一战略单位。四军对以上各单位只担负配合责任,但目前你们与五师的关系暂不改变。”

  1945年 四十七岁

  1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冀鲁豫分局并北方局电:“黄敬病假期间,由宋任穷兼代冀鲁豫分局书记与军区政委。”“冀鲁豫尚有广大地区未实行减租减息,务必在今年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在太行山整风的一千多平原干部可否从速结束整风,专心学习土地政策与减租减息工作后,由北方局及太行区党委派负责人向他们作报告,将太行区减租及生产经验告知他们,然后派他们回平原去开展大减租运动。“须知土地政策的彻底实行,是我党、政、军取得广大农民拥护的关键,万不应迟缓忽视。”

  1月7日 毛泽东、刘少奇同高岗、林伯渠、李维汉、贾拓夫、刘景范谈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总结问题。在谈到区乡干部作风问题时,毛泽东、刘少奇一致指出: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1月17日、18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座谈会。

  1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北方局电:“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二千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实行,各种政策尚未完全上正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尚不巩固,而黄敬又因病离职。为此,中央特向你们提议,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协助冀鲁豫分局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冀鲁豫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的巩固。在有数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中央土地政策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认真贯彻。北方局必须亲自负责到平原去工作至少半年至一年,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1月24日 周恩来到达重庆,代表中共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1月28日 就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南方局在目前时期的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与上层联络工作外,应用大力进行下层的群众工作。为了准备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以及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我们必需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南方局及大后方各地党的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深入到农村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办法去为农民群众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只有这一工作获有大的成绩时,然后才能在日本进攻中或国内重大事变中有雄厚的与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

  2月3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讨论周恩来一月三十日和二月二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及召开党派会议问题的来电时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搞联合政府,联合一切抗日民主的力量,发动与组织人民。共同纲领分成两部分,一是组织联合政府的先决条件与步骤,一是施政纲领。共同纲领要详细些,如人民组织,抗战到底,清洗亲日派,惩治贪污腐化,取消苛捐杂税等都要提出来。

  2月4日—— l1日 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签署的《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维持外蒙古现状, 恢复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权益,将千岛群岛归于苏联。苏联在会上表示要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2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追悼彭雪枫大会,并在会上讲话。刘少奇和陈毅共献挽联:“淮上哀音,痛毁长城,忆杀敌中原,革故鼎新,解放人民三千万;全军素缟,永识典型,念服务群众,出生入死,致力革命二十年。”

  2月8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念彭雪枫的挽词:“为雪枫同志复仇的最好办法,就是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工作,加速我们的胜利。华中的军民一致努力,完成雪枫同志的遗志,为扩大并巩固新四军与华中解放区而斗争。”

  2月13日 周恩来在重庆同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党派会议等于分脏会议。周恩来逐条予以驳斥。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十六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2月14日 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李鼎铭等接见前来拜年的延安市西区群众、警备团、枣园机关的代表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并发表讲话。

  2月18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的报告。

  为中共中央组织部起草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电:中共七大即将举行,请各地将共产党员总数、军队和民兵数目迅速查告。

  3月7日 主持党章座谈会。

  3月16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向六届七中全会提出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康生、高岗、陈毅、陈云、林伯渠、任弼时、董必武、彭真、张闻天、徐向前、贺龙等十六人为七大主席团成员。确定七大议程为:(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二)朱德作军事问题报告。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合并讨论。重要发言有周恩来讲统战问题,彭德怀讲华北情况,陈毅讲华中情况,高岗讲陕甘宁情况等。(三)党章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刘少奇。(四)历史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任弼时。(五)通过各种问题决议及通电。(六)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还讨论通过周恩来起草的关于中共七大开会及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的指示电。

  3月22日 为何宝珍写烈士传:“何葆珍,女,湖南道县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党。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被开除学籍。一九二三年到安源路矿工会所办之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是年与我结婚。和我一道参加过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党的、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生二子一女。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被判徒刑十五年,由南京第一监狱执行。因她与狱外党的组织发生关系被发现,第二年判决在南京被枪毙。”

  3月25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提议将关于历史问题决议草案改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先召集四五十人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为求得七大能集中注意力去讨论当前问题(即政治、军事、组织报告),原先拟定许多同志发言的办法取消,到会代表可根据这几项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正面地联系当地实际情况,发表意见,希望在七大上不涉及历史问题,以免妨碍集中注意当前的全国问题。

  3月31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为中共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稿和新党章草案。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草稿作了说明。刘少奇就修改党章的经过及有关问题作了说明,指出: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面肯定了严肃性,一方面允许了灵活性。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党章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强调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包括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一条,动摇了几回。“任何”两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六中全会时我写的党规党法是强调纪律的,当时新党员属绝大多数,现在这些党员都有五、六年以上的党龄了。所以我虽然动摇了几次,但仍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这一条,乱子会更多。经过讨论,大家同意新党章写上这一条,但将“在一定的会议上”改为“在党的会议上”。全会一致通过政治报告草稿和党章草案。为着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决定在取得各代表团同意之后,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

  4月1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董必武带随员二人参加中国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家会议的代表团。

  4月4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召集一次中共七大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由毛泽东出席讲话,解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的若干问题。

  4月5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解放区青年和妇女联合会,并通过关于召集解放区青年、妇女代表会的通知。

  4月20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批判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陈绍禹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会议还通过了朱德准备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草稿,以及七大议事日程、七大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议事规则等草案。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作为七大的主席团常务委员,处理日常工作。

  4月2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会议通过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十五人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会议确定中共七大议事日程:(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二)朱德作军事报告;(三)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四)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及会场规则等。

  4月23日——6月l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在开幕大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刘少奇发表演说,指出: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尽最大的努力,而为动员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去战胜日本侵略者,就必须提出与实施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国的前途应该是努力争取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演说最后号召全党同志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所指示的方针之下,动员与团结全中国的人民,向着打败侵略者与建设新中国的目标迈进。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报告。

  4月25日 主持中共七大全体会议,听取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4月27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关于讨论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作的军事报告的情况汇报。

  4月30日 就知名的党外进步人士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山东分局电。委托中共山东分局审查、批准范铭枢、李澄之、郭维城、姚尔觉等人入党事宜,然后报中央备案。说明以后此类人士入党问题照此方式办理。

  4月 同中共中央妇委同志谈话,阐述开展群众运动 (包括妇女运动) 的工作指导方针和方法:“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才能求出正确的方针和指示,以此方针去指导群众斗争,再从群众斗争中去考验这些方针和指示的正确性。在这里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的、各国的经验。”做妇女工作,首先要明确认识工作的对象。在根据地,要了解农村妇女的思想、观点、呼声和需要。第二,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区、敌占区这三种地区情况不同,群众运动的方针也不同。“在敌占区,我们的工作方针是破坏 (在国民党区,我们同国民党是合作抗日,但对它的一党专政与反人民政策是要破坏的);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我们的工作方针则是建设。破坏和建设这两种方针有根本的区别,不容混淆。”第三,要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我们对群众要强调其自动自觉,任何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自觉是搞不起来的。我们做群众工作,不要以群众解放者的资格与群众见面,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因为你们觉悟比较高,有理论,可以把群众的经验提高一步,转而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能否解放,决定于群众自身的觉悟程度。敌人之所以能够压迫群众,除了敌人自己的力量以外,也由于群众自身的落后和没有组织。如果群众觉悟提高,就会自己起来争取解放。在群众现有经验的基础上,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地教育群众,一天一天地提高群众,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法。”第四,“必须有坚持到底、百折不回、克服困难的革命工作精神。真正发动群众自觉是不容易的,要克服很多阻力,要长期忍耐地工作,要采取许多适当的步骤。如果今天搞一下,明天又不搞,事情就办不起来。这就不是群众革命性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革命性不够的问题。”这个讲话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

  5月1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各代表团讨论的内容不加限制,历史检讨可以联系,但以讨论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为中心。

  5月8日 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柬。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的汇报。

  5月14日——15日 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报告指出:“第一,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它已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它的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它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他们唯一的救星。第二,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在它领导之下所组织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已成为目前抗日战争中的主力军,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依靠这支人民军队长期抵抗着日本侵略者,并将依靠它使战后的中国,成为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第三,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在这里,实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并进行了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第四,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关于党的性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报告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便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报告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中要牢固树立以下几个群众观点: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报告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 这个报告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论党》。

  5月16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八路军南下部队的行动部署,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和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从延安南下,经湘鄂赣待机去湘粤桂边(小北江一带五岭山脉中)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准备为东江纵队的退路。警一旅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的名义,支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的名义,支队司令员刘转连,支队代理政治委员张启龙。两部五月底集中,六月初出发。会议还批准了由王首道、王震提出的中共湖南省委名单,并决定中共湖南省委由中共中央华中局代表郑位三领导,同时与中共中央发生关系,中共湘鄂边区委由中共湖南省委领导。

  5月17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与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七大选举问题,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议提出初步的候选人名单并拟定选举条例,然后由主席团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会议通过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草案,准备在二十三日提交大会通过。会议决定大会发言方针,着重正面,多讲形势与任务。不可能在大会讨论及结论中解决一切问题,须向代表们说清楚。关于大会决议,会议决定政治报告准备用一句话的决议;军事报告作一简单的决议;关于党章报告,即通过党章,不另作决议。会议还决定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5月23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会议听取讨论选举问题的情况汇报。

  5月24日 主持中共七大全体会议。毛泽东代表主席团在会上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

  5月27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四十五名,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五名组成。

  5月30日 综合各代表团在小组讨论中对修改党章报告提出的意见,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讨论的结论,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性质、群众路线、干部问题、国民党区域党的工作等,并解答讨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5月31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大会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月2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会议决定五日召开大会进行中央委员预选。

  6月7日 在欢送八路军南下部队(第二梯队)大会上讲话,指出:你们要胜利,就要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就是团结人民。

  6月9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四十四人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廖承志、王稼祥等三十三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议。大会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毛泽东致闭幕词。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6月12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确定八路军南下部队行动的主要方向是沿粤汉路南下,与东江纵队北上的部队会合。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时指出:南下部队和新四军第五师要把一切工作的重心放在准备内战上。除根据地外,要用武工队形式,不用番号,党政军民在一起,秘密精干,保护群众的利益。武工队要与本地结合,有机会还可以生产,力量大起来就可以变为游击队。

  6月13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十八日召开七届一中全会,议程为:推举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及正副秘书长;讨论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中共七大及六届七中全会委托七届一中全会处理的党章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文件;华北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拟由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经七大主席团向七届一中全会提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主席及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正副秘书长名单。

  6月15日 出席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不参加七月七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并讨论确定七届一中全会的议程,决定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十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6月17日 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邢肇棠陪祭。

  6月19日 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任弼时、李富春为中央正副秘书长。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

  7月2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褚辅成、黄炎培、冷В、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听取他们述明来意和对国内问题的意见。

  7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会谈记录包括两部分内容:(一)褚辅成等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方面之建议,其中说:“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

  7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七七”发布的《中共中央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及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负责人员名单。

  7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拟定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各部委分工及负责人名单: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 ;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在内)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何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7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林枫等十六人为中共晋绥分局委员,林枫为书记,组织中共吕梁区委,以张宗逊等九人为中共吕梁区委委员,张宗逊为书记;组织吕梁军区,以张宗逊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兼政治部主任,解学恭为参谋长。

  7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中共鄂豫皖区拟成立中央局,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及王树声、戴季英领导区域的工作。徐向前在病愈后去任中央局书记,傅钟任该战略区政治部主任。会议同意陈漫远为晋绥军区参谋长,冼恒汉为晋绥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7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如何打退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爷台山的进攻问题,决定:集结八个团的兵力,由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政治委员王世泰指挥,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准备日内在延安召集群众大会,发表反对国民党进攻的通电;将胡宗南部进攻边区事通知美军观察组和国民党联络参谋;以朱德名义致电胡宗南、蒋介石提出抗议。八月上旬,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收复爷台山地区。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6日 给到敌后工作的人员讲话,鼓励他们以新的工作态度、新的工作作风去进行工作,兢兢业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当地同志学习,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做到对敌后的干部和人民有所帮助。要正确的传达中共七大精神,宣传延安的好作风。扩大党内民主,以民主的精神、民主的原则办事,以便动员党内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实行放手的民主,才能达到高度的集中。同志们到敌后去的任务是准备胜利,争取胜利。目前形势很好,但要取得胜利,还要经过一段艰苦斗争。要有正确的指导,不失时机。今天又是一个好时机,要放手发展。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8月8日 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九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

  8月9日 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分别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和中共七大的讨论意见修改后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会议主要讨论了时局问题。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联对日宣战。“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8月10日 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十四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九月二日,日本天皇、政府以及大本营三方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朱德以八路军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谍,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去通谍,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8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兵力,对付内战。”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人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朱德发布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八月中下旬,李运昌率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九月六日,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部进驻沈阳。

  8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集中延安的东北干部及确定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组成训练班,准备派往东北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中央局,徐向前任书记,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因病未到前,郑位三为代理书记。

  8月14日 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二十六日正式公布。该条约及相关协定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与中国军队合作,消灭日本军队,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及领土完整,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旅顺港租予苏联,中长铁路由中苏两国政府共管。在换文时,苏联允诺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组织晋察冀中央局及晋察冀军区。晋察冀中央局以聂荣臻、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肖克、赵振声为常委,聂荣臻为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肖克为军区副司令员。

  8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北方局,组织晋冀鲁豫中央局及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下辖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区委。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会议还决定了中共太岳区委及太岳军区、中共太行区委及太行军区、中共冀南区委及冀南军区、中共冀鲁豫区委及冀鲁豫军区的领导人员名单。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以饶漱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彭德怀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

  8月22日 就迅速争取东北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去,进行建立地方党与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出版报纸等工作。从山东抽调部队进入东北。同日,电示晋察冀中央局以同样办法迅速争取热河、察哈尔两省。

  8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时局、中央机构分工及与国民党谈判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决定周恩来先去重庆谈判,毛泽东后去,时机可由政治局、书记处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刘少奇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从日、伪军手中接收中小城市和军用物资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望设各种办法通知日军及伪军,从各中小城市撤退,向交通线及大城市集中,以便我军能在最近占领更多的中小城市和乡村,并须用一切方法购买子弹及其他军用品,尤其是子弹,愈快愈多愈好。

  8月25日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公开发表。宣言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新的和平建设时期,为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8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问题,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决定在谈判中作出一定让步:第一步是让出广东至河南地区,第二步是让出江南地区,第三步是让出江北地区。会议还批准以下人事安排:苏井观为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沈其震、傅连Г、王斌为副部长,饶正锡为政治委员;李富春兼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徐特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朱瑞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副参谋长,管白区工作;杨立三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三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易秀湘为后勤部副部长;余光生为《解放日报》社总编辑,艾思奇为副总编辑;陈克寒、吴文焘为新华社副社长;安子文为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黄火青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长;饶漱石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刘晓仍任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林彪在罗荣桓病假期间代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张邦英为中共晋绥分局书记。

  8月27日 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区党委:“抗日阶段瞬将完结,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晋察冀中央局电:“为了用大力迅速巩固热河、察哈尔两省,进行各种工作,由分局决定立即组织热河与察哈尔两区党委,其管辖区域及与其他区党委关系,由分局规定。”

  8月28日 与任弼时、朱德及延安各界代表到机场送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下午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达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

  对出发去东北工作的人员讲话,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应该是和平建设阶段,但是中国有内战危险,需要斗争。我们要动员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而斗争。这是我们的方针。去东北的人员要看情况办事。只要我们在那里有了工作,就可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资本。不管什么情况,开始要建立党,建立军队,改善人民生活,做群众工作。

  8月29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李品仙、何柱国正向津浦路前进,你们应彻底破坏津浦路和陇海路,铁轨、枕木全部移开,毁坏或埋藏,桥梁炸毁。”“在顽军向你们进攻时,你们必须打几个完全的歼灭战,才能稳定华中局势,并有助于国内和平与目前的谈判。为了要打胜仗,你们及所有高级军事干部,必须反复研究毛泽东同志所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实行该书上的一切指导原则。你们必须集中尽可能多的主力部队,切实整训,开好干部会,灵活通讯联络,养精蓄锐,寻求最有利的机会进行决战。必须诱敌深入,用有力的地方部队与民兵和前进中之顽敌进行纠缠。疲劳敌人,待其进至我中心地区发生骄傲懈怠等缺点,然后以养精蓄锐之主力出击,彻底消灭其一路。你们不要害怕顽军深入根据地失去地方,不要轻易听信地方干部和人民的叫喊,不要轻易以主力与敌人决战,也不要浪战,而必须是一战再战即须解决问题,如果机会不好,主力决不打,以后还是有机会打的。”和桂顽主力作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路,而不要一下企图消灭其几路。必须用五六个团去打敌人一个团,才能彻底消灭敌人,切忌分散平均使用兵力,切忌用相等的兵力和敌人作战。必须很好准备战场,在人民中、地方党政人员中进行很好的准备工作,“组织很好的民兵、游击队,实行空舍清野,断绝敌人交通,日夜骚扰疲困敌人,肃清叛变分子,组织两面派的斗争等。”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越快越好,热河、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

  8月30日 与朱德、任弼时联名复电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毛主席赴渝谈判和平是完全必要的,安全保证也是有的。“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蒋介石内部困难甚多,因此不敢不保障毛主席的安全。目前在前线上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能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晋绥方面对于阎锡山与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利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8月31日 与任弼时、朱德、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一)平地泉、丰镇二十二日为我军占领后,复于二十四日被敌占领,现闻傅作义部已到平地泉。(二)张家口发现敌人仓库六十余处,内有汽油三万小桶,步枪万余支,弹药库十余处,尚可继续发现。”“我们已令晋察冀用一切可能办法巩固对张家口的占领,并搬运与分配弹药资材。”“关于派部队去东北事,你们有何新的情报和指示,望告。”

  蒋介石发布命令,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将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省。九月五日,又发布任命东北九省主席及沈阳、长春二市市长的命令。

  9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的城市的工作指示:“新解放的县城,在根据地已有该县县政权者,立即入城办公,在根据地尚无县政权者,在城市中成立临时县政权,在较大的城市中还须成立市政权。所有这些县市政权,应尽可能吸收当地的群众领袖、积极分子与进步人士参加。应明令解散一切敌伪法西斯组织,登记一切伪组织人民,释放爱国政治犯及被押的贫苦人民”;“成立人民自卫军,协助军政维持秩序,参加解放战斗;对敌伪公有财产及大汉奸的企业,成立一个统一接收机关,暂行管制”;打击伪币,挤其外流;在较大城市中,必要时成立粮食管理机构;救护盟国俘虏,保护外侨,防止敌、伪、顽、特务分子的一切挑拨捣乱;尽量争取公用事业及财政机关的原有人员照常工作;有计划、按政策搬运城市中的机器及重要材料到根据地,以解决将来我们的军火与工业生产的困难。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进占山西长治、长子等六县城,刘伯承、邓小平正集结部队准备打击该顽,解放六县。现在日军不独向我军不缴枪,就是向顽军也未缴枪。而顽军到处利用日伪军配合向我进攻,很快伸进解放区。如平地泉、丰镇被敌人复占去交给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傅部现有四千人进入大同。”为此提议,在谈判中,“除开要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外,似还应提出彻底消灭日本军国主义残余一条。”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冀晋鲁豫中央局和华中、山东、平原、晋绥分局并各区党委电:“敌人不肯向我军投降。顽军利用敌人和伪军反我,很快向我解放区伸进。各解放区除开集结部队在适当位置准备打击前进之顽军外,必须切实破坏交通。凡被我包围之铁路及重要公路、电线等,必须彻底破坏,铁轨、枕木搬走、毁坏或掩藏,桥梁炸毁,应组织一切部队和民兵很有准备的去进行,并可联络铁路工人去进行,以便阻止敌伪顽军的行动,便利我军行动。”“华中消息,宝应城的解放,有四万民兵及民众配合部队围攻十天,靖江城解放,有一万多民众配合部队围攻五天。此种经验,各地可采取,借此发动群众与训练群众。”

  9月3日 致电饶漱石:“你们淮南对桂顽战役,必须由你们自己努力解决,不可依靠冀鲁豫,你们必须独立作战,只要能全部干净消灭,就是一次消灭桂顽一、二个团,也是很好的。”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同意新四军第五师师部及一部主力即转移到四望山机动位置。指出:“在目前,你们想创造主要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你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整编一、二万主力军队,放在手中。有了这个主力,总是有办法的,望你们集全力完成这个任务。在原来的根据地,应设一切方法坚持”。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新四军“七师主力在目前立即向二、三师主力集中,以便组成强大的突击力量,是好的。如无特别困难,应即刻实行。但这不是放弃皖中地区,应留一部主力坚持皖中,以待将来决战胜利后,主力仍回到皖中,打开皖中局面。在目前除开派小的武工队去侦察大别山内地情况外,暂时不要派部队向大别山活动,以使桂顽放心倾巢东进,造成将来向大别山进攻的有利条件。如果桂顽从水路进蚌埠,目前你们破坏铁路很重要”。

  致电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顽军已进入洛阳、郑州,并有一股进入你们中心区,顽军必然要向你们大举进攻,一切交涉,是不会有效果的。你们必须立即准备应付十分严重的和艰苦的情况,在情况严重时,你们的主力部队和重要干部必须转移地区。你们主力转移的方向,第一步似应向东,在平汉路以东新黄河以西地区行动,以便吸引顽军向东,待顽军向东来围剿你们时,第二步你们再向西转移,到伏牛山豫陕边境行动,威胁顽军后方,吸引顽军不敢深入华北。”

  9月5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敌人伪军与顽军合作,接引顽军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欲阻止顽军前进已很困难或不可能。而桂顽进占城市与要道后,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我军,因此我欲求得歼灭顽军一路,暂时恐无机会,以此配合谈判更无可能。在此情况下,请你们考虑黄、谭意见,将三师部队抽调(或再加二师之一部)向东扫清苏北敌伪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否则,主力部队将陷于无事可做的被动地位。以前黄克诚主张三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行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至于四师部队则仍应执行原来的计划。七师主力亦以集中到皖东为好,但可考虑留曾希圣在皖中坚持。”.

  与朱德等出席延安各界二万人集会,热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9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首道电,在湘粤边行动非常困难,创造广东五岭根据地已不可能,他们已被迫北返。他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望速告你们的决心。七日,中共谈判代表团回电表示同意。九月初,南下部队陆续从广东北撤,于十月三日在湖北黄安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9月7日 电告中共谈判代表团:“去东北部队原定延安两个团及万毅部与冀中、冀鲁豫各一个团,均已起身经冀东前去。因情况不明,暂时不决定派更多部队去。”“陈郁、孔原决定即日起身去东北,其他各地去东北的干部亦在集中。”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目前开展东北工作十分重要,延安及华北各地已派大批干部及部队到东北去工作。望从华中东北干部中抽调一批派到东北工作,并立即分别集中,指定负责人率领,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依目前情况,估计阻止何柱国进入徐州已不可能,四师对何柱国恐亦打不到。李品仙、何柱国进入徐州、蚌埠后,忙于解除敌人武装,向交通线两侧伸展巩固其交通线,估计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那时除我控制津浦或陇海铁路各大段求得与顽军主力作战外,恐难有其它地方得与顽军作战。似此,目前一时期,不论二师、三师、四师均以依照当前情况,作适当之分散作战为有利。”

  9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河南区委电:“中央赞成河南主力及大部分干部在情况严重时,第一步向南转移与五师靠拢,以后再相机发展。望即与郑、李直接联络靠近,规定行动计划。河南部队及五师部队留在黄河以南行动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直接配合华北与长江下游我军的作战,所以不应退过黄河以北来。任务和环境是困难的,一切干部应有充分的艰苦斗争的准备,但应估计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困难亦有很多。它要集中主力对付华北及长江下游我军,只要你们很好注意群众纪律,改善与人民的关系,你们在鄂豫皖三省以至陕南地区是完全能够长期胜利坚持的。”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委电:王震、王首道部队已经北返,估计你们单独在五岭立足、创造根据地也是很困难或不可能。因此,你们应迅速讨论并计划分散坚持的办法,即将主力部队分散成数十股,每股几十人至几百人,利用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及东江、北江、西江各地大山以及闽西、闽南的群众基础,分散转移,与采用秘密方法去坚持斗争。其余小部则在原地就地坚持,很好组织两面派的斗争,并分散大批人员到城市工作。”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三万多人,对侵入上党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阎锡山部开始自卫反击。至十月十二日,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五千多人。

  9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通报有关东北情况和中央的部署。电报说,现苏军在东北,只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人,并有自发组织。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有大作用及活动。我一排武装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亦不成问题,胶东已决定派两个营百余干部即去东北。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已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晋察冀分局令李运昌率五个团进驻山海关至辽宁一线,并进驻承德、赤峰、朝阳等城市”。“冀鲁豫固有战斗任务,暂时尚未要他们再抽兵去东北”。电报提出:“现急需派最负责人到东北去领导,来延飞机已飞张家口,可能作为交通工具,康生、高岗均愿去东北工作,你们意见如何?”

  中共中央关于从山东抽四个师去东北电示山东分局:“据胶东区党委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 (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 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以后,“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红军建立民主秩序”。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要第一、第五、第十一战区重新印发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给独立排以上部队应用;蒋介石电令胡宗南调第一军、第十六军兼程开赴平津,另调两个军驻沧石路一线,以控制冀南;国民党已内定第一步还都南京,然后迁都北平,依靠华中、华南基础,直接控制华北,以剪除共产党,并隔断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已告刘伯承、邓小平准备打击胡宗南的北进部队。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河南区委电:“中央同意戴季英同志意见坚持河南斗争,在战略上配合华北与华东的斗争,在目前情况严重时,暂时向南行动与五师靠拢,现在北渡已不可能,亦对我全局不利,必须放弃北渡意图,全党团结在坚持中原斗争的任务之下,以克服目前的各种困难”。

  9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我们已令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起程。冀察晋准备二千五百干部去,已有三百五十人起程。张启龙及伍晋南与程世才所率去五师及广东干部,已令其北上去东北。延安即再抽调八百人到一千人去。

  9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我们拟候飞机回延安后,即载彭真、康生前去东北,并拟定程子华亦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以彭为书记,以便迅速开展东北工作。”

  9月14日 苏联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在沈阳市卫戍司令曾克林陪同下到达延安。贝鲁罗索夫向朱德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讨论答复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和东北工作问题。对于苏军要求八路军撤出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问题,刘少奇提出三种方法:一、撤名义;二、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沈阳;三、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三种撤法都用。但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是抗战以来八路军的活动区域,不能撤出。由山东派四个师到东北,还是去。大城市不能进,现在后方还是可以去。困难的是交通,要解决。方针还是争取东北。会议根据刘少奇的提议,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

  9月15日 同朱德、任弼时致函马林诺夫斯基:在热河、辽宁,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他们已在奉天之沈阳城设立机关(对外不公开),各地到东北干部及党员,可到沈阳城南街张作霖公馆卫戍司令部找司令曾克林(党员),即可找到东北局接头。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红军来延之飞机,今晨已飞回。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及报务、译电各一人已去东北。因与各方商谈结果,以上述各人前去为适宜。中央并决定组织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办事处暂设沈阳,对外不公开。”沈阳来人谈,东北各地秩序很乱,到处堆集武器物资,无人看管,随便可拿到各种轻重武器,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及中央军旗号,均可自由进入满洲,乘火车不要买票,扩兵极容易,我四个连进入沈阳一星期即扩大四千人,并收编了万余人之保安队。”“真千载一时之机。”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为实现这一任务,“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一百个团干部的分配,中央提议,华中二十个团,山东三十个团,冀察晋二十五个团,晋冀鲁豫二十五个团。”“其他到东北能作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中央决定程子华到东北工作,为东北中央局委员,望接电后立即起身到山海关,乘火车到奉天,找卫戍司令曾克林接头,即可找到彭真、陈云等。并望带必要的参谋、电台人员,以便能建立东北人民军队的指挥机关。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去东北干部已从各地抽调约二、三千人,并已组织东北局,但干部尚未到达,华中能去东北干部应速去,目前东北情况很好发展,要华中配齐二十个团的干部送东北,能否作到,望告。”

  9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谈判正进行中,全国内战危险虽仍极大,但和平局面仍有可能。你们在苏南、浙东、皖南三地部队,如果和平局面出现,有转移到江北之可能,望你们立即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证北上安全,准备于将来适当的时机渡江北上。

  9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傅作义尚未遇到我之打击,胡宗南在敌人掩护下完全可能进入平津,冀东尚有伪满军五个旅及本地伪军共约五万人,华北、华中、山东伪军尚多。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甲)冀察晋军区(除冀东外)的现有力量,只能对付傅作义及将来北平方面对于张家口的威胁及巩固现有地区,不能再有大的力量加强与保障热河和冀东,更无力进入东北。(乙)为了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和冀东,对付平津唐山一带将来顽军对于热河的威胁,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冀东富足可以屯兵并开辟热河工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丙)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丁)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无此领导机关负责,巩固热河是不可能的。(戊)我们已决定再从延安派一千三百个干部到东北,并将炮兵学校(约一千人)开到东北去。”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提出筱电所提战略部署。”“建议由政治局成立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9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一)西安确息,英美高级人员向国党高级人员说:如果此时共产党控制张家口、承德、山海关一线,并利用苏联掩护控制满洲,则英美在将来和平会议上对国共问题不能不采取折衷办法。如果中共此时没有实行此着,则中共问题不难解决云。”“(二)蒋介石电胡宗南:对边区防务不得减弱。胡宗南立即令第一军停止北进,现第一军仍停留在潼关、洛阳、郑州一线。”“(三)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西安英美人亦见到此点。昨电抽调十万至十五万兵力的部署望速考虑。又饶漱石提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黄克诚提议陇海以南兵力北调,以热、察、东北为第一全国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余为卫星,他认为如此可长期坚持,一切不怕。”

  9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部署等问题。在发言时指出,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控制张家口、山海关,使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不可能。要控制这一线,至少要增加五万到十万兵力,才能堵死,现在冀东力量不够。东北的海路,到处是苏军,只要五万人在渤海湾一段被我们控制,蒋军就上不了岸。东北局已去了,再派五万军队去,同时要各地配一百个团的干部,马上就去。只要十万枪,就可以装备起一百个团来。这样,就是十五万人了。准备十一、十二月在冀东屯集五万兵,在苏军撤退时宣布八路军进东北。作这样布置,可使蒋去不了东北。聂荣臻负责堵住傅作义。各地不要疏忽,还有两月多,也许苏军迟一点撤。十五万兵力,东北内部再组织二十万武装,枪支粮食都搞好,其他方面搞得好,又牵制了蒋介石,我们就能控制东北。这时国共谈判就有希望,否则谈判的希望就少,和平希望也少。因此,我们要当作全军全党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会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由中央书记处、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给各中央局指示电,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丙)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已)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个电报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为了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必须调兵北上。我们意见长江以南部队原则上撤退到江北。苏南、浙东可以撤出军队三万到三万五千,地方党政一万,即可加强江北。皖南、皖中七师部队已在桂军进攻下势必撤退,亦可撤出约二万人。为了使国民党不能很快安定南京、上海,我苏南力量的撤退可以逐步实行,目前只撤主力。”“新四军部队北调后,罗荣桓调东北,林彪调冀热辽,陈、饶调山东。新四军地区由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负责,组织分局,归山东 (将来改华东局)陈、饶领导。山东部队迅速北调,以便争取时间。”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华中局十七日电,提议将江南主力迅速北调,留一部主力及地方兵团 (约一万三、四千人 ),再加县区武装坚持江南,并说浙东主力转移应在半月左右完成,苏南主力向江北转移不能迟至一个月以上,否则安全无保障,且可影响留者情绪,他们主张转移时间越快越好。”“我们觉得浙东与皖南部队及党政应全部转移(只留秘密工作者),留一部坚持有被消灭危险。苏南部队如要转移,第一步转移主力,第二步亦须全部转移。”同日,中共谈判代表团复电中共中央:“(一)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同意你们及张、饶计划,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二)同意陈、饶去山东,罗及肖去东北,林彪去热河,亦以快为好。华中由谭、邓组织分局。”

  9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陈云电:“中央十九日电部署谅达。你们应依靠山东力量,在两个半月之内,在东北组织二十万至三十万能作战的军队,才能完成任务。望你们立即派人到山东接引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告知他们路上的一切情形,你们应与山东通电。”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并罗荣桓、黎玉转林彪电:“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开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要在两个半月之内,以非八路军共产党面目在东北组织二十万至三十万能够作战的军队,要在冀东屯集五万至十万军队,阻绝蒋介石,不能进入满洲。因此,时机非常紧迫,望你们迅速动作,越快越好。你们的部队和干部应寻找一切可能的道路,立即出动,进入东北及冀东。罗荣桓与肖华望能很快到东北。林彪能很快到冀东。在林彪未到冀东前,中央派程子华到冀东主持。”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电:“同意你们提议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只留秘密工作者及少数秘密武装(当作民枪存在)。苏南及皖南、皖中七师部队和党政原则上亦须全部撤退,但可分为几个步骤撤。”“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则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亦能迅速开动。关于南面撤退计划及北面进兵计划,望你们决定电告。陈、饶到山东后,将来华中分局的名单亦望你们提出,或即以谭震林,邓子恢等同志负责。”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电示罗荣桓、黎玉、饶漱石、张云逸:美军将在天津登陆援蒋夺取平津、争取东北,我军必须坚决先机夺取冀东全部,确实控制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之线,以控制东北门户、堵绝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企图。根据中央十九日电的部署,第一步出冀东的兵力如下:命令山东军区派三万基干兵团,限电到一星期内到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协同冀热辽军区扫清冀东的伪顽军;命令新四军抽调三万五千基干兵团,限电到后二十天内在鲁南蒙阴地区待命。

  9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陈云电:“没有正式名义,要组织大规模正规军是不可能的,而保安队名称,东北人民又不喜欢。请考虑是否可用东北人民自治军,或某某省自治军、省防军等名义”。“中央再令冀东派两个团给你们,请部署洮南府一个团,黑龙江一个团,另由胶东先派一两个团到吉林,然后分散至各县,每县一排也好,以地方名义迅速扩大。”十月三十一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员,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指出:“目前整编与扩大军队,是各根据地最重要的工作”。“为着肃清敌伪力量,制止内战危机,保障战后真能实现和平民主,我八路军、新四军急需补充扩大。”“中央特决定在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内,八路军、新四军应争取补充与扩大数十万人,各区应扩大多少,由各区决定报告中央。”为“适应今后斗争的需要, (不是过去那样被分割为小块的分散游击战争) ,各个战略区域都应编整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其数量应占本区脱离生产兵力的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把他们编组为旅和纵队,准备他们能够实行极大机动,即是说能调离本战略区域到其他区域作战的。”这类主力机动兵团,须配备军事上政治上坚强的干部,直接受中央军委及各中央局的指挥调动。

  重庆谈判因国民党方面全面否定中共的方案,指责中共“割据地盘”,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而陷于僵局。

  9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肖克、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宋任穷、杨得志、苏振华、贺龙、李井泉等电,指出:“抗战胜利,蒋介石独吞胜利果实,不许我军受降并令胡宗南、孙连仲、何柱国、陈大庆、李品仙等率大军,利用敌伪军掩护,分由同蒲、平汉、津浦三路北进,又令傅作义沿平绥路东进,企图夺我张家口及被我包围之平津、济南,并进而控制热察两省及东北。但顽军现由徐州、新乡、运城出发,进抵平津尚有千余里,铁路被我破坏,部队多需步行,伪军虽多积极配合顽军,但日军已不甚积极,估计日军已无大举向我进攻之可能,且敌伪顽之间矛盾极多,沿途给养困难,铁路两旁广大地区我军均可自由活动。根据上述情况,我军阻止顽军北进到平津尚有可能,至少可迟滞顽军两个月以上的时间方能到达平律。在目前迟滞顽二个月的时间,使我能完全控制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一线,在冀东准备好战场,以致阻止顽军根本不能由上述三路北进,对我争取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胜利是极端重要的。”为了阻止与迟滞国民党军队三路北进,“由山东及我新四军主力对付沿津浦路北上之顽,以冀鲁豫主力及太行之一部对付沿平津路北上之孙连仲,以太行、太岳主力及赵尔陆部对付沿同蒲、正太路北进之胡宗南,每路主力兵团须各有三万人到五万人,组织得力的野战指挥机关和政治机关 (最好伯承指挥同蒲路,李达指挥平汉路) ,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在顽军前后左右,一直和顽军纠缠扭打到平津,最后配合我在冀东控制的部队,在冀东进行决战以保障我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安全。”

  9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依中苏条约,红军将在十二月二日以前从东北撤退完毕,国民党正要求红军久驻东北、热察,以便国民党派队接收,但红军因战费太大未允。争取东北时机紧迫,迟则来不及。希望各地方勿失机,令所有向东北前进的部队和干部迅速前进,不再迟延。”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电:“因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新四军主力及陈、饶二人均到山东工作,望你及你所率之军事干部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的职务,以便罗能迅速去东北。林、肖已决定不去山东直去冀东履行新的任务。”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为了能迅速处理问题,是否可要陈毅及其所率之军事干部先到山东,以便使罗荣桓能迅速交代,如你们同意,请转陈毅直到山东,不必到华中。”

  9月24日 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指出:“美军将在天津登陆并占北平,蒋军将由空运及海运至平津。又美军将在大连登陆,助蒋运兵,进占东北。我从山东去东北部队,愈快愈好,否则将失先机。目前对于你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迅速组织和接引山东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望用大力迅速办理,否则来不及”。“东北武装应因地制宜,分为两种:一种是散在各地的地方自卫武装,准备在将来不利时可成为武工队;另一种是较集中的武装,应布置在靠近热河、外蒙、苏联、朝鲜的地区,以便生存发展和保存多量武器,尤其是重武器。又长春铁路的路警及其它路警,应有计划的打入,或实行改造与控制。”“沈阳及其他城市的武器资财,应向乡村及热河运出。”

  9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电文。在发言时指出:谈判没有结果,形势可能逆转,蒋介石想控制平津及交通要道后再提条件,要共产党屈服,否则就准备武力对立,这可能很大。他们在陆上分三路进兵。至于海路登陆问题,我们暂不能阻止他们。现孙连仲部走平汉线,李延年部挺进济南,胡宗南部走同蒲、正太线。我们的方针是阻止其前进,随迹尾追,追跟扭打,以便达到他到平津我也到。目前应以一切力量争取这个月的时间。会议根据刘少奇建议,决定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讲讲时局、谈判经过及方针,使各级组织及干部有精神上的准备;请毛泽东争取快回,再留重庆似无必要。会后,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文,将会议情况向中共谈判代表团通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中局电:“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如我在苏中、苏北、皖东不能击退顽军进攻,则对全国战略形势将受影响。你们北上部队除三师四个旅以外,第二批二师两个旅,是否再令九旅北进,因九旅原在山东行动。粟裕两个旅可作为北进预备队,看山东形势,须要时即调赴山东,不须要时,可留华中工作。叶飞一个旅必须留在苏中、苏北,因华中须仍留必要的主力部队。如将来山东方面须要更多兵力,可从华中派些次要的部队北上。因目前谈判已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的地位。”

  就各部队向东北开进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黄克诚率三师四个旅三万五千人,决定十月一日起身,十月十日到蒙阴地区待命,继续向冀东前进。山东已从胶东抽两个师,渤海一个师,在一星期内起身到冀东。万毅部及肖华、吴克华五个大团三个小团在前进及渡海中。林彪、肖劲光今日由冀鲁豫起身去冀东,约一个月可到。陈毅直去山东。林枫及黄永胜、张秀山等,二十天内可到古北口乘车去东北。其余部队和干部亦正在起身。估计在一个月内我可在冀东集中八万到十万人,各方布置妥当,在两个月之后有把握进行作战。”

  9月27日 致电彭真:“近十万大军一个月左右即可到冀东地区,因时间仓促均未带棉衣,已令现在出动部队尽量携带棉衣,但为数不会多,估计还需做六万套至七万套,请即与叶季壮、李运昌、程子华等同志具体商量解决办法。”

  国共恢复谈判。关于缩编军队问题,双方商定成立另一小组,先行商谈再议。关于解放区问题,双方同意交政治会议解决。

  9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滕代远、薄一波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杨得志、苏振华率三个旅立即出发开赴冀东是很好的”。“冀鲁豫须再准备一万五千人于十月底出发开赴冀东。所有赴冀东部队均须携带全副武器并带棉衣。”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除令三师去冀东外,请再令三个旅迅速到达鲁南接替山东部队防务,参加津浦战役。”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王、王部队已安全渡过长江到达鄂东,李先念部三个旅已经组成,王、戴已开始南下与五师靠拢。”

  9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国民党特务特别注意控制长春铁路路警,望你们立即注意用公开控制及秘密打入的办法,控制该路路警,这对将来东北工作关系极大。”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罗荣桓、黎玉、彭真、陈云并告许世友、林浩电,指出:“在胶东和辽东立即采取必要的确实的办法组织部队和干部渡海,是目前决定一切的一环,必须在二十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因山东部队和干部如须从陆路进入东北,两个月还不能到达,那时国民党军必将进入东北。”因此,“你们双方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

  10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极、罗荣桓、黎玉、许世友、林浩电:“(一)望令万毅、吴克华立即带电台及工作人员到海岸附近去与胶东密取联络,接引部队和干部过海。邹大鹏立即带电台到庄河貔子窝 (今辽宁新金皮口) 一带与胶东联络,收集船只,到胶东接运部队,并筹集粮食。肖华应立即过海,以便指挥全军渡海及渡海后之部署。伍修权立即到旅大与某方言明我军行动,并与万毅、吴克华、肖华联络,以免误会。上述各人非至渡海任务全部完成,不派其他任务,并不得擅自离开。(二)胶东指挥机关立即迁至海岸附近,与万、吴、邹、肖密取联络,全力组织渡海,胶东渡海部队和干部立即向海岸进发,哪个部队先到即先渡,必须迅速渡过三万至四万人,才能打开与支持东北局面。(三)美军今日在天津一带登陆,我军渡海行动不能因此停止,应利用晚上分散上船,一晚到达旅大口外苏联防线内(但不要在苏军驻地靠岸),再沿辽东海岸东行或北行至适当地点登陆。(四)渡海行动如此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望坚决完成此任务。”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何柱国、蒋经国及九省主席到东北,既决定拒绝九省主席,是否可由人民代表会议组织东北人民自治临时行政委员会,以作总的领导机关和号召,如此方能与国民党竞争。因为东北尚有大批伪军(约十余万)和伪警(约八万人)未缴枪,上层伪组织人员都倾向国民党,国民党部现很活跃,我军尚未大批到达东北,我如无公开的号召机关,十分吃亏。”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国共谈判情况及目前时局问题给各中央局、区党委的通知,指出:“国共谈判停顿数天后,二十四日起又继续谈,我方处于有理有利地位,国民党防御、招架。双方代表曾招待民主同盟,同盟诸人批评彼方”。“美军登陆中国沿海,助蒋占各大城要道,但大用美国兵直接打内战可能性不大。”“国民党腐败脆弱,外强中干,忠奸不分,敌友不辨,将迅速丧失人心”。“美国舆论助我者多,将来会有许多外国记者到解放区考察,反动派绝难封锁。”“望我各地坚决斗争,迅速扩大与编组力量,争取新解放区广大群众,加强大城市及铁路工人中的工作,组织暗八路军,确实截断铁路,阻止顽军行动,争取部分受降仍是可能的。”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苏北、皖东、皖北须坚决控制,不能有所动摇。苏南主力北调后,请考虑是否留相当一部力量在原地坚持活动,用武装斗争配合以合法活动与两面斗争,能坚持苏南原地斗争,是很有作用的。皖南、皖中同志如愿意在原地坚持,也是有意义的。望速考虑决定并电告。现在国民党腐败脆弱,外强中干,接收大城要道力量分散,决难压倒人民。我在各地坚持人民战争,将给国民党以极大困难。”“津浦路敌人已缴械,望你们派得力部队在很好准备之下,给以彻底破坏,并设法控制其一段,以阻止顽军北上,给全国斗争以配合。陇海路如能加以大破坏亦极好。”

  就目前形势与对美方针复电张爱萍:“据毛主席来电,近日国共谈判有些进展,似可成立某种协议,但尚无定议。现在中间人士大多同情我党,批评国党。美军助蒋是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即在美国亦有很多人反对,将来是否有改变政策可能,目前还难说,即美军观察组人员亦多不以美政府目前政策为然,但他们作用不大。这是一个世界问题,为此苏联对蒋的态度更加坚定强硬,至今不许蒋派一个人到东北去。目前我各地对美军登陆部队及美军情报人员仍应采取友好态度,不可报复,以免给中国及美国反动派以借口,造成反我空气。但美军如有任何进攻我军行为,我必以严正态度对之,并立即报告和公布,以便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采取对策。”

  10月2日 就东北战略方针与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东北军事部署的精神,“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而目前在大城要道除找取物资兵员外,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运动。望你们注意这一方针,不使紊乱。”“你们部队正由沈阳撤出,望你们考虑立即由程子华从沈阳及曾克林队伍中抽出二、三个比较巩固的团和一批干部到洮南、龙江开辟工作,建立基点,并将北满的干部调一部分给程子华。因洮南、龙江二点在战略上极重要。东满吉林如你们能分一部队去也好,如分不出即由到庄河部队调去。”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在复杂情况和任务中,你们不可疏忽任何一个方面。南满是重要的,北满决不可忽视;武装资财是主要的,城市群众运动决不可忽视。望你们派人到北满去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适当地区,召集适当的会议,建立你们对他们的领导关系。在各大城市,必须派人成立总工会及青年、妇女筹备会,提出纲领、会章,召集各种会议,实现要求,发动和组织群众,再进而引导他们走上武装斗争,如此才能造成组织武装及和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广大基础。在许多工厂、学校中应即建立精干的党的支部。”

  10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同意王、王暂时主持鄂东区党委工作。二王部队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望你们注意补充他们,这对你们将来作战是有作用的。”

  10月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云逸、饶漱石、罗荣桓、黎玉电:“(一)除向东北及冀东出动部队外,在山东和华中的任务,是确实控制华中江北地区阻止顽军从徐州再向济南、天津深入 (在苏南、皖中、皖南能坚持游击亦甚好,并确实从青岛向济南深入亦须阻止) ,为此任务,请你们适当部署兵力。”“(二)去东北、冀东部队,除胶东、渤海主力抽走外,黄克诚师亦确定北进,不要在山东迟滞,为了津浦战役的需要,在华中尚无充分部队到山东来接任务以前,山东原拟在鲁中抽调之第三批部队三个师,可暂缓北调,令其参加津浦作战。”“(三)顽军李延年部已开始北进,望罗、黎迅速组织这一战役,确实用主力控制津浦路一段,并令湖西、华中及泰西部队确实配合,阻顽北进。”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肖克、罗荣桓、黎玉电:美军已在平津登陆,为了试探美军态度并暴露其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即用聂、罗的名义给美登陆司令官以一公函。如不得满意答复,延安即将此公函公布。

  10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胶东区委电:“美军在烟台登陆,我应表示坚决拒绝,让其强行登陆,以便在全世界揭露美军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但我军决不要先开枪,我之主力应撤至郊外,但我应留少数部队及政府人员在烟继续执行职务,如美军驱我出境或逮捕我人员,解除我武装,则更暴露美干涉中国内政。在交涉中你们可向美军作下列答复;(一)烟台已无日军,美军在烟台登陆毫无必要。(二)我军无上级命令不能撤出烟市,关于我军撤出烟市事请与我上级交涉。(三)美军未得我方允许在烟登陆,则发生冲突须由美军负其全责。”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黄克诚、刘震、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电:“为了迅速达成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 目前切断津浦路兖州至徐州段非常重要,望罗、黎妥加部署,张、饶令华中部队速调山东参战。否则顽军北进到济南、天津,即将妨碍我军北调及战略计划的执行。又为指挥熟习便利计,罗荣桓暂留山东,饶漱石暂留华中,待各方部署妥善后,再照中央决定调动。”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等电:“中央从山东新四军及其他地区抽调共约十三万兵力和干部,正向东北、冀东前进中,为掩护这些兵力和干部进入东北、冀东并准备好战场,晋冀鲁豫必须阻止胡宗南、孙连仲北进。否则,顽军大举进入平津必将影响我之整个部署,并可能隔断华北、华中与东北、热河之联系。现因冀鲁豫我军业已控制平汉路一大段,创造了平汉中段之良好战场(这战场比冀东对我更有利),我军应即准备在平汉中段与顽军进行一、二个重要战役。因此,前决定杨得志纵队调冀东,现决心停止北调,留冀鲁豫参加作战。但杨纵队北调方针不变,何时起身再行决定。”

  10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张云逸、饶漱石、曾希圣电:“同意粟裕留华中任司令,叶飞率江南部队北上,并同意成立苏皖行署或边区政府,统一行政。”

  10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山东部队已大批运入东北,望即成立东满指挥机关,负责迅速开辟东满工作。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在目前决不应集中部署,不要怕人家讥笑我未脱离游击概念。因我无飞机大炮,游击概念决不能脱离,否则将遭灭亡。在将来适当时机部队即须集中整训和作战,但这是下一时期要作的,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将来作战即使采取抵住蒋军进入东北方针,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以及沿海地带亦完全可能被蒋军占领。我不能在沿海到处抵住蒋军。我只有吸引蒋军深入内地一二百里之后,才能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不可作到处防御的想法。”还指出,“孔原、王友已到,望即成立北满党的临时指导机关(北满工委),即带电台去,以便了解该方情况,并进行工作。陈郁可留沈阳一带作工会工作。所有到达东北的干部,应迅速有计划的分散到全东北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绝不要迟缓。”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要求各地“迅速加紧敌伪军工作,争取部分日军投降我军,或者在我军攻击城市据点的伪军时,使敌军守中立,不加援助,设法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投降我军,由我军保障其生命安全,并设法扩大日、伪与美、蒋之间的矛盾,使其不能联合对我。”

  10月10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致电郑位三、李先念:“日本投降,你们以后作战的对象,将是国民党军队。”“对顽作战,应选择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并必须以超过敌人五六倍的兵力与之作战,然后才能包围敌之一路或一股,干净全部歼灭之。切忌在与敌人兵力相等或少于敌人兵力的情形下和敌人作战。就是我们必须以五六个团去打敌人一个团,以五六个连去打敌人一个连,如此,才能歼灭敌人,而不只是击溃。如果敌人有五六个团分几路向我前进,而我亦只有五六个团,我不要平均分配兵力几路去抵任敌人,我们必须以极少的兵力去钳制敌之主力,而以我之极大的主力去打击敌人比较弱的—路,如此我们才能歼灭敌之一路。这就是毛主席的以多胜少的原则。在毛主席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说得很详细,望你们详细的反复的研读这本著作,在所有高级军事干部中讨论这本著作,作为你们以后作战的指导原则。今后你们的环境相当困难,将更多的依靠你们在作战上的正确指导,才能打开你们的局面,并取得胜利。”

  10月11日 同朱德、任弼时等到机场欢迎毛泽东、王若飞飞返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和王若飞报告重庆谈判情况。会议一致同意《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10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电:“国民党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已到长春,察哈尔省主席张励生已在绥远,请你们迅速召集该两省人民代表会议,成立热河、察哈尔两省政府,以便抵制国民党的省政府,并望迅速着手进行。”十四日,热河省民主政府成立,李运昌为主席。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罗荣桓、黎玉并张云逸、饶漱石电:“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应将鲁中、鲁南、滨海及湖西、泰西主力集中,再加新四军北上两个旅,组成一强大野战军,由陈、罗、黎 (或罗、黎二人中分一人处理后方工作) 亲去指挥担负此任务。”

  致电东北局:“为了迅速接收各工厂企业,除我们派若干可靠的、但不内行的人去接收外,主要应依靠群众,可在工人职员中发动讨论接收办法,由工人职员中选择适当的人组织接收或管理委员会,负责接收管理。”

  10月1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肖克、罗瑞卿、刘澜涛电:“国民党空运北平已开始,请令冀东军区在古北口速控制一、二个团的兵力。”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一)同意以张学诗为奉天省政府主席,朱其文为副主席。(二)同意以白希清为沈阳市市长,焦若愚为副市长。(三)同意成立东满临时指挥部,以肖华为司令兼政委。”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罗荣桓、黎玉并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一)粟裕已到江北,七师已到皖东,浙东部队已北移,苏南部队不久亦可全部北移,胶东部队已大批渡海,因此请你们立即定出第二期北进计划。 (二)除前期已决定出冀东(山东三万人,黄克诚三万五千人)和东北(山东出三万人)之部队外,中央决定第二期再向东北出兵五万人,主要由山东部队中抽调,新四军能去一部分亦甚好,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出动完毕。须带多少枪支由东北局决定。(三)海运尚可继续,陈、罗、黎必须计划使海运不要停顿。如前期部队已经运完,后续部队须即跟进,以迅速完成计划为目标。(四)关于第三期出动计划及山东、华中部队的部署与作战,请你们妥为筹划电告。不论华中和山东均必须保留二、三个主力旅,出东北的部队中亦必须有几个老的主力旅。山东的武工队亦可调一部分去东北。”

  蒋介石颁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内称:“务本以往作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赐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10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行交通战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的方针部署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指示电:“日本虽已投降,但华北、华中日军大部尚未缴械,伪军全部被国民党收编,敌伪还在向我军作战。我军在华北、华中敌后艰苦抗战八年,功在国家,但国民党不让我军受降,并动员了七十万军队,在敌伪的掩护和帮助下,正向北平、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石家庄、济南、青岛等地急进,企图控制华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争夺东北,反对我党我军,破坏国内和平,制造内战。我为争取我党我军的应有地位,保证解放区人民的既得权利,争取部分受降,争取东北工作的开展,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出现,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因此,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为了上述目的,各解放区应按各区铁路情况,将自己所有正规军和地方部队及指挥机关作有计划的配备,组成几个方面的战线,对各交通要道施行有计划的破坏和扼守并须有重点。”“为了有力的破坏各段铁路和消灭顽军,各段均须组织一支强大的野战军,并依据野战军的具体情况和敌情条件进行作战。”“凡我有强大力量足以控制铁路一段时,均应力求控制一段,布置战场,和顽军作战,求得整批消灭顽军力量,阻止其前进。凡不能控制一段时,则应积极破路、袭扰,埋设地雷、翻车和相机打击顽军。”“各地必须在干部中、群众中充分解释目前交通作战,是决定今后国内形势和人民地位的中心环节,因此必须全力进行,坚决作战,不要怕消耗。”

  10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王树声、戴季英电:“现在你们有一较好机会,消灭刘峙,截击王、戴之六个团。这一战役,对于你们今后在鄂豫创立根据地,打开新局面,立稳脚跟,锻炼部队及牵制顽军对于华北的进攻,均有极大作用,望你们精细组织这一战役,激励指战员在战斗时勇猛作战,务必消灭敌之全部或大部。”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并告王树声、戴季英电:“为了争取大的胜利,五师主力(编好之九个团)应全部北上参战。”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胶东区委并陈毅、罗荣桓、黎玉电:“(一)蒋军一部,十月十五日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试探登陆,争取东北形势十分紧急。你处海运部队已过多少? 望集中一切船只星夜赶运,不得片刻迟缓。如果海岸部队已经运完,即由胶东抽调最强、最近部队继续赶运,不得停止,以便阻止蒋军进入东北。胶东区党委应以全力组织和布置海运。(二)陈、罗、黎应密切注意胶东海运情况,立即令第二期向东北出动部队向胶东海岸前进,以便渡海。并设法在青岛以南海岸搜集船只,在滨海上船过海。”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罗荣桓、黎玉电:“蒋军一军十月十五日在营口、锦州试探登陆被拒,后继多少不明。望令到乐亭之杨国夫师星夜兼程向山海关、锦州前进,归沙克指挥,参加消灭蒋军之作战,愈快愈好不可稍延。”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罗荣桓、黎玉电:“刘其人师如已到达冀东,命令其在杨国夫师后跟进,星夜兼程赶到山海关、锦州一带。”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电:“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的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巳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前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万毅、吕正操、肖华、李运昌,应暂留辽宁指挥作战,整训部队,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其他一切均为此服务。”

  10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肖劲光、聂荣臻、肖克电:“(一)由于东北情况紧急,林彪及到冀东的部队决定速开东北。但冀东特别热河全省工作急待开辟,因此决定肖劲光留冀热辽区党委及军区工作,并将雷经天电台或另一能与中央通报之电台,配合肖劲光使用。(二)另由林、肖选择地方工作干部一百人,军队工作干部五十人,由伍晋南率领,即到热河承德,协助分委迅速开展全省工作,整训部队,准备作战,并带电台与中央通报。(三)请聂、肖即从派往东北二十五个团的干部中抽五个团的干部,迅速送到热河,以便掌握热河新发展之部队。(四)由延安派往冀热辽的干部约八百余人,于十一月初可陆续到达张家口,请大部分到热河工作去。”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晋察冀中央局电:同意以张苏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0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张云逸、饶漱石、曾希圣、潭震林、邓子恢、赖传珠电:“同意你们第二期部队入鲁计划,但望先头纵队能迅速起身,以便山东部队亦能迅速出动。”“华中所留部队除以新三师三个旅归军部直接指挥担负机动任务外,应再从各师抽三个旅共六个旅四万到五万人组织华中野战军,由粟裕、谭震林组织野战军司令部指挥之,作为突击力量。其他各师各编两个正规旅,再加地方部队担负守备任务。在鲁中、鲁南亦应组织一个五万人的野战军。将来这两个野战军并配合冀鲁豫野战军,即可担负平汉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的作战任务。”

  10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电:“国民党已知我党在东北建立武装,因此它急于派军队及党、政人员到东北和我斗争。”“庄河已到我军万余人,肖华部最近即可运完。林枫部、林彪、文年生、张启龙、倪志亮、周桓等部及杨国夫师、刘其人师,十天内可到山海关、锦州之线。因此,目前我在东北工作的部署,应该是全力加强辽宁(主要的)、安东二省(国民党的省)的工作,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为此,最近到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应尽先绝大部分布置在辽宁(主要)、安东二省。应在这二省立即整编三四十个团,接收所有县政权,建立民主的秩序,发动群众,镇压反动派,准备物资,以利作战。对于北满、东满暂时只派少数人员及后到的少数部队前去开辟工作。”

  10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晋察冀中央局电:高岗、张闻天等二十一人今日飞太行山转冀东去东北,李富春去冀热辽,望令冀中接护。李运昌即回冀东工作。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肖劲光电:令冀东组织兵站线,接护太行冀鲁豫大批干部经冀中、冀东到东北,特别在过平津铁路时注意保护。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罗荣桓、黎玉电:“胶东海运第一期部队已运完,即令第二期部队速进继运。第二期到东北部队必须出足五万人,才能应付和支持东北局面,望你们速提出计划。”“同意罗、李即去东北,中央决定以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以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代理分局书记。”十一月初,罗荣桓率部从山东黄县龙口湾渡海去东北,于十一月十三日抵沈阳。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你们对于津浦路的破坏甚好,中央同意你们集中五个旅以上的部队,在徐州以南、蚌埠以北之津浦线上寻求与顽军作战,消灭顽军力量。陇海路的破坏甚为重要,但冀鲁豫主力已在平汉路作战 (这里是顽军北进的主力计八万人) ,暂不能转到陇海路来,望令四师在路西部队尽一切可能破坏之,以阻止顽军前进。又对津浦路的车箱、车头、水塔、车店、月台等亦须彻底破坏、焚毁。”

  10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肖克、罗瑞卿、刘澜涛电:冀中杨成武及其所率部队须担负机动任务,不能再回冀中,请即重新任命冀中军区的领导机关。赵尔陆部已转到平汉路作战,应即以赵部为基干,再集中冀晋及冀中地方部队一万至二万人组织平汉北段的野战军,担负平汉北段的作战。

  10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黄永胜、张秀山、林枫并告彭真电:“承德、平泉之线苏军已撤,我在热河尚无主力并无人主持,国民党军队已到北平,可能很快向古北口、承德进攻,如热河被国民党控制,对我整个局势将极不利。因此决定黄永胜、张秀山及其所率之两个团并干部二百人即留热河,迅速与新发展之部队合编并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准备作战。其余干部则迅速去东北。由延安出发赴热河工作的大批干部及李富春等不久即到承德。”

  10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黎玉及华中局电:“(一)华中部队大调动之后,可能影响人心动荡,又华中可能为蒋介石最先向我进攻之地,如华中现有地区不能确切保障,不独影响山东局势,且对全国形势及国共谈判均极不利,故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华中抽调到山东的部队,除黄克诚部及叶飞三个旅以外,暂以五个至六个旅为限,不宜抽调太多。(二)在山东应首先组织徐、济间野战军,有四万至四万五千人已足。因过大的兵团作战,粮食与后方供给将难于解决。另外,在胶济路及济南以北之津浦路,各组织一个一万人到二万人的小规模野战军,即可应付与支持山东局面。(三)华中笨重后方,可择山东需要者迁一部分到山东,但不必全都迁移,因集中山东的结果也是无完全保障的,且可影响华中人心。”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电:同意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承、刘晓五人组织华中分局常委,以邓子恢为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书记兼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粟、谭到前方工作,指挥野战军,邓、张留后方工作。

  10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聂荣臻、肖克、罗瑞卿、刘澜涛、詹才芳电:“美军强修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我应表示坚决反对。除非武装的美国人外,应禁止美军任何武装人员进入我军控制地区。我军应在铁道线上及其他接近美军地点建筑工事,严密布置警戒,不许美军武装通过。如美军武装进攻我应给予抵抗,以暴露美军干涉中国内政的面目。只有在抵抗不住时才得撤退,并在有利条件下反攻之,但我军应将上述警戒线通知美军,并不得对美军先开枪。”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胡锡奎、赵毅敏并张秀山、黄永胜电:“你们带去之两个团,应即与新发展之部队合编,并迅速加以整训,立即肃清反我之伪军和顽军,在热河建立革命的秩序。部队除以必要的一部担任古北口方面的警戒以外,应即适当的分散于热河南部各县去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扩大地方武装,镇压反动,而干部分途去掌握政权和武装。”“热河省政府同意以李运昌为主席,李子光、杨再民为副主席。”

  10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一)蒋介石正以八十万军队向华北、华中我解放区进攻,我决心以全力粉碎蒋军之进攻,并开展东北、热河工作。我太行、太岳部队已在长治地区进行了四十余天血战,消灭阎锡山之十二个师,击毙其总指挥彭毓斌,活捉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及师长、副师长十一名,共俘虏三万余人,缴机枪一千六百余挺,步枪万余支,大炮二十余门。我冀察晋及晋绥部队,从本月十八日起,已向傅作义反攻,攻克丰镇、集宁、卓资山等地,歼灭何文鼎之新二十六师,现正围歼傅部主力一○一师, 并向归绥追击前进中。我冀鲁豫及太行部队,酉有起,正在平汉线之邯郸、磁县围歼新八军、四十军、三十军六万人,战斗十分激烈。我陈毅及山东部队正控制津浦路邹县南北一段,准备歼灭陈大庆北上部队。又张启龙、程世才、林枫等已到沈阳,部队亦有数万进入东北,工作正迅速开展中。(二)在目前整个斗争中,我河南及鄂豫部队、王震、王首道部队,担负着全国性的战略任务。你们目前的坚决行动,打击与歼灭顽军,开展七八个整县的鄂豫边根据地,严重的威胁顽军后方,将给予我在华北、华中及东北的斗争以极大帮助,取得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伟大胜利。望你们在目前紧急时期,在全党的这一光荣任务下,团结一致,为消灭更多的顽军,为争取伟大的胜利而战斗。”

  10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胡锡奎并张秀山、黄永胜、赵毅敏电:“程子华、李富春不久即可到热河。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归东北局指挥。在热河应该成立省委。”“你们应即召集一个高级干部会,就你们现在所有干部提出党政军民各方干部名单,并迅速制定当前的工作计划电告,由中央批准。”

  10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区委、军区电:“中央决定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平谷、兴隆地区,划归热河军区和党委管辖,由热河派遣得力部队和干部到该地区去建立工作,消灭敌伪武装,彻底破毁平古铁路,建立游击队,准备打击由北平向热河进攻之敌。”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赵毅敏及胡锡奎、张秀山、黄永胜电:“在去东北的干部中,你们可再留二百人,共留四百人。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平谷、兴隆地区,即划归热河军区、党委管辖,你们必须派得力部队和干部到该地区去建立工作,消灭敌伪武装,彻底破坏平古铁路,建立游击队,准备消灭由北平向热河进攻之敌人,立即执行,愈快愈好。同意以李运昌为热河省政府主席,李子光或杨雨民为副主席,由副主席实际办事,李运昌仍兼任冀东区党委书记及军区司令,住在冀东。”

  10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肖劲光电:“(一)据东北局二十八日确息,国民党运输舰十艘,载兵约二个师 (六个团,番号不明) ,拟在葫芦岛登陆。东北局已令李运昌坚决消灭登陆之敌。又同日据重庆消息,美军在葫芦岛登陆。(二)情况紧急,望林、肖即率晏、刘、文年生部及杨国夫师星夜兼程前进,到达锦州地区参加作战。”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陈毅、黎玉电:“粟裕十月二十七日两电均悉。其提议是有理由的。(一)中央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二)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请华中局考虑四旅调山东归罗、韦纵队,二旅王必成留华中野战军。(三)华中局原来负责人,须有一人留华中工作,请你们考虑是否留曾山在华中。”

  10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电:“中央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由郑、李、首道、陈及王震五人为中央局常委,以李为司令,位三为政委,首道为副政委兼主任,王震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子久任区党委书记,曾传六为军区副主任,五师与九旅部队合编,王、戴部编一个纵队。”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肖劲光电:“现美蒋军急于在营口、葫芦岛登陆,苏军恐难于拒绝,我军必须坚决抵抗,以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在此情形下,冀东的战略地位,已不如沈阳重要。望你们星夜赶去沈阳,指挥作战,并令文、张、周桓、曹里怀各部速进。”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一万多人在河北邯郸地区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任总司令。

  11月1日 电示华中局并张爱萍,将高树勋等在徐州的家属从速接到解放区。

  11月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并高岗、张闻天电:“(一)顽军一部已在秦皇岛登陆并向山海关前进,海阳已到顽军。(二)美顽三十日在葫芦岛登陆,经我抵抗未登上。(三)现在东北情况紧急,中央决定集中力量争取东北,因此,决定到冀东之部队,除黄永胜部外,全部转到东北。(四)富春及所率干部,除必须留冀东、热河者外,均到东北,李富春本人亦到东北工作。(五)你们到东北路线,由你们向冀东军区调查后,自行决定,或随黄克诚、刘其人部队前去。”

  11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华中、山东、新四军第五师、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国民党军队西北军三大部(包括伪军张岚峰、孙良诚等)已集中在郑州、新乡、开封、苏北等地,并与我军接近,“应即从各方面展开对西北军的工作,争取西北军在内战中守中立,并进而起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立即组织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利用俘虏军官及高级干部,向各部西北军展开这一运动。华中、山东、五师、重庆亦应从有关方面展开这一工作,以便牵制与打击蒋介石的反共计划。”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林彪电:“(一)你们应集中力量组成一支数万人的野战军,各军师番号及干部配备,望即决定电告。(二)美舰如向我军开炮以掩护顽军登陆,我军自然可以大炮还击美舰。但我不应向美舰先开炮。(三)你们应即在部队及人民中加强东北人民自治的宣传教育。苏军从东北撤退后,东北人民选举自己的自治政府,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违反地方自治原则委派东北地方行政官吏。东北秩序由东北人民自治军维持,反对国民党派军队到东北来进行内战。国民党对收复东北无功,对丧失东北有罪。(四)葫芦岛之码头应即破坏,并建立工事,北宁路应准备在必要时能迅速彻底破坏。”

  11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张云逸、饶漱石转黄克诚电:“(一)顽军约两万已在秦皇岛登陆,并在少数美军掩护下向山海关我军进攻。我山东部队杨国夫师万人已到山海关,正准备作战。葫芦岛美军登陆未成,该岛仍为我军控制。李运昌在锦州指挥山海关、葫芦岛、冀东一线作战,程子华在承德指挥作战,林彪已到沈阳东北局。(二)你们部队及梁兴初师到冀东后,即与冀热辽军区詹才芳联络,了解山海关一带情况后,继续东进到锦州、沈阳之间的适当地点休整装备,准备作战。由冀东到锦州,沈阳地区,沿途行动受东北局指挥,并与李运昌电台密切联络。(三)到冀东后,沿途须有战斗准备并不得停留。”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林彪电:“(一)你们电台立即与黄克诚密切联络,黄部四个旅不日可到冀东,以后行动即由你们指挥。(二)林彪电台即与罗荣桓台、赵尔陆台、谭政台、杨苏台、陈赓台、叶飞台联络,罗率山东第二期四万人,赵率五个团,谭率五千人及党校、延大,杨苏率九个团,陈率六个团,叶率二万二千人陆续北上,均归你们指挥。”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电:速将国民党军队进攻河南解放区及我军被迫退出的经过及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人数等,作一通讯电告中央,以便公开发表。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运昌、詹才芳电:“(一)美军直接向我作战,助顽向我进攻,我应坚决抵抗。所俘之美军七人,应暂扣留,并向美军抗议,将一切情形及美俘之供词公开发表,速由新华社告延安,延安亦向美军总部抗议。但不应虐待美俘,应做争取工作。(二)黄克诚部三万五千,四日到霸县,不日到冀东。”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富春、黄克诚电:“山海关附近已发生战斗。三师部队到达冀东了解当前情况后,即取捷径向锦州前进,但是必须荫蔽,不要使顽军发现。我军大部队进入锦州,可以从山海关以西以北离顽军作战地带数十里以外的地区,绕过顽军进入山海关以东的铁路线上前进。”“黄克诚须密切指挥梁兴初部一同前进,不可再失联络。”

  1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发展和巩固东北力量问题,同时提出抓好生产和减租两件大事。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指出:“邯郸起义在目前时局中,是有全国意义和一般性质的重大事件。因此,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制止内战的无限期延长。”各解放区应“将邯郸战役和新八军起义的消息,高树勋通电和谈话印成传单,用一切方法向国民党军队,向一切大小城市的人民散发,并在国民党区域进行口头宣传,扩大邯郸起义的影响,在国民党军队中和人民中扩大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新八军榜样,拒绝进攻解放区,在战场上实行怠工,和八路军新四军联欢,到解放区来,回家去。”

  11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并告陈毅、黎玉、邓子恢、张云逸、粟裕、谭震林电:中央任命饶漱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

  11月1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詹才芳并黄克诚电:苏军已允在其撤退前五天蒋介石空运部队到东北。蒋军将从十一月十七日起,每日以二三十架运输机从北平、天津等地装运军队到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黄克诚电:“(一)苏军于本月二十五日从沈阳撤退,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允许国民党空运部队到沈阳。国民党在葫芦岛仍有登陆可能。(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仍照原定路线迅速向锦州前进,集中锦州,恢复疲劳,准备消灭敌人,不要在抚宁集中。”

  11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彭真、罗荣桓电:“你们十一月十五日给黄、梁、杨国夫电已转去,并令他们依照你们电令以先头一部配合杨国夫打击山海关、义院口方面之顽军,主力迅速转到绥中、兴城之线。”

  11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真、林彪、罗荣桓电:同意让黄克诚、梁兴初两师准备侧击向绥中前进之敌的左侧背的部署意见。以后黄、梁两部行动全由你们决定并指挥,军委不直接指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黄克诚、刘转连、洪学智、詹才芳、张天云、林彪、彭真电:“国民党此次进行内战是违背全国人民意志的。它没有可能动员广大的官兵和人民来进行反对人民的内战,军心不固与民心不固,是国民党在此次内战中最大最基本的弱点。你们在山海关一带战斗中,除开在军事上进行积极防御与认真准备战场,以疲劳、消耗敌人兵力外,还必须认真对顽军进行有力的政治攻势,从敌人最基本的弱点上来痛击敌人,以瓦解敌人军心,使其丧失战斗意志,然后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你们政治机关应从俘虏中及人民中调查顽军内部的政治情况,了解顽军的欺骗口号及官兵情绪,而提出适当的口号,动员全体指战员及人民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宣传攻势。”如提出“打日本死也光荣,打八路军死了不值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将其与高树勋通电,印成传单,拿到阵地上及敌人后方去广为散发和张贴,并进行喊话、写信给敌方官长、进行联欢等。政治机关对于这种工作应切实组织和勤加检查。为了揭破敌人欺骗,可在宣传后释放少数俘虏回队。

  11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一)由于我党在满洲的发展,蒋军不能顺利进入满洲,国民党在满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美、蒋在满洲问题上已对苏联采取了外交攻势。国民党已声言拒绝接收,撤回熊式辉等行营人员,并说苏联供给我军武器反对政府,使中、苏关系处于危机中,空运部队似亦因此暂缓。最近苏军态度变化,暂缓撤退,当亦为此种情况之反映。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二)你们现在东北的方针,仍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但应了解大局现在还是没有最后确定的。不过国民党人员从满洲撤退,苏军延长驻满时间,对我在满多有一些时间进行工作,是有利的。再有一个月我出动的部队和干部可全部到达满洲。但国民党从山海关、热河对满洲的进攻,当更加紧,你们必须切实注意。(三)高岗、洛甫、富春即将到满,你们的工作应即分为前方和后方来进行。组织野战司令部来指挥与训练野战军,另外组织军区司令部来主持各地武装的发展及后方工作。东北局的东满分局与北满分局应即成立。”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程子华并肖克、罗瑞卿电:热河土匪猖獗,目前你们的任务除破坏平古路并准备战场外,应抽出部队迅速肃清热河内地土匪,建立秩序,发动群众,否则无法进行工作。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黎玉电:罗舜初师应急进东北。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黄克诚电:“你们主力在山海关、绥中之线作战,你们后方应迅速转移到锦西以东、以北地区,迅速组织后方,以便不断补充部队。你们应该背靠东北。”

  11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大城市让出后,座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一)退出大城市后,我们在东北要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支持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从城市退出时,应保持良好的纪律,除开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机器可以搬走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这些工厂在若干年后,仍将归于我有,不怕暂时让给别人。对铁路,除开军事上有必要者外,亦不要破坏。可以在人民中公开宣传,我们为了避免内战、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而退出城市,但我们要求东北人民实行民主自治。(二)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制汉奸及开展减租运动。国民党是不能满足东北人民的要求的。只要我们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这个电报和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彭真电、十二月三十一日致东北局电编入《刘少奇选集》时, 题为《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陈毅、黎玉电:“粟、张到前方后,望注意整训部队,侦察敌情,进行各种作战破路之准备。但必须等候军委命令行动,在没有军委再次命令时,暂不进行津浦路作战”。

  11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黄克诚电:为掩护从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有秩序地撤退,“黄师、梁师,应在林彪命令下,坚决打击由山海关向锦州前进之顽军,力求消灭其一二个师,控制铁路一段,截断顽军后路,以煞顽军威势,阻止其前进,以掩护我从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有秩序的撤退。”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电:同意以刘先胜为华中野战军参谋长,张爱萍为华中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11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一)“彭、林电,戌皓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但近两日情况如何尚不知。望你速探听中苏谈判结果电告。(二)顽十三军、五十二军突破山海关后向锦州急进,林彪已去前线指挥,但我黄克诚部三万八干人初到绥中以北集结,疲劳未恢复,其他部队亦未集中,我们已去电,必须集中兵力,消灭该顽。但最近数日内恐还不能大打。(三)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已开幕,代表三百人,非党百分之九十,党员百分之十。 拟成立东北人民自治联合会(不是政府),选张学良为主席,张作相、林枫、李杜、张学诗为副主席,并发表宣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我们已同意东北局以上提议。(四)苏北盐城伪军赵云祥(属孙良诚)在我消灭其一个师后已向我投降,全部六千人已开至我指定地点集中。赵云祥并去扬州说服孙良诚向我投降。(五)李先念、戴季英、王震三部合编后,声威士气大振,半月来开展地区甚广,并已吸引顽军五个军,向其进攻,因而使刘伯承得以休息整理。前日在枣阳以南击溃一二七师、一二五师之进攻,并消灭一二七师一个团,俘其团长以下六百余人,击毙四百余人。(六)陈毅与粟裕两个野战军已初步组成,正在布置战场,准备作战。(七)毛主席疲劳过度,已入和平医院休养。”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荣桓、林彪、李富春等电:“顽十三军、五十二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全部或大部歼灭该顽。”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平绥战役方案致聂荣臻、耿飚、贺龙、李井泉、张经武电:“苏联由于条约限制,必须保证蒋介石接收满洲各大城市,我争取东北大城市暂时无望。因此,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全省,才能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侧翼,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的通路 (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有这种可能 )。因此,绥远战役,实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目前绥远战局,似已成僵局。现在只能实行以下三个办法:第一、照聂、耿意见执行现在办法,以冀察晋部队围困归绥,贺、李全力攻取包头。但据贺、李电攻取包头把握不大,攻城即不能打援。而围困归绥,似亦无多大希望,短期内不会获得结果。如此,可能成为长期僵局,天气渐冷,似非上策。第二、放弃围困归绥,聂、贺两部主力集中攻取包头,并打击可能的增援部队。如此,攻取包头把握较大,并有力打击援队。在打下包头后可再打五原或再打归绥。但归绥附近要点可能被傅顽控制,我之攻包部队后方可能被顽暂时截断或受到骚扰。第三、围困归绥与攻取包头两个任务均放弃,战役暂告结束,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整理,等候机会打击。如此,我虽暂时脱离被动,但战略任务未能完成。冀察晋部队不能解放,不独难于执行肃清同蒲北段顽军任务,且在南口方向紧急时,及在蒋军向陕北进攻时,傅顽将仍为大患,那时我恐须以更多兵力并以更大牺牲来对付傅顽。”“以上三个办法,我们意见,目前以执行第二个办法,集中力量攻取包头为好。”

  11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聂荣臻、贺龙电:“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就请你们考虑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进行整训,相机再决定今后计划。”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并彭真、罗荣桓电:“同意林彪二十一日八时电基本意见。但黄、梁两部应力求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二个师,迟滞敌之前进,以便争取时间进行各种准备,寻找机会消灭敌人。但我在沈阳等城市之人员物资应即作撤退部署。”

  11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黎玉并张云逸、饶漱石电:“同意再从华中抽调两个旅编入山东序列,在不妨害华中作战及控制华中现有地区的任务下,关于华中、山东兵力的配备,由你们商量决定。粟裕野战军亦可由你们调动作战。”

  11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黄克诚转李富春电:“西满及热河的蒙古民族对我态度之好坏,为我在西满及热河成败的决定条件之一。”“望通令全军对蒙古民族采取十分谨慎的政策。目前你们首先不要侵犯蒙民各阶层任何利益,一切征粮、征税均应暂时免除,同时并设法给蒙民以各种好处。”“应积极从各方面调查蒙民地区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况,加以研究,然后决定对蒙民的政策和口号。”

  l1月26日 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

  11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并各纵队指示电:“在一切解放区发动群众减租与发展生产,为争取当前斗争胜利的重要关键。”“所有各后方领导机关,除供应前线外,应以发动新解放区及尚未减租区域的减租运动与准备明年生产运动为中心任务。前方部队于不妨害战争与整训的条件下,亦应协助地方进行减租和生产。这一工作,望抓紧进行,万不可忽视。在战略上最重要及人口最稠密地区的减租运动,应由重要的领导机关及负责干部亲自去指导。”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冀热辽分局电:在国民党将占据东北各大城市,我正力争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的情况下,“热河在全国战略意义上益增其重要性。中央决定现到承德及以后到承德的干部均分配在热河及西满工作,这些干部均由冀热辽分局分配。现林彪及黄克诚部集中在锦西 (江家屯) 地区,到西满工作的干部可到林、黄处接洽。”

  11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肖华电:“(一)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在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以及营口、锦州、吉林、龙江、安东等城市,则需准备被国民党军队占驻,我需作撤退准备,目前尽可能抓一把并布置秘密工作及群众工作的基础。但工作重心不要放在这些城市中。(二)东北局应本上述方针速作部署,将部队和干部速作适当之分配。你们部队如不能进行胜利的战斗,即应避免作战,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应将一部主力分散去控制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和广大乡村,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但林彪在北宁路附近,罗、肖在东满均各须组织一支野战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平汉、陇海两路将是蒋军与我军决战地带。冯治安、刘汝明两个集团军正向新黄河以东陇海线前进,我在平汉战役胜利后,许多杂牌军更加动摇。在将来决战中你们是处于外线,直接配合华北、华东我军作战。你们将有更大的战略作用。因此,我们意见,你们仍在豫南、鄂北、鄂东、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广大地区回旋坚持至一年的时间,不作大的转移的打算。”“目前你们应依托现有桐柏山根据地相机作战,加强地方工作,征粮筹款,整训部队,将来再相机向大别山行动,扩展地区,总以设法在鄂豫皖地区渡过时间,保存与发展力量,宣传组织群众,为一切工作和行动的最高目标。”

  11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控制东北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致各中央局电:“最近两月来我进入东北之部队及干部,已新发展到二十万人,但未经整训,而我主力部队初入东北,甚为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蒋军第十三军及五十二军即由山海关乘虚突入,已于本月二十五日占领锦州,并正向沈阳急进。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苏、美严重的外交纠纷,全世界注目。苏联由于条约限制,不能不将东北各大城市及长春铁路交蒋介石派人接收,红军原定十二月三日撤退完毕者,为此,已在蒋介石要求下延期一个月撤退。因此我在东北创造独立局面,控制各大城市已无可能。现中央正令东北同志及部队努力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以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及可能的优势。”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一)同意东北局及西满、北满分局干部配备。同意辽宁、辽北、洮东各区干部配备。同意东北局转移到东满较安全之地区。(二)请令李富春速与中央直接通电,并告西满分局地址,以便经热河到东北之干部与之接头。(三)由于外交上的考虑,除张学诗、李运昌、吕正操、万毅等及其他东北干部,可以用真姓名公开号召外,其他非东北的著名干部(如高岗、洛甫、罗荣桓等)在东满、北满工作者,暂时不用原来姓名号召。”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到达山东临沂地区的叶飞、赖传珠电:由于东北情况变化,中央将重新考虑你们是否去东北,或留山东作战。你们暂留鲁整训两周待命。

  12月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陈赓纵队已令其进行截断同蒲路作战不去东北了,叶飞纵队二万二千人在鲁南整训,陈毅亦要求其进行截断胶济路作战,请你们就东北情况作一般考虑,是否必须叶飞纵队到东北,如不是十分必需则留山东,因平汉、津浦两路将仍为这次内战的决战场所。”

  12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你们从长春路大城市退出以后,除开继续发展与整训部队以外,应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并组织工人群众。只有这一个改革的实现,发动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群众,才能使我们在东北站稳脚跟,并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优势。你们务必指令各地党委和部队在今冬明春切实完成这个任务。减租条例可由各省政府或县政府发布,不必求其一致,主要应以组织农会由下层发动群众来进行。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电:“顽军从山海关打到锦州,气势很盛,必须予以打击,消灭其一二个师,才能对我东北工作和重庆谈判有利。但必须是我能够打,并必须打好。如打不好,当更对我不利。你们是否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半个月至二十天的准备,恢复疲劳,提高士气,编整部队,准备战场,到本月底再进行作战,给顽军以打击。“西满分局已成立,你们应速找李富春、吕正操到你处开会,商定西满整个部署,成立野战军,成立军区及后方,划定地区,配备干部和部队,进行地方工作,肃清土匪,发动减租,建立根据地.热河东部朝阳地区应划归西满分局及你们管理。”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新四军军部可与山东军区合并,但对外名义不取消。山东野战军须另成立指挥机构。”

  12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中央送东北干部已有二干人由锦州返回朝阳,并有后继数千人不断到达承德。热河、冀东不需这么多干部,必须送一部分到东满、北满,但路线不明,沿途土匪危害,无人负责分配,中央十分担心这些干部的安全及沿途的困苦。请东北局及林彪迅速提出意见,并采取办法护送、迎接与处理分配这些干部”。

  12月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电:“沿津浦路北进顽军,除原有各军外,十一月中旬重庆军事会议决定增调六十四军(从广州、南元、开平出动)、九十三军(由海防出动)、五十八军(从南昌出动),以上三军均指向徐州出动,现在何地不明,估计至快十二月底才能到达津浦南段。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十一月二十日左右由信阳一带出动,向徐州前进,估计可能渡过新黄河或正在渡河中。第八军到青岛后,现已开始沿胶济路西进。以上新增之六个军并原有之七个军,共十三个军。似此津浦路全线,山东、苏北整个解放区,战局形势将严重紧张起来,这种局势于月底或来年一月初旬即可到来。你们一切部署必须针对着粉碎蒋顽这一严重进攻,且须乘着蒋主力尚未全部集中时,先机求得各个歼灭其有力部分是必要的。叶、赖纵队停止进入东北任务,着留山东参加这一带有决定性的战斗。至叶赖纵队使用在胶济路抑或使用在津浦路以便夺取兖州、泰安,准备好战场,由陈、饶考虑决定。粟、谭纵队目前以夺取高邮据点,相机打击可能增援的二十五军外,华中其他地方兵团对津浦路南段应进行继续破坏并求控制一段或几段,阻止与迟滞蒋顽北进,准备好战场,消灭蒋顽的有利条件。”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争取国民党西北军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电:现刘汝明、冯治安两个集团军正向开封、徐州前进,一部已过新黄河。冯、刘在重庆军事会议时,蒋介石曾极力拉拢,留住蒋之私邸数日,但冯、刘表示不愿内战,开会不说,前线不打。”“现西北军大部已集中开封、徐州、陇海一线,而中央军大部则尚未到达,如我此时能联络西北军各部对目前时局有所主张,反对内战,则对蒋介石之内战政策将成为决定性之打击。望刘邓、陈饶迅速布置对西北军各部进行工作”,“以便能促成西北军之义举,影响全国形势。”

  12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林彪、程子华电:“第一由于目前的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们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时机。”“东北问题或许有和平解决可能。国民党已知它接收东北的困难,表示愿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如苏联能加以帮助,长春、沈阳、哈尔滨或有我、蒋共同驻兵之可能。如蒋能再答应省、县政府民选,东北工业和资源不用于内战等条件,我亦可与蒋妥协。但这种妥协除开我迅速组织强大力量外,还必须有苏联帮助,最后还必须美、苏有一般的妥协才能成功。中央准备在重庆与国民党试谈,但最后还须由你们在东北与国民党行营谈 (如能有苏联居间折冲就很好 )。因此,我们准备公开宣布彭真、陈云、林枫三人到达东北,以便你们能公开出面接洽一切。”

  12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山东、晋冀鲁豫各中央局电:新四军“五师先念部与王戴、王震部会合后,主力已达三万余人,尚有地方武装约三万人,但原来根据地已缩小十分之九,主力在桐柏山开辟根据地,虽已取得一些胜利,占领桐柏、枣阳两城及大洪山、桐柏山大块根据地,但遇到顽大军阻止和进攻,人口只有六、七十万且无法巩固。因此在财政经济上受到极大困难,边钞已经不能用,生产无法进行。他们提议即作战略性转移。但五师在鄂豫边的行动有全国性大的战略作用,现已吸引五、六个军和他们作战,因而使顽军不能迅速向平汉、津浦两路北上集中,有力的配合了华北、华东我军作战。因此中央已令他们在一年之内不作战略性转移的打算,坚持在豫南、鄂北、鄂东行动,以便配合华北、华东更大的决战。但他们确实无法自行解决,望华中、山东及太行尽可能给五师以财政援助。”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饶漱石电:“据各方情报,蒋顽将集中力量打通津浦路,你们当前情况,即将严重起来,望速作准备。对你们的战略要求,是消灭北上顽军主力,阻止顽军北上。如不能完全阻止顽军北上,亦须大量消灭顽军。望你们本此要求,根据当前情况准备一切。这些准备工作:第一是整训部队,提高我军士气;第二是准备战场,以便孤立向我进攻之顽军和便利我军作战;第三是向顽军进行政治攻势,以便瓦解顽军的战斗意志;第四是组织顽军内部的起义,以便争取胜利。望你们有组织的分头进行这些工作。为了加强津浦路作战,叶、赖纵队以使用在津浦路方向为好。粟裕部队前电同意他们去打高邮,争取孙良诚反正,打击北进之二十五军,但也请你们考虑是否适宜,是否要粟裕部队到津浦南段行动,配合你们,请你们决定电告粟裕。”

  为柳亚子题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2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高、陈要求派老部队四个大团到北满,应从速派去。因在北满建立武装与根据地,将更比较有安全保障的。”

  12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准备去重庆开政治协商会议及与国民党谈判的报告。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只有两条,准备妥协,或坚决打下去。应当把政协会议当作群众运动去作,发动群众斗争,但同时当作问题去解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 ;确定了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纲领、方针,和中共出席政协会议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吴玉章等七人名单;通过成立宪法研究委员会,由王稼样、陈绍禹、秦邦宪、谢觉哉、陈伯达等负责;通过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目前称作重庆局),董必武为书记,王若飞为副书记。十六日周恩来等飞抵重庆。十九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战的建议。二十七日,国共谈判恢复。

  12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电:“由于我不能占领东北大城市,保持热河、察哈尔两省全部在我手中,在全国战略意义更显得重要。在杜聿明回重庆报告后,蒋介石已到北平,正布置进攻张家口,令十六军在十二月二十日前准备完毕,新六军由上海赶运北平,九十二军一个师已集中石匣、小营,是否在最近向热河进攻尚不明。因此保卫察哈尔的战役须立即进行,保卫热河的战役亦须准备。”“蒋军如进攻热河,除古北口、喜峰口两路外,锦州方向以至绥中方向必有蒋军(至少一个军)同时动作,而打击与消灭由锦州、绥中向热河进攻之蒋军,必须由你们部队负责。”

  12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的对策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指示电:“由于我三个月的坚决自卫斗争,已使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美国倒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本月十五日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并约束在华美军的行动,使不影响中国内争的过程。这就是说,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 (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 。在美国对华政策这种新的变动下,马歇尔即将来华,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开幕,恩来、剑英同志等已到重庆,我们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在此情况下,“我军应坚守阵地,对国民党军队暂时不作一切战略性的攻击及一切规模较大的进攻行动,以免国民党作为借口来进行宣传,延长中国的内战,以便我能在全国展开和平攻势及马歇尔来华后之和平谈判。但在国民党军队来攻时,则仍须坚决彻底消灭之,并迅速予以公布。对于日军及伪军的作战自然不受限制。”“对于在华美军及美方人员应采取友善态度,避免冲突,以免反动派作为挑拨的借口。”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谈判代表团电:“我已通告各解放区,从现在起坚守阵地,停止对国民党军队一切战略性的攻击及规模较大的进攻行动,以配合你们的和平攻势与和平谈判,只有在国民党军队来攻时,才坚决消灭之。但对日军伪军的作战,则不受限制。对在华美军及美方人员采取友善态度,避免冲突。”并告知:新四军“五师已向路东转移,国民党将利用这一行动来宣传我军进攻,请你在适当的时机事先发表该处我军受攻击,致无法在自己地区立足,不得不转移到另一地区以避免冲突,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该军。”

  1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黄克诚、李运昌电:“中央感觉西满尚未形成统一的领导中心,对西满全盘工作尚无统一的计划与部署,一切还很混乱。又由于顽军占领北宁路,各地土匪蜂起,我集中部队过多,各种困难不能很快解决。若在此时顽军再来进攻,则我有遭受更大损失危险。”为了迅速终止这些现象,并创造西满根据地,中央决定:“加强西满分局,以李富春为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以黄克诚为副书记兼副政委,以林彪兼西满军区司令,吕正操、李运昌为副司令。由李、黄、林、吕、李再加张平化组织西满分局常委,其他委员不变。由西满分局全权的也是负全责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哈尔滨、营口以西,哈尔滨、昂昂溪以南及热河东部地区内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西满分局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建立西满(包括热东)根据地,统一的合编西满一切部队,保卫热河,有计划的肃清土匪,统一的筹措给养经费,划定军区、分局建立地方党政,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锄奸、增资等运动。”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美国对华政策已采取和平统一方针,恩来、剑英已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停战问题,虽然你们不应对谈判有任何依赖,但停止两党冲突的谈判还是有成功希望的,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看出停战希望之有无。如果国共两党一般停战,那时你们或者停留鄂豫边,或者向国民党交涉,让你们转移到华北或华东,对你们比较方便。因此,你们转移到军部地区的行动,最好能在一个月之后,再离开大别山。”“由于各种原因,你们部队集中既不能消灭敌人,则不如分散坚持有利。但分散坚持则不需要如此多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因此中央同意你们的主力向东转移到军部地区,留一部主力多带电台,配合地方游击队分散坚持鄂豫地区。望你们即作这种准备。”“你们主力转移时须先向东北行动,到正阳、新蔡方向,作欲渡新黄河之态势,以便迷惑和吸引敌人向北,然后看情况再向东行动,到皖东地区。皖东部队须到淮南路附近接引你们,这由你们直接与张、邓、粟、谭商妥。至于通过津浦路,似乎尚无大困难。”二十五日又重申了这一部署意见。

  1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你们的部署。但请你们注意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之建立。即在通化、延官、宁安、东宁、密山、穆陵、佳木斯、嫩江、黑河、洮南、开鲁等地区,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够源源供给前线,有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望即指定部队和负责